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宜：从“山水”走向“抗战”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华儿女纷纷举家迁移，为了坚定抗战决心，为了保存民族血脉，为了中华文明的延续，背井离乡的人们在漫漫逃难之路上，不断向西，向南。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10月27日，武汉沦陷，在此之后，大批难民与流寓的知识分子向香港、重庆、桂林、延安、昆明等地汇合。“警钟一鸣，抗战发动，桂林立以崭新的姿态出现，成为时代的宠儿。东南人士大量流徙的结果，无论文人墨客，官绅商贾乃至贩夫走卒，多数被桂林的山水吸引住了。大家视为福地，留驻下来。”
“街道”连通着桂林城市的各个地理空间，联通着桂林都市与山水田园，不仅接洽着知识分子街道外的私人生活与街道上的工作岗位，还成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爱国活动的通道与场域。他们把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搬上了原本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街道，赋予其新的属性——“广场”。街道的意象对应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精神走向，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不断变动：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是坚持经世致用、忧世伤生传统的文人，也是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以文艺干预生活的知识分子，更是在广场上振臂高呼，以热血唤醒民众的民族救亡之士。他们对空间的体验、对空间的改造，为他们的意识所塑造。因为战争，桂林的街道改变了样貌，被知识分子的生活、实践与创造赋予了新意义，同时他们的精神意识也在酝酿与确立中，从山水走向抗战之路。
一、风景的发现：桂林的“行”与“桥”
桂林城市东边以漓江为界，另三面以四湖为护城河，四面环水。“桂城濒漓江西岸，城中有‘王城’，是明代靖江王开府之所；王城中有大石山名独秀峰，高约六百余公尺；山上有庙宇楼亭，不整齐的石级从山脚绕山而上；半山之间，红墙绿瓦，在那苍松翠柏之中衬托出来，显得非常美丽。山顶俯瞰全城，青山绿水，尽入眼帘。桂林的城门很多……水东门临漓江，是通对岸的惟一要道。” 漓江自古是滋养桂林市民生息的母亲河，在冷兵器时代就是桂林城东侧天然的护城河。在桂林市曾经流传着一句形容桂林小城建设结构的顺口溜：南北一条路，东西一座桥。“南北一条路”指的是贯穿桂林南北城区的主干要道中北路与中南路，与之垂直于桂林市中心十字街的是连接东西的桂西路与桂东路，桂东路一直向东至桂林城东门，出水东门之后，作为桂林街道的延伸，横渡漓江数百步江面的是一座明正德四年修缮的永济浮桥，下面排列着一艘艘木船，船下有铁锚沉入水底，上面架着大木板，船与船凭借铁链铁索相连接。
在抗战时期，永济浮桥成为市民穿梭漓江去东岸七星岩等岩洞避难的生命之桥。1938年底之后，桂林的空袭日益增加，躲警报成为桂林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当空袭警报拉响，独秀峰上的标杆挂了警报球，桂林城中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从繁华的街巷登上漓江上摇晃的浮桥，从市区涌上郊区散落的天然防空洞——岩洞。1939年，童常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文章《在桂林的岩洞》描述了当时市民从桂林城东侧水东门跑到七星岩二十多分钟躲警报的场景：“从桂林城到桂林的东郊，架着两座横跨漓江的浮桥。每天的清晨，当桂林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之后，浮桥就不断地被践踏着，男男女女的人纷纷地奔向东郊去。他们抬着箱子行李，背着包袱，抱着孩子成群结队地过了江，向耸立在城东的七星岩各山进发。这是到岩洞去躲警报的。”
1939年12月，桂林市政府决定修建一座现代石墩钢筋大桥，新桥于1940年秋建成，名为“中正桥”。这座宽阔的新桥代替原来的浮桥，为桂林人民带来了便捷，不但行人们可以摇摇摆摆，大踱方步，汽车包车人力车可以疾驰而过；便是靠在桥栏，随意瞻眺，浮苍滴翠的七星峰岚宛如耸立眼前，俯视澄碧的江流，流得那么远，那么远，远至水天相接，混茫一色。过了桥再向东行，经过花桥，就是七星岩风景区了。如韩愈诗中所绘，桥下是“江作青罗带”，桥两岸是“山如碧玉簪”，而桥上各色人马川流不息。
桂林市貌在抗战的浪潮中变化着，因为人口膨胀，物价飞涨，许多逃难到桂林的知识分子都选择居住在漓江东岸风景区之中，而他们从事文学文艺文化工作的岗位大都集中在西岸中心市区。于是，这座桥不仅连接着桂林都市与田园两个地理空间，还联通着百姓的生计与生活，以及知识分子们的抗日活动、文化实践与家庭日常。桥与抗战文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中正桥不仅是他们日常交通之路径，还连接着抗战时期的“家”与“国”，蕴含着双重身份与意义。桂林文人穿着长衫或西装、灰布制服，夹杂在往来的行人之间，经过漓江上的大桥，穿过桂林整齐的大街小巷，探友聚会，参加、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实践抗战活动，晚上又顶着月色在山水的柔波中归家；或是空袭警报响起时，与其他市民一起步履匆匆，走过中正桥前往七星岩防空洞避难。走过的路伴随沿途的桂林风光，都成了生命。
“实体之桥”是知识分子进城抗战的唯一路径，他们以眼、以心、以文感知着自然，桥是风景发现的媒介，融于精神之中的山水通过作品表达出专属于桂林文化空间的独特文学意象，正是因为对桂林山水的发现，唤起了一种基于地理迁徙之经验的民族认同，在“风景的发现”中体验到国家的认同，坚定抗战文化实践岗位，最终投入抗战的浪潮之中。面对战争的无常与毁灭，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不同的方向中摇摆着，他们需要在内心构建出强大得足以与惨淡的现实相抗争的精神认同，如此才能把不同面向的自己与他人连接，把被战争割裂的国破山河重构，把生活日常与艺术创作、抗战实践沟通。知识分子穿梭于桂林山水中的街道与桥梁之上，从此岸到彼岸的道路就是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时期走向抗战的旅途。
在桂林市内，除了连接漓江东西两岸地理空间和人民生活的中正桥，还有另一座重要的桥梁——花桥，同样凝聚着桂林人民的日常生活，说起“花桥”，所有桂林人脑海中都能浮现出故乡山水最美丽的景象记忆。走过中正桥再往东走百米便是花桥，它位于漓江东岸的七星山前，横跨小东江之上，同样是进出桂林城东门的重要通道。1942年由徐祝君主编的《桂林市指南》一书中，专有一文介绍桂林的花桥，作者对于桂林山水带着“生”之意趣的憧憬、到访花桥后感悟时代的沧桑以及对抗战胜利的决心，皆凝聚于花桥的审美意象之中。作者对于生命、生活、生趣的憧憬被这一张桂林花桥的照片感召出来，美丽的自然景致在国家正值抗战危难之际越发显得珍贵。人的价值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他们只能通过其他载体来构建起生活与精神的依托，对作者而言，这个载体是桂林花桥的山水，他想象着自己撑着一叶扁舟，荡漾在桂林的夜色中，迎接天边绚烂的朝霞，轻柔的风、水、新柳和远处的钟声，生机勃勃的景致与人的精神向往连接至一起。当四年之后他来到桂林拜访这座桥想象中的盛景时，他感受到了时代巨变给城市带来的衰落，在这种惆怅之中，让桥重新生动起来的是行走其间的农人，还有战争中负伤的战士，抗战中的元素赫然浮现：
我想桂林人是幸福的!在他们的归途中够稍微憩息于好景满眸的花桥上让凉风抚慰着，看青翠的远山，听流水的歌唱，于是便忘怀了一个晨早的疲乏。
而当我的思意正散步于这样愉快的羡慕中，从那有着“芙蓉万仞”，横匾额的桥那一端，又肩来了几个躺在白的病床上，曾经为了祖国的自由而流过高洁的鲜血的战士，在宽阔的桥中间停了下来。看他们的面容，似乎尽不感到个伤的痛楚，他们安静地以明亮的眼珠子，遥望着那桥的远方。
在归途中，我虽然深深地惋惜于不得见到像四年前的照片那样美好的花桥，但我并不失望，因为我坚信祖国一定胜利，而花桥，也一定会恢复它的壮丽它的年轻!
作者不再沉浸于对山水诗情的美好想象中，真实时代的残酷把人拉回现实生活，自由与“生”的希望从战士们的目光中流露出来，桥所隐含的生机变得更为立体深远，让人心中对于和平生活与战争胜利的向往越发强烈。
二、从“山水”走向“抗战”
许多在抗战中不断迁徙的百姓，出于种种原因来到桂林，其中总会有对“桂林山水甲天下”美名的向往。人们从离散国家的四面八方会聚在桂林之后，感受着大后方这座西南小城山水的宁静与美好，常常会心生一种在战争中苟安的自责与不安。著名话剧演员凤子在散文《念桂林》中提到，抗战时期，桂林的年轻人静极思动，山水未能忘忧，于是就纷纷组织抗战活动，或者投身受训，没有提枪勇气的文人在抗战的中国就会产生“累赘”“废物”的自我怀疑，心生寂寞。
在重温某一时代的文学作品时，多方面的精神生长是应该被关注和重视的。人类又软弱又坚强，又自私又奉献，他们常常不那么光彩地生活着，在时空中，成为一个个迷失者。各种各样的人性纠缠与复杂正是人类为文学带来的动人之处，文学的厚度也正体现在对人性与人生刻画的厚度之上。抗日战争时期，对这一代人来说，个人命运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他们所经历的复杂与纠结同样折射出时代的曲折，他们在满是伤痕的中国大地上生发的落寞，在山水静谧中产生的迷茫，同样是时代中知识分子留下的注脚。
作家罗洪在《夏在良丰》中也描述了她在乱世之中来到桂林，既欢欣又羞愧的复杂心绪，但是这种复杂的不安在抗战的民风之中转换为喜悦，大多数知识分子会通过自我调节、与外界的勾联、岗位实践、参加公共生活等多种方式，安抚心境：
我刚到这里，总以为自己太逃避了现实，放着外面激昂勇壮的抗战工作不去直接参加，却躲在这奇峰曲径的地方来游山玩水。每在恬静中惊觉到这点，身心便感到十分不安。但不久我就看出这僻静的乡村对于抗战的情绪相当高涨，而这里同学们对宣传工作也十分紧张的，每逢墟日，市集上卖东西的，女人有时占着多数，据说她们的丈夫和兄弟，有的都出征了。这里的民众对于服役的事很忠心，对于公众的责任观念比较重；也许为了以前交通阻隔，不大见到外省人，所以对于外省人的界限，好像划分得比较深，至于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比江南一带的农民好。我对于四周环境这样熟习起来，嗅到了抗战的浓重的气味，心里很高兴。
对于另一部分知识分子而言，山水带来的不是一蹶不振的落寞，而是得之不易的身心安栖以及艺术的萌发与精神的生长。“游山逛水不是一件易事，没有文艺修养的人实在不容易领略山水的妙处，因为诗、画、音乐，在欣赏山水的时候必然溶汇成为一体。”在桂林山水的发现中，文人的诗情画意被激发而出，诗、画、音乐等作品便从山水中流淌而出，共同促进着桂林文化蓬勃发展。熊佛西在《山水人物印象记》中描述到穿梭在桂林山水中，获得美的体验与心灵的安宁：“其实桂林的风景不在独秀峰和七星岩，而在整个的桂林区!不信你站在中正桥上凭栏环顾远眺，每个角度都有它特殊风趣；你若沿着漓江步行到穿山一带，你会欣赏称赞不已!倘你有一小时的清闲，到定桂门外，驾一叶轻舟，溯江而上，月夜或黄昏，雨天或晴霁，山影人面倒映在水里，微风拂鬓，水声潺潺，真有无限的诗意……风景随着季候时刻而转变，桂林的风景尤其是这样千变万化，有时甚至一日数变。不过我认为欣赏桂林的风景最好在雨后，这时景物格外清新。其次是在月夜，月夜漫步中正桥头或月牙山下，在夜阑人静月到天心之际，银色的雾笼罩着整个的桂林城，群峰披戴着一层乳白的纱缦，是桂林最美的时候。”
1942年的中秋节，熊佛西夫妇和榴园众人：王小涵、尹瘦石、萧铁，应王羽仪邀请，去西门外的牯牛山赏月，茅盾夫妇与柳亚子夫妇稍后也到来。银色的月光倾斜在崎岖的山路上，登顶之后，桂林全景浮现在眼前，仿若一片晶莹剔透的琉璃世界。
远山近树，历历在眼；清风明月，沁人胸怀，使我们几乎忘却人间愁苦!这时我们谈到桂林的山水，谈到坚苦而又光明的抗战。谈到苏联史城的巷战虽经一星期之久，而史城屹然未动，苏联这种坚强抵抗的精神值得我们钦佩学习。我们又谈到法币样式之多，也谈及前线的官兵如何在战壕里过中秋，大家东一句西一句的谈着，不觉月亮已升到半空……临行时，大家都互期明年中秋当在汉口、南京、上海、北平或东三省去赏月。
这次友人们登山泛舟赏月的记忆，是如此令人陶醉，而汉口、南京、上海、北平与东三省都在战争的铁蹄之下沦陷了，愤怒、仇恨与惆怅让动人的景色也有些苦涩，然而眼前的山水景色越美好越恬静，心怀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就越期盼抗战早日取得胜利，他们立下的约定便是期望，明年此时在完整的国土上共享团圆便是愿景。如此美丽的月夜唤起的不仅是文人心中诗情画意的灵感，还使他们燃起守护山河岁月安宁的爱国情怀。如同1938年11月17日，初到桂林的艾青写下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桂林的山水属于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眼前的风景有多美，广阔的国土就有多美好，中国的土地是千万人民的爱憎、喜悲、血泪、生死开垦出来的家园。当山水的意象与国土连接在一起，对山水风景的认同便是对国家的认同，对山水的热爱便生发出对国家的热爱。对抗战时期的民众而言，抗战爱国使命感的生发，关乎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行为举动，关乎对抗战活动是否支持，进而关乎决定抗战的胜利能否早日到来。“假如你乘坐飞机，在桂林上空兜上几个圈子，凭窗俯瞰，看看下面碧玉般的峰岚，翠带般的流水，再看看腾辉耀彩的商市，星罗棋布的工厂，熙来攘往的人们，你岂不要高喊一句：‘桂林是多么可爱呀!’假如你再想想：全国境内，和桂林相伯仲的地方，有多少；比桂林更优美，更宏壮，更繁盛，更饶富的地方，有多少；你岂不更要狂呼一声：‘中国是多么伟大呀!’并且我们还要记着：我们衣于斯，食于斯，蕃息于斯，完完全全靠了前人的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岂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让人家来侵略我们的疆土，剥夺我们的主权?我不发愤，何以对往古之英贤!我不发愤，何以对佳丽之山川!”
顾震白面对桂林山水，和其内蕴的祖国大好河山的意象，向读者振臂高呼，爱国与救亡的抗战热情昭然显现。
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会演中期，大会组织来自八省三十多个演出团体的上千名戏剧工作者去漓江郊游。出发之前，大家集中在艺术馆剧院的前广场上，田汉在发言中谈到在抗战时期，无数的热血青年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在救亡宣传工作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台下的人群怒吼着抗日的口号，广场上群情激昂。田汉接着说道：“同志们，在长期会演中大家辛劳了!我们应该挤点时间来轻松一下，有休整才能更好地工作。‘桂林山水甲天下’。到了桂林不去观光这里的山水，这是很大的损失。祖国江山多壮丽!而今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我们忍看自己的家乡让敌骑践踏吗?桂林这美丽的山水和祖宗的坟墓能让它断送吗?不!决不!要知道爱祖国山河，才能激发起捍卫疆土的爱国激情!现在去认识一下桂林山水，这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增强捍卫国家，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力量!高举起我们的抗战戏剧大旗前进!出发!”
在热烈的欢呼声、口号声中，这支戏剧的大军浩浩荡荡从桂西路尽头的艺术馆出发，经过十字街，走向桂东路，街头驻足着围观的桂林市民，“有的跟着一起呼口号，有的和声而唱，甚至桂林中学、汉民中学的学生们也兴奋地走进队伍，加入行列携手并肩前进。步过东门大桥，过花桥，走月牙山、七星岩，沿着漓江涉水穿过象鼻山走向农村田野。千百人在歌唱，跳跃，欢呼”!抗战的热情被这群可爱的人们点燃在桂林的街道上，他们从城市的街道走向山水，又从山水归来走向抗战的舞台。这些风景都交织在他们的记忆里，成为灵魂中永恒的山水。
冯至在记录了山水故事和他在抗战时期生活过的昆明记忆的散文集《山水》“后记”中，写到山水为他生命带来的意义，亦可观照知识分子的心境：“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
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山水就这样成为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栖息之地，承载着精神寄托，街道作为民众生活的公共空间和知识分子岗位实践的文化空间，如今又成为爱国人士抗战救亡活动的政治空间，这一独特的文化时空便成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之路。
三、游行与艾青的《火把》：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
“当现代社会发生转型，传统士大夫的经国济世的抱负无以施展、然而又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的民间岗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要在这中间开辟出一个渠道来发挥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与热情。”知识分子在私人空间作为平凡人的自我意识，在文化空间作为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在政治空间作为爱国救亡之士的“广场意识”，与他们对空间的体验、对空间的改变、对空间的创造交织在一起，都源于文化传统之中的人文自觉。面对战争的无常与毁灭，争取人的解放、民族的解放，是这时期的历史要求。于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不同的方向中确立，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桂林——这个独特的空间中，把不同面向的自己与他人连接起来，把生活经验与艺术创造、文化实践串联起来，把祖国山水的美好与抗战救亡活动沟通起来，从此岸到彼岸的旅途就是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时期精神成长的过程。
在抗战背景下，这种关怀国家与人民的情绪则更为显著了，当知识分子在桂林山水间，汲取了美的享受与饱满的爱国热情，他们从山水归来，沿着漓江桥，走上桂东路，走进桂林城内，走向广场，走向抗战。桂林在抗战期间曾多次组织抗战救亡的游行活动，游行常常以桂林公共体育场为活动的起始地，桂林的主要道路便是人群流动的场域。街道曾经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但在抗战期间被知识分子用以宣传爱国救亡活动，盛大的抗战宣传游行场面开始出现在桂林的街道、广场、公共体育馆上，以其作为“广场”启蒙与鼓舞民众，公共空间被知识分子赋予了“艺术文化”之外的第二层意义——爱国救亡。
根据《桂林文化大事记》记载，1938年1月8日“国防艺术社及抗战歌咏团在体育场举行抗战歌咏火炬晚会，到会民众万余人，美国福克公司旅桂摄影记者代为摄制影片”。这次火炬公唱大会，由5路军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韦永成主持。参加大会的除主办单位——广西抗战歌咏团外，还有桂林高中、桂林女中、国民中学、桂林初中、省立实验基础学校、中山纪念学校，以及数千名桂林市民。韦永成宣布大会开始，并将一把火炬传予歌咏团团长李文钊，点燃了全场火。随即，歌咏团训练委员会主席满谦子面对全场观众领唱《胜利的明天》《保卫祖国》等抗战歌曲，接着，韦永成、李文钊等率队伍在桂林街头游行。随后，又返回体育场，由满谦子领唱歌曲数首。满谦子的儿子满近朱在《满谦子年表》中也写到这次活动：“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满以手电筒当指挥棒，并通过扩音器，领唱了《胜利的明天》，然后歌咏团员手持火炬上街游行，万人空巷，全程沸腾。最后返回体育场，围着篝火继续高歌至深夜。据悉，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看了新闻影片的报道，为之动容。”
这场被李文钊称为“全国最早的创举”的火炬歌咏游行让“几乎整个桂林都给埋在火炬之光与救亡歌声之中了”。根据当时的参与者熊永立回忆，“天黑了，长长的火龙不见首尾，激昂的歌声响彻山城，这个壮观的场面，在当时连电灯尚未普及的桂林，怕是破天荒头一遭”。当时还未成为抗战文化城的西南小城甚至连电灯还未普及，民众的抗战热情被知识分子的讲演和指挥渲染鼓舞起来，此时激荡在爱国激情中的山水之城还未预料到，不久的将来，自己将承担起全国文化中心的重任。历史的选择无论偶然还是必然，抗战救亡使命的序幕此时已在桂林的歌声与火光中展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让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启，在此之后，每年为纪念七七事变，全国各地都会组织举行抗战爱国集会、游行活动，鼓舞民心。1938年底赴桂的宋云彬曾在《桂林日记》中写到1939年7月7日，“七时，雇车赴水东门，为游行队所阻，坐待一小时，方得通过。来桂林后，第一次见群众执火炬游行也”。为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体育场举行了数万人纪念大会，晚间举行火炬游行，演出街头剧，并举行战利品展览会”。大会上，举行了献旗仪式，大家向牺牲在战场上的死难同胞默哀，许多知识分子想起1938年末音乐家张曙和其女儿在桂林的空袭轰炸中遇难去世的场面，感到痛心与悲哀。就在宋云彬因为腿疾复发，等待着游行队伍通过的时候，正是手执火炬的数万人群正从体育馆离开会场，走上街道之时。“长达数华里的游行队伍犹如一条光芒四射的巨大火龙，经厚福街、桂南路、榕荫路，再绕向环湖路、中南路、中北路，一路蜿蜒游动着，把桂林全城照得透亮。围观的人似山如海，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在突然射出的电光弹和播送的进行曲中响彻大街小巷。”人群的狂欢凝结起强大的感召力，知识分子手举火把置身于人群之中，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心潮涌动。队伍中间，第一次参加火炬游行的艾青也被深深地感动了，这次燃烧着的桂林之夜，夹杂着难以明道的情绪酝酿在诗人敏感的心里，最后成就了10个月之后，5月1日至4日，他于新宁创作长篇叙事诗《火把》。
1940年4月末的一个夜晚，艾青在散步时看到新宁县的百姓家中燃起松明照明，点点松明汇成一片火的景象，触发了艾青心头“火把”的记忆。艾青在回答批评者的《关于〈火把〉》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该诗的起因正是1939年7月的桂林火炬游行，艾青在文中还表明了这首诗的主题：
我曾遇到过一次火炬游行，仅只一次，却够了。
是那样的一种场面，绵延不断的群众为火把感奋着，一阵口号，一阵歌唱……致使我感动得在眼眶里蕴含着泪水，很快地我的全身被“一种东西……一种完全新的东西……”所袭击，像背负了被射中的箭的野兽，背负了这东西回到住所里。
这“东西”是什么呢?这我曾花了千行诗的篇幅写的“东西”是什么呢?
群众的行动所发挥出来的集体的力量，群众本身所赋有的民主的精神，群众的不可抗御的革命精神。
《火把》，这个千行长诗，歌颂的就是这种正在无限止地扩张着的“力量”和“精神”。
《火把》歌颂的是光明；
《火把》写的是全民族争取光明的热情和意志；
《火把》写的是“火的世界，光的世界”；
《火把》写的是光明如何把黑暗驱赶到遥远的荒郊的故事；
《火把》写的是照着我们前进的“火把”。
《火把》全诗共十八章，以桂林的火把游行为背景，讲述了青年女性唐尼的恋爱纠葛与精神成长。在诗的开篇，好友李茵催促着唐尼出门参加游行。唐尼是个柔弱又浪漫的女性，她出门前在匆忙中依然完整地梳妆、更衣，梳子夹在《静静的顿河》里，粉盒压在《大众哲学》上，口红与《论新阶段》躺在一起，她谈论今天可能会倒霉，只因为看见河里淹死士兵肿胀的肚子。种种细节勾勒出人物的性格与生活状态，她走出家门，承诺母亲，今晚要带火把回来。今夜，唐尼的情感破碎了，但也是在同样的夜晚，她在火的流动、人群的沸腾中感受到一种陌生的情感，那是自我独立精神的觉醒，爱国意识的时代感召。这种激情来自阔宽的广场上的演讲，来自似乎聚集了全中国人民的火把队伍，来自友人诚挚的“劝”，唐尼感受到的世界与此前内心纠缠于小情爱的世界并不一样，歌声与火光把黑夜驱散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尼获得了群众、革命、同志之爱的“启蒙”。
第四章的《演讲》，艾青把知识分子在广场上的讲演表现得尤为精彩，演讲者站在台上，无数的光、眼睛、耳朵聚集在一个人身上，他的每个神态、每个字都被无限放大，环绕在场内。声音慢慢提高、感情慢慢激昂，语词强有力地捶在群众的心上，观众内心的情感不断被激发涌动出来，像是飓风在黑夜中会激起光的风暴，煽动起喧闹而热烈的欢呼鼓掌的浪潮。这样富于号召力的在广场上的演讲，如同陈思和阐释的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他们幻想站在一个空旷无比的广场上，头顶湛蓝的天空，明朗的太阳，地下匍匐着芸芸众生，仰着肮脏、愚昧的脸，惊讶地望着这些真理的偶像。他们向民众指出，哪里是光，哪里是火，从此世界上就有了光和火”。当然，五四时期的广场意识让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启蒙之光可以被自己点燃的伟力，而之后的时代中，虚拟的广场消解了，知识分子要建立起永久的广场意识是极其困难的。于是，他们转而通过工作岗位的实践来寄托自己的人文理想、学术与社会责任，以及文化传统的精血。然而，在全民抗战的特殊年代，知识分子除文化岗位之外，还承担起了宣传爱国救亡文化的重任，启蒙与救亡的主题同时进行着。他们安于自己的文化岗位，在实践中，面对大众，面对读者，振臂高呼。而当特定的情势需要，他们重新登上“广场”，他们的语词不再是把民众当成愚昧者的强烈批判，而是把台下的众生当作每一股能促成抗战胜利的力量，他们的责任是宣传，是鼓舞感召人心，把小小的微光燃成大火燎原。艾青在《诗与宣传》中这样阐释两者的深层关联：“不要把宣传单纯理解为那些感情之浮泛的刺激，或是政治概念之普遍的灌输；艺术的宣传作用比这些更深刻，更自然，更永久又难于消泯。如果说一种哲学精神的刺激能从理智去变更人们的世界观，则艺术却能更具体地改变人们对于他们所生活、所呼吸的世界一切事物之憎与爱的感情。”
无数的火把被点亮了，数不清的耀眼的光流动在街道上。眼前是火与光的世界，而每个人的心中都溢满了一种崭新的、前所未有的情感，血脉的奔涌提醒着“生”的渴望。巴金在《桂林的受难》中曾痛心地描绘过桂林在空袭中的受难：“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覃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他在文末感叹，中国的城市是不会屈服的，在受难中依然看见城市的欢笑。
在《火把》的第六章《火的出发》中，艾青传递着相同的情感，受难的街道被火把点亮，抗战爱国之心也被点亮，街道成了爱国救亡等政治宣传活动的空间，成了激发民族情感“生”的尊严与渴望的场域。启蒙的火把不仅照亮了唐尼的迷茫，也照亮了艾青们，同时，光明倾泻透彻，更照亮广大的民众。所有的激情、所有的关于和平与生命的向往在此流动凝聚，交相辉映。火把的烈焰赶走了黑暗，把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黑夜摇坍下来，迎接光与火，迎接胜利的黎明，迎接新世界的诞生。
让我们火把的光
照亮我们全体
没有任何的障碍
可以阻拦我们前进的全体
照亮我们这城市
和它的淌流过正直人的血的街
照亮我们的街
和它的两旁被炸弹所摧倒的房屋
照亮我们的房屋
和它的崩坍了的墙
和狼藉着的瓦砾堆
让我们的火把
照亮我们的群众
挤在街旁的数不清的群众
挤在屋檐下的群众
站满了广场的群众
让男的 女的 老的 小的
都以笑着的脸
迎接我们的火把
让我们的火把
叫出所有的人
叫他们到街上来
让今夜
这城市没有一个人留在家里
让所有的人
都来加入我们这火的队伍
……
让我们每个都做了帕罗美修斯
从天上取了火逃向人间
让我们的火把的烈焰
把黑夜摇坍下来
把高高的黑夜摇坍下来
把黑夜一块一块地摇坍下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每个人都举起火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