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琛：我所认识的张伯苓博士
译者按
此文作者是我的波兰祖母华罗琛（露存），西文名字Stéphanie Rosenthal。她1908年在巴黎求学时，和同样留学法国的无锡籍祖父华南圭（通斋）结为夫妻，后于191 1年随他来到了中国，并逐渐与这片土地产生了感情，视其为另一个祖国。
祖父是土木工程师，整日忙于铁路和市政建设或教学。而热爱写作的祖母则在家中伏案疾书，将自己见到的中国诉诸纸上。她自1915年开始用法文或英文写小说或杂文，其中大部分被译成中文发表，早期还有祖父翻译的，以文言文或半文言。
祖母的写作，发自她对中国社会的感触，如她认为不能忍受的包办婚姻，希望这种毁灭人生幸福的制度不再多持续一天，就此出版了《恋爱与义务》等小说。又由于她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按捺不住地关心一切，所以又写出涉及多方面的各种评论，汇集在一起，便构成了《心文》这部作品。1926年5月出了《心文》第一集，该年底出了第二集，然后于1934年再版时，又将两集合并于一书。
南开学校的张伯苓校长，就是在读过第一集《心文》后，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引介，来到我们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家里。我在张伯苓私档全宗看到他1926年10月12日给我祖父母的一封信，便提到了这次会面。该信是邀请他们参加几天后的校庆，而祖母正是在这一天第一次走进南开校门，也即本文中提到的“赴约”。她还把此次活动及对南开的赞美，写进了《心文》第二集的《华人自办事业之成绩如何》。南开学校元老黄钰生也在《南开小学：一个教育的实验》一文中对参加校庆的祖母有所提及（《南大半月刊》，1935年第19/20期）。
祖母是1937年重返法国的，两年后祖父也过去了。祖父于1946年回国，然后于1961年在北京去世。而祖母却是等到了1966年春才启程再次来中国，最后她于1970年在北京去世。期间她在1957年7月以法文笔名Horose出版了《Nos sangs melés》（意为我们的混合的血），出版社是巴黎的Nouvelles Editions Debresse，扉页上表示该书是献给祖父的。书里写的全是她所追忆的真人真事，主要内容即第一部分涉及跨国联姻的数个家庭故事，第二部分则为《朋友篇》（Nos amis），通过八个小故事介绍了自己的九位中国朋友，其中之一便是讲张伯苓先生，即我摘译的这篇。其他几位是胡彬夏女士、郭松龄夫人、冯玉祥夫妇以及几个普通人，都留待我日后再翻译过来。
华新民2023年8月于北京
1929年7月，在巴黎某西餐馆，站立者张伯苓，他右边是华罗琛，左边是法国汉学家Georges Margoulie，前排中间是少年华揽洪(华南圭夫妇之子，未来的建筑师)，前排右一是南开校友周钟铮，圆框中的三人是镜头没能摄入的在座客人。
华南圭、华罗琛夫妇1910年在巴黎
1926年出版的《心文》封面
结识张伯苓博士，是在我的一本散文集出版之后。出书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有一天告诉我，南开学校为其学生买了不少册。这令我很开心并感到荣幸。过了几天，该学校的校长和创办人张伯苓博士，便来看我了。我早就听说过他，这是一位被广为称颂的人物，且名符其实。现在他光临我家，心里自然十分欢喜。
张伯苓博士有着北方汉子高大魁梧的身材，他语速很慢，吐字清楚。他边若有所思地微笑，边向我伸出一只结实的劳动者的大手。
“得知您是这本散文集的作者，我冒昧前来祝贺，也同时想做个解释。此因书中有篇文章以‘太多或者没有’来批评中国的大学太多，小学太少（见作者注）。而南开便正是有大学和中学但没有设立小学。”
张伯苓博士这样解释：“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庭至今习惯于私塾，把老师请到家里授课，然后孩子们可以直接上中学，然后再上大学，以被培养成人。”这也是不少朋友已经跟我说过的。
我说：“培养成人，还是从小时候开始才更好吧。”
他又说：“我完全认同您的这个主张，高质量的初期教育确实远胜低劣的高等教育。如果到处都见低劣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国家就危险了。”
最后他说：“为了让您了解南开学校和它的办学原则，我想邀请您来参观一下。”
约好了日子后，我赴约时心情快乐，满怀着兴趣。
1911年的革命之后，张伯苓博士认定国家的命运在于教育。于是一位叫作严修的直隶省高官，就与他一起创办了一所男女混合的中学。起步时有一百多名学生，随后人数逐年增长，继而还设立了大学。到了1937年，南开校系便拥有几千名学生了。
张伯苓博士并不富有，他只是一名普通教师，但他为南开学校的教育事业投入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而严修则以他的全部财力予以支持。
我后来也认识了严修先生。他年事已高，过着令人感动的简朴生活，住所很小，吃穿也毫不讲究。三个负责供养家庭的儿子均只有普通的工作，对于父亲把自己财产投入到这项美好的教育事业中，他们毫无怨言。
南开的校舍是朴素的，但建盖得很结实。课堂通风十分好，学生宿舍在使用上很方便，也非常干净，有着严格的卫生要求。教师宿舍虽说不上高级，但舒适方面应有尽有，设备齐全。无论中学还是大学，都有游泳池和很大的操场。另外，大学部分还有一个漂亮的图书馆。至于接待大厅和食堂，虽无任何奢华，但摆放着不少花和多种稀有的植物。
张伯苓笑着对我说：“对没打招呼便过来看看的客人，我就跟他聊聊花。”
在我头一次来南开的那天，我们又提起了建小学的事情，并谈到了它的重要性。我相信他，这位来自人民的汉子，不可能不全力以赴地去实现这个计划。他微笑地对我说：“您的捐款是个起步，它推动我去寻找更多的捐款，直到足够建起这所小学校来。”
果然没过多久，一栋美丽的大楼便破土而出，而且它从建筑角度具有了某种示范的意义，为日后将在这座城市里陆续出现的更多小学校。我为自己促成了南开小学的诞生而感到很开心。
之后我又过来多次，并且住进了专为关注南开教学的访客们准备的房间，在中学校的那栋楼里面。每回都度过一段很好的时光。在食堂里，我和老师们坐在一起，有几位学生争相帮我端菜，还围着要我的签名。
在南开，不允许勾心斗角，不允许特权，不允许特殊的关照，这在当年很少见。此校只重能力。由于知道校长的工资不比中学老师高，所以无人争抢地位。这里的工资水平虽稍逊于他校，但大家仍很满意，因为工作稳定，无论张伯苓本人还是众教职员工。
张伯苓博士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仿效传教士的做法，每星期天都把学校的礼堂用来做宗教活动，而在其他一般日子，它则是一个做讲演或演戏或放映电影的场所。
张伯苓既喜欢别人听他讲话，也专心听别人的，尤其是听他学生讲话。
我曾有机会旁听过他组织的几次会议。他对学生们说：“我这会儿是在给你们讲课，但也希望你们来给我讲。你们看，我手里是空的，口袋里也是空的，但我却成功了。如果你们愿意跟随我，我就把这个秘密说出来。我借以成功的武器是毅力、正直、效率。正直带来效率，效率又带来正直，同时任何时候都应有毅力。”
他接下去又说：“现在我下去，由你们来替换我的位置。我变成你们，你们变成我。这样替换后，就请讲一讲自己的想法，并假设成是我在说话。请指派你们当中的一位，让他上来主持。”
于是作为这场会议的主持人，他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被指派的学生。该学生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双方都十分满意。
还有一次，我在学校看了他们的一场话剧，演的是梅特林克的《青鸟》，演技和布景均比得上欧洲最好的业余团队。张伯苓对我说：“我不单要传授知识，也要让他们消遣、欢乐。”
张伯苓博士既不愿依靠政府，也不愿从属于任何政党。南开虽是收学费的，但费用很低，以至于只有获得外界支持才能生存下去。而正是南开表现出来的正直和效率，使许多中外的个人和团体都愿意向它伸出援手，相比那些得到政府资助的学校，结果反倒是南开最不缺钱。
记得写在南开学校墙上的箴言之一是：“苟不自强，奚以图存？”
一片昔日的天津郊野，就这样长成了一个享誉全中国的教学中心。在这里经常展出的，除了学生的作业以外，还有科学研究和经济研究的成果等，还有学校的财务收支账目，这都是在别的教育机构里很少见的。
南开还是一个特例，在当时的中国，很多学校都从大变小，而它却从小变大。
美国曾经是注重倾听他人的国度，它意识到了张伯苓博士的价值，经常邀请他过来讲演。他的所述，都被美国方面听进去了，且随之付之以行动。他的博士头衔就是在纽约获取的。对方以示崇敬。他也从这里为学校获得了可观的援助。
1930年左右，张伯苓博士又去美国了。这回他知道我正在法国，就来了一封信，说想借此机会到法国来一趟，说他早就很欣赏法国人那种符合情理的处事方式。
虽然这将不是一次正式的访问，但我认为这样一个人物的到来，无论对法国还是中国，都会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我就告知了中国政府驻法国的全权公使。
这位外交官是被临时启用的，他过去在巴黎攻数学，后来长期在北京担任公务员。
我去见了他，向他说起了张伯苓。他表示愿意请我们吃饭，并且是高档次的。但我提出应该安排一场正式的会议，应该介绍他认识一些重要人物，应该请他参观一些学校，对此他却没有表态。我感到费解，想知道缘由，因为张伯苓没有敌人，他在全中国被爱戴。
我离开巴黎太久了，与一些有可能对这位中国教育家发生兴趣的人，早已经没有联系。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张伯苓博士能受到礼遇。一位在巴黎过路的中国前外交家帮助了我，使我们得以在LUTETIA酒店举办一场私人性质的招待会，邀请了一些关注中国事务的相识。我邀请了公使。他本人没有到场，但派来了一等秘书。
在对各方做过介绍之后，张伯苓用英文发言，然后被译成了法文。
“我在到来之前，已经对法国有所了解了，我已经知道法国和中国有不少共同之处。我们两国人都比美国人跑得慢，各种考虑也更周密，因此呼吸得更畅快。虽然我钦佩美国式的效率和英国式的风度，但同时也欣赏法国式的尺度。在法国，所有一切都有适当的尺度，无论日常生活、艺术和文学，均如此。体现在法国的纪念性建筑和一般建筑上，便是适当的比例，既不过于高也不过于低矮，既不显得太奢华也不感觉穷酸。先贤祠（Pantheon）容纳了整个的法国，那些被世人崇拜的法国伟人都汇集在这里。先贤祠便是一个建筑成就，一个体现了和谐，体现了适当尺度的建筑成就。”
在张伯苓走后，我还是依然想弄清楚这位中国公使敌视他的原因。后来发现，其实他仅仅是出于嫉妒，因其个头矮小，且没有张伯苓的口才。
在中日战争打响之后，南开学校成了日本人袭击的首要目标之一。它被炸为灰烬。但张伯苓博士没有被击败，他又去重庆创建了其他的学校，之后他于1951年逝世。不久，他的追随者又把南开学校从废墟中起死回生，变得更加壮丽，但由于此刻全中国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小学校，所以只恢复了中学和大学，即它初始的规模。
作者注：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中国后来建设了很多小学校，其设施可以与国外的小学校相媲美。
1957年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