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陈梦家致李小缘的一封信
2008年姜庆刚先生在《温故》（第11辑）发表《陈梦家先生的两封信》，信中收录了一通“1951年3月24日”陈梦家致李小缘先生的信，当时姜先生并未在文中附上原件照片。2022年12月南京大学为庆祝百廿华诞，举办了“百廿风华 南雍手泽——南京大学藏近现代名人书画手迹展”，展览上展出了陈梦家上信原件，通过对比发现姜先生在个别文字释读上还存在讹误。不过，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这封信的时间问题，姜先生在2008年的文章中将该信的时间断为1951年3月24日，其依据是信上有“Apr 17 1951”字样（原件如下图所示，“Apr 17 1951”位于信纸天头，已用红色方框标出）。这一论断也影响了后续诸多研究，如202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梦家编年事辑》一书，作者就未加考证，直接引用姜庆刚先生文章，将该信时间著录为1951年3月24日。
李小缘（1898-1959）先生是一位文献意识非常强的学者，经常会在来信上注明收信日期，这一习惯为后人研究利用书信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而在陈梦家先生这封来信天头部分，确实有一个倒置的“Apr 17 1951”日期印，然而这个日期却给后人带来了误导。再来看一下这封信的内容：
小缘先生赐鉴：
圆通寺一别，忽已七八年矣。顷奉手教，拜悉一一，承费神将拙作寄来，尤为感激。梦去秋十月杪返平，公私两忙致未先期致候，至觉歉仄。弟在美曾与哈佛燕京合作，研究存美中国古铜，常得与叶理绥君畅谈，彼对贵所工作颇加赞赏，想为先生所乐闻者也。近来清华亦于考古一门略事扩张，积年收藏古物，为学生观摩之用。不悉贵所最近有何发展（新出版专刊否？），尚祈见告。舍下久已迁居它处，家母等现在沪上，此间工作较繁，一时未能南来。前此小石先生曾邀赴中大，亦不能如愿，甚觉怅惘耳。专此并请
撰安
陈梦家 拜上
三月廿日
外汇劳转致谢扶雅先生。
从上信来看，陈梦家与李小缘已有七八年未见，如果真是1951年则与实际情况非常不符。1949年，陈梦家为争取上海收藏家丁惠康将其所藏台湾高山族文物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而于8月中旬赴沪洽商，此次南行期间，陈梦家曾应金陵大学陈裕光及李小缘先生之邀访问金大及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2024年3月北京澄心堂举办了“梦甲室存札：陈梦家及其友朋往来信札展”，展出了著名收藏家方继孝先生收藏的陈梦家与马衡、容庚、冯友兰、张伯驹、袁同礼等人往来信札，其中有一通李小缘先生1949年9月23日夜间写给陈梦家的信，内容如下：
梦家吾兄惠鉴：
此次来宁承指教一切，受益殊多，不胜感激。吾兄以廿四日离京赴沪，九月十九日接奉九月十三日手示，敬悉安抵北平，至慰。自兄离去后，弟以体力不胜、衣履不周，一再婉辞，既而布置一切。组织古物陈列馆委员会及接运小组委员会先后成立并通过章则，弟在古物陈列馆委员会中提出聘请吾兄为专门委员，已获通过，校长聘函容当面陈。兹等候南京市军管会发给证明文件，俟该件到手，即召小组会商讨北上事宜。约下星期定可出发，拟请福女士代觅住所，同行者约五人。日来关浦间时遭敌伪轰炸，不免当心，恐非夜间上车不可。晤教有期，余容面叙。专此，敬复。
顺颂
撰祺
弟 李小缘 再拜
卅八年九月廿三夜
李小缘在上信结尾处写明了年月日应该不会有误，而信中提到的“接运小组”事是指1949年李小缘先生率领金大工作组赴北京接受福开森文物事（具体可参见笔者2022年12月1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所刊《一九四九年福开森寄存故宫文物南迁始末》一文），该事确实发生在1949年无误。马衡先生的日记也曾有1949年10月9日中午与福开森之女福梅龄（Mary Esther Ferguson）女士、陈梦家夫妇、李小缘先生同席吃饭的记载。此外，信末提到的谢扶雅（1892-1991）先生约是在1946年至1948年初在金大兼职，1949年夏由广州辗转至香港任教，1951年时仍在香港，李小缘先生不可能见到他。综上，陈梦家这封信不可能写于1951年。那么，写于何时呢？应该是1948年。
首先，陈梦家在该信开头述及昆明“圆通寺一别，忽已七八年矣”。李小缘先生曾于1939年8月底至9月初有昆明一行，在昆明期间与陈梦家有过会晤，此后由于战时交通不便加上陈梦家赴美，两位先生一直没有晤面。由此推算该信应该是1946年以后。其次，考虑到1944年至1947年陈梦家在美国，同时结合信中“去秋十月杪返平”以及陈梦家对于在美研究情况的叙述来看，“去秋十月杪返平”应该指的是其1947年由美返国时间。第三，陈梦家信中所提的“费神将拙作寄来”指的是刊发陈梦家《周公旦父子考》一文的《金陵学报》第十卷，该卷实际出版时间是1947年（具体可参见笔者2023年4月12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所刊《陈梦家致李小缘书信二通考释》一文）。最后，结合谢扶雅在金大时间，基本断定该信写于1948年。
南大所藏陈梦家致李小缘先生这通信上缘何会有“Apr 17 1951”日期印，从日期印倒置的情况来推测，可能是当时李小缘先生不慎盖错所致。书信在学术研究中有着独特的价值，但是对于书信的释读，还是需要结合其内容慎之又慎，有时“眼见不一定为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