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森林、自然、童话有天然的热爱”
张秋生,儿童文学作家、编辑家
庞婕蕾,青年作家
庞婕蕾:首先要祝贺张老师的幼儿文学作品《小巴掌童话诗·恐龙妈妈孵蛋》获得2021年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该奖是国内儿童文学界的最高奖项,张老师不止一次获此殊荣,多年前就已凭借《小巴掌童话》和《鹅妈妈和西瓜蛋》在第二届、第三届的评选中获奖,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读者也好,编辑也好,评论家也好,通常都会称呼张老师为“小巴掌童话之父”,因为您创作了那么多灵动的、童趣的又富含诗意和哲思的小巴掌童话,陪伴几代孩子的成长。我好奇的是,“小巴掌童话”这个概念是评论家看了您的童话之后定义的还是您在动笔之前心里就已想好的一种创作形式?
张秋生:“小巴掌童话”是我自己命名的。1958年,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是一首儿歌《赶麻雀》,之后写的很多儿歌陆续发表在《新民晚报》《文汇报》《青年报》等报刊。后来的很多年里,我一直在写诗,出版了十多本诗集。有一天我突然就想,能不能把我喜欢的诗、散文和童话糅合在一起,写一种精短的、既有诗的韵味,又有散文的随意,同时兼具童话的丰富想象的作品呢?1985年开始,我做了这方面尝试,开始“小巴掌童话”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我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多一点“弦外之音”,并努力让读者自己的想象和生活来补充她,丰富她,这是我的刻意追求。但刻意的追求,必须通过随意的方式来显示,我并不着意制造那些曲折离奇、跌宕热闹的情节,而是随意选取发生在孩子们身边的小事,让他们在熟悉的、喜爱的、亲切而有趣的故事情节中徜徉、思索、欢笑、惋惜……
庞婕蕾:原来,张老师是写了这么多年的诗才切换到童话创作的,难怪您的小巴掌童话文字凝练、跳跃、抒情,诗性随处可见。除了文学,您对美术和音乐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您喜欢看画展,读书那会儿会和同学相约去公园写生,您也热爱音乐,喜欢听音乐会,是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创作的儿歌《火车向着韶山跑》《我和星星打电话》等被广为传唱。我想,您文字中的画面感和音律美可能正是来自于此。对了,张老师,您出生于1939年,您说过您的童年时代是物质匮乏的,连基本的温饱都很难维持,那您是在怎样的契机下爱上文学和艺术的?
张秋生: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老师。我的妈妈是一位贤惠的北方妇女,勤劳能干,更了不起的是,妈妈的肚子里装着许多北方童谣和民间故事。那些音韵和畅、充满童趣和生活色彩的歌谣,陪伴着我和每个弟妹的成长。另一个庆幸,是我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位代课老师,给我们读了个童话故事。老师的连念带表演,让故事内容紧紧扣住了我们的心弦。可惜下课铃声很快响了,一堂课只够念半个故事。老师要离开教室了,我抢在老师前面,翻阅了她放在讲台上的那本书,书名叫《格林童话》。从此,我到处寻找这本书,寻找没念完的半个故事,后来终于在旧书摊上找到了这本书,把书中的每个故事读了一遍又一遍,深深沉迷其中。我也因此喜欢上了童话。
小学三年级,因为父亲工作原因,我们举家搬迁,从繁嚣的城市来到上海郊县的龙华乡下,就是现在上海植物园那边,一个名叫赵家宅的小村里。我上的小学是上海小学,和我之前读的武定路上的弄堂小学完全不同。上海小学有一间专门的音乐教室,有一架三角钢琴,老师很年轻,是刚从学校里毕业的,我们进教室前要排着队,老师弹《进行曲》,我们拍着手进去,哎哟,新鲜得不得了。我对音乐最初的启蒙来自于丰子恺先生的《世界十大音乐家的故事》,那是书面的,有声有色的启蒙则来自上海小学,我那时就下定决心要当一个音乐家。后来,我考到了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条件好了,有琴房,有很好的老师,但我念得一塌糊涂哈哈,因为那时我已经爱上了文学。当时学校规定每天进琴房要练半个小时的琴,其他同学在很认真练琴的时候,我躲在里面看书。喜欢音乐、写儿歌对我创作小巴掌童话来说很重要,因为小巴掌童话离不开诗,离不开散文,离不开音乐。我不写拗口的长句子,我希望那些短句子小朋友能够像唱歌一样把它唱出来。
庞婕蕾:当过老师后,您后来进入儿童报刊工作直至退休,是不是这段工作经历对您的写作帮助非常大?在这六十年的创作生涯里,您是怎样捕捉创作灵感,让作品始终贴近孩子,并在保持鲜明创作风格的同时不断寻求创新和突破的?
张秋生:这几十年来,我从未停止过儿童诗和童话的创作,这得感谢我的职业。作为一个儿童报刊的编辑,通过《少年报》《好儿童画报》《童话报》《小学生学习周报》《我们一百万》,我可以和孩子们始终在一起,孩子们的调皮、率真、单纯、稚气让我找到了许多有趣的创作素材。我的《疯姑娘和九点钟的魔法》《骑在扫帚上听歌的巫婆》《地铁站的奇遇》等作品中都有他们的影子。我一直工作到70岁才退休,因为2009年我的小孙子出生了,我要照顾他。后来,他就成了我观察儿童的一个很好的对象。从他三四岁开始,我在他身上找到了很多素材,我把他在幼儿园里、小学里发生的事写成了童话和诗歌,出了好几本书。
说到创新和突破,“小巴掌童话”是我在写诗三十年之后的探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我还想探索更多,因为探索是无穷的。所以,我还写散文,写一些中长篇童话,出版了《老鼠喂养的恐龙》《小镇上的森林熊》《车窗前的猫》等作品。我喜欢写作,即使因为生病频繁进出医院,我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我会在每天打针、挂盐水的间歇,依然用笔记下我头脑中涌现的作品构思,并把这些作品整理成册。后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我病中新作的诗集《鱼儿会不会微笑》《恐龙妈妈孵蛋》和童话集《在树上看风景的狐狸》。
庞婕蕾:我看到您有一个很可爱的自我介绍,您说您是一只地道的兔子。兔子当然会对森林、草地、山川和花、鸟、虫、兽特别感兴趣,所以您热爱旅游,哪怕是普通的山水和日常的景观,比如一道小溪,几丛芦苇,一段山路,几棵奇树都会让您激动不已。听您这么一说,我似乎找到了您破译童心的密码,因为您与孩子们一样,对大自然有天然的好奇心和赤诚之心。那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在您的作品中,是诗歌、童话还是游记?
张秋生:古人说“寄情于山水之间”,我很向往这种生活。每年我都喜欢跑一些城市和山野,有时是为了参加一些会议和笔会活动,有时是和家人一起出游。有一年,我去了欧洲,跑了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好多国家。一些中世纪的殿堂、文艺复兴时代的古老雕塑、金碧辉煌的宫殿、名人故居,虽然也曾使我激动过一阵子,但等到回国后,想写一些旅途见闻的文章,那些东西却在我的脑海里乱成一锅粥,全搞不清了。相反,那古老的塞纳河、蓊郁的大森林、碧绿的牧场,荷兰的风车、奶牛和有趣的木鞋,却让我念念不忘。当我把这些东西写成游记文章后,我曾怀疑过孩子们会不会感兴趣,但让人高兴的是,小朋友们告诉我,他们爱读。有个小读者还通过她的爷爷告诉我,我在写荷兰见闻的文章里提到的那种做广告的巨无霸的大木鞋,她在照片上看到了;我在文章中写,放不下一个小手指头的小木鞋,她还没见到过,非常想见一见。后来,我把我在荷兰买的拴在一起的一对小木鞋,解下一只来送给她。小女孩高兴得不得了。
庞婕蕾:好幸运的小读者!张老师,您真的是时刻把小读者放在心中。我一直有个困惑,有的作家说,他写作的时候不会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和喜好,他更在意自己的文学表达是否充分,对此,您怎么看?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否会因为作品最终面向儿童而有所顾忌和取舍?因为我自己在创作中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我写现实题材的成长小说,常常会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尽量让作品呈现轻盈、温暖的底色,也因此收到过一些同行的评价,觉得我可以再大胆些,让作品再“重”一些,我想听听张老师您的意见。
张秋生:这是我和有些作家看法不一致的地方。可能现在有些年轻作家着重表现自我,更在意自我的感受,像我们老一辈的作家更多的是从儿童考虑。陈伯吹老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儿童文学的写作者,应该常常“用儿童的眼睛去看,用儿童的耳朵去听,特别是用儿童的心灵去体会”。我觉得现在有些作家的作品在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游移,不那么纯粹,他在作品里附加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让作品变得很沉重,可能写作者自我很陶醉,成年读者看看也觉得感动,但对儿童来说,不合适,你把那么重的东西压在他们身上,他们怎么受得了。当然,这样的作品不是不能有,它可以有,但从整个儿童文学的发展来说,我想还是要坚持儿童本位。
庞婕蕾:张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顿时豁然开朗了,谢谢您!我还有一个问题,您会关注当下的童话、童诗写作,阅读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吗?对年轻作家今后的创作,您又有什么建议?
张秋生:从一些杂志比如《儿童文学选刊》上,我能读到很多作家的作品,不仅中老年作家,还有青年作家的作品,每一期我都认真看。他们的创意,他们的年轻态对我是一种鞭策,让我不要落后于时代,不要被年轻作家抛弃。我要跟他们一样,有朝气,有创意,要有不老的心态,以青年人为师。
对年轻作家的建议,我还是觉得首先要树立为孩子服务的宗旨,但深入儿童,为儿童服务,不代表混同于一般儿童,不能听到什么就写什么,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作家本身的世界观、文学素养、对儿童的热爱都很重要。在这里,我尤其强调要提高文学素养。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然后才能站在儿童的立场去看,去听,去感受。童话不是简单的鸟言兽语,人家有时看轻儿童文学觉得小儿科可能是基于这一点,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作品存在,光拟人化是成不了好童话的。写小巴掌童话时,文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给了我丰富的艺术营养,泰戈尔的《新月集》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还有纪伯伦、普里什文、列那尔等人的散文,我也是一直在读。
年轻作家不断地充实自己很重要,儿童在进步,你也要不断进步。否则你的目光和今天的儿童的目光不会交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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