鲁迅收赠的花和鸟羽
中国古人间赠花的风尚，早在春秋时即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如《诗经·郑风》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秦汉以降，因赠花、收花而互相酬唱的诗词不胜枚举。
1934年5月2日，鲁迅就再版《北平笺谱》致信郑振铎时，专门交代：“初版之一部，第二本中尚缺王诏画梅（题云：《寄与陇头人》）一幅，印时希多印此一纸，寄下以便补入为荷。”所谓《寄与陇头人》，亦即南北朝诗人陆凯《赠范晔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此诗与岑参“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意味略似，却多了一样信物梅花，因此更加动人。诗人传送的不是书信，而是“一枝春”，即梅花，以此表达祝愿。鲁迅在《北平笺谱》中特意补入《寄与陇头人》题诗笺，足见他的兴趣所在。
与陆凯赠范晔梅花相仿佛，鲁迅平生也不时收到别人赠花。
在北京时，教育部同僚贺周氏兄弟迁八道湾宅，送过八盆桃花、梅花（1920年1月17日），云松阁也送过两盆月季花。不过，这属于赠送绿植，可美化家居环境，尚非文人之间的情趣。
鲁迅在上海时期，陶元庆（字璇卿）自杭州来时，赠鲁迅梅花一束（1928年1月3日）。陶元庆不仅亲自送花，还让朋友黄行武代为赠花，“夜黄行武来，未见，留陶璇卿所寄赠之花一束，书面一帧”（1929年1月4日）。许钦文给鲁迅送过三次花，两次是兰花三株，一次是橙花一盒。
最爱给鲁迅赠花的是内山完造夫妇，这也许和日本文化有关，除鲁迅生病探视时多次送菊花、盆花外，有一次还赠了一盆堇花（1933年3月3日）。堇花，三色堇的近亲，普遍生于草地或山坡，“根如荠，叶如细柳，蒸食之甘”。堇也用于表示美好的事物，比如“堇年”，指美好的一年。
此外，哲学家、翻译家和印度学专家徐诗荃看望鲁迅时，“赠水仙花四束”（1934年1月1日）。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拜访鲁迅时，也给他赠花（1936年3月23日）。
鲁迅接受别人赠花，也赠别人花卉盆景。1933年3月，内山夫妇赠送鲁迅堇花两天后，鲁迅访瞿秋白，大约没有合适的礼物，就将这盆堇花转赠给了瞿秋白的夫人（“下午访维宁，以堇花壹盆赠其夫人”）。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后，鲁迅亲自编成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仅印制了五百部，以此纪念他与瞿秋白的友谊。许广平分娩后，鲁迅送给夫人的礼物是一盘小松树。那年，鲁迅49岁，老年得子的他非常高兴，到医院看望母子时，“手里捧着一盘小巧玲珑的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似他的个性，轻轻地放在我床边的小桌子上”（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
如果说赠花是一种人人可为的雅事，那自海外寄给鲁迅鸟羽，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1923年11月9日，鲁迅日记：“得春台自巴黎来信并鸟羽二枚，铁塔画信片一枚，均由伏园转寄而至。晚始生火炉。”春台即孙伏园的弟弟孙福熙（1898—1962），字春苔，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美术家，在北京大学文史哲各系选课旁听时结识鲁迅，此时由蔡元培校长介绍在法国工读，先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后入法国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鲁迅很欣赏这位青年画家，其《野草》《小约翰》等著译的封面画及插图均为孙福熙绘制。
两人通信，夹赠鸟羽，此种性情，笔者仅见于鲁迅与孙福熙之间。这一天，天气已经很冷了，鲁迅“晚始生火炉”，得到明信片和鸟羽的心情应当是愉悦的。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有1923年孙福熙从巴黎给鲁迅寄来的“铁塔画信片”，这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明信片背面写道：“登铁塔之巅，遥望中国，怀念先生，特寄此纪念。”遗憾的是，来自巴黎的二枚鸟羽是何模样，外人无缘见到。
据鲁迅的邻居小友俞芳回忆，鲁迅租住在砖塔胡同61号的三间北房时，中间的堂屋是客厅兼鲁迅的工作室、卧室，摆着一张小八仙桌，可会客和吃饭。“鲁迅先生的书桌上陈设整齐简单，文房四宝俱全。桌上最使我感兴趣的是那个大笔筒里面插着的两根大雀羽，据说它是从外国带来的。‘只能看，不能摸’，我们遵守鲁迅先生的规定。”（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巴黎寄来鸟羽，此种高士之风令人向往，今人弗及。但鲁迅如何对待这两枚鸟羽，在笔者心里一直是个谜，直到读到俞芳上述回忆文章中“那个大笔筒里面插着的两根大雀羽”，仿佛他乡遇故知一般，始觉心中惦念的事有了答案，此间有微妙的快乐，不足为外人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