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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致梁寒冰、林甘泉信

2022年，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筹办研究所大师展，林甘泉先生之子林征先生提供了一封沈从文致梁寒冰、林甘泉的书信。该信未见发表，也未收入《沈从文全集》，信件内容涉及沈从文请调助手王㐨事宜，为我们考辨沈从文最后修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相关细节提供了帮助，也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沈从文对服饰史研究和物质文化史研究投入的大量心力。

梁、林两先生：

今上午承好意前来相商，得知服装史研究室改为工作小组事，当时因谈话具体内容不十分听懂，下午经院部高德先生仔细相告后，我个人意见，机构改革需将服装室力量加以充实，特别须将考古所王序①同志调来，以便接手把此项工作开展下去，取得应当的进展。王同志为了工作，本人且已向院中写信，提出辞去考古所工作。院所应据此做出调整或目下至少可安排王同志正式为兼职工作，这是容易办到的，不然，改为工作小组，实际等于取消，如此改革似不大妥，谨请认真考虑！并致

敬礼。

沈从文 七月十三日

信件有信封，但并未并付邮，因收信人与沈从文在同一单位，应是直接转交，信封只写了两位收信人的姓名。收信人梁寒冰、林甘泉两位先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领导。信中还提到两个人，一位是高德，一位是王㐨。如信中所述，7月13日上午梁、林两位和沈从文商谈机构改革事宜，拟将服装史研究室改为工作小组，沈从文不解，后来下午由社科院院部的高德先生解释后，当天沈从文致信梁、林两位，希望历史所支持服装史研究室的工作，进一步提出将王㐨调入、充实服装史研究室的请求。

王㐨是沈从文晚年从事服装研究的重要助手。关于王㐨的工作调动问题，自从1978年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转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他曾多次致函胡乔木，也多次和社科院领导、历史所领导协商。一直到1984年，王㐨才正式调入历史所，接替沈从文担任服装史研究室主任。这里回顾一下沈从文就王㐨调动问题不断争取的过程，同时把上述信件具体年份考辨清楚。

沈从文在讲座中曾经讲到，1970年代末他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后者把他调到社科院，来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77年，前身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胡乔木任第一任院长。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到社科院的调动中，胡乔木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历史博物馆在服饰史研究上没有给沈从文以支持，胡乔木就采用“先请菩萨后立庙”的方式，将沈从文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时间为1978年3月。

1978年5月，沈从文写了一份长信给胡乔木，既是表达感谢，更重要的是非常深切地解说了自己在服饰研究和“从图像出发”治文史等物质文化史研究上的方法和期待。此间，得到考古所的同意，社科院已经将王亚蓉调到历史所，协助沈从文的工作，但沈从文更为倚重的助手王㐨仍然留在考古所。于是，1978年9月13日沈从文再次致信胡乔木：“王同志目前在考古所修复组工作，也希望您能为向夏鼐所长商量一下，同意暂时将王同志调过来帮助帮助我……”③他在信中重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之后，这项包含了太多文物研究“空白点”的工作依然重要，以及自己亟须助手和接续者的问题：

如服装研究工作，在今后需要上，一时不必继续进行，也还希望能得到你的同意，让我有个三四个比较合手的工作人员，争争这三五年有限时间，配合国家需要，来进行一些我常识吃得住，在国内又还近于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一些课题，逐一来进行下去。能亲眼看到工作完成，固然极好，即在中途身体出了事故而报废，某些陌生课题，为打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也可以让年轻力壮的同志，继续下去。④

1979年2月，沈从文在完成书稿送交轻工业出版社之后，又一次致信胡乔木，希望把王㐨调到身边，继续服饰史研究。这次，他用的是让王㐨兼职的提议：“最好能得你为向考古所夏鼐所长特别商量一下，能得考古所同意，许可让目下在考古所修复组工作王同志，兼来帮助我一下建立这个研究小组工作，对工作进展，十分有用。我认识他已快有三十年，凡事负责热诚，忘我无私。是我所见到理想青年党员之一。……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在今后我工作中最得力合作的助手，也是在我失去工作能力后，他是能把工作继续完成下去最好的接手人。”⑤

不过，这件事没有得到夏鼐支持。1980年2月28日，沈从文致信梅益，谈到王㐨调动事宜：“日昨夏所长来，谈及‘王序在考古所工作，十分重要。所中对我工作，随事帮忙，历来支持。至于要王㐨正式兼职，似不相宜。难得同意。’在谈话中，我不易有机会开口。有的话，或由于口音不明，或因意思不明。”⑥梅益时任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信中，沈从文拜托梅益向夏鼐解释，当年仍然要王㐨陪他到外地进行纺织问题的考察，希望得到夏鼐的同意。

1980年夏，沈从文又致信胡乔木，首先说的依然是王㐨的“正式兼职”问题：“经过长时期从各方面考虑，我这一份工作，最理想的接手人，还是在考古所修复组工作的王序同志。这事曾请梅益同志为向考古所夏鼐所长商量，盼得夏所长同意，许可作为兼职（不兼薪）名义，以不妨碍考古所工作为原则，来把这个小小工作组打个基础。”⑦

然而，直到1982年，王㐨仍然被夏鼐留在考古所，于是有了开头沈从文给梁寒冰、林甘泉两位写的信。这封信写于1982年7月13日，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夏鼐日记。夏鼐在1982年6月、7月的日记中多次提及王㐨调动事宜。6月26日，“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谈及王同志要去沈从文同志处”；7月16日，“今晨梅益同志又打电话来谈调王同志事”；7月20日，“上午赴历史所，与梁寒冰、林甘泉二同志谈为谢国桢先生搞高干病房事，及历史所服装史室向我所调人事”⑧。7月20日的夏鼐日记正好和7月13日沈从文的信件对应上了。当时，梁寒冰任社科院历史所党委书记，林甘泉任历史所所长。谢国桢生病却不符合住高干病房的条件，为此历史所商议为他解决这个问题。

从1978年到1982年，沈从文为王㐨调动事宜致信胡乔木三次、致信梅益一次，致信梁寒冰林甘泉一次，最少写过五封书信。在1981年7月24日复香港《大公报》马国权的信中，沈从文还专门指正《大公报》上介绍自己助手称呼的错误：“关于协助工作二人职务称呼弄错处，王序，系考古所‘副研究员’；王亚蓉，系历史所服装研究工作室‘助理研究员’。”⑨回到王㐨调动问题，尽管梅益、梁寒冰、林甘泉等人都为沈从文说项，但是王㐨最后正式调入历史所担任古代服装研究室主任，已经是1984年的事了⑩。这一年4月20日，沈从文再次发生脑溢血，左侧偏瘫，住院两个月。此前，1981年9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年1月，沈从文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商定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1983年10月，沈从文口述、王㐨记录了《再版后记》。不过，令王㐨遗憾的是，当增订本于1992年出版的时候，沈从文看不到了，他已于1988年5月10日离世。

沈从文和夏鼐为何都如此看重王㐨，以致展开长达数年的“抢夺拉锯战”？其实，沈从文和夏鼐私交不错，他们在王㐨的调动问题上各有可以理解的立场，可谓均出诸“公心”，而非“私利”。这里，还要从王㐨的学术成绩和他与沈从文的交往谈起。王㐨其人及他与沈从文的交往、王㐨调入历史所的过程，以往沈从文研究有所涉及，但具体情况和时间上仍有不够清晰之处。

王㐨1930年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市），1946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赴朝鲜战场，在文工团工作。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时，王㐨请假回国，到北京参观。参观历史博物馆时，王㐨遇到沈从文。当时，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他的人事关系是1949年8月从北京大学转到历史博物馆的。1950年，沈从文曾经到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10月到1952年3月，随北京土改团到四川参加土改。1953年3月，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分了宿舍，他是“文物收购组”和“出版组”成员，日常工作还是解说员。王㐨就在这一年遇到了影响他最大的这位学者，他这样记录与沈从文的第一次见面：

我就看历史博物馆，那是1953年的7月里，我先看午门内朝房，就是清代官员等待的地方，东西两边长廊里面的房子。那里面布置的是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展览，西面布置的是历史出土文物。

……我出去先看东朝房，看过出来以后，我进到西朝房，觉得已经是下午或者是中午时分。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50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览，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⑪

后来，王㐨每年出差只要到北京，都会探望沈从文，沈从文也会带领他参观一些重要展览，还曾带他到政协礼堂听罗尔纲讲太平天国史。1955年10月9日，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在故宫奉先殿开幕。王㐨看过之后，沈从文又陪他专门看了一次。“里面陈列的除莫高窟全景图、外景特写（照片）、修建中的莫高窟（油画）、石窟解剖图、和各项统计数字以外，有历代彩塑照片百余帧；菩萨、阿难、天王等原塑头像；及仿作的塑像多尊。并有大小壁画摹本近三百件。”⑫王㐨看到，沈从文对工农兵讲解充满热情，对彭真这些老同志讲解时“也不格外说”，但是“讲解深度不一样”。“他讲到忘神的时候，声音就非常低，美极啦，美极啦，充满了丝丝的热情，赞美劳动，赞美生命。”⑬

1958年，王㐨从朝鲜回国，考取了鲁迅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不过，8月的时候，他经沈从文参谋，选择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担任技术室副主任。⑭当时考古所的所长是郑振铎，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任副所长，后来夏鼐成为所长（1962—1982年）。夏鼐很欣赏王㐨，因此后来沈从文多次要求将王㐨从考古所调入历史所时，夏鼐才会一直从中“阻拦”，最后跑到甚至沈从文家“发牢骚”：“你挖走了王亚蓉，还要挖王㐨。”⑮

王㐨在考古所期间，和沈从文依然交往密切，沈从文在文物、工艺上的知识、见解深刻地影响了他。在纺织品和服饰研究领域，王㐨还深入到织机和印染工艺的研究上，实验复制了几乎所有的吐鲁番出土唐代印染产品，完成了对早期河姆渡织机的研究，成为“将纺织考古、纺织文物保护、纺织实验考古以及纺织技术史结合起来的唯一学者”。⑯

王㐨在考古所曾经主持河北满城汉墓出土刘胜夫妇两件金缕玉衣的修复，这项工作就直接获益于沈从文的研究和指导。1953年，沈从文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的长文，其中第一段就提出河北刘安意墓出土的玉片应是《后汉书·舆服志》提到的“玉柙”，就是历史上的金缕玉衣：

东汉以来，封建帝王亲戚和大臣的死亡，照例必赐东园秘器，有用朱砂画云气的棺木、珠襦玉柙。这种玉柙照《后汉书舆服志》解释，是把玉片如鱼鳞重叠，用金银丝缕穿缀起来裹在身上的。一般图录中还没有提起过这种实物式样。历史博物馆有份刘安意墓中出土遗物，有骨牌式玉片一堆，上下各穿二孔，穿孔部分犹可看出用金缕的方法，还是用金丝把玉片钉固到丝织物上。⑰

1968年，军队在建战备储油库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河北满城汉墓。墓中玉片发掘出来后，王㐨想到沈从文对1946年出土的刘安意墓中玉片的判断，赶紧去进一步咨询。沈从文告诉他，《汉书·霍光传》里有相似的注解，这极大地帮助了王㐨复原玉衣。王㐨后来回忆，金缕玉衣形制繁复，当年给刘胜穿的时候都有穿错的地方。而王㐨等在研究的基础上完美地复原了汉代玉衣的真实样貌。玉衣复原之后，郭沫若去看，“一面鼓掌一面说伟大伟大”⑱ 。

王㐨在考古所期间，还主持了阿尔巴尼亚羊皮古书的复原，主持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墓的发掘和出土丝织品保护，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丝织品保护，陕西法门寺出土丝织品保护等文物保护工作。他在复原羊皮古书时发明的桑蚕单丝网修复技术，至今还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推广至壁画、近现代报刊加固等领域。考古所所长夏鼐在古代丝绸研究上也很有建树，1963年发表过《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1972年发表《我国古代的蚕、桑、丝绸的历史》《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将田野考古学与文献相互考证，将丝绸之路与丝绸文物结合起来研究。当然，在纺织考古和服饰研究方面，沈从文对王㐨的影响是更为决定性的。

回到开头所说的沈从文为王㐨请调的信件一事，这一举动最为直接的动因是为完成《中国古代服装研究》的修订和出版工作，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沈从文希望王㐨能够接续自己的服饰史研究，不致让这项工作随着自己的离去而中断。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为沈从文晚年耗力最多的专著，撰写与出版过程可谓屡遭磨难、波折不断。这件工作缘起于1963年周恩来关于编印一本历代服装图录作为送外国贵宾礼物的动议。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曾经看过历史博物馆的工作简报，因此推荐沈从文来做这件事。历史博物馆由此调配美术组陈大章、李之檀、范曾给沈从文做助手，主要负责绘图工作。当时书名定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前后8个月时间完成，1964年7月交付出版社文稿和图版，本计划冬季即可出版。但是政治动荡，已经制版完成的出版事宜还是搁置下来。“文革”中，这本未曾出版的著作被当作“毒草”来批判，但沈从文一直坚持着这项工作，即使在下放到咸宁期间手边没有材料的情况下，他还打算将服饰资料文稿重新抄写整理，将自己凭记忆想到的修改补充增补进去，但现实条件实在不允许。1970年7月，他先后给博物馆革委会会员王镜如和高岚写信，希望能够返回北京完成这份工作。当然他的请求未能实现。饶是如此，沈从文还是凭着记忆写作了《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和《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并且继续通过回忆根据陈列室的专柜来一一撰写文稿。直到1972年2月，沈从文获准回京治病，他终于又开始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修改工作。1973年，沈从文给正副馆长写信，希望恢复工作，把服饰资料分段编写十册图录，这也是他最初的计划，已经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只是其中的第一册。这件事后来也搁浅了。

既然历史博物馆方面不能支持沈从文的服饰研究，1975年沈从文接待了向自己访求图像资料的王亚蓉，于是请她为《中国古代服装资料》绘图，成为自己的助手。沈从文本计划将王亚蓉推荐到博物馆，但是博物馆录用之后，却不能安排她跟随沈从文工作，王亚蓉拒绝了调动。沈从文转而请求王㐨，帮助王亚蓉进入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自此，王㐨和王亚蓉每天下班后都“准点到达东堂子胡同沈家那间小屋，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协助沈从文古代服饰的研究工作。⑲可见，虽然王㐨1984年才正式调入历史所古代服装史研究室，但他从1953年就开始追随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从1975年就协助沈从文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编撰工作。因此，《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在1992年出版时，署名为“编著沈从文，助理王㐨，增订编著王㐨”。日后王㐨也成为《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的两位顾问之一，另一位是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

1991年，王㐨被选为中国博物馆学会古代服饰研究会名誉会长。1997年11月26日，王㐨病逝于北京。实际上，多年前王㐨就已经靠透析维持生命，但他依然坚持工作直到最后时刻。他的病或许多少和他工作中长期接触古墓以及化学物品有关，更和他长期每日睡眠4小时的过度劳累有关。当我们看到王㐨女儿王丹2014年整理出版的《染缬集》，王㐨几十年的纺织研究论文、手写染缬笔记和一片片记录染缬实验的彩色布条一起呈现出来，正是他接续沈从文的染缬研究和物质文化研究不为人熟知的“闪光”的另一面。

1946年，王㐨刚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沈从文则连续发表文章，谈到艺术教育、美术史研究和纺织丝绸研究。他希望用美术馆的成立来“影响到民族情感的丰饶和民族自信心的加强”⑳，他希望能够有懂得“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的“建设人才”，来担负“国家的重造，文化的复兴，民族自尊心的恢复”㉑。七年之后，刚从朝鲜战场回国的王㐨来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参观，遇到了一位“穿着白衬衫的50来岁的”讲解员，后来，他也像这位博学的先生早年那样“弃武从文”，投入到了这项联系着“国家的重造、文化的复兴”的事业当中。

［本文作者：祝宇红；感谢林征先生允准本文使用该信照片，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庄小霞老师提供相关信息和修改意见。］

注释：

①沈从文书信有时将王写作“王序”，本文引述沈从文书信时按原文直录，正文则统一用“王”。

②⑪⑬⑮⑱王亚蓉编著：《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33页，第41页，第42页，第60页，第69、43页。

③④⑤《沈从文全集·第25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259页，第261页，第297、298页。

⑥⑦⑨《沈从文全集·第26卷·书信》，第37页，第128页，第238页。

⑧《夏鼐日记》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47、151、152页。

⑩⑭王著、王丹整理：《染缬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第256页，第255页。

⑫《敦煌艺术展览》，《美术》1955年第10期。

⑯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第195页。

⑰沈从文：《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新建设》1953年第9期。

⑲王亚蓉编著：《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4，第196页。

⑳沈从文：《一个理想的美术馆》，1946年7月21日上海《世界晨报》。

㉑沈从文：《一种建设人才》，1946年6月22日昆明《正义报》副刊《新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