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阁主编的两份刊物与新见笔名考
赵清阁是现代著名女作家、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在长达一甲子的文艺生涯中，她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而且曾主编《女子月刊》《妇女文化》《弹花》《神州日报·原野》《北方日报·九九文学双周刊》等刊物，并编有“弹花文艺丛书”、“中西文艺丛书”和“黄河文艺丛书”等丛书。陈军教授主编的十二卷本《赵清阁文集》由北京朝华出版社2020年正式出版，第10卷、第11卷完整收录了赵清阁在抗战期间创办的大型文艺刊物《弹花》。虽然这一做法并不符合单个作家作品集编辑出版的惯常体例，但却颇能体现赵清阁作为文学编辑的突出才能与杰出贡献。由于民国文献浩如烟海，加之赵清阁一生几经波折，个人手稿、资料等多有佚失，学界对赵清阁生平著述活动的认识尚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甚至不乏以讹传讹的“花边新闻”。本文主要考证赵清阁主编两份刊物的经历及新见笔名，以期为推进与深化赵清阁研究提供文献史料的支撑。
一、《河南民报·女子文艺》：赵清阁编辑生涯的起点
1933年7月15日，上海《女子月刊》第1卷第5期刊登了赵清阁给该刊主编黄心勉的两封来信，分别题为《一定会受鼓励而振兴起来》《妇女或则会被你们的刺激而觉悟》。在第一封书信中，赵清阁向黄心勉作自我介绍时提到她当时“就着《民国日报》的副刊地位主编了《妇女周刊》，及《郑州日报》的《她双周刊》二份”。其中《民国日报》指的是《河南民国日报》。在第二封信中提到：“本省府清所编之《政治月刊》，我拟相赠，不知是否接受？”这里的《政治月刊》指《河南政治月刊》（封面题为《河南政治》），1931年9月创刊于开封。该刊初由河南政治月刊编辑处编辑发行，第2卷第2期起由河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没有标明具体编者信息。由于该刊属于政务刊物，文艺作品相对偏少，因此赵清阁1933年可能仅是担任“文艺”栏的编辑，并且在同年4月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诗歌《价值的美》。同年9月15日，《女子月刊》第1卷第7期“女子新闻栏”刊出题为《赵清阁千里访友》的一则消息：“河南最努力的妇女运动家赵清阁，平日编辑《妇女周刊》《她双周刊》，成绩卓著。近因爱慕本社同人，特地来上海访友。译有《近世音乐史》，已交女子书店付印。”估计赵清阁当时已在信中告诉黄心勉自己准备来沪，所以刊物提前“放出风声”。10月份，赵清阁游历了南京、上海两地，后写有《京沪游历记》一文连载于《女子月刊》。
高天星、高黛英、陈阜东编撰的《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在一九三二年记载：“7月，高中毕业。借读河南大学中文系。认识作家叶鼎洛。同时在河南救济院贫民小学执教，半工半读。在贫民小学接触了苦难的下层群众和贫苦孤儿，更加憎恶贫富悬殊的罪恶社会，朦胧地向往革命，用笔进行战斗。这时，主编《新河南报·文艺周刊》、《民国日报·妇女周刊》，还常为《河南民报》写稿。”实际上，1932年身在开封的赵清阁曾编辑过一种刊物，它就是《河南民报》的《女子文艺》副刊。她晚年在《姚名达与女子书店》一文中回忆：“女子书店创建于一九三三年早春大约一二月间。当时我也正热衷于妇女文化，在开封为《河南民报》主编一个《女子文艺》周刊，值得一提的是刊头是老作家叶鼎落绘制的，他还为这个刊物写了些稿子。此外我又主编了《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和《郑州日报》的《她》双周刊。”由于这是半个世纪后的追忆，文中的说法与史实略有出入，详见下文所述。
早在1930年12月8日，《河南民报》专门刊出启事，计划刊行一种“女子文艺”的专刊：“河南的女文艺家们！本报前接各处女同志们来函，多愿把她的作品，寄给本报副刊发表。现为提高女同志们文学兴趣起见，拟于每周刊行女子文艺专刊一次，以发扬女性文学的美！”因之后的报纸多有残缺，是否真的刊行过“女子文艺”专刊，尚不得知。
1932年11月15日，由赵清阁主编的一份刊物问世，附于《河南民报》，刊名正是《女子文艺》。该刊并非《姚名达与女子书店》一文中所说的“周刊”，而是双周刊，通讯处为自由街救济分院本刊编辑处。此时的赵清阁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学生，为什么能够被《河南民报》聘为副刊编辑呢？这就不得不从《河南民报》与赵清阁的结缘说起。在《文苑耕作漫忆》中，赵清阁忆述道：“我曾冒然第一次投稿了一首押韵的新诗给《河南民报》副刊，不想没有几天就发表了，还得到了稿费。这真是天大的喜事，不但我高兴，校长和同学们也为我高兴。”1931年6月19日《河南民报·民报副刊》刊出的新诗《宇宙的寂寞》（署清阁）应即赵清阁第一次向报刊投稿并获公开发表的诗作。此后，她又陆续在《河南民报·风雨》副刊上发表《空虚的心》《怅惘的诗》等诗，由此在开封文坛上积攒了一定的名气。据《河南民报》另一份副刊《风雨》的编者刘如水撰写的《似水流年——风雨二周年纪念的话》一文透露，1932年7月《风雨》创刊时，编辑刘如水有事回家，“临走时便将一把存稿交给清阁，请她代编”了两期左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民报》邀请赵清阁来担任《女子文艺》的主编也就不足为奇了。
《女子文艺》创刊号（第1期）共刊出四篇文章，而赵清阁自己的文章占了一半：一是发刊词《写在卷头的几句话》，一是《随笔——零碎集之十二》。《写在卷头的几句话》首先言明文艺不是供人消闲解闷的东西，亦非由少数人掌握的奢侈品，而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所有物，“是大众的喉舌，社会的呼声”。作者接着指出人类通过文艺的力量可推动这个社会按照自然的轨道前进，这个人类既包括男子也包括女子，近代女性已经从一种带有歧视与压迫的社会偏见中解放出来，发挥出她们固有的力量。《女子文艺》的办刊宗旨是本着两性平等的理念，让一部分致力于文艺的女子，借助文字贡献其力量，为社会尽一份责任。赵清阁还在文中写道：“我们只要到了沉闷和抑郁时，要说的话只管在本刊上说，不过，在未说以前我们有不顾指摘的勇气，说了以后，我们又有求受指摘的虚心！这就是本刊的态度。”该刊欢迎所有致力于新文艺建设的女性作者，因是特为女子开辟的园地，所以不接受男子的来稿。实际上，在该刊的创办过程中，有一位男性以特殊形式参与其中。原来刊头是著名现代作家、画家叶鼎洛所绘，因此赵清阁在《写在卷头的几句话》文末特意向叶鼎洛表示感谢之意。刊头右侧是美术体的“女子文艺”四字，左侧以简练的线条勾勒了一位少女在烛前展卷读书的惬意姿态，画面有虚有实，构图巧妙，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素朴而均衡的艺术美，令人赏心悦目。第二、三期改用了新的刊头，变成了少女凭窗俯身抚花的图画，仍出自叶鼎洛的手笔。
第二期的《女子文艺》出刊于11月29日，共登出五篇文章。赵清阁的《介绍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创作》是在参考《妇女旬刊》上尹庚《中国现代的女作家》一文的基础上，介绍了丁玲、冰心、庐隐、苏雪林、冯沅君、吴曙天等女作家的作品。在《编后杂话》中，赵清阁阐述了本刊要实行的三大计划：第一是要把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解释清楚，介绍给对此不太了解的读者们，使他们能够认识到妇女问题是一大社会问题，人类社会离不开男女全体的参与，社会的进化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男女立于同一个水平线上平等发展，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第二个计划是“用刺激性的文学来启发起素来沉闷了的女子，把她们的一颗颗的被强权畏缩了的纯挚的心，都给鼓励起来”，唤醒那些昏聩的女性，使所有女子觉悟，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夺回妇女丧失的权利。第三个计划是“要女性实际获得继承权，实际去参政，实际冲向战线去”。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口号：“妇女解放必要靠自身努力！‘男女平等锦标’的获得是全凭自己头颅换来！”从上述三个计划可知，赵清阁并不简单地将刊物作为培植文艺的园地，还希望以文字为武器，为女性受到的歧视与不公呐喊，替妇女争取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包括继承权、参政权等。为了唤醒社会中蒙昧无知的女子，不惜用刺激性的文字来敲响警钟，破除长久以来禁锢女性的封建思想枷锁。
赵清阁是这样设想，也是这样付诸实践的。1932年12月29日《女子文艺》第三期出版，头条文章便是赵的《妇女的参政运动》，主张女子应享有参政权，为现代妇女的参政运动张目。可惜，赵清阁的三个计划最终并非完成，因第三期后便不见续出了。停刊的原因，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刺激性的文字”为保守的旧势力所不容吧？当然，1933年2月5日创刊的《河南民国日报·女子文艺》周刊（后改名《妇女周刊》）和同年《郑州日报》的《她双周刊》可以看作《河南民报·女子文艺》的延续。
二、《中央日报·教育与文化》：隐而不彰的主编身份
1940年3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附出一种《教育文化》专刊，通讯处标署“本报教育文化专刊编辑室”，没有明确的编者信息。3月2日，姚蓬子主编的《新蜀报》副刊《蜀道》第61期“文艺简讯”栏中的一则简讯云：“赵清阁已自北碚来渝，负责编辑《中央日报》之《教育文化》专刊，第一期已于昨日出版。”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后，赵清阁、姚蓬子都参与了“文协”的活动，分别任干事与出版部主任。不久，两人先后来到重庆从事抗战文化工作。1940年1月27日晚，姚蓬子在重庆汇利饭店举办了“《蜀道》首次座谈会”，讨论“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老舍、赵清阁、胡风、凤子、阳翰笙、华林、沙雁、王平陵、臧云远、高长虹、陈纪滢等作家应邀出席，座谈会记录1月31日刊出。同日，赵清阁的新诗《寄友人》发表于《新蜀报·蜀道》第27期。不久，姚蓬子的短篇小说《一个哨兵》刊载于赵清阁主编的《弹花》第3卷第3期。可见，赵清阁、姚蓬子在重庆期间联系十分密切，不仅时相过从，而且互相约稿，对彼此编辑的刊物给予了支持。因此，考虑到赵清阁、姚蓬子的熟悉程度，上述简讯中提供的信息无疑是可信的。《教育文化》创办不久，作家华林对刊物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文化新闻类的日报，本着为国征求贤才的态度。他说：“果然能实践此为国求才之任务，则此刊物，必会发出伟大之光芒，对于真有贤才的人，此刊物上必为之发表意见，发表其专门学术论著，即其所创办之事业，亦必须协助其成，且为之声援！”同时刊出的《编者致答华林先生》谓：“编者为此事，早些时也曾以西汉时‘萧何荐韩信’的题材，用来写过一个剧本，而企图引起政府当局的反应，效果如何，尚不得知；只求此后渐渐会走到这一步上去，因为唯其这样，才能促成建国的成功。”还说：“直到现在本刊还是在一个人的支持下，除了编者，便没有第二个工作者。”1940年前后赵清阁曾写过一部历史剧《荐贤》，1941年5月发表于重庆《文化新闻》文艺副刊《文艺青年》第1卷第3期，讲述的正是“萧何荐韩信”的故事。这再次证明《教育文化》的主编即赵清阁。本刊初名《教育文化》，1940年4月1日第11期改为《教育与文化》，通讯处相应改作“本报教育与文化专刊编辑室”。始创时为三日刊，同年5月8日第21期起改为周刊。因《教育与文化》的刊名时间更长，下文泛称该刊时均用此名。
在《创刊词》（署编者）中，赵清阁阐明了刊物的宗旨：“在教育与文化的本身，确实需要随时把一切动态报导给社会，无论对于前方或后方，乡村或城市；凡关此类消息，均应广泛而统一地充分介绍；既可以使社会明了教育与文化之工作状况，又可以帮助日后史料之编汇，所以此项任务之意义和价值，殊不可忽视。”由于不是一个纯文艺的副刊，为了让本刊“稍稍有些生气活泼的姿态”，“除了注重通讯介绍之外，并拟建立客观的批评和另辟一栏登载专门论著”。本刊除特约撰述外，还欢迎自由来稿。辟有“消息”“通讯”“论坛”“批评”“介绍”“特写”等栏目，所刊载的文章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有关教育、文化、出版的消息、简讯、文件，如《中华职业教育社二十九年度工作计划大纲》；第二类是讨论文化、教育问题的专题论文，如禾火的《文艺奖助金的支配问题》、火水的《电影教育与戏剧教育》；第三类是对于戏剧、电影、图书的评论，被批评的作品包括丁玲的《河内一郎》、曹禺的《蜕变》、老舍的《骆驼祥子》等。赵清阁本人以“清阁”“青谷”“赵天”等笔名先后发表了《北碚汉戏观后感》《对于出版界计算文章字数的一点牢骚》《<雷梦娜>观后感》《对于邵力子先生出使苏联的感想》《<软体动物>观感》《疏散区仍须予公务员以人身保障》等文章。她利用自己的人脉，特约朱双云、唐性天、王平陵、隋树森、老向等朋友撰稿。
赵清阁曾在《文苑耕作漫忆》中写及《弹花》的停刊过程：“为了我和教育部编印的一个《学生之友》（负责人许心武）发生争论，原因是该刊指责青年学生思想左倾的问题，引起我的反感，曾经化名‘铁公’撰文抨击；于是开罪官方，补贴费取消了，正中书局也不肯经售了，迫不得已只好停刊。”实际上，这篇化名“铁公”的《评<学生之友>创刊号》即发表于1940年7月24日《教育与文化》第29期。《学生之友》问世于同年6月15日，创刊号刊载了梁实秋《对青年谈思想自由问题》等文章。赵清阁认为该刊把“学生”与“青年”混为一谈，对学生群体谈论“左倾”“右倾”的问题并不合适。8月15日，许心武在《学生之友》第1卷第2、3期合刊《编后记》中回应“‘铁公’先生的见解是完完全全错误的”，并讥讽《教育与文化》也是多余的。随后，赵清阁撰写了《为铁公驳<学生之友>二三期合刊的<编后记>》（载《弹花》第3卷第6、7期合刊），其中第四点就《教育与文化》停刊问题写道：“同时它的‘停刊’与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该编者不应当因仇恨铁公的关系而迁怒于它的身上，而加以讥讽。”许心武是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清阁此时是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相当于许心武的下级。赵清阁化名“铁公”而不用真名，说明她有所顾忌。许心武或许不清楚“铁公”的真实身份，但他应该知道《教育与文化》由赵清阁负责。因而他迁怒于赵清阁与《教育与文化》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教育与文化》出至第29期后未再出版，宣告停刊。《弹花》则直到1941年才终刊。因此，从时间上来看，《教育与文化》比《弹花》更符合《文苑耕作漫忆》中“开罪官方”而惨遭停刊的说法。
与纯文艺刊物《弹花》相较，作为综合性刊物的《教育与文化》不免略有逊色。同时该刊附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使得它多少带有官方的色彩。因此，受刊物性质、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赵清阁在主编期间受到诸多限制，无法真正地发挥自己擅长文艺的编辑才能。她在《弹花》上显然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与心血，使其成为抗战时期的名刊。《教育与文化》虽只维持了四个多月时间，但对抗战文教事业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它登载的消息、通讯、文件等，对于研究当时的教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文献，实现了其“可以帮助日后史料之编汇”的目标。如1940年3月10日第4期刊有《弹花》第3卷第3期“已于本月一日出版”的消息，说明本期《弹花》实际出版于3月1日，而非版权页标注的2月1日。此外，《教育与文化》亦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抗战文艺运动，《文艺奖助金的支配问题》《对于出版界计算文章字数的一点牢骚》等文均是响应当时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而发表的。女作家谢冰莹同年在《关于“保障作家生活”》中写道：“赵清阁女士在《中央日报》的《教育文化》第六期上也说到出版界计算字数竟除去标点，题目，空白和目录。”可见远在西安的谢冰莹曾读过赵清阁的《对于出版界计算文章字数的一点牢骚》一文。
三、赵清阁新见笔名考证
《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国近现代人物别名词典》等资料显示赵清阁除本名外，使用过的笔名（别名）有清阁、赵天、青谷、清谷、人一、骚人、铁公。在阅读《女子文艺》《教育与文化》等刊物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赵清阁至少还使用过以下八个笔名。
（一）涤凡 《女子文艺》第1期上刊有署“清阁”的《随笔——零碎集之十二》，而第3期上的《诗人的漫笔——零碎集之十四》署的是“涤凡”。“零碎集”是赵清阁撰写的系列散文，目前仅见上述两篇和《月夜随笔——零碎集之二十五》（1933年9月26日刊《河南民报·风雨》，署赵清阁）。1935年11月至次年1月间《河南民报·风雨》连载过署“涤凡”的小说《穷人》。经核对，其内容与1935年赵清阁作品集《旱》中收录的同名小说基本相同。这再次表明“涤凡”即赵清阁。1936年初，赵清阁用“涤凡”在《河南民报·风雨》连载了小说《断头台》。1940年4月28日，赵清阁在重庆《中央日报·教育与文化》第20期发表《<岳飞>观后，感到<最后关头>之需要演给外宾看》时再次署用了“涤凡”。
（二）涕克 《随笔——零碎集之十二》末注“写于B埠K院”，“K院”显然指河南省救济院。《诗人的漫笔——零碎集之十四》落款“写于K院”，诗歌《净歌——献给你》末注“改旧作于K院”，说明三篇的作者可能系同一人。1932年8月26日《河南民报·风雨》曾刊载“涕克”的新诗《慈的失意歌》。此诗与《怅惘的诗》《胜利》《当我抓住了新的灵魂》《孤影泪——祖母逝世亿想曲之三》作为赵清阁的新诗代表作，被周启祥选入其主编的《30年代中原诗抄新编》。编者周启祥与赵清阁是同乡、文友，因而不大会弄错后者的笔名，甚至可能在编选过程中得到过赵清阁本人的认可。1933年2月，赵清阁以“涕克”在《河南民国日报·女子文艺》第1期发表新诗《念慈》。赵清阁也曾用“涕克”发表短篇小说，如1934年的《莺莺》和1935年的《战区里的席公馆》。
（三）凡 这个笔名应是从“涤凡”简化而来，主要用于赵清阁主编的南京《妇女文化》第1卷第1期（即创刊号）、第2期时发表的“社评”文章。这两期的“社评”共刊出六篇文章，署名皆用单字，分别是凡、清、仆、辉、凡、文。创刊号上的《妇女文化与救亡——代发刊词》署名赵清阁、杨郁文。杨郁文是赵的好友，两人一同创办了《妇女文化》，并任发行人。此时杂志由两人操办，因此“社评”当主要由两人执笔。从姓名推断，“文”当是杨郁文，“凡”“清”当是赵清阁，“仆”“辉”是谁的笔名，尚待考证。
（四）清 “清”明显是从“清阁”简化而来。前文已述及，赵清阁在给友人黄心勉的信中曾自称“清”。王莹等好友也喜欢在私信中称她为“清”。1936年8月《妇女文化》创刊号上的一篇“社评”《女性为什么不可以爱女性？》文末署“清”。这篇文章针对社会上有关女性之间同性爱的文章而发，认为“爱本来是广泛的东西”，女性有爱一切人的权利。女性之间需要团结，同性相亲善不应该受到指责。女子“并非专为爱男子而生”，可以自由选择爱的对象。当然，作者并非主张女性“同性爱”，她所说的爱实际上相当于同性情谊。这篇文章体现了赵清阁对妇女命运的观照和对女性同性情谊的重视，是考察作者女性观的一篇重要文献。
（五）菁蒂 《妇女文化》创刊号发表署名“菁蒂”的短篇小说《凤》。上海铁流书局1937年出版赵清阁的短篇小说集《华北的秋》中收入了这篇小说，可证“菁蒂”是赵的笔名。早在1934年5月11日《河南民报·民报副刊》第226期上即登有一篇“自上海寄”的散文《艾霞追悼会在上海》，署名“菁蒂”。据赵清阁回忆，1934年她一边在上海美专学习，一边在天一影片公司工作，为《明星日报》写宣传稿。因此，笔者认为《艾霞追悼会在上海》的作者正是赵清阁。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下午两点钟，我便冒着雨，由遥远的菜市路赶了来到西藏路的宁波同乡会。”当时的上海“美专”正是位于菜市路（今顺昌路）。艾霞之死是震动一时的文化事件，赵清阁借此文表达了对她的哀悼之情，深感“艾霞的死不仅是社会，与电影界的损失，诚然也是我整个妇女的损失”。此外，她在1935年11月《女子月刊》第3卷第11期发表新诗《送别》时也使用了这一笔名。
（六）若菁 这个笔名与“菁蒂”接近。1936年9月《妇女文化》第1卷第2期上的《新社会的苏联妇女》署用此名。同年11月，武汉《文艺》第3卷第5期在赵清阁小说《华北的秋》后附有《妇女文化》第2期的目录，列有赵清阁《白鹭洲的钓鱼》、青《新社会的苏联解放妇女之近状》等。该刊主编胡绍轩、魏韶蓁与赵清阁彼此支持，互通文稿，因此这份目录当是赵清阁提供给他们借以宣传刊物的。《新社会的苏联解放妇女之近状》应为《新社会的苏联妇女》最初的篇名，本拟署用“青”，最终发表时改署“若菁”。《白鹭洲的钓鱼》与此类似，最终发表时题为《白鹭洲钓鱼》，署名“青谷”。
（七）天我 1940年3月22日重庆《中央日报·教育与文化》第8期“特写”栏刊载该刊记者署名“天我”的《记教部音乐会》，文中提到河南省教育厅长鲁荡平允诺“拟为本刊写篇旅途见闻的文章”。如前所述，赵清阁曾在《编者致答华林先生》说本刊“除了编者，便没有第二个工作者”，因而不难推断“天我”即赵清阁。不久，赵清阁再度用“天我”写了一篇记述“文协”第三届年会的“特写”《文艺大宴会》，刊发于4月10日该刊第14期。
（八）中明 1946年9月11日，上海《申报·文学》刊出一篇署“中明”的《文人友情与政治关系》。经比对，本文与次年2月1日北平《文艺与生活》第4卷第1期赵清阁《友情与政治》内容几乎相同。两刊彼时分别由王进珊、谢冰莹主编，均是赵清阁的熟人，因而文章应是赵本人供稿的。由此可证，“中明”是赵清阁的笔名，可能仅用过一次。赵清阁将这篇讨论友情的文章在京沪两地重复发表，足见她对超越政治立场的纯洁友谊的呼唤与珍重。
除上述八个笔名外，1940年3月19日《中央日报·教育文化》第7期《叶楚伧先生会见记》一文的“小灿”可能亦是赵清阁。据文中所述，作者月前来渝，“以后，也许就常住重庆了，因为奉命又要来主编一个刊物”。这与赵清阁由北碚来重庆主编《教育与文化》一刊的经历完全吻合。叶楚伧虽是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但爱好文艺，曾被推为“文协”理事，与老舍、郭沫若等“文协”成员皆有交往。不过确定“小灿”的身份，尚需更多的材料。
结语
赵清阁1936年曾在《我创作的动机》中写道：“在小学六年级读书的时候，编本级《壁报》，是我和文学结缘的开始。”《文苑耕作漫忆》一文对早年文学活动的描述略有不同：“到高小五年级时，国文老师姓孙，对我的成绩很满意，就让我主编了级刊墙报。这是一个既光荣又艰苦的任务，其实是老师选稿，我只抄抄写写，画点插图。”如果说主编墙报是赵清阁“和文学结缘的开始”，替同乡刘如水代编《河南民报·风雨》属于临时帮忙性质，那么主编《河南民报·女子文艺》则是赵清阁文艺编辑生涯的真正开端，宣告着一位编辑家的正式诞生。《河南民报·女子文艺》不仅是赵清阁主编的第一份期刊，而且可能是河南省乃至中原地区最早宣传妇女解放的专门刊物，在现代女性报刊史上值得记上一笔。作为一份刊龄不到半年综合性刊物，《中央日报·教育与文化》的影响力虽然没法与《弹花》媲美，但主编赵清阁仍然希望能够突破官方刊物的制衡，及时介绍文化动态，为抗战文教事业保留一份史料，同时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社会事件，追踪新书新作，因敢于发“一点牢骚”、说真话而惨遭被停刊的命运。在清阁、赵天、青谷、清谷、人一、骚人、铁公七个笔名之外，赵清阁至少还使用过涤凡、涕克、凡、清、菁蒂、若菁、天我、中明八个笔名发表过文章。由于这些笔名鲜为人知，《女性为什么不可以爱女性？》《莺莺》《战区里的席公馆》等散文、小说尚未进入学界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