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子夜》：资产阶级何以民族、经济危机何以世界
原标题：《子夜》中的资产阶级何以民族、经济危机何以世界？
1939年6月，茅盾在演讲中谈论《子夜》怎样写成时，曾提及“一九三○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1］由此，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倾向于在《子夜》与“世界经济恐慌”之间建立某种直接的对应关系，仿佛《子夜》中实业家吴荪甫的失败，不仅是“外资的压迫”这个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因素导致的，更是“世界经济恐慌”造成的。然而，吴荪甫真是被“世界经济恐慌”击垮的吗？
有学者系统总结了《子夜》中所写的造成民族工业困境的七个原因：第一，中原大战的影响；第二，国内苛捐杂税加重了产品的成本，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第三，关税不能保护民族工业；第四，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第五，工人斗争和农民暴动的影响；第六，技术落后，管理不善，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第七，买办金融资本家的金融封锁。其中，第四条“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例举了小说中的具体情节：“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造成丝价大跌。本来厂丝可以卖到900两一包，后来竟跌到600两一包，无法抛售。朱吟秋和吴荪甫先后都因此压住了资金。”［2］然而，以上七个方面其实是针对小说中宏观上的民族工业困境而言，那么具体到吴荪甫个人，他失败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吴荪甫的失败与小说所写的民族工业困境是完全一致的吗？
近年来，以经济视角研究《子夜》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突破，其中的一些重要研究呈现了世界经济大萧条、民国经济危机与茅盾小说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3］揭示了意识形态因素对茅盾写作的影响。［4］也有研究虽然细致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现实，［5］但对《子夜》文本的研读尚不够充分，未能在小说中关于吴荪甫的具体书写与“世界经济恐慌”之间找到切实的联系。事实上，除了第二章中直接提到一句“世界产业凋敝”、第七章间接提到美国经济受影响［6］之外，小说中很少出现关于“世界经济恐慌”的表述，更未直接写吴荪甫的失败是由“世界经济恐慌”造成。
可见单纯的经济学视角［7］是不够的，研究者还需要在经济史视角下展开对茅盾小说文本的细读，而不再只停留于文本之外的史料，这样才能达成“一种‘双向互犁’的研究，而非比附性的论证说明”。［8］在经济史视角下的文本细读，当然不能再重复新批评所强调的封闭式阅读，而是通过将经济史与文本细节互参互渗，从而获取新的发现，以此探寻《子夜》中吴荪甫失败的具体原因、世界经济危机到底在茅盾小说中何处体现，以及茅盾这样写的用意究竟何在。
一、掣肘工业发展的公债投机
茅盾在《子夜》原文中说吴荪甫“夹在三条火线中”：一是其裕华丝厂罢工耽误生产；二是资金周转不灵，家乡变乱遭致损失惨重，难以调来资金用以组建益中公司，后又遭到赵伯韬的金融封锁，而赵伯韬甚至要吞并其企业；三是其在公债投机中与赵伯韬为敌。对应小说的结局，在第一条战线上，吴荪甫的手下屠维岳抓捕了女工中的共产党员并平息了罢工，丝厂继续开工，取得胜利；在第二条战线上，益中公司下属的各小厂被迫出顶，只剩存款业务，实业经营已经失败；在第三条战线上，由于姐夫杜竹斋的背叛，做空头的吴荪甫被做多头的赵伯韬和杜竹斋联合击败。最终，因为在后面两条战线上失败，吴荪甫命令裕华丝厂“明天全厂停工”。［9］
在讨论吴荪甫的成败之前，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实业（主要是工业）与金融虽有关联，却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经济范畴。如果说吴荪甫的裕华丝厂和益中公司的八个小厂还能算作民族工业缩影的话，他的大规模的公债买卖则是一种金融投机方式，所展现的是内战时期中国经济上出现的一种金融乱象。［10］小说最终结局是吴荪甫做公债投机失败，并非丝厂经营失败。那么做实业的吴荪甫何以参与公债投机，又为何坚持做空头而遭到惨败？对此，如果留意1930年中国金融在政局动荡中的发展，尤其是政府公债的发行与投机，就会对《子夜》中不厌其详地描写的交易所斗争有所了解。
国民党经过两度北伐，表面上实现了国家政局的统一，但中央军（蒋派）与冯、阎、桂等尊奉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之间却爆发多次战争。1930年，冯、阎、桂、张（发奎）发动联合倒蒋的中原大战；而奉汪精卫为首脑的国民党改组派，也力图联合各派势力在军政两方面一举倒蒋。由于军费难支，蒋派以南京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行了大量公债，从1929年1月至1930年4月，就发行了“赈灾公债”1000万元、“裁兵公债”5000万元、“续发卷烟税国库券”2400万元、“关税库券”4000万元、“编遣库券”7000万元、“收回广东粤汉铁路公债”2000万元、“关税公债”2000万元、“交通部电政公债”1000万元、“卷烟税库券”2400万元等9项单笔上千万元的公债，而用作担保的则是“卷烟统税”“关税收入”等。其中的“关税库券”“裁兵公债”和“编遣库券”更被恐慌者戏称为“棺材边”。战局难料，一旦中央军大败甚至被赶出“中央”，民众所购买的这些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券，实在难保下届“中央”能够照单按期支付本息。而蒋派中央政府不仅不能立刻消灭军阀，又面临公债到期难还，只好加紧多发新债，以还旧债。据经济学家朱璈1934年的估算，1927年到1931年间中央政府累计发行了10.06亿元的公债。［11］
故而1930年9月前，在中原大战战局未定之时，公债市场上炒作之风大盛。那些认为中央军要胜，将来会连本带息偿还公债的投机商，自然看好公债会涨而多多买进，以待价格上涨后高价卖出获利，此即为“多头”；另一些人认为中央军要败，将来换了另一个“中央”难保旧债能被按期偿还，自然不看好公债而向交易所抵押借出大笔公债，想趁价格未跌之时大卖，将来跌价后再低价买回债券，到月底的交割期以债券还给交易所，以此获利，即为“空头”。两方获利渠道相反，势同水火。当时茅盾认为“人民购买公债本来应该是一种储蓄性质。但民国自有公债以来，就不是储蓄的，而是‘投机的’”；而且“公债市价的变动常以政局的变动为主要原因”。［12］而小说中吴荪甫5月份在第一次与赵伯韬联手做多头时，便怀疑这是赵伯韬的圈套。此后他在6月和7月先后两度改做空头，遂与做多头的赵伯韬势同水火。选择做多还是做空与双方对公债涨跌的判断有关，更与双方对中原大战的战局判断有密切关系，而对战局的判断又与双方各自的政治倾向［13］不无关系。小说只写到中原大战胜负未分的7月公债交割期前，但茅盾是在1932年冬完成写作的，他当然知道1930年9月这次大战的最终结局是张学良遣东北军入关助蒋派中央军战胜与汪派勾结的冯阎桂张各派军阀，而公债市场无论在每个月的交割期内怎样波动，都不会使坚持做空的吴荪甫一方取得最终胜利的。
而《子夜》结尾将吴荪甫失败的具体原因，写成7月公债投机中做空头时遭到姐夫杜竹斋出卖，并未触及9月中原大战的结局，也不涉及1930年汪蒋争夺国民党中央正统的最终结果。公债投机并不属于实业范畴，仅仅是工业家吴荪甫等在放弃益中公司之后孤注一掷的金融投机，这和银行家赵伯韬等的金融投机并无本质区别。吴荪甫公债投机失败，并不能等同于民族工业的失败。益中公司下属各小厂的出顶，在此次金融投机失败之前就已完成；而裕华丝厂直到小说结局都并未被抵押成，换言之，最后这次金融投机胜败与否，都无关丝厂和益中公司下属实业的处境，亦不能视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那么吴荪甫在另外两条战线上的胜负，又是否缘于世界经济危机？
二、困于中原大战的益中公司
既然《子夜》结局所写的是第三条战线上的公债投机，那么在最后这次金融投机之前，益中公司所属企业为何被迫出顶？吴荪甫在第二条战线上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
小说中，益中公司是由吴荪甫、王和甫及孙吉人这三位实业家共同出资创办的。其中，孙吉人是太平洋轮船公司老板，还运营皖北长途汽车；王和甫是河南大兴煤矿公司老板；吴荪甫则是上海裕华丝厂老板。在5月18日吴老太爷的葬礼上，各色企业家和金融家甚至政客军人齐聚吴府。实业家孙吉人提议联合实业界同人绕开银行业，创办自己人的金融流通机关。政客唐云山主张拉吴荪甫一同来办。而吴荪甫恰有一个久在构思中的“大计画”，要“大规模地进行企业”。到6月初，益中公司利用旧账一下子收购了多个小厂：“灯泡厂，热水瓶厂，玻璃厂，橡胶厂，阳伞厂，肥皂厂，赛璐珞厂”，而吴荪甫他们之所以吞并这么多轻工业小厂，除了收购和经营成本相对较低等商业上的考虑之外，还出于同日本轻工业在华工厂相竞争的野心，甚至妄想让他们的轻工业产品“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这明显带有吴荪甫等“民族资本家”的某种民族情绪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内。此外，吴荪甫还准备接办陈君宜的绸厂和朱吟秋的丝厂。然而，过于迅猛的扩张导致益中公司资金周转不灵，一面疯狂地收购小厂并投入大量资金，一面又在公债市场投机，以致陷入资金困境，“场面刚刚拉开，马上就闹饥荒”。［14］企业家的公债投机占用大量资金，反而成了其创办企业的内在障碍。
早在5月底，赵伯韬就估计“也许三个月不到”，吴荪甫的益中公司在钱这方面就会“兜不转”。6月中旬，杜竹斋因赵伯韬的威胁而退股益中，他为益中信托公司拉来的存款也突然变卦。吴荪甫的资金周转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几天内就需要发工人工资“总共五万多块”，而新进的原材料“总共得七万多块钱”，还需扩充费用“三十万”。此外，收购朱吟秋的乾和丝厂不仅耗资约三十万，并且堆在那里的干茧和存丝就白白占着二十万的流动资金无法变现。而战事阻断交通影响销路，这些小厂只有投入没有回报，天天“净赔开销”。在这种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公债投机又出了问题，所以“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从那九个厂里榨取他们在交易所里或许会损失的数目”，只好决定“八个厂开除工人，三百到五百，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长工作时间一小时，扣‘存工’，还有——工钱打九折”；同时益中租用的陈君宜的绸厂也“减薪，开除工人，延长工作”。到了6月底7月初，中原大战影响交通导致“商业萧条”，益中公司“上星期装出去的货都如数退了回来了”。益中公司吸收存款来放贷给八个厂，“货出来了，却不能销，还得上堆栈花栈钱”。当火柴厂老板周仲伟也寻求益中投资甚至代管时，王和甫拒绝他的理由便是“长江客销不动，本街又碰着东洋厂家倾销”，之前收购的工厂现在每天也只“开工半天”。［15］可见，正是公债投机造成的损失和中原大战带来的滞销，严重影响了益中公司的工业发展与扩张。而益中公司所收购的各小厂的产品也根本不是要去国际市场竞争，其在上海本埠甚至竞争不过日货，上海出产的轻工业产品真正要销往的地区是内地。这些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的日用品制造厂，其货物积压显然是困于内战，而与世界经济危机并无直接关系。
当然，如果益中公司能够获得更充足的资金，或许其下属的这些厂还能熬到战事结束之后。但赵伯韬挑唆金融界困死益中，吴、孙、王三人又集中全部资金孤注一掷试图在公债投机中击败赵伯韬，更使得这些工厂难以获得足够资金。公债投机导致资金不够充足，无法给这些工厂“续命”，加速了其失败，但并非根本原因。受中原大战影响，不仅工厂产品滞销，王和甫、孙吉人原本经营的河南的煤矿和江北的运输都无法经营。而随着战事不断延长，孙吉人“江北的汽车被征发了，川江轮船却又失踪”。最终，吴、孙、王三人认识到“时局和平无望，益中多维持一天就是多亏一天本”，“而且事情坏在战事延长，不是我们办企业的手腕不行”。［16］之后，他们虽然拒绝了赵伯韬，却也不得不将这些小厂顶给别人，益中公司转而专做信托，不再经营工业。一个民族工业的“大计画”就此失败。显然，在小说的书写中，中原大战才是实际影响实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17］
不同于第二章吴府葬礼上借企业家牢骚而侧面揭示的那些困境，小说用十几章的篇幅详写了作为企业家联合体的益中公司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失败。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益中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原大战，并非世界经济危机。而茅盾在前述1939年演讲中所强调的“外资的压迫”和“世界经济的恐慌”，或多或少可以视为又一次“意图谬见”［18］的展现，与小说实际所写的具体情节并不完全相符，而更符合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诉求。
三、因罢工而受损的裕华丝厂
尽管吴荪甫在第二、三条战线上都失败了，但在第一条战线上，吴荪甫依靠屠维岳的努力成功平息了裕华丝厂罢工，取得了胜利。那么裕华丝厂是否像那些日用品小厂一样“生产过剩”？又是否因世界经济危机而受影响？
如前所述，吴荪甫说过“可是我还知道另外一个鬼，比这更大更利害的鬼！世界产业凋敝，厂经跌价”。主要靠出口“厂经”等生丝产品的裕华丝厂，自然因世界经济危机而在丝价方面有所损失。但裕华丝厂在小说结局中并未倒闭或转手，也未被赵伯韬吞并，只是因吴荪甫公债投机失败后灰心而遭其下令暂时停工。然而茅盾在1980年那篇著名的回忆录《〈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中曾明确说过，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导致丝价大跌而影响中国丝业。并声称自己在1930年冬重访同乡故旧时得知：“仅一九三○年，上海的丝厂由原来的一百家变成七十家。无锡丝厂由原来的七十家变成四十家。广东丝厂的困难也差不多。其他苏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各丝厂十之八九倒闭。四川丝厂宣告停业的，二、三十家。这都是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这坚定了我的以丝厂作为《子夜》中的主要工厂的信心。”［19］难道茅盾关于1930年中国丝业困顿的回忆不是对《子夜》最好的说明？
有学者考证指出，［20］1957年陈真、姚洛合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也有这样一段关于1930年中国丝业的话：“同时复因世界市面衰落，各国丝厂大半减工停业，生丝销路大减，日本丝贬价出售，华丝无法竞争。故丝业之衰败，为数十年所罕见。上海丝厂106家中，年终时停业者约达70家，无锡丝厂70家中，停业者约40家，广东丝厂情形之困难，亦复相类。”编者说这些数据“摘自中国银行1930年度营业报告31-33页”，并称1931年“上海107家丝厂，工作者仅20余家，无锡49家中工作者亦只10余家。其他苏、镇、杭、嘉、湖各厂，十之八九，均已停闭”。［21］而其中最后一句［22］又与茅盾回忆录中的句子“其他苏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各丝厂十之八九倒闭”几乎一致。［23］
茅盾在回忆录中，对五十年前耳闻所得的数据有如此清晰准确的记忆，并与195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所引用的“中国银行1930年营业报告”在数据甚至诸多用词上几乎完全一致，仅把上海丝厂“停业者约达70家”的说法“记”成了“变成七十家”，弄混了减量和存量，把“亦复相类”写成“也差不多”这样一句通俗易解的白话。很显然茅盾写回忆录时是为了追求“记忆”的准确而在子女的帮助下参考了大量原始史料数据。这一方面证明回忆录中所言非虚，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数据并非源于茅盾当年的记忆，固然可以反映1930年的中国经济，却不能反映茅盾写作时的原初心态。回忆录对小说写作的阐释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作者查阅资料时所见所得与五十年后作者自己对作品的主观判断的干扰，而不见得与当年写作时的实际情形一致。因此，要考察小说写作时的真实状态，固然可以适当参考回忆录，但不能仅凭五十年后的回忆和经济史数据，还需对照小说文本中的情节本身。
既然“丝业关系民族工业尤大”，那《子夜》究竟是如何描写丝厂的？小说主要写了吴荪甫的裕华丝厂和朱吟秋的乾和丝厂。其中第二章曾借吴老太爷葬礼上一众企业家之口揭示了当时的民族工业困境。如朱吟秋就认为自己的乾和丝厂有“四大敌人”，遭到“四面围攻：工人要加工钱，外洋销路受日本丝的竞争，本国捐税太重，金融界对于放款又不肯通融”。这里的“外洋销路受日本丝的竞争”，虽然不是直接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却也是发生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尽管有所谓“四大敌人”，但实际上朱吟秋的乾和丝厂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贪心囤积干茧和产品而经营不善，“他的问题很简单：怎样把到期的押款延宕过去，并且怎样能够既不必‘忍痛’卖出贱价的丝，又可以使他的丝厂仍旧开工”；而“他实在并没负债；虽然有押款二十多万压在他背脊上，他不是现存着二百包粗细厂丝和大量的干茧么”？［24］也就是说，如果贷款可以延期，乾和丝厂完全可以支撑下去，不会落到吴荪甫手中。
那么吴荪甫的裕华丝厂又如何？“在四五个月前厂经尚未猛跌的时候，吴荪甫不是抛售了一千包洋庄么？因此在目前丝业中人大家都想暂时停工的时候，吴荪甫是在赶工交货的”。甚至工人们也已经知道吴荪甫“抛售的期丝不少，现在正要赶缫交货”，故而才有怠工甚至罢工来威胁资方要求发米贴的事。其“赶工交货”显示了吴荪甫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不大。其他丝厂在欧美市场或多或少地受到日本丝竞争，不低价亏本销售就难以夺回市场，而吴荪甫的裕华丝厂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趁丝价未猛跌之际提前抛售，现在还有大额订单需要按旧价来赶工交货，非但不属于生产过剩，反而处于紧张加班生产之中。到5月底，小说中的经济学家李玉亭也看出，“在故乡农民暴动中受了若干损失的吴荪甫，不但想廉价地吞并了朱吟秋的丝厂以为补偿，并且想更廉价地攫取了朱吟秋的大批干茧来赶缫抛售的期丝，企图在厂经跌价风潮中仍旧赚钱”。裕华丝厂利用低价套取乾和丝厂干茧，还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润空间。到了6月，吴荪甫如愿以偿，在“已经收买了些茧子”，“茧子已经够用”［25］的情况下，又获得了朱吟秋的茧子。“在厂经跌价风潮中仍旧赚钱”的裕华丝厂，显然和那些面临倒闭的上海丝厂处于不同的情形当中。“中国银行1930年营业报告”和茅盾回忆录中关于中国各地丝厂纷纷倒闭的数据确实不假，但真实的经济史，并不等同于虚构的小说。茅盾并未按照当年丝业普遍情形来写裕华丝厂，而是使其成为丝价大跌风潮中独善其身的一家。
到6月下旬，吴荪甫吞并了朱吟秋的乾和丝厂，“就他的全部资产而论，这两个月内，他是飞跃地增加，少说也有二十万；然而堆栈里的干茧就搁煞了十多万，加之最近丝价狂跌，他再不能忍痛抛售，这存丝一项也搁煞了十多万”。乾和丝厂以往积压的存丝确实因丝价狂跌而滞销，变成一件“湿布衫”，但吴荪甫自己的规模更大的裕华丝厂此前抛售的期丝仍未赶缫完成。也正因此，裕华丝厂才必须尽快平息罢工，加快生产，因为“他知道目前各丝厂的情形就像一个大火药库，只要一处爆发了一点火星，给工人们一个口实，立刻就会蔓延开来，成为总同盟罢工的。而他自己此时却正在赶缫抛售出去的期货，极不愿意有罢工那样的事出来”。一旦因怠工罢工而停产或延迟生产，会让他失去已有的订单，带来损失，所以吴荪甫要极力避免出现罢工。［26］小说由此详细描绘了裕华丝厂三次罢工斗争，吴荪甫甚至一度被罢工工人包围，困在丝厂大门口。最终依靠屠维岳的分化安抚政策，使女工恢复上工，替吴荪甫挽回了可能发生的巨大损失。
值得思考的是，《子夜》既然极力描绘民族工业的困境，甚至详写益中公司所经营的轻工业小厂的最终失败，那作为民族工业代表的丝业领军大厂，裕华丝厂规模远超那些小厂，又是主人公吴荪甫的主业，小说为何要写吴荪甫在这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而不写其失败？作为资本家的吴荪甫，在罢工斗争中取得胜利，成功地平息罢工风潮，抓捕了共产党员，并较为长久地摧毁了工厂中继续罢工的革命力量，这样的写作，岂不是描绘了中共罢工斗争的失败和资本家的胜利？
事实上，这正是《子夜》需要完成的一个重要意图——揭示“立三路线”的失败。《子夜》固然因瞿秋白的要求而写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战胜买办，突出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无望这一主题；但另一方面，1930年夏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9月底就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立三路线”，正是瞿秋白及时将各地冒进的红军和损失惨重的罢工运动从危险的边缘拯救回来。在“回答托派”之外，纠正“立三路线”同样是瞿秋白的意识形态诉求。1931年，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被解除领导职务，在与茅盾的会面中对其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写作给予了政治方向的指导。而后世评论界过于看重茅盾自1939年演讲以来所突出的“回答托派”主题，仿佛《子夜》描绘工人罢工，就是对罢工运动的简单支持，而未能充分地注意到《子夜》通过书写“五卅”纪念日游行中的大批被捕者，呈现了“立三路线”下飞行集会等“左倾”行为的冒险性。众所周知，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并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在上海发动各行业同盟总罢工，最终导致各地红军和城市地下党损失惨重。而《子夜》中的共产党罢工运动领导人克佐甫，在裕华丝厂工人党员被抓之后，仍不顾实际地要求第二天继续罢工，并将直接负责裕华丝厂罢工运动的地下党领导人玛金的合理意见指责为右倾，这种做法正与“立三路线”一致。［27］小说中年轻的地下党员蔡真，也只会背“公式”一般的套话，不切实际更甚于克佐甫。最终玛金和裕华丝厂的女工领袖被屠维岳的密探抓捕，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无法恢复中共地下党在工人中间的活动，裕华丝厂的罢工运动走向失败。［28］
由此可见，尽管《子夜》通过一众企业家之口揭示了民族工业的困境，但具体到中国工业出口最有影响力的丝业，却并未详写欧美经济大萧条和日本丝业的竞争对裕华丝厂的实际影响，反而用前后跨越十几章的大量笔墨来写裕华丝厂如何平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罢工，以避免无法按期交货带来的损失。这样的写作，固然是出于揭示“立三路线”的意图，却也将中共地下组织发起的罢工，写成了损害丝业的力量。那么《子夜》为何在具体情节上会如此描绘“关系中国民族工业尤大”的丝业，而不像茅盾在1939年演讲中所说那样，去突出地描绘民族资产阶级受“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和“外资的压迫”而未能带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四、资产阶级何以民族？
事实上，在茅盾的最初构想中，所要写的并非丝业，而是棉纺织业，其中就设计了由竞争者煽动的罢工。［29］后来改为丝业，仍保留了罢工等最初设计。在随后写成的小说《提要》中，设计了丝厂第二次罢工“即有赵派在中鼓动”，第三次罢工“为赵派所鼓起”，都将煽动罢工作为赵伯韬打击吴荪甫的一种手段。到后来详细的分章大纲中，也写了工会里的蒋派钱葆生“是煽动工人罢工的”。［30］但到最后完成的小说手稿中，这些由反对力量所煽动的罢工都未写，只写了工人自发的工潮和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罢工斗争。可见在茅盾的最初构想中，可以被对手利用的工潮也曾是干扰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到后来的具体写作中，罢工运动主要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种革命活动，与农村的暴动和红军的军事斗争具有相通的性质，是土地革命期间都市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不乏“左倾”色彩，却符合中共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从最初设想到后来具体写作的变化，导致小说把中共方面组织的罢工放在了干扰民族工业发展的那一面当中。
曾经纠正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小说出版后几个月就写了《读〈子夜〉》，完全站在肯定罢工斗争正义性的立场上，一面批判“立三路线”的盲动，一面否定民族资本家所谓发展民族工业的虚伪论调。［31］在瞿秋白的意识形态视角下，民族工业是否因罢工运动而受损，根本无需论及。而民族资本家所谓发展民族工业的论调，则被视为一种伪装。换言之，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性本身，就是被质疑的。
而在茅盾的写作中，尽管吴荪甫被塑造成了具有发展民族工业雄心壮志的民族资本家形象，但吴荪甫对个人利害得失的计较远远重于那套国货论。小说第二章写吴荪甫面对罢工而自嘲：“开什么厂！真是淘气！当初为什么不办银行？”但随即又转成坚决的态度：“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民族工业尤大！”似乎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而后来面对诗人范博文挖苦他为什么定要办丝厂时，吴荪甫的回答是：“中国的实业能够挽回金钱外溢的，就只有丝！”范博文转而站在绸缎厂的立场质疑中国丝业：“而现在，厂丝欧销停滞，纽约市场又被日本夺去，你们都把丝囤在栈里。一面大叫厂丝无销路，一面本国织绸反用外国人造丝，这岂不是中国实业前途的矛盾！”范博文关于“欧销”、纽约市场与日丝竞争及存丝的话，是整部《子夜》中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丝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利情形着墨最多的一句。后面一句则是关于国内市场和织绸业的。而吴荪甫“自然对于这些肤浅的国货论不会感到满足”，他心中发展民族工业的正义感，更多地是从他自己经营的丝业出发来考虑，一旦变换立场要从织绸业的角度来看中国绸缎用不起昂贵的中国丝这一结构性矛盾，便马上觉得范博文那套国货论肤浅，冷笑说“这都是老生常谈罢了”。在他看来，“企业家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至于他的生产品到外洋丝织厂内一转身仍复销到中国来，那是另一个问题，应该由政府的主管部去设法补救，企业家总不能因噎废食的呀”！［32］
当李玉亭将赵伯韬的阴谋——金融资本试图吞并工业资本这一消息告知吴荪甫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啊！这简直是断送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了！”随后则惘然，“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刚才勃发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上的义愤，已经渐渐在那里缩小，而个人利害的筹虑却在渐渐扩大，终至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上面了。”后来在赵伯韬向吴荪甫当面摊牌要逼他投降时，“发展企业的热狂已经在他血管中冷却！如果他现在还想努力不使益中公司破产，那也无非因为他有二十多万的资本投在益中里”。最终，吴荪甫与孙吉人、王和甫“他们还觉得藕断丝连的‘抵押’太磨烦，他们一致要干干脆脆顶了出去。孙吉人假想中的主顾有两个：英商某洋行和日商某会社”。［33］这三位民族资本家在民族工业的“大计画”失败时，虽未投降美国金融资本的买办赵伯韬，却要将益中下属企业顶给英商日商，自己同样“买办化”。小说以此深刻地质疑了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性，而强调了其作为资产阶级重利的本性。
关于资产阶级重利的本性与发展民族工业的矛盾，在小说中又被一众青年多次探讨。其中，在吴府葬礼上，范博文和吴芝生打赌：“问题是：一个人又要顾全民族的利益，又要顾全自己的利益，这中间有没有冲突？”随即以吴荪甫和厂里的工人举例：“现在厂丝销路清淡，荪甫对工人说：‘我们的厂经成本太重，不能和日本丝竞争，我们的丝业就要破产了；要减轻成本，就不得不减低工钱。为了民族的利益，工人们只好忍痛一时，少拿几个工钱。’但是工人们回答：‘生活程度高了，本来就吃不饱，再减工钱，那是要我们的命了。你们有钱做老板，总不会饿肚子，请你们顾全民族利益，忍痛一时，少赚几文罢。’——看来两方面都有理，可是两方面的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就都发生了冲突。”他们赌经济学教授李玉亭对此的看法，得到的答案是：“但是无论如何，资本家非有利润不可！不赚钱的生意根本就不能成立！”［34］这段描绘其实揭示了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性是有限的。那些误将反映民族工业当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甚至认为批判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就体现了茅盾“民族主义”倾向的解读，恐怕错估了茅盾对“民族主义”的态度，［35］没有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的“民族主义”这一表述，恰恰是作为“左联”行政书记的茅盾在写作《子夜》的同时，极力批判的一种带有国民党官方色彩的文艺力量。事实上《子夜》正是通过对吴荪甫等民族资本家发展民族工业的梦想破灭，来完成瞿秋白交代的意识形态任务。虽然《子夜》所写是本国而非他国，但这种关注弱小民族受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的左翼话语，绝不等同于与当时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相关的“民族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性，本就是茅盾写作当中有意质疑的对象。
五、经济危机何以世界？
同样是在吴府葬礼上青年的讨论中，杜学诗说了一段关于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话：“譬如说中国丝不能和日本丝竞争罢，掌理‘国家’的铁掌就应该一方面减削工人的工钱，又一方面强制资本家用最低的价格卖出去，务必要在欧美市场上将日本丝压倒！”他认为任何人不能反对治理国家的铁掌：“要是资本家不肯亏本抛售，好！‘国家’就可以没收他的工厂！”［36］这些话语虽然引得众人嘲笑，但明显带有国家统制经济的意味。而当吴荪甫被罢工女工围堵在工厂门口受惊而逃回家后，聚集吴府前来慰问的青年们又一次爆发了争论。杜新箨认为英美工厂里让工人入股的方式可以消弭工潮，而杜学诗仍坚持国家管制的方式，并以意大利为实例。两人的争论看上去是针对罢工运动而发，实际上背后有各自不同的经济模式。一种是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另一种则带有法西斯的国家统制经济色彩。有学者指出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发展到统制主义，政府干预明显加强。这种统制主义又可分为英美和德日法西斯两类不同情形。［37］杜学诗口中意大利的情形显然属于后者。
就在1933年《子夜》出版之际，国民政府负责发展民族工业的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在《民族》上发表《为实业计划告国人》一文，向民众介绍实业部的四年计划，并号召大家支持民族工业，希望国内的金融机构能够更多地投资实业，［38］这正与《子夜》中所反映的金融不支持实业这一社会现实相对照。陈公博是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反蒋的汪派核心人物，他在1928年创办《革命评论》拉开了国民党内政治倒蒋的大旗，使得日后军事倒蒋与政治倒蒋相结合成为可能。在《革命评论》创刊号上，陈公博曾发文将意大利和美国视为以英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极，认为“意大利的政治和经济仅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的附庸”，“在欧洲社会动摇最盛之时，意大利革命的空气最为高涨，在欧洲社会稍为稳定之时，意大利反动的空气也最为紧张”，所谓法西斯蒂不过“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副产品”。［39］这样的认识正与《子夜》中杜氏叔侄二人的争论相对应。
显然，茅盾已经注意到了世界经济危机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向着不同类型的统制经济模式转变，而《子夜》并非简单地将裕华丝厂写成世界经济危机拖垮的民族工业代表，而是通过具体的罢工运动、实业与金融之争，在更深的层面上呈现了某种具有全球视野的经济问题之观察。
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造成了较长时间的影响，然而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两个层面的影响是不同时间段形成的。1929年开始的欧美经济“大萧条”，在实业方面对中国生丝出口构成重大影响；《子夜》里中国丝业所面对的正是欧美市场萎缩的出口不利局面，而此时中国的金融危机尚未真正形成。直到小说写成后的1933年罗斯福新政使美元贬值以转嫁危机，美国收购白银使银价升高，才真正导致了中国货币体系的巨大灾难，［40］进而催生了1935年的法币改革。30年代初欧美市场对中国工农业的影响实际早已经进入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作品的视野；但1933年后才真正显现的金融影响，显然不是《子夜》作为“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41］所直接瞩目的，而是写入了日后的中篇《多角关系》中。［42］因而《子夜》所写并非世界经济危机的简单中国翻版，而是实业艰难而金融发达的怪象。
其中，“金贵银贱”是《子夜》直接写到的1930年中国汇率形势。金贵银贱其实是世界银价低落。当时的欧美资本主义大国采用金本位货币，即货币与金价挂钩，就算并不真的铸造金币，其纸币的面值也是等同于金币的；而中国采用银本位货币，甚至直接用银子作钱（银两）并做钱（银币），一切货物用银两定价。［43］故而当世界银价低落时，即黄金与白银的价格比增大时，中国货币自然贬值，以白银定价的中国货物在国际市场上就变得便宜，更容易销售，中国货物出口数量大增；而欧美各国用黄金定价的货物就变得更贵，销售量下降，中国进口货物数量减少而代价更高。而国民政府以贬值的白银来偿还各国债务，要付出更高的实际费用，中国海关用贬值的白银来收取关税，则损失惨重。故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军费消耗太多之外，也确实受金贵银贱的影响而收入减少、支出增多，巨额财政赤字只能靠借债来弥补，面向市场发行了空前规模的公债。金贵银贱的其他影响还表现在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中国银行业游资过剩，为国民政府发行巨额公债提供了充足的游资。而中国由进口商品构成的日用品，也因白银购买力降低出现价格上涨，［44］生活成本大大增加。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30年的调查，进口的“美国面粉在一九二五年时每五十磅售四元九角八分。一月间增至六元二角五分。现更增至七元五角八分”。［45］《子夜》中工人因物价上涨而要求发米贴的情节，也由此而来。
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贵银贱是同时出现的现象，而两者并非同一个问题。金贵银贱确实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但《子夜》只把金贵银贱作为大背景，而不具体写吴荪甫生丝出口销量到底减少多少，只通过内销火柴的周仲伟之口抱怨火柴生产所需的外国进口原料因金贵银贱而涨价，导致其成本增加，同时不忘抱怨南京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采购本国原料罢，好，原料税，子口税，厘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国原料还要贵了！”［46］如前所述，吴荪甫的益中公司下属工厂和裕华丝厂的困境，主要是来自战事影响交通、金融掣肘资金以及工人罢工影响生产，而不是来自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贵银贱。如果再多加一点对工厂以外其他实业的影响，也只能是双桥镇的农村暴动破坏其在家乡的经济建设。吴荪甫最终是败在了公债投机市场，金融投机失败妨害了他的宏伟实业计划，而不是企业本身倒闭。周仲伟的企业本身出现问题，但最终卖给了外商，是外国资金拯救了这些企业却也吞噬了其民族工业的中国性/中国姓。
可见《子夜》通过吴荪甫的成败所写的中国资本主义问题，并不是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而主要是金贵银贱形势下以白银计价的中国出口本应扩大却出现实业凋敝、金融发达的怪象。然而，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却将世界经济危机与茅盾小说的关系视为一种同步影响，忽略了其中复杂的交错。《子夜》小说文本所呈现的“危机”，其实与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并不一致，仅仅处于同一时期，而有各自不同的原因。真正对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加以具体描绘的，恰恰不是《子夜》，而是《春蚕》等与《子夜》密切相关却侧重不同的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47］既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指出《子夜》与世界经济危机的关联，却无法从文本内部分析茅盾究竟如何阐释世界经济危机。研究者只有将茅盾诸多相关表述细节重新联系起来，才能发现《春蚕》等农村题材作品和《子夜》，［48］是如何从最初的共同设想，逐步演变为侧重不同的社会问题描绘，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茅盾如何在创作过程中逐步厘清这两种不同社会问题，又表达了怎样不同的态度。
余论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1939年茅盾关于《子夜》的演讲是在盛世才标榜“亲苏”的特务统治之下展开的，［49］故而其演讲特别突出了关于“回答托派”和“世界经济的恐慌”等诸多论述，这和1930年《子夜》写作之初他所关心的问题已有所不同。［50］而在1949年之后一段时间的语境中，关于“回答托派”和“世界经济的恐慌”等论述，显然比中原大战前后汪蒋之争等原初创作背景更容易被那个年代的左翼文学研究接受。［51］而对原初历史背景的重新发现，则与左翼文学研究的演变史有关。
茅盾在《子夜》中之所以不详写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具体影响，而用大量笔墨详写实业凋敝金融发达的乱象，并大写特写中原大战影响交通妨碍中国经济，综合政治史视角与经济史视角可以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茅盾不认同蒋派过分倚重金融的政策，他虽然一度认同汪派从国民革命到中原大战期间发展实业的经济政策，却最终对其虚伪的“空心汤圆”本质彻底失望。而茅盾在小说中所描绘的这些困于内战的都市工业、联通世界的乡村经济，甚至“立三路线”下都市的工人罢工、飞行集会和乡村暴动及红军冒险的军事行动等问题，在很长时间内被民族资产阶级能否战胜买办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这样的“回答托派”主题所掩盖，导致研究者概括茅盾包括《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剖析小说时，对其间哪部作品在哪个层面反映了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哪部作品在哪个层面反映了中国自身政治混乱带来的经济影响，往往语焉不详。这也是在经济史视角下重新细读包括《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剖析小说的意义所在，即不再把小说当成史料证据来剖析经济史，［52］而是从中发掘茅盾、瞿秋白等不同左翼知识分子观察经济社会时复杂的精神演变历程。
注释：
［1］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先生在副刊座谈会上的讲演》，《新疆日报·绿洲》1939年6月1日（星期四），第4版。后来茅盾论及《子夜》时也有类似说法，如“欧洲经济恐慌影响到当时中国的民族工业，一些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轻工业受到严重打击，濒于破产”，参见茅盾：《再来补充几句》，《子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574页。
［2］钱振纲、赵丹：《〈子夜〉所描写的民族工业困境原因的经济视角考察》，《茅盾研究》第15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7-133页。
［3］如刘春勇《大萧条与茅盾的江南书写》（《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5期）一文认为，这是茅盾在1930—1931年间能够连续创作《春蚕》《子夜》等一系列以“丝业”为主的破产题材的原因，“可以说，茅盾用文学的方式将大萧条在中国大陆最早的冲击表现了出来。但是，因为其意识形态指向性的问题，他主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所谓帝国主义，以致自己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主义特色，而失去了一种全球性的宽广的视野”。
［4］如邬冬梅《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一文指出，“1930年中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相对于其他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相对繁荣状态，但出口尤其是缫丝业受到了外部市场萎缩和技术落后的影响。《子夜》在对这一现象进行表现时，回避了经济危机的叙述，小说主题表现为帝国主义对民族工业的压迫及吞并、资产阶级与工人的阶级矛盾、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罢工反抗，同时对农村和乡镇经济进行了侧面表现”。
［5］如梁竞男《〈子夜〉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叙事之考辨》（《名作欣赏》2011年第32期）、赵丹《论〈子夜〉对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危机反映的真实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0期）等论文。
［6］第二章吴荪甫对莫干丞说“可是我还知道另外一个鬼，比这更大更利害的鬼！世界产业凋敝，厂经跌价”；第七章吴荪甫也想到“而且全世界的经济恐慌不是也打击了美国么”。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54、169页。在现存茅盾手稿第七章的原段落中并无引号中的这句话，但该处标了一个星号，并在该页最后又标了一个星号加上了这句话，可见这句话是在初稿修改过程中后加的一句。
［7］经济史学者孔令仁借助《子夜》来研究193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主要是研究民国经济本身，而与文学研究关注经济的目的并不相同。参见孔令仁：《〈子夜〉与一九三○年前后的中国经济》，《文史哲》1979年第5期。
［8］李怡：《作为方法的“民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9］以上引文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164、440页。
［10］妥佳宁：《从实业与金融到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子夜〉成书前的文献谱系还原》，《励耘学刊》2020年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40-258页。
［11］朱璈：《中国财政问题》，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年，第232页。转引自虞宝棠编著：《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12］玄：《质疑与解答：公债买卖》，《中学生》第36期，1933年6月。1933年《子夜》出版后，读者陆万祥致信《中学生》杂志，请求“熟知此道的人写一篇讲述公债市场的文字”，茅盾以“玄”为笔名写了回复，标题为杂志编者所加。
［13］“工业资本家倾向改组派（即汪精卫派）”，而“银行资本家中，赵伯韬是蒋派”，参见茅盾：《提要》，《子夜（手迹本）》，第448页。
［14］以上引文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56、228、243、235页。
［15］以上引文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218、271、275、272、282、343、385页。
［16］以上引文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231、408页。
［17］钱振纲、赵丹在《〈子夜〉所描写的民族工业困境原因的经济视角考察》一文中说，“在作者笔下，战争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真正祸首”，明确指出战争是造成民族工业发展困境的最主要原因。
［18］维姆萨特、比尔兹利：《意图谬见》，罗少丹译，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09页。
［19］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20］赵丹：《论〈子夜〉对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危机反映的真实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0期。
［21］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民族资本创办和经营的工业”，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58-59、60页。
［22］此句另一版本文字记录为：“其他苏、镇、杭、嘉、湖各厂，十之八九，将已倒闭。”参见魏建、房福贤：《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93页。
［23］这份“中国银行1930年营业报告”中的数据，后来还被王均裕、邓元煊编写的《中学语文课文研究信息集》“高中第6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引用，以阐释《春蚕》的时代背景，可见这些史料广受关注。
［24］以上引文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55、36、64页。
［25］以上引文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66、116、216、240页。
［26］以上引文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272、70页。
［27］克佐甫对玛金的右倾指责，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362页。李立三认为：“现在要特别批评的就是党内现存的一种对工人斗争的悲观观念，他并不否认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觉得现在工人斗争没有如农村斗争一样的高涨的形势，也还是对的。可是他因此便怀疑到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他觉得工人斗争很难有很快的高涨，这就是极危险的右倾错误。”参见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1930年第3卷第4-5期，第27页。
［28］梁竞男《茅盾〈子夜〉工人运动描写写实性之研究》（《山花》2015年第8期）一文，将徐珠琴《金维映：一个迟来的故事（二）》（《党史文汇》2004年第2期）中金维映1930年夏组织上海丝业罢工的史料，与《子夜》中的罢工情节进行对比，指出：“《子夜》中写到的玛金、朱桂英、何秀妹与上述史料中的阿金、朱秀英、徐大妹的名字何其相似，所担任的职业角色和所从事的活动也大同小异！”认为玛金的历史原型是中共早期女性运动领导人金维映。此外，张全之的论文《〈子夜〉与1930年上海丝业工人大罢工》（《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中国现代长篇工人运动小说的杰作——重评〈子夜〉对工人运动的书写》（《西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考证了1930年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领导下的上海“丝委”，与小说中共产党罢工领导之间的对应关系。
［29］该设想名为《记事珠A——棉纱》，茅盾为此研读了周培兰所译井村薰雄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该书（第318页）认为日商在华棉纱纺织厂“今日强烈罢工运动之背后，除共产主义者之煽动外，又有华商纱厂之策画”。而茅盾最初构想共有三个记事珠，辑录发表于《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499-513页，但辑录有部分文字认读错误。三个记事珠首页的照片可参见孙中田：《图本茅盾传》，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照片中三张首页之后均不可见下页的具体内容。1980年茅盾据此撰写了《〈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当中的相关部分。关于这三个记事珠手迹的保存，参见学思：《茅盾〈子夜〉手稿》，《档案工作》1987年第3期。
［30］以上引文参见茅盾：《提要》《大纲》，《子夜（手迹本）》，第452-453、468页。
［31］原文见施蒂而：《读〈子夜〉》，《中华日报·小贡献》1933年8月13、14日。本文引自瞿秋白：《读〈子夜〉》，瞿秋白著、朱正编：《论〈子夜〉及其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23-124页。
［32］以上引文参见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55、125-126页。
［33］以上引文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167-168、401-402、408页。
［34］茅盾：《子夜（手迹本）》，第45-46页。
［35］方维保：《茅盾的民族主义与〈子夜〉的叙述伦理》，《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３期。
［36］以上引文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47页。
［37］参见刘春勇：《大萧条与茅盾的江南书写》，《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5期。
［38］陈公博：《为实业计划告国人》，《民族》1933年第1卷第12期，第1959-1976页。
［39］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1928年第1期，第1-2页。
［40］关于美国的白银政策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详参邬冬梅《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一文。
［41］这句话是小说手稿曾用过的一个英文副标题，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1页。
［42］茅盾：《多角关系》，《文学》1936年第6卷第1期，第117-178页。
［43］所以，《子夜》中屠维岳安抚罢工者时说：“不过丝价钱跌，厂家全亏本，一包丝要净亏四百两光景！大家听明白了么？是四百两银子，合洋钱就得六百块！”而吴荪甫此前则对屠维岳说：“下月起，工钱就照八折发！等丝价回涨到九百多两的时候我们再说。”参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352、290页。
［44］有研究指出，“中国当时几乎是仅有的物价没有惨跌反而上涨的国家。在中国，以银为标准的物价上升了四分之一以上，于1931年后半年达到最高峰”。参见阿瑟·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陈译宪、陈飞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13页。
［45］工部局工商访问局编：《金贵银贱问题丛刊》，上海：工部局工商访问局，1930年，第481页。
［46］茅盾：《子夜（手迹本）》，第35页。
［47］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48］即便是分析《子夜》与《春蚕》联系及各自侧重点的研究，如盛翠菊、董诗顶的《从〈子夜〉到〈农村三部曲〉》（《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4期）也认为“在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村经济早已被破坏殆尽的1930年代，由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引起的恐慌一方面摧毁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原来破坏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引起缺乏民族工业、农业等国家经济体制保护的更大的恐慌”。而没有注意到世界经济危机并非《子夜》所描绘的主要“危机”，所谓“国家经济体制保护”问题的背后，是汪蒋两派对革命正统的争夺。
［49］曹万生《茅盾的市民研究与〈子夜〉的思想资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一文，较早注意到了《子夜》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关系并不那么单一，但他认为所谓“回答托派”的说法是茅盾1939年才首次提及的，是1937年何干之对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加以总结并给予定性之后，尤其是1938年毛泽东公开肯定论战中使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后，茅盾才用这样的说法来解释《子夜》。毛夫国《再论〈子夜〉的“主题先行”》（《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6期）一文，在曹万生论证的基础上指出“回答托派”并非《子夜》创作时的真实意图，由此质疑“重写文学史”浪潮中以“回答托派”作为论据来判定《子夜》“主题先行”的做法。笔者也在《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茅盾此次演讲是“应新疆学院学生的要求”而做，此前由苏联委派、化名王寿成担任新疆学院院长的中共党员俞秀松，1937年12月被以“托派”罪名逮捕后押往苏联，1939年判处死刑。在这样的形势下茅盾不能不鲜明地亮出批判“托派”的态度。
［50］尽管茅盾在《子夜》初版后记中说“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脱稿”，但最初的构想与创作准备，早在1930年就开始了。相关文献梳理，参见妥佳宁：《从实业与金融到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子夜〉成书前的文献谱系还原》，《励耘学刊》2020年第2辑，第240-258页。
［51］中国的“托派”，作为当年与中共中央政策见解相左的中共内部派别，其对中国社会是否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认识，在1949年之后自然会受到茅盾更加明确地撇清。故而在1977年《再来补充几句》等文字中，茅盾才会反复重申《子夜》“回答托派”的主题。对《子夜》等左翼文学研究的视野演变，可参见妥佳宁：《“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何以妨害审美——关于〈子夜〉评价史》，《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52］正如李怡在《民国经济与文学》（《文艺报》2012年1月30日，第3版）中所指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再是‘旧题新做’，更不是‘旧题旧做’，而是要寻找新鲜的‘主题’，研讨新鲜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