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与上海左翼文化空间 ——在冯雪峰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发言
今天我之所以想到要讲这个题目，首先是因为最近参加上海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有一篇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多伦路作家群落”，是否用“多伦路作家群落”这个说法，还可以再商量，论文答辩的时候，有老师就指出，也许用“四川北路作家群落”或者“虹口作家群落”来命名更合适。假如不更多地考虑命名的差异，可以说“作家群落”这一说法，指的是在虹口以鲁迅先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群体，既然以鲁迅先生为中心，那么在这一作家群体中，有一些人与鲁迅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另一些人则相对比较边缘，但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而是处于流动的状态，可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也可能从疏远变得亲密，由此形成了特定的左翼城市文化空间，冯雪峰与鲁迅先生的关系，也是内在于这个文化空间的；其次则是我参与编辑的《现代中文学刊》，今年第2期发表了新发现的鲁迅先生给内山完造的一封信，这封写于1936年8月28日的日文信，翻译成中文也只有寥寥几行，主要内容是请内山完造把小田岳夫翻译的《论照相之类》给正在准备翻译鲁迅杂文的鹿地亘参考。这封信的内容看似简单，内涵却颇丰富，不仅提醒人们注意鲁迅在他生前已经比较充分地介入到他的作品翻译之中，而且凸显了内山完造以及内山书店在这种广泛的东亚左翼文学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说，作为媒介的内山完造以及内山书店勾连起了一个经由日文转译然后进入中文世界的多重左翼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中，跨语际实践——譬如俄文、德文、法文等欧洲语言通过日文翻译为中文——成为最为引入瞩目的特色，而冯雪峰的翻译和出版活动同样受益于这个独特的左翼文化空间。
具体而言，冯雪峰与上海左翼文化空间的关系，至少涉及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实体性的上海城市空间，也就是我上面说的围绕“虹口”或“四川北路”形成的以鲁迅为中心“作家群落”。大家都知道，冯雪峰第一次见鲁迅，是1928年12月9号，在柔石的陪同下去拜访鲁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鲁迅先生的习惯，对于初见面的人，话是极少的……鲁迅先生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之外，就简直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局促，也很快告辞了。”（冯雪峰：《回忆鲁迅》）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冯雪峰和鲁迅的交往恐怕也只能停留在“交浅言浅”的阶段了。然而巧合的是，2个多月之后，冯雪峰搬到了景云里茅盾家中的三楼居住，茅盾家的后门，正好对着鲁迅当时居住的景云里23号的前门。空间距离的拉近无形中也拉近了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许广平曾经回忆过当时的情景，冯雪峰“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对门即见，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他为人颇硬气，主见很深，很行动，他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许广平：《鲁迅与青年》）冯雪峰自己也说，“以后他（指鲁迅，引者按）的谈话也一次比一次多了。”（冯雪峰：《回忆鲁迅》）可见，冯雪峰与鲁迅交往的深入确实有赖于像景云里这样特定的城市空间。不过，特定的城市空间仅仅给他们的交往提供了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将冯雪峰和鲁迅紧密联系起来的是他们有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虽然第二次见面，鲁迅“话仍然不多”，但冯雪峰“提出请他翻译普列汉诺夫的几篇关于艺术起源的通信体的论文，编在我在发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第一本的意思，而他也当即答应了。”（冯雪峰：《回忆鲁迅》）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是他们共同的事业。施蛰存当时正在办水沫书店，他知道冯雪峰和鲁迅交往密切，而且具有共同的兴趣，所以“我们托雪峰去征询鲁迅，能不能由他主编这个丛书。雪峰和鲁迅一谈，鲁迅立即赞成。他愿意支持我们，但不能出面主编。于是在鲁迅的指导下，雪峰和望舒拟定了十二种书，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从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陆续印出了五种，以后就被禁停止。”（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施蛰存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即是“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该丛书原定16种，由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店分别出版，水沫书店共印行了5种。这就是上海左翼文化空间的第二个层面，以书店为中心的媒介空间，不仅为冯雪峰和鲁迅共同的事业提供了表达的可能，而且正是他们不懈的努力不断拓展了这一文化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上海左翼文化空间并没有局限于上海内部，而是与更广阔的国际左翼文化潮流特别是日本左翼文化思潮密切联系在一起。像大家熟悉的“木刻讲习会”，就是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亲自邀请内山完造的弟弟、成城学园小学部的美术教师内山嘉吉，为上海一八艺社召集的十三位青年美术家讲授木刻技法以及相关的艺术。鲁迅“不顾盛夏炎热的天气，在蒸笼似的屋子里”，亲自担任翻译；还“每天提着一包版画书籍和版画图片到讲习会，给学员们传阅，借以扩大他们的眼界。”这些资料中不乏日本左翼画家如柳濑正梦等的作品，多为鲁迅在内山书店购买。根据鲁迅日记记载，他1929年12月20日购买了柳濑正梦所著的《无产阶级画家乔治‧格罗斯》，1930年3月15日购买了《柳濑正梦画集》。
由此可见，日本左翼文化的大量出版物通过内山书店涌入上海，将上海纳入进一个更广阔的国际左翼文化网络，冯雪峰和鲁迅都置身于这个跨语际的文化网络，所以更能够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与语言。冯雪峰第一次去见鲁迅，“带了我正在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译本去，问了几个我疑难的问题。”（冯雪峰：《回忆鲁迅》）他根据日译本转译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作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第二种，1929年8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冯雪峰翻译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也采用了日文版《芸術と社会生活》的封面样式，根据秦刚的研究，日文版的《芸術と社会生活》虽然没有标明书籍装帧者的名字，但这个封面后来被收录在之后发行的《柳濑正梦全集》第1卷中，由此确定《芸術と社会生活》的封面是柳濑正梦所设计的。（秦刚：《柳瀬正夢の漫画と一九三〇年代中国の左翼美術──媒介としての魯迅と内山書店》）
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作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第六种，1929年10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同样采用的是柳濑正梦设计的日文版《芸術と社会生活》的封面样式。《文艺与批评》是鲁迅编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共收论文六篇，也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鲁迅说：“本书的内容和出处，就如上文所言。虽然不过是一些杂摘的花果枝柯，但或许也能够由此推见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发生的根柢。但我又想，要豁然贯通，是仍须致力于社会科学这大源泉的，因为千万言的论文，总不外乎深通学说，而且明白了全世界历来的艺术史之后，应环境之情势，回环曲折地演了出来的支流。”（《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冯雪峰对此书进行了校勘，订正了不少脱误。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特别指出：“至于我的译文，则因为匆忙和疏忽，加以体力不济，谬误和遗漏之处也颇多。这首先要感谢雪峰君，他于校勘时，先就给我改正了不少的脱误。”因为鲁迅觉得冯雪峰校勘《文艺与批评》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据鲁迅日记记载，他10月14日曾“付雪峰校对费五十”，冯雪峰当然不肯接受，第二天来信辞谢“并还泉五十”，不过，鲁迅当夜依然坚持“以泉交雪峰”。
鲁迅和冯雪峰共同策划并参与翻译的这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无论从封面还是内容来看，都充分地显示出其置身于广阔的国际左翼文化网络之中，成为了跨国无产阶级出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上海左翼文化空间的第三个层面，也是或多或少容易被忽视的层面，因为具体的城市空间和媒介空间，比较直观，较好把握，而无形的跨国网络，则需要仔细地考索，才可能有所发现。
三者的关系，不妨借用鲁迅的说法，既需要从“杂摘的花果枝柯”也就是显见的城市空间和媒介空间，“推见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发生的根柢”也即无形的跨国网络，也必须从“大源泉”也即无形的跨国网络，产生出“回环曲折地演了出来的支流”也就是具体的城市空间和媒介空间。只有比较深刻地把握了上海左翼文化空间的多重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身处这一空间并不断生产出这一空间新面向的鲁迅与冯雪峰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2023年5月31日发言，6月14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