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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岁到50岁的“西藏妈妈”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周芳  2024年08月13日08:17

在今年4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好书”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西藏妈妈》入选。

作品讲述了雪域高原上儿童福利院的“妈妈们”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立体呈现新时代西藏幼有所长的动人画卷,让世界真切地看到西藏感人动人的文明风景。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作者徐剑。

遇见西藏儿童福利院的故事,是偶然中的必然

记者:一提到您的西藏题材作品,读者便能想到一系列长篇报告文学,如《东方哈达》《怒放》《金青稞》等。在您的创作中,西藏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文学地标。请您介绍一下,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您决定撰写《西藏妈妈》这样一部作品?

徐剑:之所以写《西藏妈妈》这本书,是因为遇见西藏儿童福利院的故事。现在想来,这是偶然,又是必然。

2019年2月,我接到西藏作协好友的来电,邀请我去林芝看桃花。我愉快地答应了,之前虽去了西藏十几、二十趟,但还一直没有看过桃花。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亲眼所见后,我惊叹于西藏桃花的美丽与独特。雅鲁藏布江两岸河谷、村庄的千年古桃树连成一片,树干粗大的老树发出新枝和新芽,绯红、粉白的桃花如漫天云霞,与雪山、麦田相辉映。后来我在《西藏妈妈》后记中所写的“千年一梦桃花落,雪山之巅,古树蓬春,桃之夭夭”,就是在看桃花的过程中有感而发。

但真正的感动是在林芝市儿童福利院。去看桃花前,西藏自治区文旅部安排了一场关于西藏“双集中”的采访。什么是“双集中”呢?2013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全面推进五保集中供养和孤儿集中收养工作的意见》,有计划地在全区实现有意愿集中供养的五保对象在县以上供养机构100%集中供养、孤儿在政府主办的地(市)以上儿童福利院100%集中收养,简称“双集中”。这是西藏在新时代为实现老有所依、幼有所长的具体举措。

我们上午去了工布江达县的养老院,下午去了林芝市的儿童福利院。通过采访,我发现西藏的“双集中”工作做得非常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政府举措,我在西藏遇见儿童福利院的故事,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西藏妈妈”的大爱,汇成一条情感的雅鲁藏布江

记者:从作品内容来看,您采访的行程几乎遍及整个西藏,采访的“妈妈们”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能介绍一下您的走访经历吗?

徐剑:2020年5月,我再次进入西藏,从昌都市第一儿童福利院开始,展开采访工作、搜集创作素材。然后,溯澜沧江上源扎曲河而上,经过横断山脉,横穿万里羌塘,抵达藏北重镇那曲市。在那曲市儿童福利院,我采访了3天。再环大北线,抵达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的双湖县。之后西行前往阿里,重点采访了“双集中”试点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离开阿里后,我环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而行,抵达日喀则,再到拉萨,转道山南,最后返至最初的采访地林芝。

估算了一下,在7家地市级儿童福利院,我总共采访了100多位“妈妈”。这些阿妈拉、未生娘(未婚女子)不分年龄与民族,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藏妈妈”,或者说“爱心妈妈”。这些“妈妈”将自己与孩子们紧紧拴在一起,以温暖大爱抚育了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

记者:“西藏妈妈”是这部作品中闪闪发光的文学主体。您通过满含深情的笔触,细腻书写了多位“妈妈”的感人故事。能与读者分享一些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徐剑:100多位“爱心妈妈”,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50岁,她们向我平静地讲述自己与孩子们的故事,就像在讲自己的儿女一样。

昌都市第一儿童福利院的护理员门拉,尽管有孕在身,但仍带着患病的小卓嘎到四川看病。门拉每天带着孩子去挂号,一天比一天早,最后终于挂上了专家号。小卓嘎术后发烧,严重感染,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0多天,门拉一直忙前忙后……从未进过城、刚怀孕的门拉,为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扛起守护重任。小卓嘎醒来时,一声轻轻的“阿妈拉”,让门拉彻底破防,潸然泪下。

19岁的拥中卓玛拥有“一颗牧场上卓玛花一样纯洁的心”。她原本在林芝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听说儿童福利院扩招,便毅然前往应聘,当了一名“爱心妈妈”,和4个素未谋面的孩子组成家庭。

嘎斯原本在草原放牧,后来到城里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几年后拿到了大专文凭。她毕业后报考上昌都市第一儿童福利院,成了福利院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爱心妈妈”。

另一位“妈妈”大曲宗则把做好“爱心妈妈”当作一种归宿,她觉得不是她给了孩子爱与家,而是一群孩子给了她温暖的家和作为“妈妈”的幸福。

还有两位汉族“妈妈”,她们给孩子们唱汉语歌曲、教孩子们汉语,孩子们特别开心。

书中像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每个故事都很感人。这些“西藏妈妈”的大爱,汇成了一条情感的雅鲁藏布江。江有多深,她们的情感就有多深,爱就有多深。

记者:“爱心妈妈”的故事发生在新时代西藏的土地上。是否可以说,这是一种民族大爱的传承,更是这个时代幸福西藏的真实写照?

徐剑:我在青年时期就与西藏结缘,并在后来的岁月中与西藏有多次亲密接触。西藏这片土地上的大爱、博爱,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融入血脉且渗透人们日常生活的。无论青藏高原上风雪多大,严寒多么逼人,这种爱都在人们的血脉里奔腾。这就是西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除了“西藏妈妈”,还有很多人在关心、关爱孩子们。昌都市民政局局长布措的一项工作就是开车到各村去“拾孩子”,为孤儿们找“妈妈”。西藏政府对老人和孤儿采取集中供养,是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举措,更与西藏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紧密相连,意义非同一般。

以“有我之境”式的共情倾诉,凸显作品的真实感、切近感

记者:都说“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好的报告文学是行走出来的”。为了创作,您二十几次进藏,奔波辗转于西藏各地,对于行走这一理念您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吧?

徐剑: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讲,行走太重要了!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要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实地考察、现场采访,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文学。行走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感受生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尤其是对于西藏、对于青藏高原来说,只有亲自到了这里,才能看见这里的壮阔与宏伟,感受到这里人民的善良与质朴。每一次在青藏高原行走,我都激动与感动交织。

记者:《西藏妈妈》虽然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但呈现出一种诗意化和散文化的倾向,这是否也是您情感的一种表达?

徐剑:是的,与我以往的西藏题材报告文学有所不同,在《西藏妈妈》中,我努力突破理性表达的方式,将对“西藏妈妈”的叙述与自身的西藏情结贯通起来,形成不同于旁观者式的采访与书写。通过类似“有我之境”式的共情倾诉,来凸显作品内容的真实感、切近感。

《西藏妈妈》写到了情感、命运,也写到了“妈妈们”自己的家庭遭遇,但她们都能在儿童福利院、在那些孩子中,寻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与寄托。这些内容我都是通过闲笔来体现,包括抒情和感慨。文本上呈现出来的,也就是你所说的诗意化、散文化。

就创作理论而言,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写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感情藏住。但我觉得,《西藏妈妈》应该是一曲关于情感与大爱的颂歌。因此,胸臆间的激情常常喷涌而出,这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