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文学会与北平左翼文学运动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素以文脉深厚著称，其中尤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最。除了我们熟悉的钱钟书、曹禺、李健吾、林庚、孙大雨，清华园的左翼文学活动也相当活跃。由赵德尊、王瑶、赵俪生、冯契等人组成的清华文学会，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封面
清华文学会社刊《新地》创刊号
赵德尊发表在《清华周刊向导专号》上的清华文学会介绍
一个以救亡为使命的革命文学社团
清华文学会是知识青年向往革命的产物，成立于1936年5月，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左联”清华园小组。
赵德尊在1936年撰写的《清华文学会》中提到，该会的成立是因为“在这革命的前夜，时代暴风的吹动，和现实的丑恶的狞视之下，所有过去闭目冥想清华的爱好文学的同学们，都清醒过来了”，他们放弃了过去“个人自我讴歌和冥想”的态度、“想配合时代，做一点点的事”“尽一点点的力”（《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6年6月27日）。由于当时“左联”属秘密组织，所以后来又组织“国防文艺社”作为公开活动的社团。1936年初，北平左联因响应党的文艺界统一战线政策而解散，国防文艺社也随之扩大改组为“清华文学会”。
清华文学会主要成员有赵德尊、王瑶、郑庭祥、魏东明、赵俪生、陈落、冯宝麟、邵森棣、李秉忱、蒋振东、张卓华、赵继昌、郑季翘、王逊等人。赵德尊系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的东北知识青年，其1933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也是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和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卢沟桥事变后他先受组织派遣开辟太行山根据地，继而奔赴延安。王瑶，字昭琛，笔名古顿、狄恩、浦溶等，1933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因擅长理论文章而享有“小胡风”之称。卢沟桥事变后王瑶困居家乡平遥多日，后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学，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虽然其后来主要作为中古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而名世，但奠定其精神底色的，是青年时期的左翼文学运动。冯宝麟，即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冯契，在当时是笔名“提曼”的诗人、散文和小说作家。此外还有赵俪生、王逊等人，后来分别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美术理论家，当年他们都是活跃的革命文学作者与翻译家。
上述成员之外，杨述、韦君宜、孙兰、王作民等清华大学社联成员，也与清华文学会存在密切的关系。对于当时的革命青年来说，投身侧重马列理论学习的“社联”还是更侧重文艺创作的“左联”，并没有必然的分野。多年之后，韦君宜回忆这段生活：“救亡运动已开始在酝酿，学校里进步组织团体召开的会议热气腾腾……（我）于是便一下子卷进了救亡运动的怒潮……革命代替读书成为主要生涯。那时候开会、接头、写宣传品、组织群众活动，还要躲避警探的追捕，忙得经常旷课……因为当时我正热恋着革命，热恋着我的祖国。”（《我的文学道路》）。
《清华周刊》与“两个口号”论争
由于多名清华文学会成员先后担任《清华周刊》编辑，1935到1937年间的《清华周刊》成为左翼文艺的重要阵地。
《清华周刊》第44任、45任总编辑分别由清华文学会成员赵继昌、王瑶担任，其编辑团队也多由该会成员组成（如44卷的文艺门编辑李秉忱、蒋振东、张卓华，哲学门编辑冯宝麟、郑庭祥，副刊编辑赵俪生等均为清华文学会成员）。正因如此，当时全国左翼文艺界最为重要的“两个口号”之争（即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也在《清华周刊》留下了清晰的回响。
1936年7月3日，清华文学会举行题为“非常时期与国防文学”的文艺座谈会，这也是北平地区“两个口号”论争中最具分量的讨论之一。座谈由罗白（赵德尊）主持、昭琛（王瑶）担任记录，参加者有王孙（王逊）、鲁特（张卓华）、提曼（冯契）、契嘉（郑契嘉）、落生、魏东明、莫蓝、乃天等共11人。讨论中，以魏东明和王瑶的观点最富真知灼见。魏东明旗帜鲜明地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认为“这个名词更能够代表了我们所要求的文学的特质……大众文学，就显然表示着和普罗文学或农民文学不同，含着一种大联合的意义；民族革命战争几个字也道出客观现实的特征，表示出了中国的出路，所以确实要比国防文学这一名词明确一点”；王瑶则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行。他指出当前形势下的文学主流一方面是“抗敌情绪和解放斗争的反映”，一方面是“暴露和批判反动势力以推动大众觉醒和团结大众的武器”，只要文学能够承载起这双重使命，叫作“国防文学”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没有本质的差异。
座谈会三个月之后，王瑶在自任总编辑的《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以“狄恩”为笔名发表了长篇论文《当前的文艺论争》。文章系统阐述了对文艺界联合、文艺批评的公式主义以及创作自由等问题的意见，并再次重申了对“两个口号”论争的看法。他指出“为了文学作品水准的提高和团结力量的加大，我们可以希望一切的作家们都赞同和实践后一口号”，但为了适应“统一阵线中各种作家的现实情势”，也需要“用更广泛的国防文学来做作家间关系的标帜”，所以“今后应该努力的是树立和发挥两个口号的不同的相辅作用”而“不必为了正统而争执”。较之三个月之前的座谈，《当前的文艺论争》对于“两个口号”的不同意义和互补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也为清华园中的“两个口号”论争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新地》与“发起一个新的文学运动”
《新地》为清华文学会社刊，创刊于1936年6月10日。虽然其仅出3期即告终刊，但清晰地展露了社员试图沟通世界文学、“展开一种新的文学运动”的积极努力。
这一点在其创刊号头条文章《今后中国文学的路向》中阐释得非常清楚。文章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青年创造世界的豪情指出：“今后文学的路向”即“发起一个新的文学运动”。“这个新的文学运动”的性质是“实践的而非空谈的”“大众的而非经院的”“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其目标是“以民族的解放来促成大众的解放”“以民族的解放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民族的新文化的建立来推动世界的新文化的建立”。作者以此三个维度提出了将民族文化建设与世界文化建设、民族解放与大众解放、消灭帝国主义融为一体的文化运动观，显示了《新地》同人的国际先锋主义立场。
与《新地》将“民族新文化”与“世界新文化”视为一体的文化建设观相适应，《新地》继承了左联刊物与世界左翼文坛同频共振且热衷苏俄文学译介的传统。《新地》除开设专门的“翻译小说”栏外，“理论”“作家介绍”等栏目也以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为主。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7月10日出版的《新地》第2期特设了“纪念高尔基”专栏。该期刊物不仅登载了高尔基手握“笔枪”的插图和社员写的“献辞”，还登载了高尔基的《新人类》《托尔斯泰及其周围的人们》《小孩儿》等作品，以及《高尔基年谱》《高尔基著作年表》《中译高尔基著作索引》等资料。此外，《新地》的“翻译小说”栏目不仅介绍了来自法国、美国、西班牙各国的多篇小说，还刊发了牛健的《论新诗》（译自A.斯尔珂夫）、《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底前提》（译自F.希累尔）、昭琛（王瑶）的《单纯，艺术与民众》（译自V.吉尔波丁）、契嘉的《我底创作经验》（N.波格丁）以及陈落的《倍林斯基诞生一百二十五年纪念》《奥斯特罗夫斯基五十年死忌》、曹尚明的《两个白俄罗斯诗人》等文。
此种热衷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艺译介的倾向，既是清华文学会特定文化理念的产物，同时也与清华大学开放的国际视野及学生较高的外语水平有着直接的关联。
清华文学会的存在提醒我们，左翼文学运动并未随着左联的解散戛然而止；左翼文学，也不只是上海地区独有的文化现象。虽然由于京派文学和上海左翼文学的强大遮蔽效应，以高校学生社团为主要载体的北平左翼文学尚未引起足够关注，但随着北平地区革命文学传统的进一步开掘，这些社团将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北京地区革命文学的脉络也将更趋清晰与完整。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地区左翼文学运动研究”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