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时期前夕，也即七十年代中期，对于现代老作家来说可能是一段历史的“空窗期”或已进入养老生活，因而相较于此阶段前后的研究状况而言，缺乏正面的处理，研究者论及于此也大多语焉不详。实际上，七十年代中期现代老作家不单囿于时势而“蛰伏”，同时也有一定的余裕进行自我整理并回归日常生活，尤其是老友间的交游活动（包括通信（话）、拜访、聚会（祝寿）、旅行、诗词酬唱等），此中蕴蓄着不少颇有意味并值得开掘与追踪的线索和史料。故此，本文聚焦于新时期前夕北京城现代老作家们以“祝寿”之名所召集的“聚会”，但并不追求一网打尽，仅择取一二，试从这一微观视角进入七十年代中期现代老作家的日常生活，做一些材料的爬梳与整理工作，并以此勾连文学史中的人事纠葛与个体际遇，力图呈现出历史的另一面相。

一 、如何重建朋友圈

聚会本是常事，但对七十年代中期居住在北京城的现代文人而言，却也并非易事。自1957年“反右”始，大多曾经的友人便陆续减少或是中断了来往，尤其“文革”期间人际关系更趋紧张，虽同处京城却杳无音信，抑或大街“相见不相识”，甚至彼此不知死生。“五七指示”发出后，60年代末，中宣部、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等中央党政机关和教育科研文艺单位的干部陆续下放至宁夏、天津、湖北、河南等地参加农业劳动与革命批判运动，不少年近古稀的老作家、老学者都未能幸免于此。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茅盾、叶圣陶等为数不多留居北京的老作家也因子女儿孙下放干校或插队落户，成了“空巢老人”，过着寂寞而又相对平静的晚年生活。茅盾、叶圣陶早在“文革”前或初期便被免去了行政职务，尽管被分别斥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且茅盾还被“莫名其妙地‘靠边站’”，但并未在运动中遭受更大的冲击。叶圣陶在1972年1月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自1966年8月初即停止循例上班，自此家居为闲散之人。消磨岁月，惟藉阅览。观翻译小说约百种，观我国历代笔记数十种，又尝温习英语，阅读并抄写英译之毛主席著作，他则看报数种，日以为常。以此之故，闲居殊不感寂寞。偶尔出访少数老友，或观市场公园”。1970年1月29日茅盾夫人孔德沚病逝于北京医院，除亲属外，茅盾仅告知老友叶圣陶一人。据茅盾1月30日日记：“叶圣陶来谈一小时许，此因吴阿姨知其住处，直接送信去，他随即来也。中午仍未能小睡，下午得小曼（儿媳陈小曼——引者注）电，谓请假不准，不能来，故遂决定于明日下午二时出发到八宝山火葬场”。叶圣陶在2月5日给下放河南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的儿子叶至善的信中提及此事：

上月卅日，忽雁冰家的保姆送信来，说其夫人去世了。我立即到他家去致唁。卅一日，我和满子由他偕同到北京医院，与遗体告别，又同送往八宝山殡葬所。老朋友只有我一人，此外是家属亲戚十几人而已。当天未火化，遗体停在一间屋里，其中先有二尸。一日下午，他来看我，算是致谢。我约定缓日到他家去闲谈，准备过几日去。我好久不见他，这回接连三天，觉得他老了。同一件事，三天都说一遍，这就是老的征象。

茅盾儿子韦韬也说：“‘文革’开始后，爸爸几乎断绝了与所有亲友的往来，妈妈的去世，亲友们来吊唁，使断绝了几年的友情得以悄悄地恢复，叶老就是与爸爸重新交往的第一人”。在这种非正常的人际交往环境与时代氛围中，或许只有死生大事才足以惊动老友。其中颇有意味之处是沈叶二人“重逢”的关键是两家的对外“联络员”。叶至善的妻子夏满子陪公公同住，常代叶圣陶去探望一些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而茅盾家的保姆即“吴阿姨”亦是“联络员”，同夏满子在菜场上相识，因而才能“知其住处”。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对当时的境况有所剖露：“父亲亲自登门造访又何妨呢？当时却有许多考虑。多年不见了，不知对方怎么样了，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别贸然推进门去，弄得主客都手足无措，雁冰先生和我父亲就是这样，住得不算远，好几年不见面”，此中的顾虑、周折与默契，足见彼时彼刻历史当事人的隐微心绪。

1971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老弱病残”政策，俞平伯、何其芳、吕叔湘等老先生被允许先行返京，至1972年底，大部分学员都陆续撤离干校。自干校返京后，大多老作家并未安排具体的工作，主要闲居家中，加之当时政治氛围已有松动迹象，老友之间中断多年的友谊被重新接续，交游逐渐成为这群京城老年文人该时期生活的重心，他们的书信、日记、回忆文字及年谱，为今天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提供了不少佐证材料，如据《吕叔湘生平事略》录：“1971年5月开始，一些几年未敢接触的老朋友开始互相走动”，“5月25日下午，叶圣陶文革后第一次来访”。1972年底臧克家自湖北咸宁干校返京后，便赴东四头条文化部宿舍大院拜访茅盾，据韦韬说，“臧老是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最早来看望爸爸的一位，那是在一九七二年冬。他的来访，以及许多尚不能亲自来访的朋友们的关怀，使爸爸激动不已”，这样的材料众多，不一而足，但却展现了新时期前夕，寓居北京城的现代老作家们的个人踪迹与历史心态，如茅盾曾于1973年12月21日收到解放前的四川故人胡锡培的来信，这是阔别28年后的首次通信，茅盾的回信难掩激动的心绪，对当时文艺界老友的情况颇为关心：

你说你在五七年出了事，究竟是什么事呢？如果你愿意，希望你较详细地说给我听听。此外，《红岩》的两位作者，有谣言说他们死了，究竟如何？艾芜过去如何？近况如何？还有沙汀，过去如何？近况如何？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二？我这几年没有什么大变动，六八年卸文化部工作，改任政协副主席，这是没有日常工作的一个职位。文化大革命前，每周有一次会，以后停顿，现在，各民主党派中比较年青的人（六十岁左右的），每周有两个半天的学习，此外，老而且病的，像我，就不一定要去了。

……

如有可能，望常通讯，讲讲你那边的情况。

翻看这一阶段的相关材料，其中有几人的“身影”有着较高的出场频次，其一是胡愈之，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在“文革”初期遭受了冲击与批斗，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1972年下半年，胡愈之的处境才有所改善，开始以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在《人民日报》等报刊露面，并被允许参加公开的外事活动、政务会议、阅读内部文件及“内部消息”，自然也并未下放干校。因而同处京城，尽管自言“靠边”但相较于其他老朋友，胡愈之有着较大的活动“空间”与“能量”，其中之一便是联络老友、关心落难者，如茅盾“叛徒”问题的解决、筹办冯雪峰葬礼等。在门前冷落的70年代初，胡愈之是茅盾、叶圣陶等人的常客，也因胡愈之的“穿针引线”，将散落在京城各处的落寞文人筹聚在一起，结成一个“小圈子”，以聚餐或是祝寿的形式来相互慰藉叙旧，间或有“通风报讯”之意。韦韬、陈小曼在《父亲茅盾的晚年》中提及了当时“聚会”的情形：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许多老朋友从“牛棚”中解放出来，有的重新当选为人大代表，彼此间又恢复了交往，于是老朋友之间悄悄兴起了祝寿之风，也是借此机会欢聚叙旧。这事是由胡愈之牵头办起来的。那时，胡愈老夫妇每年都要约请一些老朋友聚会一次，叙叙友情，地点在前门外的丰泽园饭庄，人数以一桌为限。假如这一年正好是某一位的大寿，就把聚餐变成祝寿。

另一则是臧克家。自干校返京后，臧克家有较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因而其当时的“主业”基本是同亲友的通信与交游。1975年7月9日茅盾同妻弟媳金韵琴论及臧克家：“雁姐夫（指茅盾——引者注）说臧克家是个活动分子，喜欢串门，勤于写信，经常写信来传递一些文艺界的信息，还经常抄录一些朋友们写的诗词寄给他，使他在寂寞的生活里得到一些快慰。因此雁姐夫说他是个‘灵耳朵’”。翻检臧克家这一时期的往来信件内容，足以佐证茅盾的戏言非虚，臧克家的信中尤其注重交换、传达各位文艺界朋友的近况，随信附寄的旧体诗词也引发了大家的酬唱赠答，在当时老年文人群体中出现了“旧体诗词热”；同时也正是臧克家的牵线搭桥，远在武汉的姚雪垠得以同北京的师友取得联系，其《李自成》第二卷的写作得到了茅盾、叶圣陶、胡绳、吴组缃、冯雪峰等人的关心和帮助。此外还有《光明日报》文艺部编辑黎丁，他回忆当时同茅盾的交往：“‘文革’中之所以较密的往来，主要是他的几个亲戚都是我的师友，而那时有些人都不敢往来，怕‘黑串联’，必须交代，而茅公独居一楼，可以百无禁忌地谈天说地，畅谈文化界的道听途说的新闻”。黎丁交游甚广，在“文革”期间仍保持同茅盾、叶圣陶、唐弢及巴金等人的来往与通信，成为他们了解文艺界情况的“窗口”与“引线人”。

通过以上材料的勾连与爬梳，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了解70年代初期北京老作家群体的踪影、境况与交游，以及在“运动”情势不那么紧迫下重建“朋友圈”的心愿与努力。

二 、旧雨重逢：叶圣陶八十寿诞

如前文所提及，当时借祝寿之机聚会叙旧在京城老年文人群体中成为一种风气，抑或是一种劫后重逢的心理需求。叶圣陶生于1894年10月28日（农历一八九四年九月三十），按农历记，1973年10月25日正值叶圣陶八十初度，王伯祥聚集了苏州同乡及开明书店的老友在王府井大街康乐馆为其祝寿，其日记载：“十时一刻，命湜儿步往车站排队雇得一摩托三轮，十一时十分，始彳亍而来，乃偕乘以往王府大街康乐餐厅，至则云彬、伯宁翁婿、母女以先在，圣陶、至善、满子及诸参加者陆续来，至十二时，都到齐（所约诸位只元善之夫人以事未来）。此次定菜安排俱由伯宁承办，因与其执事者稔，乃得专用一室设两席，待遇与招接外宾埒。在近日为殊遇矣。一席为圣陶、满子及颉刚、平伯、叔湘、云彬四伉俪并元善，又一席为介泉、均正、振甫、伯宁四伉俪及元善与予父子，两座各十一人”。27日，又由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和杨东莼做东，邀约茅盾、楚图南、赵朴初、冯雪峰、吕叔湘、臧克家、唐弢、陈此生在前门外煤市街南口的“丰泽园饭庄”为叶圣陶八十虚岁做寿。叶圣陶在日记中对此有较为详致的记载：

今日愈之冬莼二位做东，以为余作寿为名，会少数老友于前门外丰泽园。将十一点，愈之兹九二位以车来迎，同驶往丰泽园。先到者七人，东莼、雁冰、楚图南、赵朴初、臧克家、冯雪峰、陈此生。平时难得闲叙，今相见，皆甚欢。朴初集陈后山句见赠，录于左方。“江山满目开新卷，大放酒肠须盏干。莫欺九尺须眉白，百围已试雪霜寒。”丰泽园肴馔颇精。食罢复闲谈。至两点半乃散。

这次聚会的受邀人选颇有讲究，都为叶圣陶的同辈或后辈老友，且就政治身份而言，当时多为党外人士。但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聚餐人员的名单稍有出入，在此做一些材料的比对与考证工作。商金林所编撰的《叶圣陶年谱长编》中转引的叶圣陶1973年10月27日日记中仅提及了十人，但其在年谱中相较日记又补充了“唐弢”与“吕叔湘”，共计十二人参加此次祝寿。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对此事的叙述应参考了父亲日记及年谱：“廿七日，又由愈之先生、东莼先生做东，请雁冰、图南、次生（应为“此生”——引者注）、雪峰、叔湘、唐弢、朴初、克家诸位先生作陪”，而韦韬、陈小曼在《父亲茅盾的晚年》中的记述：“爸爸第一次参加这种聚会，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庆祝叶圣老的八十初度，共十人，除寿星外，有胡愈之、沈兹九伉俪，有杨东莼、楚图南、赵朴初、陈此生、冯雪峰、臧克家和爸爸”则明确说十人参加，同于叶圣陶日记所叙。查其他“当事人”的材料，其中由吕叔湘女儿吕霞、女婿郦达夫所编《吕叔湘生平事略》中记：“10月25日，中午，赴叶圣陶寿宴。”“10月27日，应胡愈之邀去丰泽园午餐，为叶圣陶庆寿”，则可作为吕叔湘参加聚会的佐证材料，而唐弢是否参加此次祝寿目前并未得到确切的材料支持，应存疑；且叶圣陶日记中的说法仅为“先到者七人”并非全指。

此次聚会是茅盾同冯雪峰自“反右”后十几年来的第一次见面。1957年8月作协党组对“丁陈集团”的批判扩大至冯雪峰，重压之下，1957年8月28日茅盾曾向邵荃麟（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写了一封“诉苦信”：“我今天向你诉苦，就是要请你转告《人民日报》八版和《中国青年》编辑部，我现在不能为他们写文章。他们几乎天天来电话催，我告以病了，他们好像不相信”“可否请您便中转告：不要来催了。一旦我脑病好了，能写，自然会写”。茅盾的“病假”时效不长，9月17日便出席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总结大会，发表了题为《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的讲话，批评“冯雪峰过去在上海的反党的阴谋，是骇人听闻的。我在会上听了许多同志所揭发的事实以后，过去的一些历史问题，这才完全弄清。原来抗战前夕，上海文艺界不团结的现象是雪峰的野心和胡风的野心互相勾结而且互相利用的结果！”此后，茅盾和冯雪峰便中断了联系。1972年10月5日冯雪峰离开湖北均县丹江“五七”干校返京，途中看望了洛阳的女儿冯雪明，10日抵京，后被安排至鲁迅著作编辑组居家办公。唐弢曾记冯雪峰当时的情形：“大概是1973年吧，我去看雪峰同志（红日路寓所）。他居住、工作条件非常差，是用一个帐幕隔开的，很小的一块。我一共去过他家两次。第一次去看他，他很高兴，他的小外孙在身边，絮絮地谈了许多话。从他女儿冯雪明（她曾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听过我的课，比较熟识）一直谈到常来探望的胡愈之，最后谈到文学，他说他还想写长篇”。胡愈之同冯雪峰并未因“反右”中断来往，“回想雪峰在那些含冤负屈，病魔缠身的日子里，是我们家里的常客。他的住处离我家不远，他喜欢步行来作夜访，我们对坐抽烟，闲谈，一谈就是半夜”“1972年，雪峰从干校回到北京，马上就跑来看我和兹九”，因而胡愈之邀约冯雪峰赴叶圣陶寿宴，是重新将冯雪峰拉回了曾经的“朋友圈”，也接续了茅盾与冯雪峰因“运动”而被迫中断的数十年的友情。1974年冬，骆宾基受好友聂绀弩夫人周颖所托，登门拜请茅盾向周恩来提出聂绀弩的囚禁问题，从骆宾基处得知冯雪峰疑患肺癌，服中药需麝香做药引，便将尼泊尔王子代表团贵宾所赠麝香托胡愈之转交冯雪峰。

因1973年仅是叶圣陶八十初度，故在寿宴上大家又约定1974年八十整寿再为叶圣陶祝嘏，也即1974年10月19日叶圣陶、胡愈之、沈兹九、茅盾、冯雪峰、林砺儒、陈此生、罗叔章、杨东莼夫妇及陈翰生夫妇的“十二老香山游”。叶圣陶日记极详，录如下：

前日愈之来电话相约，以今日游香山。晨将九点，愈之夫妇车至，同载出城，驶一小时许而抵香山饭店。同时到者有雁冰与冯雪峰。东莼夫妇、陈此生、林老、陈翰生夫妇则已先至。谈叙有顷，出饭店之门，徐徐闲步。彼此皆惮多走，则于日光中伫立闲谈，眺望松树与山色。山上已有由黄转红之叶片，尚未臻浓艳。看红叶实仅名目，主要在老友晤面闲话而已。既而又有罗叔章至。十二人共入餐厅聚餐。此香山饭店近加修整，供中外人士周末休憩，故所冶肴馔颇不恶。饮绍兴酒，余饮最多，亦不过五六杯而已。询之东莼，则今日作东者彼与此生二人也。食毕又闲谈，又步行眺望，三点登车返城。

1974年10月20日，叶圣陶致俞平伯信中亦提及：“昨日与愈之东莼雁冰诸友游香山。望山上略有红意，说不上红艳。十数人皆走不动，略作徘徊，未事登陟。聚食而外，闲谈为多。”臧克家或因肺病而并未参加此行，冯雪峰的肺癌此时尚未确诊，罗叔章应是沈兹九挚友的关系被邀同游。正如叶圣陶日记所示“看红叶实仅名目，主要在老友晤面闲话而已”，游罢后其兴致不减，日夜构思，于21日下午作词《菩萨蛮》：“天空气爽秋云敛，相携郊外寻秋艳。不效白香山，联肩夸老年。亦非不及义，谈叙无拘系。松下仰晴空，连峰染渐红。”，词前小序称“杨东莼、陈此生招游香山，作词寄同游诸友。……东莼夫人翰生夫人之年岁不详，此外十人皆在七十以上”。茅盾收到叶圣陶新词后亦“次韵奉答”：“游兴岂为高龄敛，童颜鹤发添明艳。扶杖访秋山，别来已十年。解颐藏胜义，宇宙亦匏系。云散日当空，山川一脉红”。现虽无从知晓当时“无拘系”之“谈叙”的内容，但仍能从叶圣陶与茅盾的酬唱之作中体察老友同游之乐背后诸如“藏胜义”“亦匏系”的复杂心境。

三、迟来的聚会：茅盾八十寿宴

由于为叶圣陶祝寿的缘故，臧克家亦留心并知悉了茅盾生辰将近，对其八十寿辰颇为上心，早早便筹划张罗祝寿事宜。1974年6月13日臧克家致信茅盾：“您的七十八岁寿辰快到了，先行祝贺。后年八十大寿时，定邀老友杯酒祝嘏”，茅盾回信道：“生命无常，我不敢自信必能活到八十岁。然盛意至感”。至第二年9月16日臧克家再次致信茅盾：“您明年八十大寿，届时拟与诸老友杯酒祝嘏。这二日，草了一首祝寿诗（……），务求改正。我想定稿之后，托美术家曹辛之先生刻在竹筒上，奉赠您，以表心意”。1976年1月28日臧克家信中正式向茅盾提出祝寿计划：“今年七月四日，您八十大寿。靖华同志同月十四日，也是八十，我决定由我宴请你们二老，名单已拟定，届时与您商量决定，全约老文友”。然就在此信发出后不久，形势风云突变。6月26日臧克家派人向茅盾送去题有祝寿旧体诗《为茅盾先生祝嘏》的宣纸纪念册及贺信，《父亲茅盾的晚年》中记载了这封并未收录于《臧克家全集》书信卷中的贺信，信中臧克家打起了“退堂鼓”：

欣逢您八十寿辰，谨书俚句，聊表贺忱，心香一瓣，想不以菲薄见哂也。为您的寿诞，年来即萦系于怀，本拟邀集老友，杯酒祝嘏，名单一再斟酌，大致已定。但想到目下批邓运动正紧张进行。又值暑热，大家均忙，也怕您的身体不能支持时间过长，与友朋交换意见，燕集一事，俟诸未来为宜。我与雪垠将于七月三日上午九时前分头登门趋谒。

同日，姚雪垠亦修书一封给茅盾：“七月四日是您八十大寿，原来同克家打算约几个朋友一起恭祝。近来觉得天气热，在饭店中吃饭也不方便，等秋天凉爽时补行。料想七月四日您家中客人可能多，我打算在七月三日或五日前去看您，一则向您祝寿，二则向您汇报半年来工作情况”，显然臧克家先前已同姚雪垠通过气了，但暂缓祝寿聚会的原因却稍有出入，姚雪垠仅以天热不便为由，臧克家却在信中虑及“目下批邓运动正紧张进行”，显然政治风险是臧克家退缩的主要因素而暑热、人忙及身体不便仅是“添头”。6月27日，茅盾分别复信二人。茅盾同意了臧克家的提议：

奉读手书及贺贱辰锦册，既感且愧，奖饰过当，更增内疚。虚度八十，回顾昔年，虽复努力，求不落后，但才识所限，徒呼负负；朋辈如兄，绝尘而驰，共时代前进，此则我之典范，贺我者当还以祝兄也。杯酒话旧，于今不宜，当俟异日，我亦有同感。承示拟于七月三日上午枉贺，亦不敢当，但既蒙见爱，不敢固辞，请于同日下午三时如何？因上午拟赴医院复诊也。一日或二日仍当电话联系。

雪垠兄信来，谓拟于三日或五日，已复请三日或五日下午均可。大抵上午我都有些事也。

茅盾的回信显然理解臧克家的顾虑，所谓“杯酒话旧，于今不宜，当俟异日，我亦有同感”即是此意，但给姚雪垠的回信却颇不同：

八十贱辰，克家兄考虑俟天气秋凉后再谋一叙，我则以为秋凉后亦不必多此一举；但旧友同在京华，共聚宴谈，亦一快事。届时乞容我布置，为兄大作一二卷杀青贺，并为克家七十寿也。承示拟于七月三日，或五日枉顾快谈，甚洽所愿，惟请于午后。

茅盾的反应各异大概是因为姚臧二人来信之先后，茅盾在阅姚雪垠信后仅以为臧克家是因暑热的缘故推迟聚会并不以为意，认为“不必多此一举”而坚持老友京华共聚。在复信姚雪垠后又接臧克家信，便意识到此中端倪与紧要之处，故并未坚持聚会计划。但在未接到臧信前，茅盾似乎并未过多考虑此举可能招致的“风险”，由此亦可见当时茅盾与臧克家对于时势的敏感程度与态度差异。茅盾虽闲居但并非不知晓当时的“运动”，作为政协副主席的茅盾仍带病参加了三次政协的“组联”批邓大会，这在1976年6月12日致臧克家信中有所提及，也曾委托韦韬代其写过一篇表态文章。而臧克家此时已然卷入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浪潮中，在《诗刊》5月号发表了组诗《八亿人民齐怒吼》及在《北京文艺》第7期发表《走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五·七干校赞歌》，但也因此在1977年失去了人大代表资格。1977年11月28日臧克家写长信向冯牧倾诉或是求援：“‘人大代表事’，你知道了。……问题全在写了‘批邓’的诗，影响不好。”“葛洛同志来电话，约我写‘批邓’诗。在这种形势下，我不写不行，就写了。因为是应付，乱写一通，写得甚坏。”“但在华主席领导下，形势大好之秋，诸老友、诸战友，均纷纷出来活动，我反而因为一首诗，弄得影响不好，心里慨然而又怅然。这心情，想可理解与谅解”。这自然是后话。而1976原定于年7月4日的茅盾八十寿宴也因“时势”之缘故被延宕，臧克家后来在悼念茅盾的忆旧文章中提及此事：“寿诞近了，有的同志跑来对我说：‘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这么搞，恐怕不合适吧？’我一想，就有点动摇了。”，在另一篇怀念何其芳的文章中，臧克家有更为详尽的叙述：

那时正是“四人帮”打击陷害老干部，毒焰炽烈，炙手可热的时候。有位老同志来访，谈及宴会的事，他说：“在现在情况底下，不太合适。现在在饭店里吃顿饭，岂易言哉！谁请客，他们要报告，请哪些人，也要报告！有些情况你是知道的，靖华同志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本旧作《春城飞花》也要追查一番，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贺敬之同志的《放歌集》，被判以‘不甘寂寞，急于复出’罪名，把贺敬之同志弄到石景山钢铁厂去劳动改造……不要因为一时畅快，惹出大麻烦来，我看，以后看机会再说吧。”

我觉得这话说得有理，自己心里也正在踌躇。一天下午，其芳来了，我把这意见告诉了他。他说：“很对，很对，我也这么想。十二个‘老权威’聚在一起，是不是想要造反呀！”他用热情激愤的腔调，把这两句火辣而又幽默的话从口里吐出来，紧接着是其芳式的哈哈大笑。

如今来看，臧克家的顾虑无可厚非，如此罪责也非其所能承担，同时其谨小慎微也可见一斑，如茅盾曾同阮章竞信中曾提及一事：“那首读《稼轩词》承您谬赞，甚惭愧。七三年写后应臧克家索字，就写了这首诗作为小屏条给他。他不敢挂，只把一首七律（在萧邦之家听弹奏有感）裱了挂出外”。公开的祝寿聚会只得作罢，臧克家与姚雪垠亦按约登门祝寿，其余老友皆以贺信或作祝寿诗以表贺忱，但茅盾生辰当日的家宴仍照常进行。茅盾于1976年6月27日与7月1日分别致信表弟陈瑜清和表侄女陈慧英，邀约于7月4日下午至家中一叙，共进晚餐。当日下午，茅盾一家六人同表弟陈渝清、表侄女陈慧英、伍禅夫妇及其小女儿阿玲共聚贺茅盾八十寿，陈瑜清受老同学黄源所托转达祝辞：

雁老于7月4日为八十大寿，请你代致敬意，祝他长寿。他在1921年主持革新《小说月报》，我即是读者之一。30年代我也在他家里，得到他的扶持，与鲁迅先生接上工作关系。近年来，虽未通音讯，而对他的早年教导，未尝一日或忘也。总之，当此八十大寿之际，请代为深深表示敬意，拜托拜托。

相较1945年6月重庆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等为茅盾五十寿辰所发起的规模宏大（约七八百人参加）的庆祝活动，其八十寿辰不免寂寥。当时《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都专题报道了庆祝会盛况，尤其是《解放日报》1945年7月9日第四版的长篇报道中颇具隐喻意味的叙述：“像沙漠一样酷热的地方，能有这样一个济济一堂的愉快的集会，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两相对读更有一种历史延绵与时势更迭的错愕之感，正如重庆的五十寿宴之盛况为时势所需，那么其八十寿宴亦为时势所抑。

1977年，臧克家又“卷土重来”，于2月2日、6月21日及6月27日连续致信茅盾，坚持要自己做东为茅盾“补寿”并贺曹靖华八十寿辰，茅盾推辞不过便听任安排并事无巨细地叮嘱了以往胡愈之请客的惯例（为各家司机安排饭菜）和叶圣陶眼疾等事。6月27日信中，臧克家同茅盾、曹靖华约定“7月4日下午6时半”于“珠市口西街丰泽园”相聚，略有不同之处是给茅盾的信中附有一份名单：

拟邀请参加宴会的同志：

叶圣陶姚雪垠 冯 至

何其芳唐 弢 张光年

严文井李何林 葛一虹

连我共十二人

请勿外传，恐有变动。

1976年臧克家筹措寿宴时也曾拟定一份聚会名单，同这份名单之出入尚不可考，据《父亲茅盾的晚年》一书中所录名单，则同于1977年6月27日致茅盾信中所示，并且提供了一条线索：“名单中原定有冯雪峰，遗憾的是他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底不幸病逝了”，此说是否确切应存疑。查《冯雪峰年谱》，1975年3月13日施行左上肺全叶切除手术，出院后居家休养，年底癌细胞扩散，病情恶化，他的病情老友皆晓，在此情况下仍邀其赴宴不合情理。叶圣陶曾于1975年10月30日探访冯雪峰，“当日雪峰颇见憔悴，发音作哑，不意即此次为最后之晤谈矣”，1976年2月16日下午，叶圣陶、茅盾、胡愈之等老友参加了冯雪峰追悼会，其日记写道：

下午两点半，附胡愈老之车，与至善同参加冯雪峰之追悼会。遇见熟人不少。追悼会只有“默哀”，无有“致悼词”之节目。归途中问愈老。愈老言雪峰系开除出党者，今次举行追悼会，尚是文学出版社反复讨论，呈报批准者。不致悼词与不登报纸，盖皆讨论后所作之决定也。

这是葬礼与寿宴并行不悖的年月。1977年6月28日，叶圣陶、茅盾、曹靖华、胡愈之、臧克家、张光年、李何林等参加了阿英的追悼会，7月4日晚，十二人如约而至丰泽园，叶圣陶与姚雪垠同往，严文井接张光年共至，臧克家曾在回忆文章中记叙了聚会当晚的情形及氛围：“大家举杯而立，为党中央一击而打倒了四凶庆贺；为茅盾、靖华两位长者健康祝贺。”，叶圣陶在日记中说：“大家倾心畅谈，百无禁忌”，茅盾亦感念老友们欢聚之难得，而张光年似乎兴致不高，其日记仅记“漫谈，喝了些酒”。此时张光年已在国家出版局王匡、王子野的支持下开始主管《人民文学》。7月1日下午，张光年拜访刘白羽，“饭后就工作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也把罗荪来信给他看了。他认为工作安排已成定局，应当帮王匡同志把文艺抓起来，首先抓《人民文学》”，似乎张光年此时仍为工作安排之事所踌躇与困扰，4日席间张光年亦谈及其为失眠所累，日记中也有起夜服用安定片的记录。虽同聚一席，不同的历史遭际与现实位置所折射出的个人心境略见一斑。另外，臧克家在回忆中还有一个历史细节值得一提，“下楼之后，唐弢同志拍了我一下，说：‘你向左右边看看。’一看，有好几位武装同志站在那里。唐弢同志说：‘这是为沈老来的呵’。”此时沈雁冰（茅盾）作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可见已然恢复了职级待遇及相应的安保工作。寿宴后第20天，也即7月24日何其芳因胃癌溘然长逝，叶圣陶给俞平伯的信中道：“其芳君于本月四日共餐，为克家所招，与雁冰靖华祝寿。仅逾二旬，遽传谢世，良为怅惘”，1977年8月4日诸位老友又重聚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数百人的吊唁阵容使得何其芳的追悼会显现出不寻常的气息，众多吊唁者在“文革”后的初次相会便始于此，如周扬、林默涵、夏衍一周前才被宣布了“审查结论”，其中身在江西丰城钢铁厂的林默涵更是闻讯后持文学所讣告函从省委组织部请假返京，夏衍也曾回忆自己同李健吾在追悼会上相见的情形：

我们再次相见，是在1977年的何其芳的追悼会上，那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做出“结论”，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还拄着双拐，这是我“文革”以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人们都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我。而他却从人群中挤出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凝视了一会之后，只说了一句：‘见到你，太高兴了！’他依旧是那样豪放、爽朗，丝毫不把我当作“不可接触的人”。我鼻子有点发酸，这种友谊实在是太可贵了。

正如一位亲历者所言，这是一次为了“聚会”的告别。

四、余论：时代变迁下的文人聚会

本文所论及之“聚会”主要是新时期前夕京城文人以祝寿为名义的叙旧活动，此外还有韦韬、陈小曼在《父亲茅盾的晚年》中提及的1975年丰泽园聚会以及臧克家忆旧文章中所涉1974年4月胡愈之所召集的丰泽园聚会，但因无其他材料佐证故难以考叙，而臧克家在文中所提及的历史细节是有迹可循的：“沈兹九同志用手势把我招呼到她的跟前，高兴而又带点神秘地小声向我耳语：‘你看今天茅盾怎样？’这突如其来的‘怪’问，使我有点吃惊。我把头一仰，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回答说：‘奇怪，我看他今天神采奕奕，大异往常！’她笑了笑说：‘我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通知了他，“人大”有他，不日就见报了’。”1973年9月，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李金德“文革”后第一次家访茅盾，代表组织通知茅盾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且四届人大将在年底召开，同时朋友来信也告知上海补选的人大代表中有沈雁冰、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另据茅盾1973年11月22日致表弟陈瑜清信所言：“至于四届人大代表事，我是中央建议由上海协商选举的，五十五人之一。此五十五人都是住在北京的，但由上海市选出，作为上海代表。胡愈之、叶圣陶等同在此列”。查《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志》：“1973年9月，市革命委员会又一次协商通过上海市的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当年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仍未召开”，另查王伯祥1973年10月15日日记：“九时，圣陶来，知伊仍蝉联四届人代代表，雁冰亦仍预选也”，尽管当年四届全国人大未能召开，但茅盾“叛徒”问题却也就不了了之了，也结束了三年“靠边站”的历史。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关于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问题》的通知，上海市在1973年9月会议的基础上协商了全国人大代表名单。1975年1月13—17日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据《人民日报》1975年1月19日所示，茅盾当选为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故此，根据现有材料及上下文语境，臧克家此处所记之聚会时间应在1973年9月—1974年底。

关于文人聚会，金韵琴1975年在茅盾家做客时曾听其回忆“解放前”文艺界朋友的聚会情况：

他说菜馆有很多著名的帮派，福建广东是一帮，四川湖南又是一帮。京菜原本是山东菜。他和一些文艺界的朋友们，曾在解放前的上海和解放后的北京，到各帮馆子去聚餐、吃特色。郑振铎是福建人，他的岳父是大资本家——福建人高梦旦，也就是商务印书馆的经理。高家是个名门大家，他家有个厨子头，出来开了菜馆。解放前，想吃福建菜，就请他先打个电话去预订，这样，菜就特别丰富、道地。

郑振铎30年代的一篇散文《宴之趣》中曾动情地回忆这段往事：

别一个宴之趣，是我们近几年所常常领略到的，那就是集合了好几个无所不谈的朋友，全座没有一个生面孔，在随意地喝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地谈着。有时说着很轻妙的话，说着很可发笑的话，有时是如火如剑的激动的话，有时是深切的论学谈艺的话，有时是随意地取笑着，有时是面红耳热地争辩着，有时是高妙的理想在我们的谈锋上触着，有时是恋爱的遇合与家庭的与个人的身世使我们谈个不休。每个人都把他的心胸赤裸裸地袒开了，每个人都把他的向来不肯给人看的面孔显露出来了；每个人都谈着，谈着，谈着，只有更兴奋地谈着，毫不觉得“疲倦”是怎么一个样子。酒是喝得干了，菜是已经没有了，而他们却还是谈着，谈着，谈着。那个地方，即使是很喧闹的，向来所不愿意多坐的，而这时大家却都忘记了这些事，只是谈着，谈着，谈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说起告别的话。要不是为了戒严或家庭的命令，竟不会有人想走开的。虽然这些闲谈都是琐屑之至的，都是无意味的，而我们却已在其间得到宴之趣了。其实在这些闲谈中，我们是时时可发现许多珠宝的，大家都互相受着影响，大家都更进一步了解他的同伴，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得到些教益与利益。

“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

“不，不能喝了，实在的。”

不会喝酒的人每每这样地被强迫着而喝了过量的酒。面部红红的，映在灯光之下，是向来所未有的壮美的丰采。

“圣陶，干一杯，干一杯。”我往往举起杯来对着他说，我是很喜欢一口一杯地喝酒的。

“慢慢地，不要这样快，喝酒的趣味，在于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不在于‘干杯’。”圣陶反抗似的说，然而终于他是一口干了，一杯又是一杯。

连不会喝酒的愈之、雁冰，有时，竟也被我们强迫干了一杯。于是大家哄然大笑，是发出于心之绝底的笑。

这即30年代上海文艺界及出版界同人为交流业内消息及联络感情，便以“星期聚餐会”的方式召集众人，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有所记叙：“这是谁倡议的已经记不得了，有十一二个人，每周聚餐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块钱，做东的出两块钱。这样共有十二三块钱，当时就能办一桌很好的酒席了。所以我们就挑上海的名餐馆轮流着一家一家吃过去。参加的人，记得有郑振铎、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夏丏尊、徐调孚、陈望道、黄伯祥（应为王伯祥——引者注）等。在餐桌上大家互相交换上海政文各界的“情报”，尤其是出版界、文艺界的消息，也解决一些出版编辑上的事务。”

后来在茅盾与冯雪峰的组织下，1937年上海文艺界的左翼青年作家也曾采取这样的方式互相联结在一起，即一种不以吃饭为目的并带有沙龙性质的名为“月曜会”的同人聚会，“大家随便海阔天空地聊，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式，文坛动向，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新作，都可以谈”。1949年之后，文联及作协等机构的成立取代了“同人团体”的功能，聚餐会等文化沙龙性质的活动也可能被视为某种“越轨”，如艾芜曾在回忆茅盾的文章中提及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曾一度组织过这种作家聚会：

他喜欢和年轻的作家一道聚谈，记得在解放后的北京，他也提议过聚餐会谈，只行一次，坐了三桌人。没有采取以前撇兰的形式，不知是他付的钱，还是作家协会付的。总之，费用大一点，没有继续下去。后来，他又提议举行夜间的茶会和春节的团聚会，他那参加会时的愉快脸色，仿佛还是昨天的情景似的。

足见“新的时代”已然不具备旧时的条件，而新时期前夕北京老年文人群体以祝寿为名义的聚会活动，似乎有“重温”当年上海滩之旧梦的“端倪”，但也仅是时势转圜阶段暂时的生命踪迹。此外，“丰泽园饭庄”作为他们活动的主要据点，在“文革”中其牌匾曾作为“四旧”被砸烂，后改名为“大众餐厅”及“春风饭馆”，直至1972年4月在姬鹏飞因接待外宾的干预下，才恢复了“丰泽园饭庄”的老字号。

以上对新时期前夕京城老年文人群体的“聚会”的历史考察与史料爬梳，意在以一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剖开被“大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日常生活史，同时也勾连起生平事迹与交游细节，将很多看似并不相干之材料并置于一处，力在呈现出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及丰富鲜活的历史细节。诸多心路历程是难以载诸文字的，但那些“历史的细节”仍足以折射出历史中人面对现实时的抉择与行动，以及在“运动”余威犹在时，一种重建人与人“正常”交往的努力。同时，新时期前夕这种以“祝寿”为名的聚会所呈现出的历史症候性对于重审新时期前夕的历史与文学的展开，提供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观测点”，并引发对历史细节的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