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与胡先骕
2023年4月12日及5月24日，中华读书报先后刊发了《〈东北游记〉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与《世间曾有胡先骕》，分别纪念近代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现代化乡村建设先驱、社会改革家卢作孚先生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及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胡先骕先生诞辰130周年，反响俱佳。值得一提的是，两篇文章的作者卢晓蓉女士和胡晓江女士分别是卢作孚与胡先骕的孙女。
百年前，卢作孚与胡先骕互为钦慕，携手奔忙，在中华大地上展抱负、救国家；百年后，两人的孙辈四手联弹、九易其稿，合写下《卢作孚与胡先骕》，让两个不同却相通的魂灵在历史时空中重逢际会。云高水阔，长风泱泱，料两位先贤应小以慰怀。
——编者
卢作孚，四川合川人，生于1893年4月14日，逝于1952年2月8日。卢作孚自幼家贫，小学毕业即辍学，靠自学成才，是卓越的实业家、教育家、现代化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终身致力于“将整个中国现代化”（卢作孚：《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载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
胡先骕，江西新建人，生于1894年5月24日，逝于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自幼聪慧，人称神童。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奠基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教育家和古体诗人。
两位先贤出生于一西一东，事业根基一南一北，除了都与科学和教育有缘外，既不同界又不同业，学历更是大相径庭，却在时代浪潮打破千年帝制，叩开民主科学大门的刹那，联手谱写了国家现代化史上一段科学与实业相助相携的友情佳话。
一
卢作孚的家乡四川是植物学家梦想中的植物天堂。早从18世纪开始，就有外国传教士进入四川寻找奇花异草，百多年间涌现出多位著名的植物猎人。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亨利（Augustine Henry）和威 尔 逊 （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威尔逊的成名作《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于1913年出版，不久胡先骕就将书中有关中国西部植物群落的章节译成了中文（胡先骕将威尔逊著作的第二卷第一章译为中文，以《中国西部植物志》为题，发表于《科学》1917年第3卷第10期。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3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从1918年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任教之初，胡先骕就计划去四川采集植物。虽然初试啼声的地点最终改在了西方植物学家较少涉足的浙江、江西和福建（1920-1921），但去中国西部一直是胡先骕的梦想。1923-1925年胡先骕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结识了威尔逊，遍览威尔逊从四川等地采集的植物标本。在威尔逊送给胡先骕的幻灯片上，中国西部森林的“山势之雄矗，树木之高大，令人神往”（《南京农业教育界之同乐会》，《时事新报》1925年12月28日）。回国后，胡先骕再次从哈佛大学筹措到了资金，准备带队于1927年入川。此时的四川匪患严重，威胁着胡先骕的采集计划。也正是在1927年，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被地方政府任命为“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练局”（简称峡防局）的局长，职责正是剿匪和维持治安。两人的生命轨迹得以交汇。
卢作孚不是一个寻常的警察局长。他有着社会学家的直觉，认为匪患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而是峡区社会经济问题和人的精神面貌的综合反映。卢作孚利用峡防局的平台，主持了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现代乡村建设试验。他要将这个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之地，变成现代化乡村建设的样板。卢作孚上任后颁布的第一个文告不是关于如何剿匪，而是《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他要把以北碚“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影响到四周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妙的乐土”（《两年来的峡防局》，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团务局1929年刊）。
在卢作孚心目中，建成“灿烂美妙的乐土”的必由之路就是现代科学。为了给峡防局培养人才，卢作孚一上任便组建了北碚学生队（《陈鸿恩呈局长文》[1927年6月8日]，重庆档案馆藏）。后来又仿效英国创办了少年义勇队（《两年来的峡防局》，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团务局1929年9月印发）。少年义勇队定期两年毕业，在学习文化知识和技能操练之外的重要任务就是采集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以为开发当地资源打好基础。
在南京的胡先骕与在北碚的卢作孚一拍即合。1928年4月，胡先骕组织的中国科学社川康植物标本采集团终于成行了。他派了自己在东南大学的学生、中国科学社会员四川人方文培带队。方文培组织了3个植物标本采集团，卢作孚调派8名学生队员作为学习助理员。野外标本采集的条件十分艰苦，匪患更是威胁到采集团的安全，需要军队护卫才能行动，以至于方文培的采集记录里留下了大量“土匪”字样。卢作孚与胡先骕的初次合作，实现了中国科学家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在西部地区进行的科学考察（黄伯易：《旧中国西部惨淡艰危的科学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01辑[合订本第3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在西部地区科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1928年10月，胡先骕和动物学家秉志等酝酿了一年的生物调查机构在北平成立，并以民国教育家范源廉（字静生，1875-1927）的名字命名为“静生生物调查所”。几乎同时，卢作孚公布了在北碚建立“嘉陵江科学馆”的设想（《嘉陵江上科学馆》，《嘉陵江》报1928年11月 11日），并开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很快，“科学馆”的设想又升级成“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宏伟计划，其宗旨是“从事于科学之探讨，以开发宝藏，富裕民生”（《科学院计划大纲》，《嘉陵江》报1930年4月2日）。
1930年3至8月，卢作孚率北碚峡防局和民生公司人员赴南京、上海、北平和东北等地考察了多个科学研究机构，会晤了科学界诸多新朋故旧，为创办西部科学院学习经验。卢作孚在7月18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午后参观静生生物研究所（调查所），搜集的动植物标本很富；于木材，于果树，于虾，于蟹，更有专人研究。”除了访问，卢作孚一行人还采集和交换了西部地区见不到的动物的标本，如螃蟹、螺蛳、蚌壳等，还从山东崂山的捕鸟人手中买到了四只山鸡。卢作孚感叹道：“（这些山鸡）由此竟有了万里游历之后远入四川的机会。倒是许多人们应该羡慕的。”（卢作孚：《东北游记》，载《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后来这些标本被陈列于中国西部科学院附属博物馆里。
几年之间，卢作孚的北碚学生队——少年义勇队前后六次参与了中国科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等科学机构的大规模标本采集工作。少年义勇队员们与科学家们一起进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和大小凉山等地区，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为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打下了材料基础。现在公众还可以在重庆自然博物馆看到部分当时的标本。
二
中国西部虽然拥有无比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存在一个严重的短板——人才匮乏。虽然西部科学院在1930年9月宣布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之缘起经过及未来计划》，重庆档案馆藏），但因缺少专业人才而无法开展真正的研究。西部科学院建立之初“无人、无钱、无事，凡百皆凭空手创造”（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峡区事业纪要》，重庆新民印书馆，1935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年前的1922年，我国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1883-1945，范源廉之弟）出资十余万银元在天津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是中国企业家创办科学机构的先声。黄海工业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重要原因是范旭东聘请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担任主理。但远在西部偏僻之地的卢作孚就无法凭“地利”带来“人和”。这时胡先骕和朋友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1931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正式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合作。1932年，年仅24岁的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生俞德浚（1908-1986）被胡先骕派往西部科学院担任植物部主任，开展了大规模植物资源考察。在西部科学院的三年成了俞德浚一生辉煌的植物学事业的起点。
有了专业人员，工作就更有章法。峡防局1932年的北碚植树记录上写着：“峡局以该地（体育场之左侧山坡）地势高敞，风景绝佳，于此培植森林，不但可以点缀风景，尤可布置公园，特于是处相度地势，审查土质，开辟道路，筑坛作室，以为园庭之准备。选造风景林，植有落叶松一千五百株及三角枫一千株。次于沿路及隙地，植法国梧桐，白杨，青杨，洋槐，合欢铁树，西湖柳，棕竹，龙爪柳，冬青杨柳，四季柑，桃，李，梅，杏，石榴，桂花，夹竹桃，紫薇，紫荆，海棠，玉兰，木笔，芙蓉等各就所宜，栽植各树，共计二万四千株。观叶观花观果，无不曲尽其妙。或红或紫或绿，举皆表显特别风趣，以成为今日之博物馆及平民公园之大观。”（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
一个俞德浚当然不能满足西部植物大业的需求，胡先骕要继续为卢作孚找人，所以“年来为西部科学院组织植物采集队聘任植物部职员等事，已数数（次）与其创办人卢作孚通函”（胡先骕：《蜀游杂感》，《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 1日。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4卷）。从胡先骕1933年5月17日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之前曾向卢作孚推荐了一位“恽君”，未成之后，胡又联系了自己的另一名学生：“……所谈恽君以妻病，不能来川，骕又询问前东大植物系毕业李君，不知彼肯担任此事否。李君本在金大林科肆业有年，后转东大，从骕习植物分类学，曾任江西庐山林场职，现任沈阳某中学校长，人极精干，学问卓有根底。彼有不愿留沈之意，如彼肯入川，必能为西部科学院一重要人物也。”卢作孚高兴地将此信登在了5月24日的《嘉陵江日报》上（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7卷）。
川渝地区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东部，中国西部科学院又是初创，生活及工作条件都极为艰苦。胡先骕既要为卢作孚寻找人才，又要为年轻学者的小家庭商议一个合适的待遇。1933年6月7日，胡先骕再次写信给卢作孚为李君商谈工资事宜：“前得航空函，知荐李君办植物园事已蒙允可。兹接李君来函，亦允西上，惟彼须在七月一日以后方能离辽……彼之薪金暂与季川[俞德浚]相同，每月百元，惟彼有家室，与季川之单人者不同，万不可有拖欠，庶能安心作事也。”（黄立人主编：《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胡先骕在中间来回沟通，反复叮嘱，可谓其情殷殷。但这位年轻人最终还是退缩了。他没有去艰苦的四川，而是选择了条件更好的青岛大学。胡先骕就此事回复卢作孚的信没有保留下来，但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胡先骕说道：“李XX前本允赴西部科学院任主持植物园事，四川已寄旅费，今乃就青大职，一面失却一难得之事业，一面致骕对卢作孚先生失约。过于计算，反至弄巧成拙，殊为不智也。”（胡先骕致刘咸信，1933年8月7日。《胡先骕全集》第17卷）在西部科学院招募人才的过程中，类似这样的挫折想必屡屡出现，毕竟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卢作孚和胡先骕那种将偏僻的西部视作“难得之事业”的大眼光。
在胡先骕的视野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定位早已超出了四川，甚至超出了整个中国。在胡先骕的联络下，美国《自然》杂志于1932年12月24日报道了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的消息，其中特别强调西部科学院的标本馆与植物园将参与国际植物标本和种子的交换与售卖（Nature，第130卷第3295期，1932年12月24日）。这才是胡先骕的目标——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科学机构要成为国际科学舞台上的重要成员。
三
在几年的书信往来和事业合作之后，胡先骕与卢作孚于1933年8月9日在汉口的民生实业公司办公室里见面了。胡先骕到汉口是为了从此处乘船去重庆参加卢作孚作为“地主”的中国科学社第18次年会。诞生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自1919年回到中国举办第4次年会以来，一年一度的年会几乎全部在上海、南京、北京、广州等东部城市举行。虽然科学社的组织者早在1926年就试图将次年的年会带入中西部城市（成都或长沙），但1927年的年会还是无奈地回到了上海。唯一的例外是1932年，中国科学社在古都西安举办了第17次年会，但到会会员仅21人，宣读论文仅6篇，可谓最冷清的一次年会。（张剑：中国科学社年会分析（1916-1936），《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卢作孚要请科学社到更加偏远更加落后的四川重庆举办年会，面临的挑战肯定远远大于西安。
没人知道年会会长卢作孚花费了多少精力来筹备会议和协调各方资源。只知道在1933年8月4日，第一批科学社成员几十人从上海登上民生公司的“民贵”专轮，一天后船到南京接上南京和天津的社友，再行三天到汉口接上武汉和北平的30位社友，最终72位科学社社员同船共渡。随行还有新闻记者和影片公司的摄影师。民贵轮继续沿长江逆流而上三日，“鼓勇入峡……重岩叠嶂，波涛汹涌……船行江上，疑无去路……”，船到重庆已是8月15日。民贵轮在军乐与爆竹声中到港，岸上观众数千人，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重庆商政军学等各界代表数十人登船迎接（《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纪事》，《科学》第18卷第1期，1934年1月）。重庆全市各大报纸用“印红报”的方式表示欢迎（《中国科学社年会详志》，《申报》1933年8月27日）。不仅所有参会者享受了民生公司的半价船票，而且卢作孚成功游说四川实际军事统治者——“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来承担参会者到重庆后的“一切饮食住所及舟车诸费”（《中国科学社年会本届在四川北碚举行，一切用费由刘湘担任》，《大公报》[天津]1933年5月6日）。
年会开幕典礼于8月17日上午在重庆公立师范学校举行，下午在青年会、总商会、川东师范学校三处同时开分会，每处的听讲者都有五六百人。在重庆市总商会的学术演讲会上，胡先骕作了《四川农村经济复兴问题之讨论》的演讲。演讲最后胡先骕感慨地说：“四川人太能干，太聪明了。贵省卢作孚先生，他作事负责任，有勇敢，多经验，我真佩服。他倡办西部科学院，我在静生生物调查所，相隔很远，但我特别尽力帮助他，希望列位也取法他的精神和毅力，四川才有办法。”（胡先骕：《四川农村复兴问题之探讨》，《科学》第18卷第4期，1934年。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4卷）胡先骕说出了所有参会者的心声。
8月18日晨，卢作孚陪同科学社社员乘“民福轮”前往120里之外的年会主会场——北碚温泉公园。这里就是五年前（1927年）卢作孚上任峡防局局长之初“不务正业”建设的那个公园。此时的“北温泉”公园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百鸟啾啾，泉水潺潺。平时名人雅士吟诗作画、流连忘返，如今成为中国科学社年会的理想会址。
不仅北温泉美若仙境，整个北碚都是一个大花园。8月19日上午，全体参会社员分20组分乘120架肩舆（滑竿）游览缙云山。1932年前后，卢作孚曾带着缙云山寺院管理者隆恕等人上山考察，除了寺院，还考察了珍稀林木和黛湖等风景胜地。“（缙云）寺位温泉公园后山，森林参天，古木极多，……此地甚高，夏可纳凉，冬可赏雪。为游览极佳之地。”（黄子裳、刘选青：《嘉陵江三峡乡村十年来之经济建设》，《北碚月刊》第1卷第5期，1937年1月1日）自此卢作孚将缙云山与温泉公园连为一体。在游山过程中，胡先骕向西部科学院农场负责人刘雨若给出了在缙云山绍隆寺附近建立1000亩植物园的具体建议（《胡先骕谈高山植物园的计划》，《嘉陵江日报》1933年8月27日）。这个提议正中卢作孚的下怀，植物园很快建立起来，不过不是胡先骕提议的1000亩，而是整座缙云山！ 半个世纪之后的1982年，由卢作孚开创的缙云山风景区被列入全国第一批44个重点名胜风景区，并在2001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8月19日下午2时中国科学社在缙云寺大讲堂召开第二次社务会。卢作孚、任鸿隽、胡先骕等九人当选中国科学社社刊编辑。中国科学社向西部科学院赠送了科学社所属上海科学仪器馆制造的物理、化学等先进国产仪器40余种作为永久的纪念物（《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纪事》，胡先骕还带头捐了款（《本社第十八次年会纪略》，《社友》[中国科学社发行]第36期，1933年12月4日）。8月20日宣读学术论文。此次年会共计118位会员参会，宣读论文42篇。
学术会议结束之后，科学社成员又应刘湘的邀请进行了历时半个月的蜀地考察。科学社成员乘坐五辆大汽车沿着刚刚贯通的近千里的成渝公路奔赴成都。24日胡先骕、秉志等几位理事代表中国科学社拜访了刘湘和军阀军长杨森，双方“畅谈四川建设计划”（《本社第十八次年会纪略》）。25日访问四川大学时，这些外省客人还遭遇了一个极具蜀地特色的“欢迎仪式”——“正当宾主举杯酬酢之际，忽桌面摇动、梁瓦有声，盖地震也！ 同人俱起，急趋屋外……”（《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纪事》）科学家们行程满满，在成都、新都、广汉、嘉定等各地参观交流演讲考察，直到9月8日全员搭乘“民宪轮”告别重庆返航上海。
中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8月24日，《大公报》（天津）特派记者在成都用航空邮件寄出了关于年会的新闻稿，没想到稿子被成都的“戒严部”拦截检查，以至于延误十多天，9月5日才姗姗到达天津报馆。《大公报》收到稿子后也毫不客气，直接把延误原因照登了出来（《中国科学社组植物学会——由渝赴蓉途中之素描》，《大公报》[天津]，1933年9月6日）。蜀地军阀割据造成的政治局势之错综复杂，可见一斑，由此也可推想卢作孚在其中运作的难度。
这场盛极一时的年会，在中国科学社的历史上留下了耀眼的一页。虽然之后也有人数更多和论文更多的年会，但重庆年会计划之复杂、活动之丰富、地域之广阔、时间之长、组织之高效都是无与伦比的。这是全国性的学术组织首次入川。正如卢作孚所期望的，中国科学社与四川的互动互惠对四川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卢作孚：《中国科学社来四川开年会以后》，载《卢作孚文集（增订本）》）。新闻报道称“川中人士，莫不热烈盼望用科学家之力量转移政治心理，俾趋于和平建设一途”（《中国科学社年会记》，《民报》1933年8月 27日）。年会通过的六项提案中有两项直接针对四川的现代化：《建议四川省政府组织四川富源调查利用委员会》（胡先骕提案、十三人联署）、《为提出成渝铁路计划书拟请由科学社建议四川省政采择修筑理由书》（盛绍章提案、胡先骕等联署）。科学社年会之后，其他学术组织相继入川：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四川考察团于1934年4月入川，中国经济学会也计划将1935年的年会放在四川召开（后于1938年实现）。
将中国科学社年会成功带入四川是卢作孚的大手笔。从整个组织过程中，人们已可窥见五年后（1938年10-12月）卢作孚指挥那场惊心动魄的“宜昌大撤退”时的气魄和才干。年会结束后，胡先骕撰写长文《蜀游杂感》，连载于1933年10月1日和8日的《独立评论》上。其中1700多字的《四川杰出人物卢作孚及其所经营之事业》一节对卢作孚的理想抱负及业绩做了全面介绍。他感叹道“（川）省执政者有若卢君者五人而四川治，中央执政者有若卢君者十人而中国治。”（《蜀游杂感》）
四
卢作孚组织的1933年重庆年会也助力了胡先骕的事业走向新的高峰。在重庆年会上，胡先骕发起了酝酿已久的中国植物学会，并于8月20日在西部科学院召开了成立大会。这标志着中国植物学终于有了自己专业领域的学术组织（以1933年重庆年会为起点，中国植物学会在2023年举行了90周年庆典）。胡先骕同时宣布《中国植物学杂志》的创刊，更是提议次年的中国植物学会的首次年会要与中国科学社第十九次年会联合举办。胡先骕宏通的视野与合作的精神在此事上充分体现出来。在1934年6月的科学社理事会上，胡先骕再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近数年来，各种专门学会渐次存立，彼此初无联络，本社（中国科学社）为国内最大之学社，包罗各科，实有联络各个专门学会之地位。社员葛利普博士曾迭次提议仿照英美科学促进会之办法，于每年年会时轮流邀请其他一二专门学会同时开会，已资共同讨论特殊问题。本年中国植物学会，拟首先与本社年会联合开会，又中国动物学会，亦拟在本社年会中开成立大会……”（《中国科学社本届年会决组论文演讲两委会，推胡先骕竺可桢为委员长》，《申报》1934年6月19日）
在重庆年会上，照例要商议下一次年会的地点。正如卢作孚将1933年的年会拉到了重庆，胡先骕提出动议要把次年（1934年）的科学社年会与植物学年会一起放到江西庐山。但1934年是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很多人认为大庆之年的年会应该在科学社“大本营”南京和上海开（《中国科学社年会续志》，《申报》1933年8月31日）。胡先骕在会上说服了大家同意把庐山列为会址选项之一，为自己创造了继续为庐山选项增加分量的机会。
胡先骕对“庐山年会”势在必得，是因为此时他已有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在庐山建一个现代植物园。1933年1月胡先骕撰写的《复兴江西建议书》得到江西政府主席熊式辉的认可（《复兴江西——胡先骕条陈熊式辉》，《中央日报》1933年1月20日），4月份胡先骕回江西又当面推动熊式辉建立江西省农业院，而现代植物园自然是农业复兴的题中之意（《庐山森林植物园静生生物所江西农学院合组》，《大公报》[天津]1934年6月30日）。此时的胡先骕已试图创建植物园达7年之久。他从1926年就曾筹划在南京明孝陵附近建植物园，但因北伐军兴而不得不放弃；继而在1928年筹划在北京西山建植物园，但被他人认为计划过于庞大而没有得到支持。这次胡先骕把目光投向了他曾经担任过森林局副局长的庐山。今日的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庐山是因为植物多才被选来建植物园，实际上当时的庐山已经因长期过度砍伐而“童赤景象，触目皆然”（胡先骕：《庐山植物》，《庐山志》卷八，1933年。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卷）。胡先骕了解庐山的气候和土壤适合未来的植物繁育，更重要的是他看到庐山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政治地位将有利于一座大型现代植物园的生存和发展。
从重庆年会到庐山年会之间的时间里，胡先骕为落实植物园而四面出击、八方联络。胡先骕用卢作孚在缙云山建植物园的例子公开喊话各方：“（本人）有意在北平创一植物园，数载于兹，尚无眉目，而远于数千里外在作者指导之下之植物园在最短期内，即可实现，可见在适当领袖人物领导之下，百事皆易于成就也。”（《蜀游杂感》）最终，胡先骕以他的愿景、坚持和合作精神实现了江西省农业院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合作。各利益相关方出钱、出地、出人，“庐山森林植物园”的关键要素终得以在1934年3月份落实（详情可参考胡宗刚著：《庐山植物园最初三十年》第一章“胡先骕与庐山森林植物之创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初，中国科学社理事会将年会地址定在了庐山（《中国科学社理事会议》，《时事新报》[上海]，1934年4月10日）。对胡先骕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心血，卢作孚一定心有戚戚。
1934年8月，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典礼、中国植物学会首次年会，和中国科学社第十九次年会三件大事同时在庐山举行。卢作孚来到庐山见证了胡先骕科学事业的高光时刻。
8月20日下午，胡先骕主持了庐山森林植物园的成立典礼。学界政界代表百余人参加，除了众多生物学、农学和林学领域的科学家之外，嘉宾中还有实业家范旭东、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编译馆馆长辛树帜，合作方江西农业院的院长董时进和几位政府要员的代表，阵容“可谓极一时之盛”，卢作孚以西部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发表了讲话。来宾无一不对庐山森林植物园表达了热切的期望（《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典礼纪盛》，《中国植物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34年）。
庐山森林植物园不负众望。植物园位于一个名为“三逸乡”的狭长山谷，“众山环拱，下瞰鄱湖，中贯以清溪一道，终年不涸；土质肥美异常”（《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典礼纪盛》，《中国植物学杂志》1934年第1卷第3期），占地近一万亩。因为选择好、面积大、科研起点高、国际网络广，植物园建成的第二年就与国内外植物机构进行了种子交换，涉及国外18个国家（《庐山植物园最初三十年》）。以先有植物园而后有植物的模式，庐山从此得以迅速恢复植被并开展大规模的植物引种驯化。从建立到抗战爆发之前的短短几年内，庐山植物园取得了令人惊艳的科学成就，跻身于世界著名植物园之列。
植物园成立典礼的次日，卢作孚继续参加中国科学社第19次年会。此次年会“到社员二百余人，论文竟达一百二十余篇，为年会之创举”（《中国科学社年会毕》，《申报》1934年9月5日）。被胡先骕派往北碚的俞德浚，此时作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的代表参加了中国科学社年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同时与中国科学社召开联合年会，为以后的“联合年会”模式开创了成功的先例。中国植物学会首次年会共提交学术论文33篇，占联合年会全部论文数量的四分之一强。中国植物学会宣布以后将以学会的名义派人参加世界植物大会。胡先骕则被众望所归地推选为中国植物学会会长，并在会上正式号召全中国的植物学家合作编纂《中国植物志》（胡先骕在中国植物学会第一次年会上的提案，《中国植物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34年9月。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4卷）。
科学社等四团体的庐山联合年会是江西科学史上的一次盛会。不仅两百多位中国科学家济济一堂，还有多位政府要员参与交流，闭幕后举行的公开演讲更是吸引了普通公众逾万人。科学组织和科学活动为江西社会注入了巨大的现代化活力。
五
胡先骕与卢作孚一样，认为科学是全社会的责任。他在1934年8月的文章《论社会宜积极扶助科学研究事业》中写道：“在今日而言兴办实业，亦非提倡科学研究不为功，而科学研究决不能仅恃政府，而必须社会以积极扶助。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助千万元在中国创办协和医学校，其嘉利中国者极巨。吾谓社会领袖，急公好义初不后人，宁为继洛氏之后，积极扶助科学研究之人乎？ 吾且为国家与民众馨香祷祝之。”（胡先骕：《论社会宜积极扶助科学研究事业》，《科学画报》第2卷第2期，1934年8月。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4卷）卢作孚对胡先骕的呼吁深以为然，立即请《嘉陵江日报》转载胡的文章，“惟愿国人川人，都一注意读之”（《嘉陵江日报》1934年9月11日）。
在庐山年会期间，卢作孚还与陈立夫进行了从“礼义廉耻”到“国家现代化”的晤谈。之前陈立夫已经在很多场合宣讲过“礼义廉耻”，目的是弘扬中国儒家道德观。而卢作孚将“礼义廉耻”从个人准则外推到了国家建设，并认为只有通过科学技术才能实现现代国家：
陈立夫先对“礼义廉耻”的解释，打了一个比喻：“有了两杯茶，多的一杯让给你吃，我吃少的一杯，此之谓礼；只有一杯茶，不够两人分配，但是你口渴了，我不吃，请你吃，此之谓义；有两杯茶，每人一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此之谓廉；我假设多吃了你那一杯，便算是耻。”
卢作孚笑答：“陈先生这个解释很实际而又具体，在原则上我是极端赞同的。要是本这个意义，更进一步，把只注意对人的方面改变到对事的方面，把只运用在过去应酬上的礼义廉耻，也运用到现代的国家建设上来，岂不是更有意义而更好吗！ …… 好比一桩经济事业赚得的钱，大多数拨归公有，继续作生产的用途，个人则只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此之谓礼；一桩公众的经营，今天没有钱办了，我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此之谓义；凡是公众的财富，我们绝不苟且一点，此之谓廉；同时做一桩公众的事情，假设我所做出来的成绩，不若别人的好，此之谓耻。但是只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我认为还不够，那只算是做到了一方面，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我们还须得尽量运用现代世界上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对卢作孚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深广的公义情怀，胡先骕并不陌生。当1933年胡先骕在汉口第一次见到卢作孚的时候，卢作孚刚满40岁，可已“貌若五旬”，且“须鬓苍白，短小瘦弱”。以至于胡先骕担心“卢君食少事繁，各种事业均未稳固，是否能永不崩坠？”但同样“短小瘦弱”的胡先骕准确地看见了瘦弱躯体之内真正的卢作孚——“其目光冥然而远，其声音清而尖锐，一望而知其有（为）理想家，而非现实主义者。盖其办事之热忱，舍己耘人之精神，有大类宗教改革者。”（《蜀游杂感》）
虽然卢作孚与胡先骕在常人眼里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二人却有着极为相似的精神内核。胡先骕是一位“具有事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卢作孚是一位“具有科学家精神的事业家”。二人都是以理想为动力的创业型领袖，“在一张白纸上去着丹青”（卢作孚：《中国应该怎么办》，《卢作孚年谱长编》），于是握手即成知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