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家书二十二封（上）
卞之琳与夫人青林，1955年于北京。杨绛摄
2016年末，卞之琳先生的外甥施祖辉先生向我们提供了卞先生的家书51封：9封致其父卞嘉佑，3封致其姐夫施志明，9封致其二姐卞锦绣，27封致其外甥施祖辉，2封致其外甥施祖尧，1封致施祖辉女儿施春柳。据施祖辉先生回忆，“舅父是外祖父继室薛氏所生。……我母是和舅父一母所生的大姐，因前母有个女儿，故日常就叫二姊。我母在舅父北大毕业前夕结婚，婚后未离家。……舅父【分得】的这份家产后由我们继承，外祖父母也一起和我们生活。”（施祖辉：《卞之琳的童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所以卞之琳家书，除写给父亲的寥寥几封外，多是写给二姐夫妇及其子女的，再由他们转达信息给父母。家书在问安父母、报告自己近况外，也涉及家庭生活的诸多内情、对大学和社会的一些观感，个人收入的变化情况和始终如一的孝亲之情，间或也说到创作与学术近况，以及个人思想的苦闷与婚恋的打算等等，对理解卞之琳生平、思想与创作，无疑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这些家书的最早一封写于1940年，最晚一封写于1999年，其中15封曾收入《卞之琳纪念文集》，该书由海门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于2002年12月内部刊印，惜乎流传不广。现在从这51封家书中选出22封公开刊布，供研究者参考。其中有与《卞之琳纪念文集》所选重合者，原书间有误释、删减处，兹为订正、补全。原信所署写信时间有月日而未标年份，兹据信件的内容及其他相关信息，尽力考订了每封信的写作之年，容或有误，期待批评与指正。
一、1945年8月17日致卞嘉佑
父亲大人：
将近一年来音讯阻隔，倍增忧念。八年抗战终告胜利结束，举国欢腾，个人忧患，亦得暂释。现待交通一有办法，课务一告段落，当即东返省视，畅叙种切。八年来精神物质受打击不小，无大建树，幸在学术界地位渐为增高，或尚不负家声，堪以告慰。刻乘抗战尚未完全终止，善后尚未办成，拟即将两年前完成中文初稿之长篇一部加速完成其英文译稿，亦算对国家作一点小贡献。下年仍在联大。余俟续陈。敬请福安。
男琳 八月十七日
简释：写此信的“八月十七日”当是1945年8月17日，其时抗战刚刚胜利，卞之琳仍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长篇”当指卞之琳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
二、1946年9月8日致卞嘉佑
父亲大人：
近来福体安康否？二姊来信转到后未即作覆，颇为疚心。家中困境，自所深知，亦未尝不日思有以解救，无奈数月薪金，预支后一路用来，早已告罄， 只在上海预借得些微稿费，初来太湖边山寺中埋头著作，继又转至无锡西乡三十里外的友人家旧园继续数年未毕的英文长稿。现在八月终于过去，该月份薪水当可汇来，一俟到手，当即先拨一款接济家用与祖恩学费。因不久将北上，旅费与一切起码衣物亦须预办，手头恐仍不太宽裕，不过到校后，生活安定了，决当按月寄款。祖恩凭课卷看国文算学尚佳，英文还谈不上，不过到初中用功起来，尚不为晚。以后要他用自己名字，用自己的字迹给我写白话信可也。因有事到苏州来两天，仍回无锡，信仍寄原址，有变动时当即函告。福安。
男之琳 九月八日
简释：据张曼仪《卞之琳生平著译年表》所述，1946年6月卞之琳复员北返，6月抵上海，7月初去无锡住太湖边广福寺，一月后“迁往联大同事钱学熙在无锡西乡的新渎桥老家住月余。其间曾到苏州张充和家过中秋节。9月17日从无锡回上海候船北上天津”（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第209页，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8月出版）。据此，卞之琳此信写于1946年9月8日，时将赴苏州，该年中秋节在9月10日。“英文长稿”指卞之琳自译其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为英文。“祖恩”是卞之琳的另一个外甥施祖恩。
卞之琳父亲卞嘉佑
三、1947年11月3日致卞嘉佑
父亲大人：
路过香港时，曾上一禀，谅早到达。自八月三日离上海至今，忽已三月。路上（连在香港十七日在内）费时几近两月，十月一日始抵英国。一路平安，堪以告慰。初到异国，一切未得头绪，直至上星期，才算安定下来。现在牛津大学作客（先生身份），住在校外，从事写作，同时与一般人士略作交游，十个月后大致总会得若干收获。家中情形，家乡情势，时以为念，深为焦忧。接济家用，本来勉可为力，只是汇兑不通，无可奈何。徐树谋处是否能取得联系？陆燕诒上海地址能否探听明白？望见告。陆兄或有法代为向家乡拨款也。但愿明年秋天局势澄清，回国时能回家探视，实所盼祷。此刻仅能遥祝福躬康泰，二姊一家大小平安如意。
男琳禀 十一月三日
来信请用所附信封，其上一切开明，不必再添文字。可惜英国邮票不能在国内使用，否则当亦贴足矣。
简释：此信是1947年卞之琳初到英国所写。
四、 1949年6月26日致卞嘉佑
父亲大人：
将近两年，未通消息，仅在一年半前从上海方面转听到一点，原因主要是因为情势隔阻，也因为自己在这期间精神上也有痛苦的变化，心情不好。虽然自己感到非常歉疚，但亦无可如何。现在只希望从今起能及时补过。好在目前全国局势已经完全改观，全国解放亦快完成，大家都可以重新做人了。
1949年6月26日卞之琳致父亲卞嘉佑信
近来大人身体如何，二姐一家人情形如何，家乡一切如何变化，我都希望能详细知道，以便通信甚或亲自回来料理一下。邮汇到何处合适，亦请示知。
我现在已经回到北平，改在北京大学西文系任教（教授）。在英国原定只住一年，结果意外的住了将近一年半才动身回国。在香港等船等了两个月，终由中共党方面招呼了坐船到北方。
这边解放后，一切都焕然一新，不久全国解放了，前途希望无穷，令人非常兴奋。北平现在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将来国都大致也就在这里。大家虽然穷，空气却热烈紧张。我们在大学教书的，生活不像抗战以来多少年那样的毫无保障了，大家忙于学习政治理论，了解当前策略，认真从各方面为人民服务。我自己十年前本就已经向这条路上走出了第一步，只是当初认识得还不深，到了不同的环境里又有点模糊，因此走了许多冤枉路，现在想来可以弄澈底了。家乡的年轻人大致都已经头脑清楚了吧？
今年暑假已经开始，我因为工作紧张，怕不能回家一次。若然明年总一定回来。今年如果抽得出时间，我还是想法南下，哪怕只住一星期。这等以后再说吧，现在望不久能接到回信。
敬请福安，并候
二姐一家人。
男琳禀
六月二十六日
简释：《卞之琳纪念文集》中家信编者施祖辉说明：“此信写于1949年，是卞之琳从英国返回北京后的第一封家信。1948年‘淮海战役’消息传到英国，卞之琳即搁笔回国，途经香港，在党组织安排下，同戴望舒等化装乘船到达塘沽，抵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并被聘为北大西语系教授，信中流露出卞之琳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之情。”据此，则此信写于1949年。“自己在这期间精神上也有痛苦的变化，心情不好”，可能指长久的恋爱没有结果；“我自己十年前本就已经向这条路上走出了第一步”，当指卞之琳1938年后半年到1939年前半年间的延安及晋东南—太行山根据地之行。
五、1950年6月2日致父亲卞嘉佑
父亲大人：
上星期由邮局汇上十五万元，想已收到，今日再汇十五万元，仍汇至麒麟镇邮局，请嘱祖辉持汇票，原信封，图章，找铺保前往领取可也。今年全国各地物价开始平稳，全国经济局面完全好转，不久当可逐渐走上繁荣的道路，此皆证明共产党领导之正确，全国人民所应庆幸者也。近来工作仍极忙碌，不能多写信。匆禀，敬请 福体康安。
男琳
六月二日
简释：卞之琳1949年3月回到北平，有感于老家生活困难，自己稍得喘息即汇款接济家用，此信当写于紧接着1949年之后“全国各地物价开始平稳，全国经济局面完全好转”的1950年。
六、1945年8月17日致施志明
志明兄：
音讯久断，生活想更艰苦。幸抗战终于胜利，当稍能破颜为欢。八年来家父全仗照拂，感激似不待言。家乡想必疮痍满目。阖家近况如何？士春遭遇尤恶，一家人情形，几不忍探问。幸国家与世界大局今已得救，不出一年，定能重叙，徐图善后。近数年来同乡在此发国难大财者，颇不乏人，弟毫未存羡慕之心，而死守文化教育之岗位（且因为可以集中，从不兼事），生活虽苦，于心尚安。原先提及之较大计划，实即长篇一部，明夏定可告一段落。下年仍在联大。联大明年即将解散，其中北京、清华两校将迁回北平，弟属南开，亦将随校北返天津。信仍寄昆明西南联大。（联大在全国标准最高，教员资格亦最严格，教员分五级，助教，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弟任副教授已二年，明年当再升一级，以前因恐不便，从未明言）。匆匆，不一。祝一家人都好。
之琳 八月十七日
七、1946年3月31日致施志明
志明：
又是几个月没有写信，家乡情况不明，国家情势堪虞，学校行动也没有决定，致一再迁延，直到此刻。最近大局总算稍呈光明，学校也切实筹划迁回平津，最晚至初秋总可以走了。海门消息难得见到，但看上海一带情形，也可以想见物价飞涨，你们生活一定都很苦，想设法汇款救急，可是自己月入差堪维持，有心无力。近半年来虽然生活稍稍稳定（因为物价渐与下江一带拉平），又得自己贮备一点路费（路途遥远，学校所发决不够用），且不说置备一点稍稍过得去的衣服。八年抗战，一年复员，把我们读书人弄得不成样子，虽然我个人的名位总算慢慢从讲师，副教授而就要在暑后升上正教授了。我原属南开，联大分校后，将去天津。经过上海，一定回家一次，若不等学校搬动，自己先想法走，可能两个月内就会到家。届时当从长面谈一切，好在为时也总不远了。父亲情形怎样？近来比已往更时在想念。听说眼睛不好，我也就暂不另写信，给你写了念给听，差不多也就一样。问候你们一家人。
之琳 三月卅一日
信寄昆明西南联大
八、1946年6月5日致施志明
志明：
我已到香港，在等船。从昆明坐汽车出发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比原定日期晚了两天），经过贵州广西走了十几天才到梧州，转船到广州。一路很苦，费用亦大，但危险路程都已经平安通过，总算大幸。在香港赴上海。船票颇不易得，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八九天，可能还要等上十天。开船了到上海就只要四五天了。到了上海，如家乡情势未趋复杂，当即回家。我们不久可以见面了。请告诉父亲和二姐等。
之琳 六月五日
又：汤镇四周地方最近情形请就能讲者（为了免惹无故的麻烦）酌量告知一二，以备参考。信寄至“上海西摩路一七五弄华业大楼四○二室李健吾先生转”。在香港暂住于后庙道金龙台三号三楼千宅 。
简释：信中报告“我已到香港，在等船，从昆明坐汽车出发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乃指西南联大解散后卞之琳复员北返事，则此信写于1946年。“千宅”指时在香港的千家驹所租住的房屋。按，卞之琳1929年9月初上北大途中结识北大经济系二年级学生的千家驹（详见卞之琳《又参商几度：追念罗大冈》，《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03—204页）。千家驹1945年12月初（一说11月间）与陈此生、杨东莼等同行抵港，租住在香港铜锣湾天后庙道金龙台三号三楼（ 据《千家驹年谱》，王文政著，第87—88页，群言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后庙道”当作“天后庙道”。
九、1951年3月10日致卞锦绣
二姊：
我上次给父亲写信后不久，在二月八日（阴历正月初三日）随北京各大学教授组织的华东土改参观团，离开北京，到苏州专区的吴江县乡下跟工作干部和农民一同进行土改，昨天，三月九日，才回到北京。一路上因为团体行动，大家严格执行纪律，连离家乡几十分钟火车路程的团员，都不回家去看一看，所以我也没有抽出时间回海门看看父亲和你们，还是随团回来了。
回来后看到祖恩写来的几封信，知道他跟大家在一起，精神很好，学习努力，你可以放心。现在人民当家了，年轻人都想通了，眼光都看得很远，他们是将来的国家的主人，一定会把国家弄得很好。国家弄好了，社会进步了，大家才真正会幸福起来。从前我们吃了多少苦，都是有钱人和做官的害了我们，志明人很能干，也就是受了环境和恶势力作弄，落入了陷阱，上了大当。现在人民大家齐心努力，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一定会保卫好国家，建设好国家，因此子子孙孙都可以过好日子。我想你对于祖恩的热心参加军干校，一定会觉得真正光荣。如果我还年轻，我也去参加了。
至于经济负担，因为父亲必须跟你们在一起住，我本来也要经常寄钱的，目前大家苦一点，不久以后一定会好起来，多接济两三口人，将来会愈来愈不觉得困难。而且政府和人民都会关心军属。我们应该把眼睛朝前面看，不要朝后面看。将来的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和睦快乐的大家庭。
现在又汇上三十万元。以后每月都改在初旬头上汇出。
祝好，代候
父亲大人。
之琳 三月十日
简释：张曼仪《卞之琳生平著译年表》所述，卞之琳在1951年“春节后，作为北京各大学教师土地改革运动参观团成员，到江苏吴江参观并参加”（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第212页），此信写于1951年。
十、1951年10月7日致二姐卞锦绣
二姊：
来信收到，最近又得祖辉从学校来信，知道了一些家乡情形。一直没有工夫写信，连汇款也又推延了这么久。从本月起每次多汇五万元，一共三十五万元。因为我的月薪已加了十万元左右（这边薪水一般都比上海少，大学教授薪水差不多要少一半，而这边的生活费用也并不低，但大家都甘愿留在北京，因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容易了解全面的政策，工作影响大）。下月汇款，也许接着就可以寄出。匆匆，祝好。并候
父亲大人。
之琳 十月七日
简释：此信内容与3月10日信及5月30日信（此处未选）相关，当写于1951年。
十一、1952年3月14日致卞锦绣
二姊：
接到父亲辞世的噩耗，十分悲恸。春节前接到祖辉来信，报告父亲病状，当时我的感情实在波动得更厉害一点，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法子见到他了，所以写那封信我实际上已经当作告别信而写了，幸而信能在父亲临终前赶到，使我稍感到一点宽慰。两个半月来学校里一直进行着三反运动，这在我们教员中主要是一个新旧思想斗争的运动，非常重要。我们西方语文系教员（包括英、德、法文三组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除外国籍者以外，还有二三十人，都参加思想改造斗争，我恰好又在代理系主任，责任重大，实在谈不上回家省亲或送丧。接到噩耗（祖辉的第二次信），我正日夜紧张，没有就回信，想不到过了几天自己也连发高烧，病倒了，终于进医院住了几天，病还没有完全好，因为另有新的任务，只得提早出院。这次任务是应印度文化界邀请，与另外二位，代表中国文化界，去印度出席他们的文化界和平大会 ，几天内就要动身了。现在我一边休养，一边准备。此去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最近手头窘极，幸而今天发薪，拨寄四十万元，其中一部份即作还债用。我是拿人民的小米，如为了迷信而铺张浪费，那就太对不住人民了！所以务请注意。现在还不抛开那些无聊的封建迷信，那就实在不配作新时代的人民了！其余债务，我当负责于几个月内设法还清（我住医院的钱也只能从月薪里络续扣还），请代为谢谢亲邻的帮助。下月份汇钱，可能要晚几天，因为需要等我回国才办。
祝好。
之琳 三月十四日
因汇款关系，信封上仍用父亲名字。江志达曾有信来。
简释：《人民日报》曾经报道1952年9月12日第三届全印度和平大会在朱龙多城开幕，其中提到“著名小说家安纳德博士在欢呼声中挂起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送给全印文化界和平会议与联欢大会（今年四月一日至六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锦旗”（《第三届全印度和平大会在朱龙多城开幕》，《人民日报》1952年9月17日第4版），卞之琳此信中所说“文化界和平大会”很可能就是这次大会，但卞之琳等未能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