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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东西新出版的小说《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讲述了一个心灵与现实双重纠葛的悬疑故事，小说表面上讲的是侦破一起凶杀案的过程，实际上大部分都在讲述警察冉咚咚与丈夫离婚的情感关系。坦白讲，就悬疑性而言，东西的《回响》显然会让一些犯罪小说的忠实读者感到有些失望，它读起来不够“硬核”，不够“本格”。但倘若我们不将其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倒是能解出一些独特的味道来。

小说共分九章，各章比例均衡，开头直接交代案件，西江大坑段离岸两米远的水面上发现了一具失去右手的女尸，死因为溺亡，尸体头部有钝器击打痕迹，右手是受害者死亡后砍掉。头号嫌疑人是受害者夏冰清的前男友和上司徐山川，当地著名连锁酒店的高管，夏冰清是他的婚外恋对象之一。从二人身份地位的差别，我们已经能判断出涉案人员的关系网络一定复杂多变，层层迷雾因为徐山川的权力而遮在警探冉咚咚面前，而她破案的最主要手段，则是自己的经验和直觉。与推理小说中常见的侦探性格不同，冉咚咚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有时甚至表现出不专业的举动，比如初次传唤徐山川时，冉咚咚问他为什么送惠特曼的诗集给夏冰清。徐山川表示自己并没有读过，只是因为电视里播过克林顿曾将一本送给莱温斯基，这时冉咚咚却十分轻蔑地将书拍到桌上，直接说了句“没想到如此庸俗”，徐山川甚至被她“骨子里透露出来的鄙视”吓到。冉咚咚常常在破案过程中，让道德感超过自己执法者的职责，这其实是不太妥当的。哪怕当冉咚咚自己都意识到“当务之急不是道德审判而是找到凶手”后，她在见到徐山川夫人沈小迎时，还是使用了“怪不得他那么滥交，原来是你放任，他也这么放任你吗？”这样带有人身攻击的语言。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屡见不鲜，确实构成了作品在推理方面不够有说服力的证据，很多时候冉咚咚其实都在动用审讯的手段。

小说另一方面稍微有所欠缺的则是心理学知识的专业性，这让一些评论显得有些言过其实。东西自己也承认，“我从来没碰过推理，也从来没有把心理学知识用于小说创作，但这次我想试一试。显然，这两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储备都不够。”推理和心理，正是小说的两个有所欠缺的地方，作者很坦然地承认了。这种坦然面对缺点对于理解小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作者的坦然，读者就不必抓着已经承认的缺点不放，来专注于小说的优点。我个人在阅读的过程中，没有被案情的扑朔迷离所吸引，倒是冉咚咚和慕达夫的情感冲突更令我感到捏了把汗。冉咚咚的离婚风波像是太平洋中心的一个旋涡，虽然对海面的骇浪似乎并无作用，而且恰恰是这种看起来几乎毫无作用的表象，这种爱比罪更神秘的感觉，才让家庭风波不仅仅是冉咚咚和慕达夫的个人悲哀，而具有了一种普遍人性的色彩。

第五章开头，冉咚咚到徐山川的别墅外盯梢，坐在车里，柔情往事、纠结的心情和职业的警惕性共同登上心理的舞台，但这种矛盾心态却比心理学的观察要更贴近现实和人性。外面在下雨，冉咚咚“刚刚还紧绷绷的皮肤突然松弛，心情仿佛伸了一个懒腰。灯光里斜飘的雨线越来越密，越来越密，把两盏路灯变成两团模糊的带刺边的光球。”她边整理自己关于离婚和案情的思绪，边沉入了睡眠，这时慕达夫敲响了车窗。一幕精彩的对话上演了，冉咚咚反复提出问题：“为什么跟踪我？”“难道他们不怕你干扰我办案吗？”“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说的准确率，也包括我对你出轨的直觉吗？”“这么说我现在盯梢的目标有百分之六十的犯罪可能性？”“可百分之六十毕竟不等于百分之百，假如你住在这么好的别墅里，有美丽的妻子，乖巧的女儿，你会去杀人吗？”“就像我折腾婚姻，你干吗把这半句咽下去了？”作者自己已经借冉咚咚之口提到了一个犯罪心理学常用的技巧，这里也非常适用于婚姻，对冉咚咚来说，提问是一种心理防卫的手段，但是她为什么要防卫？她怀疑丈夫出轨，如何自己却成了要防卫的一方？在冉咚咚和慕达夫的一系列对话中，我们知道她追求的是一种包法利式的爱情，颇让人想到电影《革命之路》中温斯莱特饰演的妻子。冉咚咚认为自己父母相伴到老并不是爱情，“你岳父一直嫌弃你岳母，背地里他们不知吵了多少架，我甚至怀疑我爸跟隔壁的阿姨有一腿。现在他手牵手是因为年纪大了，拿我妈来当拐杖。”这种猜测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她跟下属邵天伟讨论过案件后，突然问他觉得慕达夫是否爱自己。邵天伟的其他回答都很得体，但后面的一句“你每天穿得整整齐齐，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不像是没有爱情的人，虽然不知道谁爱你，但看得出有人爱你，也许还不止一个人爱你。”一个要到小说结尾才揭晓的谜题现在已经露出线索了。冉咚咚从邵天伟报到的那天起，就暗暗喜欢上了这个男下属。“也正是从那时起，她对慕达夫越来越不满意，甚至恨不得他犯点错误，比如出轨什么的，然后好找理由跟他离婚。”直到这个关于爱的谜题揭晓，小说才真正走向了尾声，比徐山川归案更令人感到天网恢恢的，是冉咚咚发现了自己对慕达夫和女儿的内疚，和因为内疚产生的“疚爱”，而关于这场罪行的其他事件也都是由这种“疚爱”引起，吴文超的父母因“疚爱”帮儿子逃跑，卜之兰因“疚爱”重新联系刘青，刘青因“疚爱”自首。一切因爱而生，因疚而终。

冉咚咚的抑郁症、过激的道德感、对案情的穷追不舍、对慕达夫的苛刻，以及对心理学知识的熟悉，都是为这种“疚爱”打掩护，为自己先精神出轨做辩护。如此一来，其实只有冉咚咚是逍遥法外的，受害者是慕达夫和女儿唤雨。她利用慕达夫与女作家贝贞的暧昧和“大坑案”破案过程的艰苦卓绝作为道具，犯下了一场完美的罪行。虽然慕达夫也发现了她自我防御的动机是邵天伟，即使此时她依然在抵抗，用自己破罪案的能力证明自己破解情感问题的能力，而慕达夫的反诘比她的证据更加尖锐：“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能吗？你接触到的犯人只不过是有限的几个心理病态标本，他们怎么能代表全人类？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这段话倒是也反诘了我自己在前面的判断：冉咚咚不也是一个心理变态标本，她怎么能代表全人类？生活本身，不也远比小说复杂？

也许就是此处要撞上小说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严肃性要高于推理和心理学知识的欠缺，就是现实主义的程度问题。《回响》在现实主义的味道上，并不是非常浓，但由于冉咚咚这个角色在情感自我冲突中的表现，使我们感到小说在故事之外有些深意，这深意让它比一般的推理小说要更接近现实主义的文学。但是用冉咚咚这样的角色来表现现实主义，又在一些地方让我们感到现实的力量没有展示出来。究竟是哪里没有展示出来？在私人情感和推理过程中，我们已经感到了丰富的阻碍，那些阻碍象征了现实世界的复杂力量，然而真正的复杂，那由日常生活与工作所结构成的复杂，却被奇异案件和婚外情所扰乱、所遮蔽了。就职业警察而言，冉咚咚的工作没有什么令她感到灰心丧气的，我在读的时候丝毫感觉不到，她是否曾经质疑自己是一个事件的中心。冉咚咚应该质疑的是她面对工作的自信，既然她能以破案能力来对比勘破人心的能力，那反过来，为什么当她婚姻破裂时，却没有反过来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呢？案件之外的琐碎不必经她的手，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个警察在面对狡猾罪犯时激动人心的宏观行动，却读不到一个身在警察职场的年轻母亲完成工作时的各项手续，她在满意和愤怒几种极端情感之间反复跳跃。受害者夏冰清的烦恼也是含糊不清的，即使受到强迫，她也可以离开这个环境，离开徐山川，然而迫使她成为小三的心理活动，却没有真正出现过。夏冰清是整个故事中的一个幽灵，她的存在使《回响》的现实主义打了折扣，她渴望与徐山川结婚，让人很难推测其真实理由，就像冉咚咚一样，或许她内心里也有一种过激的道德？试图用一种故意犯错的方式，来弥补内心的不安？冉咚咚对慕达夫引用海灵格的理论，说道：“清白者往往是较危险的人，因为清白者心怀极度愤怒，会在关系中做出严重的破坏性行为，而有罪恶感的人通常愿意让步和补偿。”冉咚咚把自己看作是清白者，而受害者夏冰清，也是清白者。这种清白者-受害者与破坏者之间的身份转换，是一个危险而又值得思考的问题，正如爱与罪行也会在一些微妙的契机相互转化。

最后我们来到了这桩案件的终点，凶手易春阳坦白交待了犯罪过程。只是问到为何要砍掉夏冰清的手时，他愣住了，想不起原因。易春阳热爱诗歌的理由本不重要，却与一个名为吴浅草的残疾姑娘有关，他和姑娘的故事暗示了砍掉手的原因：那个姑娘的右手在一次印刷事故中被机器卷没了。易春阳给她寄去一座维纳斯铜像并附字条：“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没有手的女人。”而夏冰清丢失的手，则与那座雕像一起埋在印刷厂的花坛里。易春阳对吴浅草的爱并没有得到救赎，而是与那只残手一起，在犯罪的血污中堕落，是一种比死亡更冷酷的爱。冉咚咚的爱、慕达夫的爱、徐山川的爱、夏冰清的爱、吴文超的爱、刘青的爱、易春阳的爱各有其道理，又都指向一种错误的结局，这也许是作者想要通过这个故事来解释，而且至今仍旧没有答案的一个幽暗的谜题。

《回响》是东西在推理小说与严肃文学中间的狭缝地带里进行的一次尝试，究其题材而言是更接近于软推理的，但显然在故事的意蕴上比一般的犯罪+恋爱的软推理小说有着更为现实主义的内核，而正是这个内核，让它拥有一种超出自身骨骼的能量。当“疚爱”在剧终每个角色的心头盘踞，这种力量就露头，与待解决的罪行和待解决的故事张力产生冲突，在这个冲突之中，我看到了比死亡更复杂的爱，和比推理小说更硬核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