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编者按：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美国时间8月4日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8岁。作家叶梅曾在李政道先生九十华诞前夕撰写文章表达敬意，今天，我们再次发布此文，以示纪念。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叶梅
一
丙申春天来得很早，北京的樱桃花刚到四月就开了，小小的蓓蕾在一夜春雨之间，缀满了树枝，去往西郊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路上便能隐约闻到花儿的芬芳。在芳香的气息里，我走进那座全国一流物理学家汇集的大院，迎面见到一座奇异的雕塑。
接待我的，是高能所几位贤淑的女子，她们告诉我说，这雕塑名为“物之道”。这两级螺旋式钢管象征的是阴阳两极，向着的不同方向旋转，由此产生巨大力量，表明天地万物均系对立物的统一。雕塑正面刻着一排排清秀的手迹：“物之道：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李政道，二OO一年四月十日”。
“物之道”雕塑
这座引人注目和遐想的雕塑正是来自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的创意。
他热爱书法绘画，用中国的笔墨写下了那些富有中国哲学意味的文字，同时也是用艺术的语言阐释了正负电子的对撞。
在这个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的春天，我走进了陌生的科学殿堂，准备撰写关于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始末的报告文学，而随着采访的逐渐深入，李政道先生对此项工程的贡献及个人魅力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来。
早在1956年代，中国科学家们就开始建议建造一台高能加速器，但几经曲折，直到1980年代以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建造（被称为“BEPC”工程），才得到正式批准，前后经历了“七下八上”。李政道先生后来对此了如指掌，曾有过清晰的归纳。
李先生曾经判断：“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北京电子对撞机就像一条从雪山发源的河流，延伸、牵引着无数涓涓小河，促进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的诞生，涉及高功率微波、高性能磁铁、高稳定电源、高精密机械、超高真空、束流测量、自动控制、粒子探测、快电子学、数据在线获取和离线处理等高技术，其设计指标几乎都达到了当时国际技术的极限。中国工业界在“BEPC”工程基础上制造出了一系列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产品，应用于航天、医学及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造福于中国也造福于人类。
事实证明，清如水的基础科学，造就了丰沛的水源，滋养鲜活的游鱼和市场，有力促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它的创造者们——中国科技人艰苦奋斗，数十年卓越努力，其间有许多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和难忘的故事。但我采访到的那些优秀的科学家无一不提到李政道先生。他们都是当年电子对撞机建设以及二期改造的亲历者，从方守贤、叶铭汉、郑志鹏、张闯、徐绍旺、柳怀祖，其中好几位都曾担任过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到风华正茂、现任所长王贻芳等诸位，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当年，说着说着，就说到李先生这儿来了。
方守贤先生在百忙之中，跟我谈了一个上午，中间好几遍强调：“李政道先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采访年过九旬的叶铭汉先生那天，我提前准备了好几个话题，老人谦逊有礼，嘴里一个劲地嗯嗯着，但待刚刚坐定，三句话之后就不由说到：“有一个人的功劳不能忘记，那就是李政道。”
曾经担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秘书长的柳怀祖与李政道相处甚多，李先生每次回国，他都少不了忙前忙后，协助李先生处理很多事情，他感叹道：“李先生这个人啊，为了祖国的科学，不惜力。”
一个很家常的说法，不惜力！大家都把李政道先生当成了家人，而李先生为了中华大家庭，把自己当成了该尽责任的一员，殚精竭力。
二
上海出生的少年李政道，经历了战乱流浪，四处求学，1946年7月从上海坐船离开了中国。轮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三个星期，波涛起伏的大海就像他的心潮，难以平复。那时他不会想到，这一去再回来竟是在26年之后，去时他还未满20岁，只是一个满怀求知渴望的年轻人，回来却已是誉满全球、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他带回了一个传奇，之后又创造了一个个传奇。
1972年的9月，他回到了阔别的祖国，第一站是上海，从这里走的，又回到这里。他带着美丽的妻子秦惠䇹，先是参观了工业展览馆、江底隧道、少年宫，汽轮机厂、人民公社，还观看了一出现代京剧《龙江颂》，芭蕾舞剧《白毛女》。看着看着，李先生开始皱起了眉头，细心的妻子问他怎么回事？
李先生说，你注意到了吗？中国的科学家都干“革命”去了，大学生们都劳动去了。科研的话题没人敢涉及。妻子深有同感。
他与夫人又来到北京，京城一批科学家听说他要来，兴奋极了，早就望眼欲穿。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张文裕、朱光亚、何祚庥等纷纷前来拜望，李先生与他们彻夜交谈。他谈到他的忧虑，说他察觉到中国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培养年轻科学人才方面存在严重的失误，与国际相比已经形成断层，他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找到解开这些难题的答案。
是啊！张文裕他们迫不及待地说，在此之前，他们刚刚将一封18名科技工作者的联名信送到了中央领导那里，信中他们建议要尽快建造高能加速器，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
在那个极“左”年代里，谁谏言谁就可能遭遇想象不到的恶劣后果。建造高能加速器（就是后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报告打了好多次，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复，张文裕和一批科学家左思右想，冒着挨整的风险，理直气壮地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让他们惊喜万分的是，身心始终处于极度疲惫的周恩来竟很快给他们回了信，批复道：“这件事再也不能延迟了。”
李政道听了这一切，感慨万千，他与国内的这些科学家一拍即合，同时意识到对祖国的一份责任历史性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支持你们。
张文裕兴奋地告诉他，周总理还让他们来向他请教。李政道当即表示回到美国后，要请一批高能加速器的专家帮助，还要给国内的科学家创造出国交流的机会。从此，李政道与祖国有了密切来往，夫人秦惠䇹感觉出他的变化，李先生除了一如既往的认真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为祖国的科技教育奔忙。
他出了各种主意，拿出一系列详尽的方案，一次次找时间亲自回到国内，只要有机会见到中国领导人，他都会直言不讳地提出一些建议。
三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政道与国内一些科学家们的想法迟迟并没有得施，上马，又下马，经历了好几个回合。他苦苦陈告，既然芭蕾舞演员做到了从小培养，科学人才为什么不能从小培养呢？高能加速器为什么上了马又下马呢？方案是可以调整的，但决心不能变。
有一位叫伯恩斯坦的科学家写过一篇《宇称问题侧记》，开篇便说道：“自从第一颗原子弹的巨响震动人寰以后，物理学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变了样子。物理学作为几乎是纯科学由学者们在大学和研究所里进行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返回。”
伯恩斯坦的预言在日后不断得到了应验。他写这篇文章与李政道有关，李政道当然更为真切地懂得这一切，随着国际科学界的科研成果日新月异，他的祖国不能再迟迟徘徊。
他每次回国都会给国内的同行们带去一些宝贵的资料，第一次回来时特地在美国买了一台最新技术的计算器和两块集成电路，甚至动员妻子将岳父秦梦九遗留下的22件珍贵文物全都捐赠给了国家，其中那座辽代宣刻花鱼瓶精美绝伦，为希世珍宝。
只要祖国需要，他愿意倾其所能，倾其所有，贡献出自己最为宝贵的智慧和时光。他经历了有些人的质疑，有些人的肯定，但他有幸的是，终于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周恩来未能完成的事情，最后由邓小平一锤定音，1981年12日22日，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关于建造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报告上批示：“这项工程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接下来，又有一些小插曲，李政道担心再次反复，趁着这年年底邓小平接见之时，他直接陈述了选择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的理由，邓小平果断干脆地说，“方案已经定了，我说过了，不要再犹豫，要干！”
春风化雨，根据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和卡特总统亲自主持下签署的中美两国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合作的协议，高能加速器工程派出几十人次的科技人员赴美参加有关国家实验室学习、考察，并邀请美国专家来北京高能加速器工程现场解决设计和研制中的问题，派人长驻美国采购所需的器材。不言而喻，李政道在其中穿针引线，铺路搭桥，是最为忙碌的人。
经他建议，工程领导小组聘请了著名的高能加速器和高能物理实验学家潘诺夫斯基教授为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的科学顾问。李政道、潘诺夫斯基和美国五个高能物理国家实验室在技术上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给予了很大帮助，世界其他高能物理研究中心，特别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德国同步加速器中心和日本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同行们也给予了支持，海外炎黄子孙中的物理学家更是踊跃呼应。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了科学大踏步前进的步伐。难忘的岁月。
1984年10月7日，BEPC破土动工。邓小平与党和国家领导来到高能所参加奠基典礼，邓小平弯下腰为奠基石铲了第一锨土，他直起腰来，对着大家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
李政道与钱三强、卢嘉锡、王淦昌、周培源、 潘诺夫斯基、林宗棠、张文裕等人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也铲下了一铲铲土，张文裕喜悦地逢人就说：“我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李政道深深地点头，他懂得，张文裕的话里含有多少复杂的情感。那年从北京饭店见面不久，中科院就正式成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张文裕成为第一任所长，而这十多年里，几经风雨几多坎坷，眼见这奠基石深深地埋进土里，他们心里的石头也才算是终于落了地。
四
柳怀祖先生多次亲眼目睹过李政道先生与人交谈工作的场合，有一次，与当时国内一位重要领导会见，谈到中国博士后的待遇问题。那位领导说博士后每人每年补贴8000元，但李政道给他算了一笔帐，认为起码要保证那些学子的基本费用，说最好是一万二。
那位领导沉吟了片刻，说还是8000吧。
可李先生却不看脸色，再次重复道：“我计算过了，他们确实需要这么多补贴，还是一万二为好。”
领导脸上闪过一丝不快，说现在国内经济还不发达，财政紧张，8000已经不错了。
没想到，在聚餐的席间，李先生再次提出博士后补贴还是一万二。
会见结束，领导将李先生夫妇送到门外，按事先预定的方案，还有一个合影。柳树下，领导将李先生请到了身边，然后再请李太太，秦惠䇹一大步走过去，脚下一滑，竟一个膝盖着地，差点整个人倒在地上，还好没有受伤。
事情并没有结束，时隔不久邓小平接见李政道时，李先生在原来谈话内容之外又提到了博士后的补贴，他说八千对那些博士后来说是不够的，还是一万二为好。
到底是邓小平，李先生的话刚落音，他二话不说当即拍板：“一万二就一万二，就这么定了。”
李政道好生欢喜。但真正得到实惠的是那些学子们。人们从这些事情上看出李先生的性格，他平时为人谦和，彬彬有礼；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十分严格；而对既定目标更是坚定执着，丝毫也不含糊。他凭着一片赤子之心，给祖国的科技教育发展提出了一连串金点子，因他最早的提议，中国才有了博士后制度、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CUSPEA）、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高等科技中心等等，这些重大的举措给21世纪的中国造就了大批人才，在今天，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人们有目共赌。
为了对李政道先生有更多了解，我专程来到上海交大李政道图书馆参观。在交大美丽的校园里，所有的大道名称都有值得纪念的历史，都有说不完的故事。阳光下，李政道图书馆庄严雅致，风格独特。走进馆内，我惊讶地看到有关李先生如此丰富的藏品，光来往书信就有好几万封。那些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信笺上，流淌着李先生的笔迹，那是当年他给世界各国一些一流大学的校长、教授所写的一封封推荐信，情之深，意之切，他以自己的信誉为中国的学子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
许多年里，他像一位亲切的长者关心着中国留学生的成长，在国外，他不仅亲自带学生、传授知识，还以自己的作为教他们不要忘了祖国，学生之中有人生病、遇到困难，他也会找出时间亲自过问，帮忙解决。留学生们都叫他“总家长”。
种瓜得瓜，多年之后，中国有了一批批“海归”，他们活跃在中国科技教育、政治经济各个不同领域里，成为富有实力的领导或骨干。好比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派锦绣风光啊！
五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语来自于国画大师吴冠中的画作《流光》上的题词，也来自于李政道与吴冠中的交往和切磋。
李先生酷爱艺术，1972年他第一次回国时，身边就携带着一份早就想要会晤的国内艺术家名单。在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里，他曾经欣赏过他们的作品，如吴作人，黄胄、吴冠中，李可染等，十分喜爱，心仪已久。但回到国内，陪同人员却一时不知他们一个个身居何方。幸好在拜访冰心老人时，他提到此事，冰心老人说她知道，当下就告诉了他好几位艺术家的住址。
就是从那时起，李先生与国内一批艺术家有了十分有意思的交流，后来在他提议创办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中，他都常常把艺术家请进来，给每次不同的会议创作“主题画”。他会向艺术家们介绍他对科学与艺术的理解，介绍某一个科学主题的含义，然后请他们放开想象的翅膀。
1989年5月，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召开《场、弦和量子引力》国际学术研讨会，李政道邀请到了李可染作主题画，李可染画出了一幅《超弦生万象》，后来在1989年6月，又为《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国际学术研讨会，画出了一幅《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画的是两头壮实的公牛肌肉紧绷，拼出了所有力气，低头对撞。李可染先生曾经画遍了层林尽染，满山红遍，表现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的潇洒与展括，但在画完这幅双牛对撞之后，却是气喘吁吁，连说太累了，太累了。他是在牛的对撞之间，感受到巨大而又猛烈的风驰电掣千钧之力。正负电子就像两匹高速奔跑的牛，死命地撞向对方，二者相遇的一刹那，如电闪雷鸣，火花四溅，就在这些像焰火一般四射的碎片中，科学家从中捕捉到可能从未发现过的物质。
这画作，一时传为佳话。
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
1988年在举办《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李政道请来了吴作人先生，大师心领神会，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观念，认为所有的复杂性都是从简单性产生的，正如李政道先生特别喜爱的老子《道德经》中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如何从简单到复杂的呢？通过科学实验人们得知，正负电的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原子分子以至世界万物。正负两极的对偶结构，在中国古代哲学里称之为“阴阳”，太极符号表现的就是阴阳之间的关系。吴作人就此画了一幅变形太极图《无尽无极》，他挥洒笔墨，心连天宇，两道反向交织又指向无边境界的力与光，浩浩淼淼，飘然而又无所不及。
这幅画后来被选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标识，又被选作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标识。
无尽无极
而在1996年举办的《复杂性对简单性》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李政道请来了吴冠中，这位中西兼容，古今皆通的国画家与李政道品茶论道，相谈甚欢，他以静为动，动中含静，创作出一幅《流光》，并题了一首诗，经与李政道的切磋，定为：
点、线、面，
黑、白、灰，
红、黄、绿，
最简单的元素，
营造极复杂的绘画，
它们结合在一起
光也不能留时间。
流光——流光，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诗里蕴藏着深刻的科学原理，按照相对论，时间的改变和观察者的运动速度有关，速度快，时间的改变则慢。光速为一切速度之最，如观察者以光速运动，相对的时间则完全停留。但艺术家的想象则可以超越时间的定义，光留不住的，人的创造却可以留存。
又是一段科学与艺术的互动。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李政道将科学与艺术融合在一起，而他本人，就是一位两者合一的化身。
在我采访院士方守贤先生时，他拿出一些珍藏多年的贺年卡，图片上或是盛开的花朵，或是亭亭玉立的绿树，或是丹麦式的小屋，还有十二生肖。方院士是在谈话的空隙，一转身就从办公室的柜子里拿出来的，这些贺年卡显然离院士很近。
那是一份友谊一份寄托，都出自李政道先生亲手所绘。
后来听王贻芳先生说，李先生也给他寄了好些亲手画的贺年卡，每年春节将至，李先生都会用这种方式给很多朋友送上一份份祝福。
还是在上海交大李政道图书馆里，我见到了李先生更多的画作，它们色彩斑爛，饱含深意，却又带着岁月抹不去的纯真和新颖，能从中感知风云全球而又不失初心的李政道君子之风。
六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李政道先生对老子的《道德经》深思熟虑，深得其味，将古老的哲学与科学融为一体，“细推物理日复日，疑难得解乐上乐。”他承认，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唯一的追求。
然而，人们对李先生的爱戴却是多方面的，有人赞誉他为“近代中国科学的推手”（吴茂昆），“影响了一代人思维的发现”（何祚庥），有人说：“对于很多中国人，李政道是一个传奇”（徐洪杰）。
是的，他是一个传奇，而且又帮助祖国创造了一个个传奇。
当年，人们对中国建造对撞机曾几度充满疑惑，因为技术难度极大，许多方面在国内都是空白。中国加速器的的水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落后国际水平至少30年。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建造出一台国际水平的高能加速器，才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重要的科学意义。
有人比喻说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想要跳上一辆疾驰而来的特别快车，跳上去了就飞驰向前，而如果没有抓住，便会摔得粉身碎骨。
结果是，中国人不仅抓住机遇跳上了火车，而且一路领先。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完成了一个奇迹，它不仅在短短四年间建成，投入使用，而且又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并轰动了世界，得到国际科学界普遍认同和赞扬，被称作是中国继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之后，所取得的又一伟大成果；“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进步，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里程碑。”
世界因此对中国科技再一次重新评估。
1988 年10 月24 日，金秋时节，邓小平一行来到北京西郊，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正在运行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然后来到一座大厅里，接见了几百位参加BEPC 的建设者和出席中美高能物理领域第八次合作会议的代表。在听取了关于对撞机建设情况的汇报后，老人啜了一口茶，面带微笑地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他转过头来，朝着所有的人粲然一笑，面若秋菊。
非常奇妙的是，粲然一词出自古汉语，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今夕，见此粲者”，在高能物理的术语中，竟然也运用了这个词，粲夸克，它来自英语的音译，却是恰切地表现了对撞机所产生的物质灿烂如焰火的状态，给人以非常自然奇幻的联想。
李政道先生也是粲然一笑。
我想象着这位我从未见过的科学伟人，而对他灿烂的笑容却并不陌生，在许多地方都能见到李先生那开怀大笑的照片，那或许也是他自己最喜爱的，代表了他真实的内心，阳光般透彻和明亮，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人类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杰出的代表，才得以生生不息。
在李政道先生九十华诞来临之际，我以我的写作表达对他的崇敬，对科学及科学家们由衷的敬意！
（转载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