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作品中的天气
英国人对谈论天气的痴迷可谓尽人皆知。早在十八世纪初期，约瑟·艾迪生在其创办的报纸《旁观者》中就提到，英国人在公共场合最常论及的话题之一就是天气。在艾迪生看来，天气不仅影响时尚、日常话题，也会影响健康和心情，还会对园艺和贸易等产生深远影响。1758年，塞缪尔·约翰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英国人相遇时的第一句话总是关于天气的。英国人给人留下的一大印象是保守内向，而他们却会和陌生人愉快地谈论天气。即便是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天气似乎还是英国人日常社交的必要工具性话题。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Kate Fox）在其2004年出版的《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Watching the English: The Hidden Rules of English Behaviour）中就指出，任何英国人的对话均以天气开始，实际上他们的对话并非天气或气象学数据的交流，而是将天气话语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或仪式性问候，期待着与谈者的回复，将其视为对话的“开胃菜”，帮助对话者克服内敛的性格。这也被称为“社会性修饰”（social grooming），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常见手段。《天气之国：英国天空下的作家与艺术家》（Weatherland: Writers and Artists Under English Skies）一书的作者亚历山大·哈里斯（Alexander Harris）也认为，英国人与天气相关的一些思维方式和谈吐已经深深根植于其民族文化中。
更进一步，天气也是作家最钟爱的文学主题之一。经典文学作品中常对风雨雷电等常见天气现象予以详尽描写，表现天气对角色身体、日常出行等产生的作用或深远影响。马克·吐温将天气称为“一种文学专长”，“对人类经历的叙述很必要”。在希腊罗马神话中，诸神常常通过恶劣天气来警示或惩罚人类。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因惹怒了海神波塞冬而备受暴风雨和海浪的干扰，历经千辛万苦才最终返回故土。在《俄狄浦斯王》中，宙斯因惩罚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罪行而使忒拜大旱。在《圣经》中，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到一个有四季交替的地方，而诺亚方舟的典故则刻画了上帝发动大洪水来惩罚堕落的人类，唯独虔诚和顺从的诺亚一家及各类动物幸免于难。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李尔王失去一切后被两个女儿虐待，在暴风雨中怒吼，展现了他对女儿们的愤懑，同时也感叹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在《简·爱》《呼啸山庄》《荒凉山庄》《苔丝》等维多利亚小说中，雨雪风雾等常见天气现象起到了推动情节、烘托氛围的重要作用。《呼啸山庄》中的暴风雨成为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炽热爱情的象征，而《荒凉山庄》中的浓雾总是预示着不幸或灾难即将到来。一些作家甚至以天气作为标题，凸显其中心地位，例如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约瑟夫·康拉德的《台风》、奥尔罕·帕慕克的《雪》等。在这些作品中，天气不仅是重要意象和主题之一，同时对小说结构、角色的认知与成长等均有塑形作用。
天气书写在传统文学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说：“众所周知，天气影响我们的心情。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虚构各种天气状况以适合他或她唤起的情绪。因此，天气经常成为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称为‘感情误置’（Pathetic Fallacy）效果的导火索，也即是将人们情感投射到自然世界的现象。”作家对不同形态天气的描绘，或展示天气与人文之间的紧密关系，有着预示或惩戒的功能，或对人物和气氛起到烘托作用，或起到反讽的功能等。
弗吉尼亚·伍尔夫
而在英国现代主义先锋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天气是极为常见的元素，也是她最为青睐的主题之一。在伍尔夫小说中，天气经常被赋予象征意义或隐喻功能，起到了多重叙事功能，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参与人物形象的塑造、表征角色的思想情感、展现角色心理、营造叙事情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天气不仅具有物质属性与地域属性，还具有空间属性和文化属性等。天气有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例如在小说《到灯塔去》中，次日天气的好坏决定了主角的灯塔之行是否成行，而在小说《幕间》中，由于天气突降大雨，导致室外剧的演出不得不转移到谷仓之中。天气有时也蕴含着较为深刻的政治或道德色彩，小说中的重要事件发生时，也经常伴随着异常天气现象。在小说《奥兰多》中，时代更迭正是通过异常天气才得以实现。《到灯塔去》中的《渔夫的故事》便运用异常天气现象的隐喻功能来展示上天的警示或告诫。
伍尔夫平时也格外关注天气。在日记和书信中，她详细记录并剖析天气对其心情及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个习惯持续了整整一生。天气是伍尔夫日常思绪的写照，当天气晴朗时，她的心情也会明朗，而恶劣的天气则让她倍感压抑。1888年，年仅六岁的伍尔夫和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在给父亲好友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的信中便开始论及天气。1899年，伍尔夫在写给艾玛·沃恩（Emma Vaughan）的信中写道，自己的脾气与当日恶劣的天气相似。1903年，伍尔夫感叹极端的天气影响她的思绪和创作，使其无法集中注意力进行创作，认为在极度炎热的天气中她无法写出更好的作品，相比之下，温和的天气则能促进她的文学创作。1907年，伍尔夫在信中提及，随着天气暖和，她的思绪也被激发了。1911年4月，伍尔夫在信中表示，她理想的生活是天气晴好，因为这样一来她可以大量阅读。而恶劣的天气则让伍尔夫的创作难以为继。在1919年的散文《阅读》中，她曾提及，盛夏里的一天，她所阅读的文字似乎“‘不是印刷、装订或缝制’在书里，‘而是树木和田野和炎热夏日天空的产物’”。1926年8月，伍尔夫在信中提及，虽然是盛夏，连绵不断的雨天让她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无法写信，感觉自己被剥夺了人性，沉入了世界底部。1928年3月，伍尔夫正在创作《奥兰多》，她抱怨道，干燥和寒冷的天气让她连《奥兰多》的一个字都写不出。
虽然天气过于炎热或过于寒冷，都会让伍尔夫无法深度思考或聚精会神地创作，却为布鲁姆斯伯里的激烈讨论平添了几分热度，在伍尔夫看来，恶劣的天气使得布鲁姆斯伯里更具有凝聚力。而天气的多变也呈现出了伍尔夫思绪的流动性。1929年8月22日，在《一间自己的房间》即将出版之际，她在日记中记录道，自己的头脑会将一些涌现出来的想法、计划或图像具象化，就像隐藏在太阳底下，会飘过地平线的云彩一样。在伍尔夫的想象中，天气和精神世界短暂地融为一体。
伍尔夫对英国天气的日常观察和思考还会从自身进一步向外延展。1915年1月5日是一个雨天，弗吉尼亚和丈夫莱昂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午饭后沿河边散步，雨后上涨的河水让她想起了昨日顺流而下的三具浮尸。她在日记中发问：“恶劣天气会激发自杀吗？”1915年1月22日，正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冬天很异常——是我所知道的最糟糕的冬天，适合战争和其他一切。”而1940年9月22日，伍尔夫在自杀前半年再次将天气与战争相关联，写道：“我在这个潮湿的日子里继续着——我们现在想到天气是因为天气会影响入侵，会影响袭击，而不再是我们私下喜欢或不喜欢的天气。”而就在两周之前，也即1940年9月7日，德国空军开始空袭伦敦，连续进行了五十七个夜晚。这个时候，天气似乎已从情绪的晴雨表变成了战争的风向标。
如果说伍尔夫在书信和日记里对天气的观察是随意的，那么她在散文中对天气的思考则更为系统。在散文中，伍尔夫阐释了英国天气对英国性及英国作家和作品的深刻影响，并指出英国天气与英国性构建之间存在共生关系。所谓“英国性”，指的是英国区别于他国的特性或身份认同。乔治·奥威尔在《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一文中提到，“英国文明具有一些独特和可识别的东西。……它是连续的，它延伸到未来和过去，它的一些东西持续存在，就像存在于生物中一样”，而安东尼·伊斯特霍普（Anthony Easthope）在《英国性与国民文化》（Englishness and National Culture）一书中则给出了更为具体的阐发：英国性可体现在英国人的行为、举止和习惯中，也可体现在其他“国民身份认同”言行中，如“英语语言”“谈话方式”“英国文学”“英国风景”“英国幽默感”等。
在《论不懂希腊文》（“On Not Knowing Greek”, 1925）中，伍尔夫探讨了天气与英国性之间的共生关系，揭示了天气对文化以及文学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伍尔夫在比较古希腊文学和英国文学的不同特征后指出，无论文学人物的情感力度，还是观众和评论家对作品的反应，都会受到国家的地理位置差异及其天气的微妙影响：
如果我们试图在这里想到索福克勒斯，我们必须消除烟雾、潮湿和浓密的湿雾。我们必须削减山丘的线条。我们必须想想优美的石头和泥土，而不是树林和绿地。温暖、阳光和数月的晴朗天气，生活当然会瞬间改变；生活在户外进行，结果是，所有到访过意大利的人都知道，人们在街上而不是在客厅就小事件进行辩论，并且变得戏剧化；这让人们畅所欲言；激发了他们身上南方人特有的冷笑、大笑、机智和舌头的敏捷性，这与习惯了半年以上室内生活的人们（引者注：即英国人）所具有的迟钝、低沉的色调、沉思内省的忧郁毫无共同之处。
除了古希腊文学，为了更透彻地阐释天气与国民性之间的共生关系，伍尔夫还引用了英国人较为熟悉的意大利，明确指出英国和意大利天气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两者之间文化及国民性格的差异。英国因潮湿多雨产生了“烟雾、潮湿和浓密的湿雾”等天气现象，并造就了“树林和绿地”等景观，这样的天气使得英国人半数以上的时间都只能待在客厅，建构了英国人诸如“迟钝、低沉的色调、沉思内省的忧郁”等性格特征。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气候温暖、四季阳光明媚的意大利，它拥有“优美的石头和泥土”，培养了人们喜好户外活动的性情。即便是小事，意大利人也喜好在室外辩论，这赋予其国民“冷笑、大笑、机智和舌头的敏捷性”等性格特征，使其能各抒己见。而希腊和意大利相似，其气候也构建了其国民喜好户外活动的特性。对古希腊戏剧创作者而言，这种特征不仅决定了古希腊戏剧观众规模的大小和质量，而且对古希腊戏剧作品的品质也有深远影响。面对户外数千观众，古希腊作家更容易将“有力的、熟悉的、简短的作品”立即“传达给耳朵和眼睛均充满渴望和关注的大约一万七千人的观众。如果他们久坐而注意力得不到转移的话，身体的肌肉会变得僵硬。因此，古希腊作家需要在作品中注入音乐和舞蹈的元素，自然也会选择那些传说中的一个，比如我们的特利斯坦（Tristram）和伊索尔德（Iseult），这些故事的概要人人皆知”。
伍尔夫在《论不懂希腊文》中强调了，古希腊戏剧户外观众的数量之大决定其必须包含诸如舞蹈、音乐，以及大家熟知的传说，以便激发观众的感官，让观众积极互动，以保持其身体的灵活性。另外，伍尔夫也认为希腊观众并不在乎细节，而是更关心作品勾勒出的更大图景，更加在意作品的共通性戏剧特色和主题。相比之下，在断句方面，希腊观众远不及英国观众，后者能在与背景分离的情形下欣赏这些句子。这意味着，伍尔夫时代的英国观众似乎更倾向于能引起观众共鸣的经典话语。换言之，希腊和英国两个民族对文学作品的不同喜好似乎源于其天气的差异。
安东尼·伊斯特霍普认为，“对英国性的渴望，也即英国性的可能性，深深地铭刻在英国话语的传统中”。这一点在伍尔夫的散文《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1923）中得到了印证。伍尔夫在文中对天气给予了深刻关注，并认为天气是英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永恒话题：
书面对话和礼仪对话没有太大区别。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都需要有一些途径来弥合女主人和陌生客人之间的鸿沟，而另一方面是作家和未知读者之间的鸿沟。女主人考虑天气，因为几代女主人已经确定这是我们相信能引起普遍兴趣的话题。她首先说我们有一个不幸的五月，因此与她的未知客人取得了联系，继续讨论更感兴趣的事情。在文学中亦如此。作家必须通过展示自己能辨别事物而与读者接触，从而激发他的想象力，并使他愿意在更困难的亲密事务中合作。
正如天气被英国人当作一种最为常见的寒暄话题，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也同样需要通过在作品开头呈现一些读者熟知的话题，也即“共同空间”，从而激起他们继续阅读的欲望。不过，在伍尔夫看来，天气只是一个引子或序幕，就像我们晚餐中的开胃菜一样，目的在于启发更为激动人心的交流。如果作家违背了这条“文学圈的根基和规则”，那天气就“不再是作家和读者之间交流的手段，反而会成为障碍和累赘”。伍尔夫质疑当时死板的文学传统，认为太过矫揉造作——过多的天气描写会喧宾夺主，阻碍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伍尔夫关于英国天气与英国性之间共生关系的论述，还散见于其他散文之中。在《谈回忆录》（“A Talk about Memoirs”, 1925）中，她提到：“在英国，空气很自然地饱含水分……正是这种氛围使英国文学与众不同——云朵、日落、雾气、蒸发、瘴气。”而在《概要》（“Outlines”, 1925）中，伍尔夫写道：“和人类一样，天气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许多变化，……而[天气]在文学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文学的这个重要方面几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正如学者宝拉·马乔所言，天气和文学并非二元对立，它们之间的关联“与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间的共生关系相似”，伍尔夫的散文则揭示了天气与英国性的内在关联。不仅如此，她还探究了天气在小说中所承载的情感意义，认为天气起到了铺陈环境、渲染气氛、象征暗示、折射作者或人物心境与情感等重要作用。散文《〈简·爱〉和〈呼啸山庄〉》（“‘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1916）典型地反映了伍尔夫对维多利亚小说中天气书写的关注。伍尔夫认为，勃朗特姐妹在小说《简·爱》与《呼啸山庄》中熟练运用了天气叙事，来象征性地揭露角色的深刻情感。她们巧妙地运用了“乌云密布的天空，暴风雨，或阳光明媚的夏日来反映人物的心理状态，阐明了这本书的内涵”。
简言之，伍尔夫不仅在日常书信和日记中高度关注天气，细致地记录天气对其心情和创作状态的直接影响，深沉地思考天气对自杀、战争等的影响，在她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中，天气更是一个重要主题。透过伍尔夫的笔端，我们既能看到天气书写作为叙事成分是何等重要，天气书写如何服务于人物塑造、气氛烘托、情节展开及主题表达等，更能深入了解英国天气与英国文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共生关系，从而在文学意义上更深刻地理解何为“英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