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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1941年研究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后任教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1964年至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此后任该所名誉所长。1987年至2005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随后任该馆名誉馆长直至逝世。曾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职。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绎读》等，主要论著收入十卷本《任继愈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

1979年10月任继愈致汤一介的一封信 作者供图

十余年前我在北京大学随汤一介先生做博士后研究时，日常工作是在燕南园50号的北大儒学院院长办公室整理汤先生收藏的各种资料。我从其中的名家来函里，发现一封1979年任继愈先生致汤一介先生的未刊信函。该信主要谈为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撰碑立传之事，全文如下：

一介同志：

《中国史研究》约我写一篇关于汤先生的文章（小传），已发表过的有陈寅恪、陈垣两先生的传记。你能否把汤先生的生平传略寄一份来，我好作为依据（活动的年月要具体）。汤先生生前曾有过嘱托，希望我为他撰写墓碑，未能办到。现在可以自由讲话了，“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已不能干扰了。我们搞研究的人，要好好利用有限时光，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敬礼！

任继愈

1979.10.17

该信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现结合我的亲身见闻，将相关事情原委和历史背景进行梳理，并以此透视任继愈的学脉传承守正创新之路——那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良学术传统相结合的治学道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师生缘深，沉潜笃实

1934年，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有胡绳等人。系主任汤用彤为新生讲授哲学概论课。任继愈回忆：“这门课讲得生动深入。如果能把这类听课笔记整理出来，很有出版价值。”“那时汤先生还不到四十岁，就满头白发，教学认真负责，循循善诱，给听过他的课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汤用彤的启发式教学激发起任继愈对哲学的兴趣。汤用彤对他说：“越是研究中国哲学，越要多了解欧洲哲学和印度哲学。”任继愈于是选修了汤用彤讲授的中西印三大文化体系的课程，开阔了视野，奠定了厚实的学养基础。

西南联大组建后，汤用彤担任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他促成了北大文科研究所复建，1939年任继愈考取该所第一批研究生，导师为汤用彤。该所所长傅斯年常驻重庆，汤用彤遂被推选为代理所长。该所研究生制度继承了我国书院的传统，于学术训练外，尤为注重人格培养。所址和师生宿舍都在昆明靛花巷3号的一幢三层小楼，汤用彤、陈寅恪、郑天挺、罗常培、向达等导师与任继愈等研究生同灶做饭，随时可以谈学论道。1941年，任继愈研究生毕业，因品学兼优，被汤用彤安排留校任助教，讲授宋明理学、佛教史等课程。任继愈将他在联大的宿舍命名为“潜斋”，意为以持久抗战的精神潜心教书、治学。

汤用彤不仅善于传道授业，还颇为关心学生的生活。经他牵线做媒，冯友兰的侄女冯钟芸后来成为任继愈的夫人。为给两个年轻人创造见面机会，汤用彤宴请宾客时便邀任继愈和冯钟芸来一起就餐。任继愈在《冯友兰学记序》中说：“当时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先生很关心我们的婚事，代表我的家长，穿长衫又加一个马褂，很郑重地到冯家去提亲。”汤用彤还主持了任继愈、冯钟芸的订婚仪式，抗战胜利后，二人喜结连理。1946年，汤用彤任西南联大常委会代理主席兼北大文学院院长，负责北大复校选聘教师等事务，由他签名盖章的聘任继愈等人为讲师的文件今存北大档案馆（卷宗号BD1946048-1）。任继愈夫妇获聘到北大工作后，相互扶持，白头到老，各自成就一番事业，素为世人称羡。汤任两家缘分深厚，亲如一家，汤一介系统学习佛教就是从选修任继愈所授佛教史课开始的，而冯钟芸则是汤一介就读西南联大附中时的语文老师。

北平解放后，汤用彤出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组织全校师生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教研改革，增设马列主义课程，广邀艾思奇、范文澜、胡绳、周扬、谢觉哉、陈毅等来校讲课或演讲。汤用彤与任继愈相互激励着改造思想，追求进步，他多次对任继愈说：“若不是遇到全中国的解放，真可算糊涂过了一生。”1954年汤用彤中风后，撰写文章多由任继愈、汤一介等人协助，但他仍勉力教导后学，多次对任继愈说要他协助自己重写一部中国佛教史。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55年由中华书局再版，任继愈参与了修订，并撰《重印后记》。1997年我编校《汤用彤全集》时曾问汤一介师：“《重印后记》为何未收录其中？”汤师答道：“《重印后记》是任继愈执笔写成，虽经家父审定，但合作之文暂不收入初版《全集》，等续编时再收。”我现已遵师嘱将之收进续编中的《汤用彤全集》。

汤用彤与任继愈共同署名的著述较多，多发表在汤用彤参与创办的《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合作撰著时，汤用彤常将任继愈的名字列在自己前面，甘为人梯。任继愈在参考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政治思想》写作提纲的基础上与他合撰长文《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它的政治背景》，刊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此文后改题目为《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195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单行本。1955年12月2日，他们合写的《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三千五百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经汤用彤不遗余力地传帮带，任继愈很快在学界脱颖而出。1956年，任继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晋升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尊师重道，立传为碑

任继愈借用朱熹晚年境遇来形容汤用彤：“‘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汤先生只要一谈起学问来，什么医生的嘱咐、家人的劝告全都忘了。”任继愈谈1963年毛泽东接见汤用彤的情景时说：“那天回来，汤先生十分兴奋，表示要更好地把他的知识贡献给人民。总是每天读书、学习、接待哲学系来问问题的青年师生，直到他的逝世……汤先生若在世，按照他思想发展的逻辑，人们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

任继愈先做汤用彤的学生，继而做其助手，朝夕相处30年之久，相知最深，故汤用彤暮年嘱托他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吴宓在1915年4月1日的日记中记述，他与清华同窗汤用彤相约：“数十年后，互作行传诔志。盖惟知之深，始能言之切也。”“诔”是叙述逝者生平志业以表哀悼的文体。汤用彤去世后，吴宓虽然在日记中记录了学界的追悼和自己的感慨，但没有写成“行传诔志”。这项任务最终由汤用彤最为得意的门生任继愈完成了。

1964年劳动节，汤用彤突发心脏病去世，安葬在八宝山公墓，按当时统一规制立碑，没有另外撰写墓志。当年5月14日任继愈写成《悼念汤用彤先生》一文，刊于《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简要记述了汤用彤的生平和成就及其与时俱进的思想历程，回顾了他们难忘的师生情谊。该文写道：“两周以前，曾去医院看过汤用彤先生。他在病榻上还对我说：‘我的病不要紧，我有信心会好的，我还能工作……’长期卧病，人是消瘦多了，看来精神还好，我劝他安心养病，过几天再来看他。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创刊，该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海内外中国古史界有很高的权威性。创刊初期，《中国史研究》刊登了一系列研究陈垣、孟森、吕思勉、吕振羽、侯外庐、顾颉刚、齐思和、郑天挺、谭其骧等史学大家的论文，旨在接续前贤的优秀学统。时兼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导师、《世界宗教研究》主编、中国宗教学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等职的任继愈接到《中国史研究》约稿后，便拨冗构思写作，并函告汤一介有关情况。

随后，任继愈根据汤一介提供的传略资料，结合亲身经历和体会，写成一万多字的论文《论汤用彤先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总第18期）。此文第一节“传略及著述”相当于上函所言“小传”，全文从汤用彤学术思想方法整体上综合立论，可帮助读者迅速领会其为人为学旨要。该文后来收入《燕园论学集》《汤用彤学记》《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等书，40多年来广为学界称颂，成为学界研究汤用彤的基本文献，可视作他纪念恩师的不朽丰碑。汤用彤先生的幼子汤一玄先生告诉我，改革开放之初，任继愈先生专程回到燕南园58号看望师母张敬平，并在汤宅盘桓默哀甚久，不肯离去。

任继愈非常关心汤用彤遗稿的整理进展，汤一介致北大陆平校长函就提到“由向达、任继愈指导”进行相关工作。1998年汤一介师在写给我关于编校汤用彤遗稿的信笺中，让我把任继愈的联系方式交付《汤用彤全集》的责任编辑王书华，以便沟通相关事宜，该信我珍藏至今。1999年任继愈为《汤用彤全集》写完序言，此序交给我仔细校订后随即付梓。次年在《汤用彤全集》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与季羡林、汪子嵩、张岂之、王尧、叶朗诸先生一致认为《汤用彤全集》的出版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任继愈高度评价《汤用彤全集》“反映了一代学人从一个专业学术领域总结历史经验的成果，鉴于前人兴衰发展的道路，为今后作参考”，他“以欣慰的心情看到《全集》的问世，看到了老一辈专家学者爱祖国、爱文化的成果将在构建新中国文化大厦中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无私奉献，赓续文脉

任继愈《论汤用彤先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一文在传统学脉与当代学术的赓续发展之间纵横论述，系统总结了汤用彤的治学经验和方法特色，点明了其治学之道的核心：“他曾说，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如整理史料），可能产生第一等的成果。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如建立体系），很可能连三流的成果也出不来。汤先生说，他有自知之明，甘愿做第二等的工作，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资料也好。”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开幕式上，我亲闻任继愈又重点讲述以上观点并解释道：“学问本身是无所谓一流二流的，汤先生的意思是，学者做研究应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不要上来就要创造大体系。”这是批评赶时髦、务虚名的现象，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汤用彤和任继愈都终生秉持并践行上述理念，并取得一流的学术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汤用彤更加注重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积极倡导刊印《中华大藏经》等大型古籍。七七事变前，汤用彤曾计划委派任继愈到山西广胜寺查阅并拍摄金代《赵城藏》中的珍贵史料，惜因战乱而中止。改革开放后，在任继愈主持下编成的《中华大藏经》正是选用了汤用彤看重的《赵城藏》为底本，补以其他各种善本影印编成，使佛教典籍的结集进入一个新阶段。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任继愈把整理传统文化典籍、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担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总修纂、《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这些总计十多亿字的文化工程使许多古籍得以妥善保护和开发利用。他还大力支持汤一介编纂《儒藏》，并任编委会顾问。

儒道释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汤用彤首创从本末体用之辨的角度来解释三教之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等论著在汤用彤开启的方向上继续推进和丰富。受汤用彤佛教史研究范式的影响，我国佛教研究以哲学史和宗教史意识为主导。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全面继承发展了汤用彤佛教史研究体系，并将这种史学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结合，构成新中国佛教研究的主流形态。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充分吸收了汤著道教研究的成果和写作理念，是对汤用彤未竟之志的传承和发展。汤用彤、任继愈等前辈的筚路蓝缕之功，形成了我国道教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特色。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佛教史专家镰田茂雄评论说：“汤用彤教授的门下学者，更加发扬其优秀的传承，如任继愈教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等著作。其治学方法不仅予中国学者相当大的影响，对日本学界亦是一大冲击，激发日本学者纷纷投入创作。例如塚本善隆博士的《塚本善隆著作集》全七册、道端良秀博士的《中国佛教史全集》全十一册……”汤一介认为：“任先生的学问相当广泛，他是从中国的儒释道三方来做研究的。他做学问很严谨，而且是与时俱进的。像他这样学问涉及儒释道三家的学者，当代中国很少。”继承和阐扬汤用彤、任继愈等学者三教比较研究的传统，有助于提高我国哲学和宗教研究的整体水平。

任继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他组织编写的高校教材《中国哲学史》四卷，培养了数代哲学工作者。毛泽东经常阅读此书，并画线圈点，留下大量批语。任继愈还主编了《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书。陈来教授赞誉任继愈主编的上述三种中国哲学通史，可与冯友兰的“三史论今古”相媲美。

汤用彤的理学观注重个人在宇宙社会大系统中复序归位以实现人生的意义。任继愈接续此理念，不仅在理论上探索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而且一直身体力行。他常说“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想着多为群体做点事，这样工作起来就不会累”。他一向不做“挂名主编”，从选题框架、组织团队到审订文稿，总是亲力亲为。任继愈以学术为生命，并将自身的学术生命与民族命运融合在一起，年届九旬时依然每天四点钟起床工作，践行了他在信函中所说为人民多做有益之事的诺言。他暮年很想写一部系统表述自己思想的书，但他说不能写，原因是还有文献没有整理完。那时，他推断，中国文化发展的鼎盛期会在20年后出现，我们这一辈人最应该做的就是文献整理工作，为迎接这个文化高峰的来临打好基础。他为国家文化发展的理想而放弃了自己思想体系的建构，也放弃了出版自己全集的意愿。此皆体现出他高度的文化自觉、担当意识以及无我利他的奉献精神。

宏通平正，继往开来

汤用彤早年推崇儒教，力倡“理学救国”，后治学重点转向探寻理学的源头活水，即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儒道释三教互动。贺麟在其名著《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认为，汤用彤这种基于中国哲学发展连续性的研究，理清了一脉相传没有中断的中国哲学道统，其宏通平正的看法不唯提供了研究中国哲学文化史的新指针，且在当时偏激的西化声中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于民族文化新开展的信心。巧合的是，任继愈出身望族，他的名字寓意“继承韩愈”，即期许像文魁韩愈一样文以载道，以传承中国文化之绝学道统而自任。任继愈确实素喜文学，他的文艺修养给我留下深刻记忆。例如，1997年春他在北大做“如何看待人文科学”的讲座，讲述了中国文化继承性和融汇性等特征，强调“无论学什么，都需要有文学修养”，还特地推荐我们观看昆曲《春香闹学》，以切身了解和感受经典的魅力。这出折子戏源自汤显祖的名著《牡丹亭》，生动反映出情与理的冲突。《汤氏宗谱》记载汤显祖与汤用彤同宗，受家风熏陶，他们都很崇拜同为商汤后裔的孔子。

任继愈读研究生时的正副导师分别是汤用彤、贺麟，两人主业一中一西，都给他指定了很多参考书，以辅助其深入学习。他的硕士论文《理学探源》按照汤用彤的思路，从宋明理学发生学的视角，梳理秦汉魏晋至宋初千余年的思想史发展脉络。他早期真诚地信仰理学，并把孔孟儒学经三教会通后重塑再生的理学看作中国哲学的正统和中华文化的真精神，以期挽救当时的文化危机。他回忆汤用彤在此期间的教导时说：“我曾保存汤先生写的关于宋明理学的信……汤先生看过我的日记，并在日记上写了多处批语，长短不一，长的一百多字，短的一两句话。”1941年7月4日，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参加任继愈的毕业答辩后写道：“任君在汤锡予（用彤）、贺自昭（麟）两位先生指导之下，两年的工夫居然深造自得，穷原竟委地作出这样一篇论文来，足见他很能沉潜努力。论文全稿虽然还没抄完，看过旨要和纲目也约略可以窥见一斑了。我和他谈完话觉得很满意，只对于全文结构上表示几点意见。”

《理学探源》全文首次发表于汤用彤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刊发时任继愈新加一篇引言，记述公布此文的缘由及其心路历程：“它记录着当年汤先生领导下的学生们的治学方法和思路，其中也凝聚着汤用彤的心血。在那国家多难的日子里，师生们心情沉重，都有一种为学术献身的责任感，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学风也较为沉潜笃实。主观上，确实为中华民族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的气概所激励，认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由儒家体现的，宋明理学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我相信宋明理学讲的道理是真理，成为儒教信奉者。”新中国成立后，任继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钥匙”，重新反思其理学研究，由信奉儒教转进到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理学探源》是任继愈早期治学的代表作，从中可见其“儒教是宗教”说的思想来源，他晚年将该文手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永久保存。

从1979年起，任继愈陆续发表《论儒教的形成》《从儒家到儒教》《儒教的再评价》《儒教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从程门立雪看儒教》《朱熹的宗教感情》《白鹿洞学规的政教合一精神》等文章，首次系统提出并论证了“儒教是宗教”说，判定程朱理学的性质为宗教哲学，从而把理学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深化了学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宗教性”的认识。1979年，他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儒教研究室，促成了当代儒教学科的成立，在儒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汤用彤哈佛时期手稿在跨宗教比较中率先指出儒学是一种宗教，还把儒学分为思想性的儒家和宗教性的儒教两个层面，任继愈进而提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是否为宗教”至今仍是学界的热点论题，而回顾儒教问题的发生史有助于解答这一难题。

除了在儒教研究中深受汤用彤影响，任继愈的佛教和宗教学等研究也在对汤著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并在发展中创新。1963年，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在三联书店出版，此书汇集了他1955年至1962年发表的《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七篇有关佛教思想的论文。书中引述并阐发了汤用彤的很多观点，并收入与汤用彤合写的论文《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毛泽东很快读到该书并写下批语，给予“凤毛麟角”之佳评，还在一次谈话中特意提到任继愈是汤用彤的学生。此书不断再版，成为新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并得到国际佛教研究界的重视。1964年，按照毛泽东批示，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任继愈组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任继愈治学充分继承了汤用彤等学者的传统，并融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宗教和文化，实现了学术的创造性发展。弘扬汤用彤、任继愈等前辈学者的爱国主义学术传统，对于我们传承发展中国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赵建永，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