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来了！颇有点怕”—— 当胡适遭遇“痛风”
《努力》周报1922年12月24日刊载，胡适因病离校休养启事
现代学术史上还曾有一位著名学者，可能也曾罹患痛风，且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得不到确切诊治，饱受此病纠扰多年。这位著名学者即是早在1917年就从美国留学归来，由陈独秀力邀而执教北大，为蔡元培所激赞，一度被视作“新青年”导师的胡适。
因“痛风”查出心脏病
1920年8月31日上午8：00，北京大学正在为两位外国学者佩利和琼比举行隆重的授学位典礼，胡适以校方招待员身份作陪，出席了典礼。站在会场中，他突然感到“脚上风气很利害”，一时竟难以支撑。当天的《胡适日记》中这样写道：“站了三点多钟，竟不能走路了。”此时的胡适才29岁，从其当天的发病症状来看，与如今都市人群里常见的“痛风”症状很相似。只不过因为年轻，加之意志力作用，才勉强支撑到典礼结束。
第二天上午，崇内大街华安大药房经理、美国哈佛医学院医学博士谢恩增，匆匆赶往胡适府上诊治。经过初步诊断，谢医师认为胡适的发病症状，乃是由于积劳成疾，心脏已经出现了病变，须静卧休养几天再观察。9月5日，基本遵从医嘱静养的胡适，发现腿上的“风气”消散了——换句话说，就是能够走动，不再处于半瘫痪状态了，遂又照常开始了各项紧张忙碌的学术与社会活动。
可是，仅仅过了四天，9月9日这一天上午，胡适又病倒了，遂又找来谢恩增诊治。这一次，还是未能开出什么“特效药”来，医嘱仍是这几天不要频繁外出，应当安心静养。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又要在家关两天了”。9月11日，友人朱我农来信，信上转述了谢医师的确诊结论：
你患的是心脏病——僧帽瓣闭锁不全（日本名），三扁门漏隙（中国译名）——我晓得这个病是不能治的。虽不是急性病，二三十年内或无意外事；但必须静养，切不可劳力过度，烟酒和其他刺激物，绝不相宜。我望你以后务必早眠和多睡，不要太用功……
9月12日，朱我农夫妇均来探望胡适，并确定其所患为“僧帽瓣闭锁不全”。9月13日，胡适再度求诊于谢恩增，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他说我服的Digitalis[洋地黄制剂]已有功效，再服四日药，可以不服药了，以后须专事静养。
当天下午六点，蒋梦麟也来探望，称其与蔡元培都担心胡适病情恶化，劝其安心休养半年，再出来工作不迟。正值“而立”之年的胡适，在公务活动中“痛风”忽然发作，并在诊疗过程中，又捎带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真可谓“祸不单行”。对此，胡适本人不禁感叹道：
三年！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体？空惹得一身病！
陶行知还曾为其“开一个百年健康的药方”
医师与友人都认为，此次突然病倒，乃是身心疲惫，积劳成疾所致，都劝其尽可能休息静养一段时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还曾为其“开一个百年健康的药方”，这药方里有三味药，分别是：
（一）辞去大学教授，（二）停办《努力》刊物，（三）带着图书、家眷搬到庐山去住。
可胡适自己却说，“我的病虽没有好，但此时我不容退缩了”。之后不久，胡适重新投入到繁忙纷杂的各项事务之中，工作强度与频度依旧。谢恩增确诊结论的“僧帽瓣闭锁不全”，在现代医学中又称“二尖瓣关闭不全”，是常见的风湿性心脏病的病理特征之一。瓣膜关闭不全，确实是不能用药物治愈的，更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痊愈”——如胡适静养几天后，即在日记中写下“全好了”。所用digitalis也并非对症，此药的适应症应为心力衰竭。与其说胡适服用此药后暂时得以治愈，不如说是通过几天的静养下来，在个人强烈的心理暗示与意志支撑之下，体力暂时恢复如常而已。
1920年12月24日，胡适给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信中说：“我的确是心脏的僧帽瓣有点关闭不严。幸亏发现的早，故此病尚易治。现在我已近痊愈了。”
信中自称“已近痊愈”，而非“已经痊愈”，表明胡适本人对此病的长期性、周期性发作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在社会事务、文化理想、学术建树三个层面，皆抱有相当热望的胡适，令其对“痛风”及捎带查出来的心脏病，一时还无暇多顾。事实上，在随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常常困扰、频频骚扰胡适日常生活的病症，还并不是这个无法根治的先天性心脏病，而是虽不致命，但却反复发作，很是令人苦恼的“痛风”症状。譬如，1921年10月25日的《胡适日记》中这样写道：
昨夜不能睡，今早左脚踝略肿，触之甚痛，大似去年起病时的样子。我很担心，故下午去寻谢恩增大夫诊视；他详详细细地给我诊察一次；小便无蛋白质，体重未减，止有心脏略现变态。他劝我节劳静养，并给我开了一个健心的药方。我这五十天太劳了，应该早睡为第一要事。
1922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胡适又写道：
病来了！……脚肿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
“痛风”频繁发作 转而求助中医
由于当时西医里还根本没有“痛风”这一病症名目，且在多次投医问诊中也始终得不到确切诊断与对症治疗，胡适想到了转而求助于中医。11月17日的日记里，就曾提到：“出城访陆仲安，请他给我开一个方子 。”
令人惊异的是，仅仅过了一天，11月18日这一天，胡适“病就渐好，去上课办公了”。到11月22日，胡适仍坚持服用中药，身体已无大碍，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上课。出城诊病，换一方，检药后，回家吃饭，已两点钟了。”
据此可知，当胡适向名医陆仲安投诊之后，当时通称为“脚气病”的“痛风”症状，确实迅即得到了缓解。不过，在陆仲安处获得药方后次日，胡适的“病就渐好”，这是其“病程”已至末期，因之症状自然缓解，还是陆氏用药极为“灵验”，恐怕还不能遽下断言。
伴随着“痛风”的频繁发作，在随后一段时间里，胡适不断在中医与西医之间往返求治，无论中西医，所谓用药“灵验”，也都只是暂时缓解症状而已，始终未能根治这一顽疾。从《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到，虽深受“痛风”困扰，可胡适并未因这一顽疾时常发作，就搁置自己繁冗杂多的学术、文化、社会活动。
当时在《胡适日记》中屡屡提到的“脚气病”，如今已为都市人群的常见病“痛风”，医院诊疗科目上属于“血液科”。然而，目前无论中西医，所有的临时药物治疗“痛风”，都只能在此病急性发作时，通过“对症”药物缓解症状而已，无法即刻根治此病。
一般而言，“痛风”患者合理安排饮食，坚持体育锻炼，长期控制与降低血尿酸，才是避免或减少此病急性发作的常规办法。不过，整整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里，无论中西医体系，对于“痛风”这一病症都还没有确切的认识。当时刚刚崭露头角，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胡适，对于“痛风”，也只能以人们通常习见的“脚气病”视之，只好将之视作时好时坏、时发时息的某种说不清、道不明、根治不了的“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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