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吕周聚自1980年代中期跟随冯中一先生研究诗歌，并在诗学研究领域深耕多年，以稳健扎实的学风、鲜明的问题意识、开阔多元的视野，开启了自己的诗学研究之路。他在诗学研究中展现出一种复合性思维，理性与感性相互交融激荡。广度、深度、温度是其诗学研究的突出品质。在大量历史文本的基础上，吕周聚透视百年新诗文体的多个维度，索解百年诗学观念的变迁，完成了一次卓越的诗学探索。同时，他的研究既专注于历史，又葆有当下性。吕周聚对于当代诗坛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对于热点诗学现象进行持续关注与介入。

一、诗歌文体的多维透视

百年中国新文学中，诗歌文体发生了巨变，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诗学难题。吕周聚总体思考、全面分析现代诗歌文体的产生、发展演变规律，廓清诸多含混的诗学命题，从发生学、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三个层面高屋建瓴地构筑起其诗歌文体研究的大厦。

吕周聚从发生学角度探寻新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与外部影响，以此探求传统诗体向现代诗体的转轨的痕迹，现代诗体的转型的内在机制，以及现代诗文体衍生规律。他勾勒出晚清诗歌与五四新诗的内在关联，揭示新诗对旧体诗、西方诗歌的承继与变革。晚清时期，“诗界革命”开启了中国诗歌转型的进程。“新名词”入诗不仅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革，也使旧体诗严密的文体体系日趋解体；对言文合一与民谣的大力提倡，以及白话的入诗，打破了传统的言文分离的局面；“诗体大解放”打破了传统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晰界限。晚清诗歌已具备了现代诗歌的胚胎，为五四诗歌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新诗的诞生，离不开对中西诗歌的继承与变革。新旧诗体并非截然对立，两者有密切的传承关系；新诗对西方现代诗实现了创造性变革。通过批判继承中国传统诗歌文体，使得民歌体、格律体诗歌得到新的发展；通过借鉴、学习西方现代诗歌文体，自由诗体、十四行体、楼梯体诗歌被移植到中国来生根结果；通过中、西方诗歌文体的融合，创造新的诗体，如现代小诗、现代格律诗等。

除了对旧体诗转轨进行溯源，呈现其变化轨迹与历史规律，吕周聚还聚焦于现代自由诗的文体转型机制。在语言方面，现代自由诗用白话代替了文言，具有了新的语言形式；以文为诗，实现了诗体大解放；而创作手法的多样化，使诗歌文体形式呈现出多元态势。自由诗诗体的大解放，也衍生了诸多新文体，通过与散文、戏剧、小说等文体的嫁接、复合，诗体实现了空前的创生与转化。“复合体”诗歌的出现，体现出现代自由诗在文体上的自由性和创造性。

通过对现代诗歌文体的发生学、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吕周聚揭示出现代诗歌文体发展演变的内部规律，展现现代诗歌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深层关联，细绘出现代诗歌文体的演变轨迹，深挖诗歌文体变革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意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审美范式的立体建构

吕周聚聚焦诗歌审美特质，以审美范式的独特视角考察诗歌的嬗变，由此准确把握诗歌内部的演进逻辑。他具体考察了代表性诗歌共同体的审美观念、审美风格等，充实审美范式的骨架。通过对大量作家作品的细致分析，既展示了审美范式的演进过程，又细致剖析了具体诗歌文本。他认为，五四时期的诗歌中西交融、兼收并蓄，形成了一种清新自然、写意求真的审美风格，为现代新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五四诗歌的审美风格进行了大胆的反叛，追求朦胧含蓄的审美风格。在象征主义诗歌中，主客体的契合无间、含蓄朦胧的审美境界及非理性的神秘色彩，互相作用、互相融合，营造出一种迷离隐约的审美风格。这审美风格转型的背后，是诗人创作理念的转化，而这一转型也推动了审美范式的转变，彰显出诗歌创作与审美范式转型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吕周聚还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审美范式进行了深度掘进，从审美风格、表现手法、主题内蕴等方面全面呈现现代主义诗歌的审美特质。中国新诗派诗人吸收了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呈现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审美特征，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现代主义诗人提倡诗歌的“思想知觉化”和“身体思想”，追求理智与情感的融合，形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具有智性美风格的诗歌潮流。冯至、卞之琳、穆旦等人以抒情主体“我”的身体知觉来感知世界，将自我与社会、个人与民族、感性与理性完美交融。

对诗歌审美范式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方面，诗歌审美范式立体建构起了诗歌审美研究系统，以审美范式为中心，辐射诗歌的语言、文体形式、思想内涵与审美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能够准确把握中国新诗发展的美学脉络。另一方面，在大量文本的基础上，既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聚焦于诗歌的内部研究，实现对诗歌审美范式的深度解剖与还原式阐发，同时又关注文本的历史语境，对于审美范式的演进逻辑作出了恰切的剖析。同时，通过反思审美范式产生、发展、演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当前的新诗创作提供以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体现了作者的现实关怀与价值立场。

三、诗学观念的深层索解

吕周聚深入查考了一向为学界忽视的鲁迅的诗学观，认为鲁迅对“诗人何为”“诗歌何为”等重大命题作出了独到分析。鲁迅推崇摩罗诗人的“美伟强力高尚”，认为诗人应该“撄人心”“争天拒俗”，诗歌具有现实性和功用性。而鲁迅对于诗歌文体形式的强调，与现代格律诗理论互通。胡适通过解构中国正统诗学观念，承继传统诗歌中的非正统诗歌观念，糅合西方现代自由诗理论，建立了独特的中国现代语体诗观念。他强调自然的言语、自然的音节，追求以文为诗，强调诗体形式与思想情感之间的辩证关系。郭沫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在律”的诗学理论，确立了现代情绪诗学观，使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一致，为现代诗学理论开拓了新的增长点。不过，由于胡适、郭沫若等大力提倡新诗与歌的分离，强调新诗的自由和诗的内在律而忽视诗的外在律，导致新诗的散文化，对后来的新诗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高兰、朱自清、闻一多、鲁迅等人则倡导新诗与歌的融合，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大胆的探索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反拨新诗的过度散文化倾向。

吕周聚还致力于当代诗人诗学观念的揭示。丰厚的文本积淀、深远的历史眼光、敏锐的当下意识，使吕周聚成功实现了本土诗学理念的深度采掘与探索。不管是对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诗学观的独到分析，还是对梁小斌、周伦佑、于坚等人创作理念的幽微阐发，抑或是对网络诗歌理念的精准把脉，都昭示出吕周聚的研究深度。

吕周聚的诗歌研究，始终是立足历史、面向当下的，因而既有历史的眼光，也有现实的温度。他通过对诸多诗歌命题的深度开掘，力图使诗歌在文体建设、审美范式、诗学理念等方面有所突破，进而推动当下诗歌的发展。他以其严谨、深厚的诗学研究，拓宽了新诗研究的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