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燕京岁时记》
《燕京岁时记》是周作人喜欢的晚清笔记之一。周作人1936年1月13日在《北平晨报》刊发文章《〈燕京岁时记〉》，其中写道：“《燕京岁时记》一卷，富察敦崇著，据跋盖完成于光绪庚子，至丙午（1906）始刊行，板似尚存，市上常有新印本可得。初在友人常君处所见系宣纸本，或是初印，我得到的已是新书了，但仍系普通粉连，未用现今为举世所珍重的机制连史纸，大可喜也。”其中，又写他曾得一册富察敦崇的《画虎集文钞》，抄录有题记：“前得敦礼臣《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昨游厂甸见此集，兹购归，虽只寥寥十三页，而文颇质朴，亦可取也。”1938年10月8日所作《〈燕都风土丛书〉序》中，周作人写道：“不妄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仍是风物物产这一方面也。”对自己曾有居住的地方的风土书，尤为关注，其中杭州有《陶庵梦忆》，吴越两浙则以《清嘉录》为好，而他居留时间最长的北京城，则有《藤阴杂记》《天咫偶闻》及《燕京岁时记》，“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头”。还有一册《帝京景物略》，认为“文章尤佳妙”。
周作人1945年所作“十堂笔谈”专栏中，有“风土志”一文，开篇写道：“中国旧书史地理类中有杂记一门，性质很是特别，本是史的资料，却很多文艺的兴味，虽是小册居多，一直为文人所爱读，流传比较的广。”又说：“这一类书里所记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迹传说，物产风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写得好一点，自然更引人入胜，而且因为说的是一地方的事，内容固易于有统一，更令读者感觉对于乡土之爱，这是读大部的地理书时所没有的。”在此文中，他又重复罗列了自己对于《帝京景物略》《天咫偶闻》《燕京岁时记》等书的喜爱，此回又多了一册枝巢子的《旧京琐记》和一册英文的《北京的市民》。另有《日下旧闻》《北平风俗类征》，周作人认为“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是参考的类书，没有《景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从文艺方面来看，周作人对北京风土书最看重《帝京景物略》，而从风土风俗书来看，他最喜欢《燕京岁时记》。1945年7月作文《关于竹枝词》，先后重抄了自己的旧文《〈燕都风土丛书〉序》和《十堂笔谈》“风土志”中的内容，认为虽然是偶然作文，“可是把我对于地志杂记或风土志的爱好之意说的颇为明白”。
以上都是周作人对于风土书的总说，而他对于富察敦崇的这本小书的喜爱，在《〈燕京岁时记〉》中有所阐述，他很不认可同代人对其“从实录写、事多琐碎”的批评，认为这恰是其可取之处。这里便有他对这类风土书写作的看法，与他对作文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因此很有价值，不妨抄录如下：“本来做这种工作，要叙录有法，必须知识丰富，见解明达，文笔殊胜，才能别择适当，布置得宜，可称合作，若在常人徒拘拘于史例义法，容易求工反拙，倒不如老老实实地举其所知，直直落落地写了出来，在琐碎朴实处自有他的价值与生命。记中所录游览技艺都是平常，其风俗与物产两门颇多出色的记述，而其佳处大抵在不经意的地方，盖经意处便都不免落了窠臼也。”此文中，周氏特别摘抄他喜欢的内容，其中一月四条，九月五条，十月二十六条，认为“都写得很有意思”。另有五月的“石榴、夹竹桃”、七月的“荷叶莲花灯”、“萨其玛”，以及十月的“赤包儿”，乃是全文抄录，可见欣喜。他还将此书与《天咫偶闻》和《藤阴杂记》这两种他同样欣赏的书作了对比，认为后者“用心要写得雅驯”，则不如前者“质朴琐屑”，而这正是他欣赏的地方。
周作人作文常引用《燕京岁时记》中的内容，约计12篇，其中1934年作文《〈一市货声〉》，引录此书记北京城六月卖“冰胡儿”和七月卖“菱角鸡头”的“货声”；1935年3月作文《关于扫墓》，摘抄清明扫墓的相关内容；1936年9月8日作《结缘豆》，引用此书中“舍缘豆”一条；1937年3月28日作《再谈尺牍》，引录此书“菱角鸡头”一条；1939年1月9日刊于《实报》的《翁鞋》中，引此书五月“甜瓜”一条；1940年9月16日在《庸报》刊发《中秋的月亮》，开篇引用此书“中秋”一条内容；1946年9月6日作文《缘日》，引录此书关于北京花厂的内容，而此前他查阅了《北平风俗类征》，评价征引繁富，遗憾没有关于花厂的记叙；1945年5月15日作文《关于红姑娘》，作为“续草木虫鱼之一”，引录此书“赤包儿斗姑娘”一条，1950年作文《小孩的花草》亦录此内容；1949年2月10日刊于《好文章》第4集的《谈胡俗》，谈及此书的“打鬼”、“萨其玛”两条内容，1950年作文《萨其玛》亦抄引相关内容；1950年5月25日在《亦报》刊文《关于“水乌他”》，抄引此书十月“水乌他，奶乌他”相关内容。
有趣的是，周作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书，几乎是爱屋及乌的热情。他因喜欢福察敦崇的这本《燕京岁时记》，就设法搜罗了作者的其他著作，甚至连刚刚问世的英文和日本译本，周氏也第一时间获得，并作有评价文章。在1942年8月19日所作的《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中，周作人写道：“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是我所喜欢的书籍之一，自从民国九年初次见到，一直如此以至今日。”又写：“寒斋所得此外尚有《紫藤馆诗草》《南行诗草》《都门纪变三十绝句》《画虎集文钞》《芸窗琐记》《湘影历史》等六种，但是最有意思的，还要算这《岁时记》，近七八年中英文日文译本都已经出来，即此页可见为有目所共赏了。”甚至连给《岁时记》所序的庆博也关注起来，并买到一册《铁梅花馆北风集》，并写了一篇《〈北风集〉》，刊于1939年3月5日的《实报》，后收录在《书房一角》。周作人在此文中写他陆续购得《燕京岁时记》《画虎集文钞》和《南行诗草》的经过，对于《燕京岁时记》，乃是“心爱好之”；对于《画虎集文钞》，以为“文多质朴可取”；而对于《南行诗草》，评价“小序与注甚多，又常采小说家言，此亦正是其有情味处也”。
周作人购得的《燕京岁时记》，应系隆福寺文奎堂所印制，但从这本书有英文和日译文来看，当时在学术界，此书还是颇有名气的。周作人所作《〈燕京岁时记〉》与英译本的问世几乎同时，可见周氏并非此书的唯一推举者。但周作人一定是此书最好的读者，他在《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中展示了他对此书内容和作者的关注，不但认为两个译本在序言中对于作者富察敦崇的生平介绍乃是“关于著者生活之道听途说”——这从他收藏的《画虎集文钞》的卷末诗序中可找到佐证，又批评了英译本和日译本三四处译文错误，并略作指正。这篇文章刊发在1942年10月1日的《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可以看到的读者，其实并不多。但有趣的是，当时正在北京留学的费正清读到了这篇文章，并告知了他的好友也是此书的译者Derk Bodde。费正清和Derk Bodde后来皆成为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而英译本《燕京岁时记》正是Derk Bodde的第一本译作，并很快受到了关注。后来这本英译本又于1965年在香港大学出版社重印，Derk Bodde修正了他的这些谬误，由此也说明周作人对于此书的研究，看似波澜不惊、寥寥数笔，却是很见功力。
关于《燕京岁时记》英文本和日文本的情况，周作人在文章中也有专门介绍：“英译本名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译者Derk Bodde，一九三五年北京法文书店发行，价十三元，但是现售加倍了。日译本名《北京年中行事纪》，小野胜年译，昭和十六年岩波书店发行，价金六十钱也。”法文书店由HENRI VETCH经营，其出版发行的英译本，我在孔夫子旧书网购得过一册。此英译本实为1936年出版，16开精装，双色精印，纸张尤佳，放在今天来看，仍旧是一册极佳的印刷品。尤其是英译本的插图，可谓分外用心。此书前后的衬页均为北京城的英文地图，扉页上为红色英文书名，下面则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朱雀图案，系法文书店的标志，很有韵味；扉页的左侧则系清光绪文奎堂印制书籍所题写隶书书名，与右侧的英文书名却是相得益彰。书前有插页，均为传统风俗中的门神画像，彩印在硬纸片上，左为秦琼，右为敬德，很像是西方的藏书票，乃是极佳的设计。书中有插图，编者从《鸿雪因缘图记》中选了插图七幅，又邀画家傅叔达特为此书创作插图，亦是分外生动。不过周作人对此插图，“亦稍有意见”，但未有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