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风波》：话语权的暗战
原标题：文学如何介入政治:鲁迅《风波》中的话语权暗战
摘要：在直皖战争前后的复辟谣言声中，在《新青年》同人思想分化的当口，鲁迅写出了《风波》，既显白地呈现了自己对政治局势的理解，又隐微地回应了战友们有关文学介入政治的歧见，不仅反省了智识者的伦理资格，也开出了独特的文学政治的路径。小说以文学形式最大程度地呈现了居于幽暗的底层人感知周围世界承受苦难努力生存的方式；以卓越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洞悉到了支配性权力赖以运行的口说技术，呈现了底层世界话语权的暗战。鲁迅既看出了声音政治的潜力，又意识到了弱者的武器的限度，试图以文学政治的形式，突破声音政治的阀限，冲决智识者与底层人的双向隔膜，重建书写与口说的可译性，以文学形式的政治性恢复生命的重量，救正专家知识与政党政治对生命的切割与规训。
关键词：鲁迅；《新青年》；生活世界；声音政治；弱者的武器
既往研究，不论是政治革命范式，还是思想革命范式，以及主体性范式，或隶属于政治，或借势于政治，或隔绝于政治，大都将政治视为外在于文学的存在，未能充分意识到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潜能，过于依赖研究者所处时空的有限概念体系，隔膜于彼时彼刻的痛痒相关的实践感，倾向于将底层人绝对对象化，或说成是有待先进政党指引的自在阶级，或指认为封建残余的结晶体，或贬为既无自我又无对生命感受的混沌之物，既忽略了小说的生成语境，又漠视了写作时刻作家对文学政治的理解，还消除了非概念化的文学语言“撞击意义之笼的声响”[1]，无法妥切体认审美形式对现实的建构与超越。
作为文学作品，《风波》提供了远比“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丰富的底层人的哀乐图景，不仅呈现了智识者不在场的底层生活世界，还从无名者对苦难的赋义方式中提取出了一种声音政治的可能，既还原了底层世界话语权的暗战与角力，又忧惧有加地暗示了弱者的武器的限度。
为了避免对文本的去语境化抽离，本文尝试回到小说书写时刻与历史语境，在《新青年》思想分化的背景下，揭示鲁迅对启蒙者专断发言方式的反省，还原鲁迅对底层声音的聆听意愿，探究鲁迅对文学如何介入政治的独特理解。
一、《风波》的生成语境
《风波》与《故乡》是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最后两篇小说，其写作意图与《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化有很大关联。
1919年初，随着日制词“过激主义”（Bolshevism）的输入，对社会主义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1月27日，钱玄同写道：“《新青年》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内部有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了这个争端了。”[2](P344)同月，周作人写出《小河》，用农夫筑堰的故事“为过激派的袭来感到畏惧”[3]。
1919年5月，在一片“过激党来了”[4]的声浪中，《新青年》推出马克思专号，为“过激主义”正名。不同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欢呼，鲁迅表达了他的忧虑。在他看来，由于支配阶层(大丈夫)一贯将“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5](P182-183)视为最高理想，一味排他性地占有共有的资源(就连陈士成那样失意士人也只看到“物质的闪光”)，不仅将无告者的生存空间越挤越窄，也使得知识阶级为“单有‘我’，想要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一切空间时间的酒”[5](P183)的唯我论所笼罩。因此，鲁迅冷峻地认为，要防备那些打着“主义来了”的旗号实则假借“来了”的当口谋取私利的“无特操者”。同时，鲁迅又以“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这便是新世纪的曙光”的文字为别国的“有主义的人民”画影图形，以唤起自愿牺牲的仿效者。
鲁迅的悲观极有可能源自他对陈独秀嫖妓丑闻的看法。同年10月，在《我们怎样做父亲》里，谈及伦理再造时，鲁迅就质疑过那些打着“革命”的幌子却“讨嫖钱至于相骂”[5](P212)的人，并认为“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5](P209)。借助强调责任伦理，鲁迅指认先觉者与帝制时代的幽暗思想之间存在连续性，破除他们自以为独自把住了真理的父权制威权，呼吁对自己负责的先觉者肩起黑暗的闸门，自觉自愿地牺牲自己以利他人。在鲁迅看来，唯有热爱自己注定毁灭的命运的先觉者才有伦理资格，才能在未来的人中间孕育基于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正当关联，才能彻底告别基于恩义的支配性关系。不同于“高谈人群”的虚空，鲁迅提出以言行事第一原则：“保存生命”“延续这生命”“发展生命”[5](P205)，到1925年，提炼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6](P171)。自此以后，他人(下等人)、生命、责任成为鲁迅思想的关键词。
对五四的失望也加深了他对精英知识分子伦理资格的反省，毕竟他曾从“成了大群”的五四青年推搡孩子迫害同学的行径中看出过“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6](P215)。除现实刺激外，从10月11日起，对阿尔志跋绥夫《労働者セヰリオフ》的阅读轰毁了亚拉藉夫式的单靠“健全的理性与明白的判断力”[5](P481)以达成伦理再造的方案，使得鲁迅像绥惠略夫一样日益强调“体验”与“感情”，认识到知识分子口中的真理不过是一种话语建构：“真理，是人的一切欲望，全不过猛兽本能”[5](P481)。从1919年2月起，通过阅读《ツァラトゥストラ》《ニイチェ研究》《ツァラツストラ：解釈並びに批評》，鲁迅习得了能高效地戳穿话语建构的谱系学认知方法，日益意识到：所谓的“健全的理性与明白的判断力”或曰专家知识极有可能导向“理性计算”，使得掌握社会权力再生产机制的智识者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放弃了对他人的责任，不再具有介入公共事务的行动力。因此，鲁迅要从切身体验里召唤出感情之维，以救正单凭理性的偏颇。
10月5日，编委会决定：从第7卷起，《新青年》改同人轮流编辑为陈独秀独编。此后，更愿意“自言自语”的鲁迅不再为《新青年》写作杂感与小说。
1919年11月24日，将高扬“独立自主之人格”[7]的战友们的病症诊断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5](P239)后，鲁迅为《晨报》写出了小说《一件小事》，将自我矮化，讲述了一个被下层社会的车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5](P242)的故事，并将故事发生时间定为张勋复辟后的民国六年冬。这篇颇有托尔斯泰自忏风格的小说，不仅内蕴了鲁迅对《新青年》伙伴“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5](P425)的反思，还标志着鲁迅从底层民众卑微的生活世界中看出了光芒。
以《一件小事》为临界点，鲁迅日益隐去居高临下的启蒙视角，爱恨交织地呈现“一无慰藉的劳动奴隶”[5](P500)居于幽暗却不断努力生存的生活状态，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8](P420)溯源至“饥荒、苛税、兵、匪、官、绅”[9](P16)等超乡村层面的社会结构因素，从琐屑而卑微的乡间生活世界中发现光与影。
1920年5月，劳动节开始成为法定节日。因《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专号的定价问题，陈独秀与上海群益书社发生龃龉，重新向北京同人提出合编建议以及约稿意向。5月11日，离散已久的北京同人再次为《新青年》8卷事集会中央公园，但热情普遍不高。5月25日，陈独秀致信胡适，请其代催“启明兄弟的小说”[10]。然而，至7月初，陈独秀失望地发现“《新青年》编辑同人无一文寄来”[10]。
7月12日，直系军阀曹锟联合张作霖通电全国，斥段祺瑞为“全国之公敌”[11]，触发直皖战争。7月13日，年初深陷“复辟谣言”[12]的张作霖率军入关，谣言再起：“两张本儿女亲家，于是起用张勋与复辟之声遂满布京、津”[13]。
跟备受猜忌的张作霖不同，皖派首领段祺瑞则被彼时的媒体塑造成“唯一反对复辟”的政要。民国六年，段祺瑞曾誓师于马厂，驱走张勋，赢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面对步步紧逼的直奉军团，段祺瑞试图利用谣言，树立直皖战争的合法性，占据道德制高点。7月15日，段祺瑞发出檄文，将直系军阀与离京的张勋捆绑在一起：“曹锟、吴佩孚、曹锳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暗袭我军，是其直犯京师，震惊畿甸，已难姑容。而私勾张勋出京，重谋复辟，悖逆尤不可赦。”[14]
段祺瑞的官方檄文让鲁迅在内的北京百姓人心惶惶。18日，激战四昼夜后，皖军溃败，直军挺进北京郊外的窦店，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消息甚急。夜送母亲以下妇孺至东城同仁医院暂避。”19日，段祺瑞下野。20日，张勋在天津发表通电辟谣，声明未谋“复辟”[15](P26-27)。
处在围城中的鲁迅大概从这次政治谣言中获得了灵感。7月25日，周作人收到陈独秀的催稿信片。从次日即覆的回信速度推测，一再拖延写作的鲁迅已经决定开写《风波》。8月5日，鲁迅写讫《风波》。9月1日，拖延了一个多月的《新青年》8卷1号终于出版。此后，日益左倾的《新青年》与北京同人再次疏远。
当时北洋政客与文人联手造成的浓厚的反改革的氛围助推了《风波》的写作，也以流言袭来的形式影响到了《风波》的“平衡-失衡-二次平衡”的叙述模式。然而，联系到《新青年》同人分化期间鲁迅对精英知识分子的反省，与其说《风波》回应了政治风波，不如说回应了绥惠略夫那句“你们将那黄金时代，豫约给他们的后人，但你们却别有什么给这些人们呢？”[5](P529)在鲁迅看来，复辟谣言仅剩闹剧的效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知识阶级对底层生活世界的隔膜。
不同于“高谈群众”的陈独秀与“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6]的胡适，在同人最后一次聚合的当口，鲁迅借助1919年底那次返乡契机，唤醒早年身历的底层体验，从中记取“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既让“沉默的国民的魂灵”[6](P234)显影于纸上，又使得从属阶层那看似无意义的嘟哝声显出声音政治的意涵，指出了一条有别于陈独秀与胡适的文学政治的路径。
二、底层生活世界的意义构成
当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7]之时，鲁迅并未介入论争。几个月后，他从“高谈人群”[5](P209)中看出了“初学的时髦”[18](P186)，意识到“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容易‘右倾’”[19](P116)。在鲁迅看来，不论是“高谈彻底的主义”，还是标榜“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6]，都是书斋思维，始终无法理解底层生活世界的意义构成，也难以洞悉支配权力的运行机制。
更重要的是，接触到《労働者セヰリオフ》的鲁迅，对作为整数的“人群”的正当性已经产生了绥惠略夫式的质疑：一方面，意识到了集体无意识的可怖：“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20](P240)；另一方面，从底层社会里青皮的日常谋生逻辑中提取出“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就是韧性”[20](P239)，有了“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20](P238)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忆及1919年底的那次去而复返的还乡之旅时，鲁迅对章闰水“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9](P16)的生存状态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从中发现了底层人赋予苦难以意义的方式。耳闻过能说会道的七斤嫂与爱姑的不幸生活后，鲁迅意识到，闰土们仅仅在遇到来自权力世界的“我”时，才丧失了言说自己的能力。当“我”不在场时，底层生活世界自有一套意义构成的方式，此类赋予生存以意义的方式是“高谈彻底的主义”者难以在书斋中梦见的。为此，自以为懂得的鲁迅，写出了《风波》，借助将无名者的生活直呈于人前，将“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21](P32)赋予可见的形式，使不可见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显影于纸上，把底层生活世界里的生命体验作了声中画式的呈现，从“苦痛的沉默”[6](P269)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22](P401)中提取出微末的光芒。
见证过同一战阵的伙伴“行不顾言”之后，鲁迅开始认识到“缺乏自知的能力”的乡下人，虽无精英知识分子口中的“自我”，但仍不乏“对生命的感觉”[23](P207)。因此，鲁迅格外尊重乡下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中安放自我的方式。比如，九斤老太在与不同代际家人的关联中来理解自我，七斤嫂在以七斤为顶梁柱的三口之家中界认自己的位置。八一嫂在对冤苦者的认同中把握自我，赵七爷、七斤在阶层区隔中把握自我。他们的生命都各有各的卑微，各有各的光芒。
“三代不捏锄头柄”的七斤摆脱了土地的禁锢，具有了泥腿子们所艳羡的流动性，走出了十里八村，作为雇工每天“帮人撑着航船”，进入了鲁镇与县城之间日用品购销网络[1]，既养活了一家老小，还把外界有关“雷公劈死了蜈蚣精”“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的流言带回了村里，因此成为链接村外世界的“出场人物”，享受着村人的“相当的尊敬”，以“夏天吃饭不点灯”的残余习惯维系着与农家微弱的连带感，不仅讲新闻时“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还养成了“低着头，慢慢地走”“慢慢地抬起头”“慢慢地说”等貌似颇有余裕的新惯习。
在前现代乡村，乡民仅仅依靠民间曲艺想象上层社会的言动。《龙虎斗》不离口的阿Q只会用戏曲里的白盔白甲想象过境的革命党。不甘心既有社会地位的乡人往往具有戏剧化人格，将戏台上演员们言动的缓慢节奏视为身份象征。
纡徐不惊的戏剧化的言动方式，展演着七斤那不捏锄头柄的社会地位，将他从中渔利的等级秩序既内化为性情倾向又外化为言动惯习。在社会结构与七斤之间的双向选择中，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达成了同一性。
敢趁酒劲骂赵七爷为“贱胎”的七斤，并非鲁迅所欣赏的“向上之民”[24](P304)，相反具有布迪厄所谓的“怨恨辩证法”：“因为别人拥有了他自己渴求的东西，所以他就去指责别人”[25](P48)。当目睹女儿失手摔碎饭碗时，七斤便丧失了自控力，忘记了自己刻意经营的体面，“直跳起来，……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
对可控的突发变故仪态尽失的应对方式泄露了他意谓中社会地位的虚空。实际上，他负担不起他刻意为之的那种迟缓的余裕，反而别无所恃，仅有原始的身体，以应对变故的来袭。这也反证了焦灼于体重差异的九斤老太的明智。在七斤的家里，唯有九斤老太最清楚自家的斤两。
过惯了量入为出的拮据日子的小百姓才格外珍视自己的上手之物，比如饭碗。鲁迅写道，害怕杀头之罪的七斤在经过一袋烟工夫的意识流动后，将“破的碗须得上城去钉好”摆在了优先位置上，第二天，花费巨资钉好了饭碗。在引颈待戮的日子里，七斤“照例日日进城”撑船揾食，因为他懂得一般老小都靠他养活。考虑到鲁迅在写《风波》之前就将“保存生命”即“生存”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七斤这种即便有杀头之虞也要挣钱养家保住饭碗的行动，无疑应该得到鲁迅的赞赏，甚至可视为“在黑暗里发一点光”的“萤火”[5](P123)。在鲁迅的思想光谱中，这表征了底层人自我保存的韧性，从自我保存的勇气中，未尝不能萌发出温饱与发展的希望。
既往研究往往视赵七爷为张勋的镜像。然而，与其说鲁迅用漫画的方式呈现了一个概念化的封建复辟派的应声虫，不如说他用自由、诙谐、通脱的形式呈现了乡间有产者在乱世中的生存体验。
作为茂源酒店的主人，赵七爷虽有恒产，却比无恒产的阿Q更惧怕时势的反覆，他之所以保留辫子，未必眷恋旧制度，更有可能出于保全资产的考量。跟其他乡民一样，他本人仍在长毛造反的意义上把握辛亥革命，并没有意识到革命不同于以往的现代意涵。“皇帝坐了龙庭”意味着作为顺民印记的辫子突然变成了符号资本，随时可以兑换成支配权力，以扩充自己的既得利益。对他而言，“和他呕气的麻子阿四病了”，“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曾经骂过他贱胎的七斤落难了”之类的切己琐事，可能比“皇帝坐了龙庭”更重要。具有阅读技能的他深谙“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5](P468)的历史教训，狡狯地采取了骑墙的生存策略，“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以应对时世的变动，将自家利益最大化。倘若把这类远离政治权力漩涡的小有产者阐发为“张勋复辟的应声虫”，未免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搞得过于政治化了。与其说赵七爷是张勋的镜像，不如说戏台上挥舞丈八蛇矛的张飞才是张勋的镜像。赵七爷只是一个以“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的虚假地方知识恐吓仇家的无赖而已。
鲁迅还写到了满脸呆气的村人们的群像。他们依据戏台经验认定七斤在劫难逃，也意外地获得了不平的勇气，将七斤的落难归因于此前的倨傲，然而他们却无力将自己的感受表述成文从字顺的声音：“他们也仿佛想发些议论，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议论可发”，在一阵人蚊之间嗡嗡的咕哝声中，各自走散。
鲁迅的笔触虽然老辣，但无意“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6](P215)。毕竟乡民们“各扫门前雪”并非出自自我意志的选择，而是个人无法左右的不合理社会结构的恶果。在帝制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笼罩下，乡间的小百姓无法抵抗哪怕微弱的风险，无法自如地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甚至都不能依从自己的自然意愿饭前吃一把豆[2]，普遍过着一种既模糊不清又充满不幸的生活，“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一生历经苦辛，却往往不知所终。为了趋吉免害，努力生存，别无选择，只能各扫门前雪。欣赏嘴巴沉默但手脚勤劳的鲁迅哀矜地感到，各扫门前雪不仅使得人们成为互不相干的个体，还会导致人们普遍丧失对他人痛苦的感知能力，从而沦为刀俎上的鱼肉，毫无反抗力，只能引颈待戮。
《风波》里百姓，颇为类似于福柯所谓的无名者/污名者：“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击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他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26]通过无名者的概念，福柯发现了底层人为权力机制宰割的命运，发现了底层世界无法被档案话语所切割的复杂性，已然说出了满载苦难的底层生命的重量，但未曾说出无名者为苦难赋义的方式。
安克斯密特曾留意到，“一旦创伤性经验可以作为叙事处理，……她就会失去它的威胁性，尤其是创伤性特征。”[27](P258)当身受的苦难无法说出时，苦难才会成为一个吞噬生命的创伤。唯有经过言说，赋予话语秩序，苦难才生产出底层人可以承受的意义。鲁迅懂得，《祝福》里的村媪们否定的不仅是阿毛的故事，更是祥林嫂赋予苦难以意义的方式。
保罗·弗雷勒曾将命名能力与言说能力视为“生存得更人性化”的必要条件，还将其提升到“每一个人的权利”的高度[28](P128)，认为对受压迫者最好的教育不在于自上而下地灌输，而在于让他们从生活中习得言说自己处境的能力。对被压迫者生存处境感同身受的鲁迅也期待地写道：“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6](P234)
《风波》里，第一个开口的人物是九斤老太。在“不平家”九斤老太身上，鲁迅从底层生活世界的意义构成中看到了十里八村所包孕的未来的可能性。鲁迅对“不平”的概念爱恨交织。首先，鲁迅既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5](P199)“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5](P200)，又反对以“不平”的名目因袭老例阻断未来。其次，他认为概念化的“范畴”无法笼罩活生生的生命，反对把活生生的他人缩减为边界明晰的“概化他人”，特别警惕用“一种特异的名称”罩住他人，“即可放心剚刃”[6](P262)的行径。
因此，要想理解“不平家”，须回到语境，体察鲁迅温情有加的游戏笔调。当我们用一种超村庄层面的抽象概念、叙事框架来转译《风波》里的水村故事时，当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力为日常生活与更大的历史图景弥缝时，要时刻警惕是否缩减乃至牺牲掉了村庄里的活生生的底层人的生活世界——而这种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原本在文学形式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被禁锢在十里八村的土地上，作为幸存者的九斤老太以七十九岁的高龄，在一个贫穷而无望的乡村世界中，见证了一代代生命的绵延与终止，眼见最早“不捏锄头柄”的两代人(丈夫、儿子、儿媳)先于她而去。无法洞悉自己处境背后的结构性原因的她甚至都无力区分革命党与长毛的差异，然而却从诸如“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之类的切身体验中提取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警句来抵抗变化无常的“时世”，“不平而且康健”地将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巨大裂缝赋予意义，时刻警惕“败家相”，遵从着共有的习惯，恪守着道德经济学的规律，以换取天意的垂怜。
在彼时的乡土中国，社会结构仍延续了帝制时代的主奴阶序，自然的差异性往往预示着政治权利的差异性，直接跟日后的谋生能力挂钩。在没有祖荫可以依赖的家庭里，只有靠膀大腰圆的肉身才能抵抗命运的偶然，争取到微末的生存空间。因此，九斤老太才格外在意子孙后代出生斤两，以预测未来的荣枯。即便用“败家相”剥夺了曾孙女饭前吃豆的自然权利，然而，当六斤被父母打翻时，唯有九斤老太怜惜她的无辜。
在《风波》中，九斤老太嘟囔的“一代不如一代”回旋了八次，每次响起，总会扭转叙事的方向，构成了整篇小说叙述动力的来源。它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村媪口说的断片性，仿佛禅宗的话头、道家的符咒与革命家的标语，恍如携带“致命的真理”的尼采式格言，完全溢出说理的层面，乃至凌驾于逻辑之上，因其意义的含混与丰富而具有极大的生产性，既能促人反躬自省，又能激发行动。首次出现时，似乎自言自语，又似乎警示着儿童的退化。当赵七爷用字纸的威权恐吓七斤嫂时，“一代不如一代”既起到了救场的作用，又似乎斥责了赵七爷的虚空与卑劣。当七斤不敢冲赵七爷发怒，转而讨替代，一巴掌打翻六斤，以获得替代性发泄时，“一代不如一代”仿佛在揭发七斤的卑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赵七爷的走散，不仅归功于八一嫂那句“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更应该归功于九斤老太毫无征兆却又劈空而来的“一代不如一代”。它释放出的巨大而丰富的阐释力量，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切身处境给出不同的阐释，以至于赵七爷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聊，从而“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慢慢走散”[20](P435)，然而，赵七爷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聊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猥琐，睚眦必报的他转移了对象，以剧场化的言动，“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满脸油汗，瞪着眼”，冲向了严守男女之大防的八一嫂。八一嫂躲避后，他仍沉浸在优胜的幻觉中，畅快地扬长而去。
三、话语权的暗战
有研究者曾注意到，乡间重复而无望的生活节奏使得村民丧失了边界明晰的“事件感”，普遍处在“无事件境”[29](P492)的状态中，无力将自己生命史与外部世界大历史对接起来。只能依靠村镇里的话语精英，依据超村庄层面的语法规则以及叙事模式来转译。除了以文学的形式复活“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外，鲁迅也格外关注乡土空间里话语权的暗战。
鲁迅留意到，当敬惜字纸成为民间信仰之后，字纸上的文字已经无关重要了。权力的运行依靠乡民对字纸的“敬惜”，而非字纸本身，由此，对字纸的阐释所造成的似真性效果便成了权力有效运行的保障。支配阶层对阐释权的依赖又给作为弱者的从属阶层提供了赖以反抗的武器：话语权。
作为“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与不具有书写能力的乡民不同，赵七爷能够从字纸中寻求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时常坐在酒店里，“一个字一个字的”啃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在酒客的来往中表演他的阅读能力。
在鲁迅心目中，“近于官绅”[18](P174)的金圣叹素谙支配权力的阐释之道，擅长从“破坏因袭”[9](P32)的文学作品中读出维系支配秩序的八股作法。出色的赵七爷也从字缝中读出了金氏未曾说出却已然说出，为了说出又力免说出的话语治理术。
鲁迅以出人意料的诙谐笔触提醒人们留意，动辄满脸油汗的赵七爷之所以忘记了辫发是满清奴役汉人的印记，将实然误认为应然，是因为他将“黄忠表字汉升”读成了“黄忠表字汗升”[30]，而并未能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差异。这类极具陌生化的书写策略，以至于骗过了诸多以校勘文字为业的文学研究者(包括《鲁迅全集》的编者)，但却有效揭发了赵七爷的读法，即对于支配阶层而言，字纸层面的文字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对文字的评点与阐释。因此，能说会道的技能也就成了十里八村之内符号资本争夺的法宝。
掌握叙述技术的七斤，已然从泥腿子中脱身而出，威胁到赵七爷的威权。七斤嫂之所以能克制七斤，恰恰在于她那非凡的说理能力以及对弱者的武器的谙熟，而九斤老太之所以仍是一家之主，同样因为她那具有无限魔力的“一代不如一代”罩住了全家。相比于七斤一家，那些泥腿子们却不会说话，如蚊子般嗡嗡不已，此时的鲁迅似乎认为底层社会的反抗动力来源于底层中的掌握叙述技术的流动阶层，而不是被土地禁锢的哑了声音的农人。流民及其家族成员所掌握的口说的武器，可以克制字纸权威的肆行。
相比于话语漏洞百出的赵七爷，抗辩九斤老太时逻辑严密的七斤嫂反而更具有说理能力。在家庭中毫无经济地位的她还具有超强的洞察力，把住了七斤好面子的弱点，用高分贝的嗓门以及“死尸”的污名罩住七斤，用一种声音的政治学，将日常的委屈以见光的形式兑换成话语权力，争取到了家庭地位。七斤嫂的嘴功也是渊源有自，委屈与冤苦构成了她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因素，从而生产出了她的生存技能与诉苦技术。
面对上门找茬的赵七爷，七斤嫂使出了浑身解数，试图摆脱被支配的命运。先是“竭力陪笑”，缓和气氛，进而以“几时皇恩大赦”的问询将话题扯远。当七爷直奔主题，抓住辫子的有无，假托字纸上的文字威权拟定七斤的杀头之罪时，七斤嫂“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丧失了说理的勇气乃至对话的能力。
在恐吓过程中，赵七爷把清初“留头不留发”的法令移植到洪杨时代，并未惹来从属阶级的质疑，相反，却因信息不对称，以一套虚假知识震慑住了七斤嫂，使她陷入了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境地。这再次证明支配权力的有效实施依靠的是叙事技术，而不靠文字本身。
支配阶级将书写秩序神秘化，以一套交感巫术的机制，人为炮制出了“敬惜字纸”的虚假传统，制造了书写系统对口说系统的支配地位，阻断了两大知识系统的转译，从而使得仅仅擅长口说的下等人沦为无告者，为一种个人无力挣脱的结构化冤苦所捕获。鲁迅借助乡间妇女独擅的场景叙事技术，试图质疑书写系统相对于口说系统的优先性。
绝望后的怯弱使她拾起了另一种弱者的武器：切割止损。用公开宣称七斤“自作自受”的方式来撇清连坐的可能。由于诉苦的对象变作了七斤，突如其来的委屈忽然使得七斤嫂恢复了原本超群的抗辩能力：
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这死尸自作自受！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从前是绢光乌黑的辫子，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这活死尸的囚徒……”
“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死进城去，滚进城去”的措辞携带了凌厉的词锋，使得虚拟场景带有强烈的感染力。“被人剪去了辫子”的陈述，又似乎向包括赵七爷在内的所有听众宣告了七斤的无辜，即七斤并非是自觉自愿剪去了辫子，而是被个人无法预料的外来者强行剪去了辫子。对“僧不僧道不道”的强调，看似在重复九斤老太的话头，实则同样具有辩诬的效果：一家人并未因七斤的不幸而改变帝制时代的审美标准，也无意亵渎诸如僧/道、上/下之类的名分边界。最后，借助情感倾述的叙事技术，用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民间正义来为自己的家庭争取最大限度的生存权。七斤嫂试图通过讲述一个似真性的前因后果来在围观的下等人中生产出一种集体认同，用下等人之间有关委屈与冤苦的共感，来对抗赵七爷的威压。
很不幸，“象牙嘴白铜斗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不离手的七斤，已经习惯了出场人物的体面，丧失了与七斤嫂感同身受的能力，甚至忘记了杀头的危险，转而否定七斤嫂的说辞。精明的七斤嫂瞬间意识到了七斤插话的危险性，立即用“你这活死尸的囚徒……”切断了他的话。
跟单四嫂子、祥林嫂同属于寡妇序列的八一嫂早已习惯了冷眼与挤兑，因此有对冤苦感同身受的能力，容易对蒙冤的七斤产生单向的同情，但却因缺少余裕而未能习得七斤嫂隔山打牛的谋略与弱者的武器，完全没有意识到七斤嫂借挤兑七斤来使冤苦为人所知的诉求，很难认同七斤嫂故意张扬的“苦感”。八一嫂有关冤苦的感知并非建立在可见的叙述之上，而是基于不可见的切身体验或曰身体记忆。
似真效果被八一嫂破坏后，鲁迅用“两个耳朵早通红了”的羞涩细节来呈现七斤嫂的“气稟未失”，又冷峻地意识到在应激反应的当口，怯者的愤怒，会抽刃向更弱者。于是，六斤便在鲁迅的笔下成了七斤嫂“恨棒打人”的替罪羊。
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意识到弱者已然从切身体验中习得了反抗统治的艺术，但由于彼此切身体验的封闭性与肉身苦感的不可让渡性，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仍不相通：老拱们或许听得到单四嫂子的哭声，但却无法感应到她的痛苦。同理，七斤嫂不会将八一嫂的守寡跟她的苦楚联系在一起，只会臆想她偷汉的可能，毕竟八一嫂的苦楚只封存在她自己的身体记忆里。
四、弱者的武器如何可能
斯科特曾试图用“弱者的武器”的思想试验，来反驳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葛兰西并不认为从属阶级有把握自身处境的能力，他相信：在“从统治群体那里获得的二手思想”的禁锢下，从属阶级注定会陷入“对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和优越性的主动认可”的宿命之中，无法从自身处境的碎片化理解中超越出来，无法想象未来全新的社会秩序的图景，仅仅能够内生出“集中于有限的具体利益的‘工团意识’”，无法产生“使激迸变革成为可能的‘革命意识’”[31](P413)。当且仅当先进党派将从属阶级自身无法生产的概念工具和批判意识输入给他们时，他们才具有理解自身处境的能力，才能从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中激发出革命意识。
斯科特指责葛兰西在实然与应然之间画上了等号，认为从被支配阶层实然的被支配状态中推导不出对“对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和优越性的主动认可”，因此无法否定掉被支配阶层自身具有颠覆支配阶层的可能性。相反，斯科特认为从属阶级比葛兰西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不仅懂得支配阶层的支配规则，还懂得如何从支配规则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斯科特甚至认为革命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对全新的社会秩序的精准想象，而取决于偶然性，葛兰西未免太书斋气了。
鲁迅的思想试验介于葛兰西与斯科特之间。一方面，鲁迅不相信从属阶级能够精确解释自己被支配处境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时刻担心等级秩序对整全生命的侵蚀，担心总有一天，从属阶层会被诱入任由支配阶层宰割的赤裸生命的状态。在鲁迅看来，匍匐于极权治下的人，最初可能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策略性的服从，但时间一长，他们便会丧失自我超越的能力，将实然误认为应然，将无望的生存处境视为命中注定，为了便于忍受，将无法避免的苦难赋予合理性解释，进而认同了压迫者施加不公的逻辑，将自己的处境视为运气不佳，并梦想未来或者来世能够翻身做主人，以复制压迫者的支配技术和他们的价值观。另一方面，鲁迅也认为穷人能够意识到压迫，能够洞悉官方的支配规则，也能生产出一些反抗统治的艺术，比如鲁迅会留意到小百姓供养恶神以免害，请灶君吃“胶牙饧”[32](P49)以趋吉，还提醒道：“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32](P54)。鲁迅也并不相信政党政治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底层人的自由与幸福，始终坚持在野的文学者身份，加入左联后，一度以磨洋工的弱者的武器抵抗着“元帅”“工头”的皮鞭。然而，毕竟尊重生命是鲁迅思想的第一原则，这就注定鲁迅会像钟摆一样思考，不会彻底倒向任何一方。
虽然发现了下等人的反抗智慧与诉苦能力，在书写《风波》的时刻，鲁迅就已经看到了弱者的武器的限度。斯科特有关“弱者的武器”的思想试验，有一个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预设，即支配阶层必须珍视弱者所赖以反抗他们的那些道德标准。假如支配阶层已然丧失德性，完全不讲伦理与道理，为了利益最大化，率先抛弃了共有的习惯，那么弱者的武器也就失去了效力。在《风波》中，七斤嫂的武器只有施加在七斤身上之时，效果最佳，恰恰因为，七斤最珍视面子、大度之类显示其意谓中的社会地位的价值标准。然而，当七斤嫂的武器施加到赵七爷身上时便效力大减，因为，赵七爷早就放弃了对德性追求，不仅缺少自律的伦理，放任自己的身体向“又矮又胖”发展，还无视公序良俗，以虚张声势恐吓他人为乐，甚至不惜显示出猥琐的面容，欺凌寡妇，以换取强力带给他的满足感。
鲁迅恰恰认为，上层阶级不仅为了私利率先败坏了共有的习惯，而且在伦理的层面上退化成了类猿人，完全抛弃了此前的伦理约定与是非观念。反而是下等人，最相信伦理约定与是非观念，“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6](P252)。结果可想而知，在《离婚》里，七大人甚至都不需要说理，一句毫无意义的“来兮”就能让最珍视道理与道义的爱姑败下阵来。
在鲁迅笔下，弱者的武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经过自我的道德陶醉而达至的自嗨式的武器，诸如：七斤嫂用死尸的污名罩住七斤；阿Q将袭来的压迫理解为“儿子打老子”，颠倒道德上的价值。一种是经过自轻自贱而达至的自虐式的武器：如阿Q和小D都自承“我是虫豕”。在鲁迅看来，后者是尼采式奴隶道德的体现，会否定生命，损害本能的自发性，进而戕害自我的自足性，走上不归路。相比之下，自嗨式的武器尚能为生命造就一层虚幻的保护层，将其无助的苦难赋予意义，以拖延至被拯救的那一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七斤嫂的言动似有部分肯定。
对于为争取“尚可忍受的物质生活和起码的尊严”[31](P425)而采取的弱者的武器，鲁迅无疑是认可的。不同于无意间给支配阶层打上道德高光的斯科特，鲁迅格外担心弱者的武器的反噬作用：弱者虽然有了反抗统治的意愿与艺术，但仍以支配阶层对自己的肯定为前提界认自己，理解应然的秩序，将自己遭受的实然的苦难跟应然的正当性之间建立虚假的逻辑推论关系，从而使得弱者的抵抗被收编为既有社会结构自我更新的一个环节，丧失了革命性。
五、声音政治的限度和文学政治的前景
究其根本，鲁迅的忧惧来源于声音政治的限度：内生自底层的声音的武器无法破除智识者与底层人双向的隔膜。局限于口说的层面，底层世界的话语权暗战难以与字纸传统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而后者才是权力/权利话语的大本营。
鲁迅晓得，智识者与底层人的双向隔膜使得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6](P234)。一方面，智识者习惯把痛痒各异的他人化约为“概化他人”，用非人格化的抽象概念来思考周围世界，将周围世界划定为黑白分明的“黄金世界”与“幽鬼世界”，将他人的言动方式定性为“科学”/“迷信”等二元对立项，用科学理性进步的名义肆意切割着“幽鬼世界”里为“迷信”所捕获的底层生命，以巧言令色的修辞在他人无从知晓的情况下对其行使话语支配。另一方面，支配阶层垄断并败坏了书写秩序，剥夺了大部分从属阶层与书写语言建立关联的机会，致使他们的口说丧失了可译性，无法精准对译成由书写语言主导的共同语、司法语言、专家话语，从而导致大多数底层人只能被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的话语秩序言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不会说话”的“沉默的国民”，使得亿万百姓“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6](P234)。
从水村中长大的鲁迅洞悉了超村庄层面的概念知识，意识到了社会结构对有限情境中人的支配，甚至发现了政治权力、知识权力、语言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他虽然质疑精英知识分子的伦理资格，但并未否定理性，并未相信“智识即罪恶”，而是主张用情感来救正理性，用文学来介入政治，破除纳蕤斯式的自恋与自得，低进底层世界的尘埃中，从无名者的嘟哝声中发现生命的尊严与生活的苦难，从日常生活的琐屑中作出整体性的理性理解，进而以正当的文学语言将之编织成格式特别而表现深切的小说结构，赋予让智识者不安的审美形式，使得读者既能认出他人肉身性的痛感，又能识别结构性冤苦，“既丧失了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感觉，也丧失了满足于世界进程是坏的这样一种判断的可能性”[1]，唤醒读者的行动力，扫除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乃至语言层面的支配性权力，达成“转移性情，改造社会”[5](P415)的目的。
因此，当鲁迅遇到革命契机时，总会忍不住倒向葛兰西式的忧惧。鉴于沟通书写与口说裂痕是《新青年》同人的初心，当陈独秀再次向北京同人讲和时，鲁迅似乎又看到了合作的契机。小说结尾处，再一次听到了心中的“将令”，为政治激情所左右，将小百姓的日常生活放在一个国族历史的大框架下来呈现，仿佛水村的日常生活折射了更大层面上国族的命运，以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的桥段，用十八个铜钉暗喻中国本部十八省，来表达老中青三代携手修补老例的无奈，给“二次平衡”后的生存情境添了一道裂痕与钉痕，使其陷入“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32](P246)的泥淖，也使风波过后的时世愈发地“一代不如一代”。可见，在本真性的层面上，鲁迅坚决反对修补老例，到1925年与1926年之交，他不惜摔碎饭碗，呼唤“内心有理想的光”的“革新的破坏者”[6](P45)，以掀起“山崩地塌般的大波”[32](P206)了。鲁迅日后的变化不幸为詹姆逊所言中：“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33](P235)
然而，至少在写作《风波》的时刻，鲁迅仍持有纠结的心情，写出“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后，他甚至没有改动前文中七斤向九斤老太汇报时的“十六个铜钉”。也许，在陈独秀的频繁催稿下，鲁迅失去了修改的余裕。也许，鲁迅故意留下文本的缝隙以呈现1920年代他对乡间日常生活“爱憎不相离”[5](P572)的纠结情绪。在周作人的记忆中，“一只三炉碗，即使对裂了，如照乡下两个钉一排的钉法，五六排也就够了”[34](P234)。当鲁迅写成16个铜钉时，虽然没有上升到民族国家寓言的高度，但已经在夸张六斤所惹祸事的严重性了。
鲁迅纠结的心情也源自于民族国家寓言这类文学形式的限度。恰如詹姆逊指出的那样，寓言往往将个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命体验放置一个超越个人层面的民族国家的意义框架下来把握，虽然有以言行事的奇效，但却无形中缩减了生活世界的复杂性。考虑到尊重生命是鲁迅文学书写的第一义，有着“异族轭下的不平之气，和被压迫民族的合辙之悲”[6](P261)的鲁迅对寓言形式爱憎不相离的纠结心态便不难理解了。
《风波》里有几个有意味的细节：过境的文豪从酒船里发出“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呀”的诗兴；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七斤从咸亨酒店的酒客那里获知了外面世界传来的有关“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七斤曾醉酒骂赵七爷为贱胎。
鲁迅似乎认为，被自然界与伪装成自然的支配秩序的必然性所捕获的从属阶层，仅有在醉酒的那一刻，才能从实存的此时此地的有限性中脱逸而出，重返前社会的本能之域，在本我的无限性之中，使得被戕贼的生命获得纾解，进而重新审视被误认为自然的等级秩序的正当性，重生对他人对周围世界的想象力，从对自由的渴望中激起反抗的勇气。
当鲁迅从支配阶层借以牟利的酒店中发现保全生命力的良药，发现反抗勇气的源泉，发现外面信息传入的渠道的时候，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支配阶层所掌握的文化资源具有自我解构的可能。无疑鲁迅并不认同某些文豪使用酒的方式，一如他并不认同文豪们使用书写语言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接通了文学与酒的关联。换句话说，文学可以承担起跟酒同样的功能，既可以通过文学形式的创新达至一个自由的无限之域，为被等级秩序侵蚀的生命提供一个治愈的场所，还可以从这种治愈中，激发出对他人生命尊严的尊重以及对应然的自由世界的想象，从而孕育出反抗实然的等级秩序的勇气。这大概就是抱有政治理想的鲁迅毕生孜孜于文学的缘故吧。
不相信巧言令色式文学的阿多诺曾从萨特那种纳蕤斯式的自我中拈出了对他人处境对语言表意潜能的盲视，又从布莱希特“抒情诗般的声音”中发现了“使得暴政可以在声音沙哑的情况下更好地完成工作”的可能，还从“那些描绘被来复枪托打倒在地的人的真切的身体痛苦的所谓艺术”中，认出了与暴力共谋的“快感”，甚至从对“极端境遇中人性的绽放”的展示中，看到了“凶手的文化”的再生产[1]。
以政治为职业文学志业的鲁迅，也格外留神书写伦理。在现实政治主导的大历史的书写中，生命往往被纳入到一个字纸传统主宰的概念体系中，作为功能性的符号，以被降噪的声音形态，编织在权力话语的大网之中。不同于那些学院里的社科研究者与内务部政令的把持者，鲁迅更在乎用文学形式最大程度地呈现小百姓生活世界内复杂而细微的生命感受，以爱恨交织的叙述笔触赋予生命难以言传的重量，不愿意轻飘飘地将生命缩减为抽象概念的对应物。鲁迅明白，如何想象远方的陌生人，如何将自己不在场的世界通过游刃有余的叙述呈现出来而尽量不减损那个世界的复杂性，如何理解并尊重他人生命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既是每一个介入政治的文学者必须思考的伦理前提，也是文学性得以生成的根源之一。有了文学性的想象，人物生命的复杂性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文本所呈现的无名者的生活才更贴合彼时实然的社会语境，从而焕发出内在于文学形式之中的政治性，以无功利的文学形式重建书写与口说的可译性，以救正专家知识与政党政治对生命的切割与践踏。
文学的奥秘在于：召唤褶皱在记忆的诸多彼此彼刻以证成此时此刻的意义。在1920年昏沉的夜里，于同一战阵的伙伴离散的当口，坐在北京八道湾前院的书斋里，鲁迅忆及了儿时外婆家附近“澄碧的小河”[6](P39)，记起了飞石入河后那“霓虹色的碎影”[6](P40)，铺陈成《风波》，寄给远方那位振臂一呼不再应者云集的焦躁的《新青年》主编。他或许无法预料，三年后同一个月份，他会被自己的弟弟赶出家宅；数年后，策源自广州的新兴革命力量动员了他故乡的泥腿子们，不仅割绝了辫子，还动了赵七爷家的不动产，但仍未给乡下人带来美好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讲，《风波》既是一篇好的故事，也是一篇未能达到鲁迅预期的“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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