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华君武（左）与曹禺 邹士方 摄（1989年春节）

对于戏剧大师曹禺，我是先观其剧，再读其书，后见其人的。

上世纪60年代我曾在首都剧场看过北京人艺演出的曹禺名剧《北京人》，那时我年未及弱冠。现在回忆起来仍怦然心动。大师级的作品加上一流的演出，使我深深地陶醉其中。

1966年夏天“文革”初起，“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的作品都成了“毒草”。当时西单的中国书店库存了大量的“四旧”书籍，为了及时处理，收回一定的资金，内部允许执介绍信的“革命组织”购买后供批判用。当时开个把介绍信易如反掌。我的小学同学李睿奇拿到了学校的介绍信，开了一批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著作书目。来到书店，按打折的价钱购买到了几十本个人喜爱的书籍。其中就有一册《曹禺剧本选》，内中包括三个剧本《雷雨》《日出》《北京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北风呼啸的日子里，独自一人反锁于蜗居中，坐在熊熊的火炉旁读“禁书”的滋味。

以后的10年正是这些“禁书”哺育了我逐步走上美学、文学艺术的道路。

1986年11月25日我因为撰写《宗白华评传》而去曹禺家中采访，宗白华先生的母亲是安徽方氏，曹禺已故的夫人方瑞也是这个方氏家族的一员，论起来算宗先生的表妹，曹禺当然就是宗先生的表妹夫。那次他在本子上为我题写了“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寄予了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

1987年我与一位朋友共同撰写了三万多字的《〈原野〉艺术成就论》，寄请曹禺先生提意见。不久他寄回原稿并附信：“邹士方同志：承赐寄来稿《〈原野〉艺术成就论》，十分感谢。奈近几月一直犯心脏病，无力捧读，至感歉疚。兹奉寄尊稿，并致谢忱。敬祝大安。曹禺1987.2.17。”

艺术大师虚怀若谷、平易谦逊的品格令人感动。曹禺先生绝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总是那么谦和，对于后辈，总是那么亲切地以礼相待，使你增强创作研究的信心。后来这篇研究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中国青年报》《固原师专学报》上。大师后来还写了三张条幅赠我，内容都是唐诗，遗憾的是，现我只珍藏下来一件，内容为张继的《枫桥夜泊》。

曹禺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8年他转而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大会开幕式后他见到许多老朋友，非常高兴。在晚餐时，话多得不得了，酒也喝得特别多。吴祖光对我说：“曹禺是人来疯！”晚上他可受了罪，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夜里发作起来，连连打电话给服务台，亏得抢救及时，没有出大危险，只好回家静养。

1988年3月我去采访大师，那天正好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陪同香港戏剧家周采茨（周信芳之女）在他寓中访谈。刘先生我本来相熟，而采茨的姐姐采芹（英国著名戏剧家）我又曾经采访过。最后大师建议四个人在一起合了影。这一切使我感受到前辈大师处处奖掖后辈，提携后进的一片赤诚之心！

曹禺寓中悬挂着关山月的《梅花图》,上题：“莫道人间春色满 岂忘雪里寸心丹 一九七九年岁冬于北京 曹禺同志粲正 关山月”。还有李可染绘赠他的《漓江烟雨图》和黄永玉绘赠的《荷花图》。也有曹禺自书屈原《离骚》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丁卯曹禺”。

3月20日我写了2000多字的对他的采访记请他审定，他看后表示满意，并谈了很多写作的事：“‘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夫始自然’……‘常语’、‘自然’才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谈何容易？‘李白乘舟将欲行’，都是常语，却是千古不厌的诗句。现在写文言诗尽是旧套子，没有新东西，不现成，不眼前。眼前景、眼前字、眼前的感情写出来才好。”“有的作家苦心炼字，来得不自然。总让人觉得他费了好大劲儿。这同年轻时受的教育和旧时的修养有关。有的作家不是文章别扭，是人别扭。老舍自然，口语化自然。老巴（巴金——笔者）也自然。鲁迅有时用挺深的字，但深刻自然，他的杂文、小说都是这样。《故乡》写他小时候坐乌篷船，听水声，句子简单极了，把眼前水乡的风景和真挚的感情织在一块儿。”“至于我，有时自然，有时不自然。我岁数大了，才知道写作不好刻意摆弄。我有许多真话要说，可一到笔下就涩了。我不是怕打棍子。我想写一点好东西，但我的苦恼是写不出来。不是唐僧念的紧箍咒，反而是我自己的紧箍咒……让我写《明朗的天》，我不愿意写，但没有办法……”

望着曹禺大师那真诚而痛苦的神情，我感到有一股电击般的震动。

曹禺先生十分激动，他在我的本子上奋笔疾书：“敢为常语谈何易 百炼工夫始自然。士方兄留念 曹禺 一九八八.三.廿日”

大师的期望，岂止对我一个人呢？

1988年春天我与曹禺先生有过一次长谈。

话题从他新任全国政协常委开始：“我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委员，那时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政协大会，心情十分激动。以后一直在全国人大。现在，30多年后又回到了政协，可以说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当然高兴，各个方面的熟人朋友都在政协，又可以时常见面了。政协范围这么大，包罗了那么多的人，真是了不起。从政协的发展，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十三大以后，民主空气确实比以前浓厚了。现在说了过头的话，说了错话，再没有人打棍子。政协的各方面人士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得到采纳，为改革和开放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政协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润滑剂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这次请吴祖光继续担任政协委员，就很说明问题。他最近完成了电影剧本《孟姜女》，寄给我看，十分精彩。”

艺术家的思维敏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并伴随着各种手势，颇富戏剧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感到太阳出来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我始终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爱国爱人民的，也是爱党的……科学方面我有自豪感，体育方面我有自豪感，文艺方面我也有自豪感。我们的文学艺术大大地进步了。我仅举两部电影和两部话剧为例。《老井》和《红高粱》在国际上得奖不是偶然的，我看了确实不错。我们敢于把中国落后的地方放开给别人看，就是需要胆量的。只有看到自己落后方面，迎头赶上，才能进步。《老井》赞颂了中国人民不甘落后，不做自然的奴隶的奋斗精神。100年没打出井，现在终于打出来了，这象征着中国的复兴。对土地深沉的情怀，对妇女解放和爱国主义的讴歌，是《红高粱》激动人心的主旋律。主人公自己选择爱情，争取爱情，多么大胆，这与《牡丹亭》和《西厢记》中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完全不同。有人说：你们专写中国的落后，外国人专门看中国的落后，因此才得奖。这不对，这是保守的说法。话剧《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反映出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等等对农民的压迫。有人说这是给共产党抹黑，我说不是，这是勇敢，勇敢才能面对现实。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土地问题、农民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题材，需要很好地反映。”

最后他谈起他的苦恼：现在开会太多太长，一年之中占去了大部分时间。他希望能在近几年做点实事，写点东西。他毕竟是78岁的老人，记忆力已越来越差了。

我曾为曹禺先生拍过一些照片，其中一张他与漫画大师华君武的合影颇为自然。两位大师微笑着，戏剧大师还把一只手搭在漫画大师的肩上，十分亲切。时在1989年春节。

30多年过去了，曹禺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他除了留给我们宝贵丰富的戏剧遗产，还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