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正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展”，141件展品中赫然陈列出75件作家手稿真迹，按绢布色“芳馨遗远”、豆沙色“纸短情长”、浅草色“朝花夕拾”徐徐展开，娓娓道来，在书卷气与烟火气、历史精神与时代生活之间审美穿越。沉浸其间，不仅可以凭字迹察心迹，遥想激扬文字背后的豪情与素雅，更可以隐约而真切地感知大约百余年前，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化重镇的开放度、先锋性，以及包容度、文明性的城市特征。

丁玲手稿《莎菲女士的日记》

鲁迅致郑振铎信

瞿秋白手稿（译）《〈静静的顿河〉卷首哥萨克歌谣》

保持与世界同步的开放度

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上海现代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被迫在悲欣交集中敞开胸怀，一批进步人士先行“觉醒”，将西方现代文明的新思想新文艺为我所用，努力探索传统文学、绘画与戏曲的创新转化路径。从“林译小说”到“新民文体”，从通俗报纸到白话文学，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初期一种时尚性过渡性文体。此次展览中，茅盾、李霁野对英国文坛诗歌的翻译，瞿秋白、曹靖华对俄文作品的翻译，鲁迅、黄源对日文作品的翻译，金川（谢澹如，亦作谢旦如）对匈牙利诗歌的翻译，以及书信往来中，都有关于翻译作品的内容。这部分手稿大多出自新文化运动后的文化人之手，钢笔或圆珠笔书写，横排稿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翻译作品内容逐渐倾向于关注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和斗争，鲁迅称之为“盗火”。

其中，本次展览首次公开的瞿秋白翻译手稿《静静的顿河》卷首语，隔着雍容散淡的文人字迹，仿佛可以感受到饱经战乱之苦的顿河儿女，其生死浮沉歌哭的悲愤腔调。该手稿是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谢旦如捐赠。谢旦如早年开办的书店，是左联作家秘密联络点。1931年起，在党组织安排下，他掩护瞿秋白夫妇在沪居住两年之久。鲁迅、冯雪峰等曾多次与瞿秋白夫妇会晤，并建立深厚的革命友谊。1935年瞿秋白牺牲后，谢旦如保存了先烈的遗稿遗物。

这篇译稿于1928年刊载了第一部，引起轰动。同年瞿秋白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并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是否动心起念翻译这部史诗巨著未可知，但从这篇誊写工整、文笔流畅的译稿手迹，可以窥见这位革命者的文学素养和审美眼光。

在翻译引进外国文学的同时，以鲁迅为核心的上海文化界还致力于向外推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通过内山完造、伊罗生等人，鲁迅积极推动向日本、美国等国翻译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化重镇的开放度是双向的，是码头，也是源头，才能不断起潮头。

迸发出金刚怒目的先锋性

1930年3月2日下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鲁迅参加并作演讲，标志着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开始。围绕在鲁迅周围，是一个积极倡导并努力实践文艺大众化，翻译并创作“普罗大众文艺”的进步革命文艺群体。其先进性就表现为先锋性，上承五四“平民文学”，下启延安“工农兵文艺”和“人民文艺”，形成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和现代文化主流价值谱系。

柔石的诗稿《战！》，独字标题上加一个感叹号，全诗225个字，29行，三页空白红框信笺纸，行楷毛笔手稿，字迹工整俊朗，可以想见诗人本色书生，意气风发，挥斥方遒，慷慨愤激，不惜以身许国，拔剑出鞘的壮烈情怀。

篇末小字加注，“作此诗时系痛饮一瓶白兰地以后”。再好的酒量，痛饮一瓶烈酒，大概率是要醉倒的，甚至烂醉如泥。如此孤忿，以酒浇愁，是心里的愤懑郁积太久太甚，他需要点燃，甚至不得不点燃自己，让心中的怒火在笔墨字里行间尽情燃烧。

柔石，比鲁迅年轻近20岁。他曾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得知鲁迅1927年定居上海后，次年来到上海，与鲁迅、许广平、王方仁、崔真吾等合股创办朝花社，深得鲁迅信任和器重，随后经鲁迅推荐参与《语丝》《萌芽》等进步期刊编辑工作。1930年二月，柔石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为发起人之一，三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协助鲁迅为左翼文化运动做了许多高质量工作，却在次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有人曾说鲁迅与柔石情同父子。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如是写道：“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面对整个青年作家群体的愤激、冒险以及被捕、牺牲，鲁迅以长辈的宽容和理解，为早逝的革命文化英烈们收集整理出版文学作品，在为白莽诗集《孩儿塔》所作序言中，他据理盛赞，“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恪守着百家争鸣的包容度

文化发展繁荣的标志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重镇的必要条件是始终恪守底线，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因共存共荣以增进价值认同、促进同向同行，集结成浩浩荡荡的文化队伍。

1930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十月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立，上海现代文化界逐渐形成协商民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良好局面。中央文委把握方向，左翼文化界民主自治，以鲁迅为进步文化旗帜，在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电影、社会科学研究等诸多领域都形成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化解消极力量的文化界统一战线。

此次展览陈列的51位作家75件手稿中，笔迹风格千姿百态，作家生命性情毕现。丁玲的小说《梦珂》是处女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成名作，两部短篇小说都是叶圣陶慧眼识珠，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其手稿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作者的钢笔手迹，字体圆润，锋芒自若，不刻意，不做作，洋洋洒洒，一泻千里，其笔力之雄厚，文气之丰沛，令人为之神往。编辑用毛笔在手稿上留下的修改文字，很老到，很认真，颇见慧眼匠心。

同样是出道文坛的巴金，回复文学爱好者英子（王任之）的信札，竖行结构，书法款式，笔画飞扬，顾盼自若，英气勃发，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形象跃然纸上：我很匆忙、居无定所，我在成长、随时在学，我也很无奈，“我们近来连随意发表文章的自由也没有了”。

曹聚仁是知名的新闻工作者，曾经聆听过鲁迅讲演并协助记录文稿，以编辑身份约请鲁迅文章，与鲁迅交往中曾经当面对鲁迅表示希望为鲁迅写传记，“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并不姓许”。这个“许”是指许广平，鲁迅的学生和夫人。孰料鲁迅却同意了，“就凭这一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聚仁表示：“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好。”鲁迅觉得这是理解他的。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曹聚仁以战地记者身份奔赴抗日前线。后来，他应许广平之约，编写鲁迅年谱。该手稿由其子女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朝华文库，得以向公众展示。这是用圆珠笔写在大张稿纸上的文稿，笔力雄健，笔画遒劲，密密麻麻，如钢丝结网，显示作者为人豪气硬朗，做事扎实认真，讲求效率的现代风格。

此外，还有茅盾手稿的清新优雅，周文手稿的俊秀通畅，巴人手稿的俊美圆润，汪静之手稿的俊逸闲适，聂绀弩手稿的意气豪迈，卞之琳手稿的娟秀清新，陈学昭手稿的质朴纯真，赵清阁手稿的清朗豪气，戈宝权手稿的严谨工整，沈从文手稿的胆怯谨慎，萧军手稿的任性豪横，台静农手稿的从容俊雅，等等。每篇手稿的字里行间，都情真意切，蔚为大观。

倾心于品质素雅的文明性

书写工具的变迁是文明进程的产物，从毛笔到钢笔、铅笔、圆珠笔的渐次出现，是现代文化保留书写手稿的物质基础。当大工业机器印刷技术产品成为主要文化形态后，尤其是电子技术普及后，作家手稿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文化的本质是价值观念，如盐融水，日用而不觉。文明进程往前走，文化价值的脚印才留存下来，看得更清楚。

鲁迅生活在上海的朋友圈，主要有两代文化人，大体上是19世纪后期出生的同龄人，以及20世纪初期出生的学生辈或弟子辈。前者都接受过传统私塾教育，毛笔书写是必须掌握的书写方式。后者大部分直接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尤其是现代城市学校教育，钢笔书写成为一种现代时尚。铅笔作为钢笔同时代的书写工具，由于字迹不便于保存而无法作为正式文本书写工具。圆珠笔是相对于钢笔更晚些时候出现的更有现代感的书写工具，但灵活变化更小，油墨保存技术不及钢笔墨水稳定性能可靠，所以，主要用于技术领域，文学创作手稿写作不多。

这些现代书写工具的衍变趋势，是效率便捷功能越来越强，书法审美功能越来越弱。随着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程度加深，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现代作家更倾向于用钢笔写作。相较于毛笔和圆珠笔，钢笔的书写笔迹依然有一定的弹性，可以传递出书写者的情绪心态和性格精神。

在此次展出的中国现代作家手稿中，最富有审美价值的是毛笔写作的文稿，特别是私人往来信件，品质素雅，美轮美奂。

鲁迅的书信主要用毛笔书写，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用毛笔写在花笺宣纸上的信函，完全是一派传统文化人之间的敬称与谦和，纸短情长，温文尔雅，笔墨如行云流水，或酣畅淋漓，或圈改涂鸦，松香墨迹，宣纸柔韧，衬托国画花鸟图案简洁背景勾勒，笔走其间，有如穿越花草，隔空对话。并且，鲁迅字体端庄秀丽，意蕴深厚，从容不迫，素净雅致，书写在有质感、有美感的特制信笺上，让人望而脱俗，澄净心怀。在鲁迅的往来书信中，享有如此规格的受笺者并不多，给郑振铎（西谛）、赵家璧的信笺，都是表达崇高敬意和深厚谢意的。其次是书写在黄伞格宣纸，再次是白净宣纸上的信笺，都可以感受到纸净墨香的素雅品质。后来，用钢笔、圆珠笔写在单位办公用纸上的信件，那就是又当别论了。

文化是人文教化，文明是人文教化的程度。文化可以草长莺飞，杂花生树，文明的标准却有其素雅的品质尺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充分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现代文明成果，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让每个中国人生活得体面尊严、从容优雅。以此观之，我认为上海足可以称为中国现代文化高地，而以文化重镇视之。

（作者为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