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百年前的现代中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大讨论”。那是在1923年初，北京《晨报》连续刊登了《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两封读者来信，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张竞生读后有感而发，撰写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经《晨报副镌》主编孙伏园在该报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讨论由此掀开。

张竞生《爱情定则》1928年4月出版

两封读者来信 引起教授关注

1923年1月16日，《晨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沈厚培的“读者来信”。投书者反映，陈淑君是自己在广东时的未婚妻，与他早有婚约，然而，北大教授谭熙鸿（字仲逵）丧妻后，强迫妻妹陈淑君与之结婚。沈因此谴责谭道德沦丧，夺其所爱，吁请报社主持公道。不意第二天，陈淑君也致函《晨报》，指出沈所述与事实不符，自己与谭结婚系双方自愿，完全是个人自由。

两封来信，各陈其词，针尖麦芒，各不相让。由于当事人为社会名流，谭熙鸿是北大教授，陈淑君是陈璧君（汪精卫之妻）的三妹，所以格外引人瞩目，一时舆论哗然，社会热议，更引起了对爱情、婚姻素有研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的高度关注。

张竞生与谭熙鸿同为留法同学，又是执教北大的同事，所以二人非常熟悉。1922年3月，谭熙鸿之妻陈纬君因产后感染猩红热症，3月18日在医院病逝，时年26岁，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同年秋，因陈炯明叛乱，广东局势混乱，在广州就读的陈淑君辗转北上，寄居亡姐的家中，在北大当旁听生之余，帮助姐夫照顾两个痛失母爱的孩子，两人日久生情、相恋并结婚，陈淑君的前男友沈厚培获悉后从广州赶到北京兴师问罪。

4月29日，张竞生在《晨报副镌》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以“谭陈事件”为例，阐述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提出“爱情有四项定则”：一是爱情是有条件的，二是爱情是可比较的，三是爱情是可变迁的，四是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他在文中为陈淑君辩护：“她的爱情所以变迁，全受条件的支配。据她所说，见了谭宅亡姊的幼孩弱息，不忍忘情于抚养”，“谭的学问、才能、地位也不是沈生所能及。这些条件均足左右陈女士对于沈谭的爱情。”张竞生高度评价陈淑君的心灵解放和精神觉醒：“陈女士是一个新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子”，“使人知道夫妻是一种朋友，可离可合，可亲可疏，不是一人可专利可永久可占有的。希望此后，用爱或被爱的人，时时把造成爱情的条件力求改善，力求进化。”还突出强调：“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一时满城风雨。

围绕“爱情四定则” 社会各界展争鸣

五四时期，在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引领下，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华大地狂飙突进，人们也热切呼唤自由的、幸福的恋爱婚姻生活。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振聋发聩，一场由一则“社会新闻”引发的“爱情大讨论”呼之欲出。

《晨报副镌》主编孙伏园敏锐地感知这是一个重大社会话题，于是策划了一场系列讨论。5月18日至6月25日，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在《晨报副镌》连续刊发讨论文章24篇、信函11件。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只有少数作（读）者支持张竞生的主张，绝大多数作（读）者站在维护旧礼教的立场，且多是青年学生。

其中，北大教授梁镜尧的反对声音最为响亮，提出了与张竞生截然相左的“爱情定则”：爱情是无条件、非比较的、不变迁的，夫妻非朋友的一种。

更多的则是各有选择、各有取舍。譬如，北大教员冯士造认为恋爱与婚姻，本是由友谊进步来的，因此，赞成“爱情四定则”的第四项，但对于爱情可以随条件、经比较、可变迁的主张，他则极力反对。北大学生章骏锜也持相同意见：“除第四项我完全赞同外，其他三项与我的意见不合。”读者丁勒生表示：“爱情可以比较，可以变迁，我全承认”，但“根本就怀疑有条件的爱情”，指出“我的意见是：爱情就是爱情，恋爱就是恋爱，绝不应掺入旁的一丝条件，不然，便不能算真正爱情、纯正恋爱”。

一些反对者承认爱情有条件、可选择、可变迁，这在婚前是正当合理的，但是一旦已有婚约或已结婚，就不应该再进行选择，反映了在爱情、婚姻观念转型期的一种双重标准的爱情选择。例如，读者世良指出：“我对于竞生君的‘爱情的定则’的适用，要加一点限制，就是：‘爱情的定则，多半适用于未定婚约之前。’”

此外，一些反对者不仅对“爱情四定则”作了学理分析，还对谭仲逵的“不道德”、张竞生的“偏袒”，提出了尖锐的嘲讽。读者张畏民认为：“谭陈的知识、年龄、情形……不相当，他们绝对谈不到爱情——狭义的——这是不用说的；就是以谭君处大学教授的地位，丧妻未久，同一个与他人已有婚约的女子去结婚，不能不受言论的制裁，张君偏要为一二人之私，破坏质朴的风俗，还要说什么‘爱情定则’，真正可叹。”

孙伏园对于参与大讨论的青年学生成为旧礼教的代言人，颇感失望。5月18日，他在《晨报副镌》编前“按语”中表示：“可见现在青年并不用功读书，也不用心思想，所凭借的只是从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流露出满怀的无奈和深深的失落。

周作人三撰文 一人演“双簧”

6月20日，《晨报副镌》在“杂感”栏目刊登署名荆生的短文《无条件的爱情》。“荆生”者，乃北大教授、著名文学家周作人的笔名。周作人不无调侃地写道：

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里，近来很流行什么无条件的爱情，即使只在口头纸上，也总是至可庆贺的事。

于是我不禁记起什么笔记上的一条故事来。有一个强悍放纵的无赖独宿在一间空屋里，夜半见有一个女子出现，他就一把拉住，她变了脸，乃是吊死鬼！他却毫不惊慌，说他仍是爱她（原本的一句话从略）。

这似乎可以算是无条件的爱情的实例了，但总还有一个条件，便是异性。——倘若连这个条件也不要，那不免真是笑话了。

或者中国人大抵和我一样喜欢说说笑话，所以那样的主张也未可知。

作者以幽默的笔触，讽刺了“爱情是完全没有条件的”论调，赞同张竞生“爱情四定则”中爱情是有条件的观点，支持陈淑君的选择。周作人的短文，作为讨论的接续和延伸，不失为激烈论战中一个巨大的正面回声。

事实上，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就旗帜鲜明地抨击旧礼教对爱情、婚姻的束缚，维护妇女权益。他在6月6日、6月15日，曾先后化名“钟孟公”和“曹叔芬”，致书《晨报副镌》，参与“爱情四定则”讨论。其中，“钟孟公”向“副刊记者先生”指出：

我现在以读者的资格，对于爱情定则的讨论这一件事，想进一句忠告的话。那些文章初发表的时候，我很有兴趣的期待着，但到了现在读过二十篇，觉得除了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之外，毫无别的价值。先生还想继续登载下去么？我想至少您也应定一个期限，至期截止，不要再是这样的胡乱尽登下去了。

而“曹叔芬”则向“记者先生足下”主张表示：“希望先生不要加以限制，源源发表，不但可供小说家、医生和心理家的研究，有益于教育界更非浅鲜。”

“两人”观点一红一白，截然相反。一人分饰三角，更是催化了一波继续讨论“爱情四定则”的争鸣。

许广平与鲁迅 前后参加讨论

在“爱情四定则”讨论中，许广平和鲁迅也不约而同地关注并参与其中，而那时他们还素昧平生。

鲁迅和许广平都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1906年，鲁迅迫于母命，与无爱的朱安女士结婚后，长期身受旧式婚姻的煎熬。许广平出生仅三天，就被父亲许配给香港一马姓人家，20岁那年为抗婚，她北上天津入读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5月25日，许广平以“维心女士”为笔名，投稿《晨报副镌》，提出了不认同谭、陈结合，不认可张竞生“爱情四定则”的看法，表现出一种与实际情形颇为迥异的角色冲突和观念矛盾。

6月12日，《晨报副镌》刊登陈锡畴等人的三封来信，他们一致要求停止“爱情四定则”讨论。当天晚上，鲁迅写信给孙伏园，表明自己的立场：建议继续讨论下去。6月16日，《晨报副镌》登载了鲁迅的来信：

……钟先生也还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住了，里面依然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

虽然鲁迅没有直接回应“爱情四定则”的讨论，但可以看出他对张竞生的主张持赞同态度。两年后，他在小说《伤逝》中，提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命题，与张竞生的爱情定则，异曲同工。

张竞生“答复” “大讨论”收官

这场大讨论中，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谭熙鸿、陈淑君夫妇。然而，谭熙鸿并没有因为所谓“绯闻”的影响而懈怠自己的工作，他继续担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履行教授治校职责，负责筹建北大生物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经过前后一个多月时间的论战，最后，张竞生撰写了近2万字长文，发表在《晨报副镌》，予以回应。

这篇《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上篇的开头，张竞生重申：“我在数年前已经留心研究爱情的问题了，但所拟就的爱情上几个定则，终未拿出来向人讨论。及到近来感触了陈淑君女士的事情，使我觉得有宣布的必要。可是，处在这个不懂爱情的社会，乃想要去向那些先有成见的先生们，讨论一个真正的改善和进化的爱情，使他们明白了解，自然是事属为难。又要将一个被嫌疑的女子作为举例，使他们不生误会曲解，当然是更难之又难了。”同时，郑重声明：“由我文而惹起了许多无道理的攻击，我对于陈女士和谭君唯有诚恳的道歉。”随后，围绕与他讨论的文章、向他提出的问题，从四个方面一一分析阐述：“一、爱情是无条件的；二、感情、人格、才能，固可算为爱情的条件，但名誉、状貌、财产，不能算入；三、爱情条件比较上的标准；四、爱情定则，适用于未订未定婚约之前，但不能适用于已订已定婚约，或成夫妻之后。”最后，张竞生向青年朋友们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你们如不讲求爱情那就罢了，如果实在去享用真切的完满的爱情，不可不研究爱情的定则，不可不以爱情的定则为标准，不可不看这个定则为主义起而去实行！”

持续一月有余的“爱情四定则”讨论，至此偃旗息鼓。尽管张竞生的理论有流于简单化、绝对化和教条化倾向，然而，由此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却是一场对妇女解放与恋爱自由的全面启蒙，昭示着时代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