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多少真正的营养互相矛盾！

（《宇宙是扁的》，2002）

凌晨两点半，我正用手机写下《惠蒂尔学院小白楼》，“午夜两点，一千个名字握住宁静。”一阵楼梯响将宁静打破：臧棣兴冲冲下楼，来厨房找吃喝，看见我坐那儿，没一点意外，问：你也在写诗？我说是。他得意地说：哥们刚刚干了两首！好像还做了个手势。这是两年前春天，在南加州惠蒂尔学院小白楼明亮的厨房。那时我好像已经非常了解他，就像他也非常了解我一样，彼此对老友深夜写诗都不惊讶——彼此仿佛对什么都不会惊讶。

此刻面对他的诗歌和脑海中有他高大身影的杂乱记忆，我忽然有点迷茫。我和他真的那么彼此了解么？

仔细想来，真正了解一个人，不是难，是不可能——至少有两种天然缺失是我们无论如何拿不到手的：消失在你视线后的他的生活现场、从未真正呈现于你面前的他的心理舞台。然而我们总要说到某人，要为他吐露言辞或写下文字。大多数人会自信他们的谈论、描述真实可靠——我早已不是其中一员。我没有这样的自信，因为我知道这自信乃是虚妄——我了解诗人臧棣么？或者，多年老友臧棣，是我能够准确描述的对象么？显然不是。

中国的几十年，很难说是一个时代。一位中国诗人随匆匆流逝的时光走到今天，看上去变化不大，却也很难说他是“这个时代的诗人”。“时代的诗人”在很多方面难以成立。这就像一个左右逢源者，很可能也是一个不合时宜者，其间并无多少真正对立。臧棣的诗歌与人生随时光之波一路前行，有多少稳定在不稳定中翻腾？我看到、听闻的所谓真相，有多少经得起秘密的推敲？

同样是一个空间，人类的肉体/却没有拂晓，只是它喜欢在拂晓时醒来

（《在埃德加·斯诺墓前》，1989）

1980年代变成一个神话，很多因素起作用，但没有人说得清楚根本因素是什么。对比和怀念，当然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这“重要”是通用性质的——对童年、旧爱、一切往事的夸饰都有这“重要”在起作用，那么这个角色一定不是真正重要的角色，至少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从这个年代，从高反差的“青春”踏上创作之途的人（诗人、小说家、音乐人、画家等等），大都怀有异乎寻常的热忱，而这热忱从某个角度看，难免是悲哀的一部分——并不自人性自然而来，反从时代颉颃而来，因而在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上凝聚出迷雾。无论如何，臧棣和我都来自这“热忱”的1980年代，我们人生的青春之途、我们的写作，都从那儿开始，了无荣耀而疑云层叠。今天回望，似乎除了时间刻度的命中注定外，没有什么能够从那迷雾里捞出来确认。

宇宙中无穷的空间单元，对人类来说基本不存在，只有一个例外，被人类用一言难尽的热情横一道竖一道地划入了虚虚实实的记忆——地球这颗奇怪的行星上，各种各样奇怪的空间名称。北京大学这个空间名称，把多少真实或虚幻注入我们头脑中，注入更多人喋喋不休的争辩中？对臧棣，它有着三十多年的真实，有着相对完整的盛衰变迁，因为这个高大摇晃的身影至今仍出没于其中，而我仅能凭想象摄影机跟拍他青春的起落，很难抓住他从诗歌中一跃而起的惊艳身姿——他的诗歌身姿一开始就高出我们大部分伙伴的肩膀——当时我毫无察觉，现在变成回忆，似乎添加了双倍的吃惊。当代最牛的诗人列表上，我第一个看到他，而不是任何别人：海子、西川、孙文波、陈东东……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变成具体的形象，都在臧棣之后。现在回头看，这一个微不足道的神秘事件，没有什么可附会的缘由，只不过臧棣和我偶然走到了同一奇怪空间名称的时间点上。

同窗四年，我对臧棣并无深刻印象，直到毕业前，我们四位同班写诗的同学合出油印本诗集《大雨》，我对他的感受仍浅于对诗集中其他两位同学。我们四位轮番搭档，在北大三角地（1980年代北大民间地标，现已不存）摆地摊卖这诗集。徐永、麦芒我们在一起，都有说有笑，和臧棣（那时叫他本名臧力，因为他那时的笔名“海翁”叫不顺口）搭档，仿佛惟有缄默。我的印象是，他不合群，书生气极浓，说话经常欲言又止；他的眼神总是平视前方，很少落在近处的人或物上。他几乎不参加我们班平时的聚会、出游（后来得知他少数参加的几次，均与恋爱有关）。另外一点，我觉得他对诗过于虔诚，类似于教徒。那时我的诗歌观念是，诗人不能把诗太当回事，否则就很难写到高处去，所以对他的认真劲儿，颇不以为然。要到很晚我才知道，那个时候，他异常的执着是他甩下我们很多伙伴的重要因素。在普遍缺乏深思熟虑的1980年代（不只限于校园内的诗人），他总在苦思冥想，得以写下深思熟虑的作品。换句话说，同窗四年我所认识的臧棣，是另一个人——他一直在变或从未变过，都不应该是我那四年印象中的形象。也可能，揣摩他的我自己，改变得更多。

那是一个多血质的年代，一个几乎碰不到深思熟虑、也不待见深思熟虑的年代。最有效、最受欢迎、最难以进步的激情，笼罩在一个看不见的穹顶。

这个年代，在时间长度上有些模糊：那么快就过去的十来年，当你一头扎回去，却根本摸不到这年代的两头，看不到清晰的时间刻度。人类仿佛有过不少这样的年代，一个年代需要一百部史书来证实它的不可证性。倘若臧棣和我各写一部1980年代史，必定会有令人惊愕的高反差：他看到的蓝或红，在我脑海里可能是乌黑或皎洁。我想这不得不表明对这年代的强烈情感，在我们心中存下了异常的重力，蛮横地牵引着我们判断记忆的判断力。荒谬的是，我们的写作似乎受益于这种混乱的力量。

无论如何，物理的198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臧棣写出了《在埃德加·斯诺墓前》这首三百余行的长诗。这首诗pass掉了他此前所有的诗作——《房屋与梅树》《凯普莱特家族的少女》《遗迹》这些现在读来仍具光彩的作品，在这首从容喷薄的长诗面前，不得不显出了稚嫩。“风像应付一个锅盖那样/试着揭开我附着在地上的身影”“我们将恢复散步的习惯/其实，那不过是一条小径习惯于一种跫音”，这类舒展、博喻而又淡然的诗句，是他此后写作越来越广博的、修辞和想象的双重源头——此前他基本没写过这么松弛、漂亮、高涵度的诗句。在形式构架上，这首长诗类似一篇夹叙夹议的校园游记，是他以北大未名湖南岸的埃德加·斯诺墓为中心，辐射六年诗歌修炼路径、心灵想象图景、人生阅历指南的小型回忆录。在这首诗之前，我尚未读到过这样一种写法的当代汉诗作品（古代近似的写法，则有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1990年某日我读到这首诗时，立马怔住了。当时我完全理解不了这首杰作，只凭直觉，感到臧棣的写作向上跳跃了，开始写一种更具复杂性的诗。“春天的夜晚：美丽的寂静中/并不全是黑暗，但主要是黑暗”，“这些错误的果实：让娴熟的削皮者/从他的动作本身领略到一种纯粹的贫乏”，在臧棣后来的诗作中，像这样句间、句内的高密度反差修辞很常见，但在当时，对他来说应是一种带有发现意味的技术转变，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尚需一段时间去消化这样迥异于传统的修辞表现。现在回头看这首诗，修辞显然算不上它最突出的品质。从一个地点、一个人名，向人生和世界的几乎所有方面辐射，那种曲折回荡、富于感性又通于思辨的诗意连缀，无疑比局部修辞更令人服膺。在1980年代末写出这样一首牛诗，让臧棣站到了当代中国诗歌的最前沿。我想，他真的有资格骄傲一阵子。

被广义的写作者和更广义的文化人群一再重塑，在几十年后的回望中面目全非的1980年代过去之后，建设性意味浓重的1990年代到来。对于当代中国诗歌来说，这是真正富于变化、成果丰硕的十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它开启了中国诗歌的理智时代——总体上支撑1980年代诗歌的热忱渐退。对于诗歌本体的严肃思考，对诗歌价值、方向、综合素养的前瞻性洞察，成为一批抱负与才智基本相当的诗人的日常功课。不少人认为，如果没有1980年代的热忱，就不可能有1990年代的理智。听起来这样说的是一个积累与基础带出成长与成果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更像是流行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实用辩证法之严重缺乏具体立场和职业精神的、一个恶劣的逻辑模型。说它恶劣，并非说它没有道理，只不过它的道理是最基础的普适常识，既无针对性，也没有专业质地，对于稍微认真的文字，它是无效言说。因为它的俭省和低风险度，懒惰者很容易用它上瘾。我想说的是，我的思绪带着笔进入1990年代去追踪一位朋友，不会再从1980年代那儿搜寻依据。普遍联想、因果检索有时特别青睐一篇烂文或一首烂诗，我写过不少那样的文字，断然不会再去重写。

无论如何轻描淡写，写到臧棣，很难不提及两位早逝的北大诗人：海子和戈麦。臧棣和他俩的交往比我多得多，对他们写作的理解、情感的倾注，也非我可比。尤其戈麦的决然离去，臧棣受到的触动很大。1991年秋天戈麦辞世后，臧棣写下了《咏荆轲》一诗。这首诗的副标题是“为1991年秋天的死亡而作，或纪念戈麦”，单从诗里我看不出臧棣的真实感受，这也是我当时读到这首诗的疑惑。他或者把戈麦当荆轲来写，或者相反，“对未来的恐惧使他们茁壮成长”，这是一句当时电击到我的诗，可以说能形容敏感于命运的一切勇士，以及他们后来的“一击”式行动：

也许我有点自负，我的使命

就是把被怀疑的一切压缩成可爱的深渊

的确，舞刀弄剑使我对人生有了不同的感觉

我已习惯于让历史尊重那致命的一击

“让历史尊重那致命的一击”，不好说这是否就是对戈麦离去的哀歌或颂歌。这样写符合命运悲剧英雄大于个体、精神高于历史一般性的逻辑，然而我感觉这首诗的要点并不在此。

我暗恋着不朽；并知道选择的奥秘

只涉及有和无，而同多与少无关

这两句“我”的独白实际上已脱开历史想象，进入一般性思辨的驳论领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臧棣对戈麦或荆轲这一类刺客式英雄的心理同构模型的想象。前面写到“我为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而举杯”，后面再说“考虑到不能/让平庸来玷污这样一次用剑安慰历史的机会”，使得“一击”式行动向灵魂的选择靠拢，或许这才是要点所在。

毫无疑问，这首诗虽然长度只有《在埃德加·斯诺墓前》的五分之一，但诗歌质地毫不逊色。这两首诗在很多方面无法比较，是因为完全不同的两种写法，两个方向。最基本一点，《在埃德加·斯诺墓前》主要靠的是联想，《咏荆轲》则主要靠的是想象——这首杰作发展出臧棣后来丰沛的历史想象结构，和基于此结构的命运修辞，成为他某个类别写作的一个母型。我感觉，这是这首诗真正的收获。凭借这首诗，臧棣发现了面对历史或现实之人物、事件、物性展布无穷想象的逻辑贯通点，或者说，他用这首诗画出了他长途旅行一个个驿站的草图，对未来诗歌旅途的信心由此倍增。

1990年代中国诗歌有很多事发生，大部分我比较隔膜。印象深刻，并且与臧棣和我有关的，除了戈麦的突然离开，至少还有两件事。

大约1990年初春某日，臧棣电话我，说想办个小民刊，名叫《发现》，算是北大写诗的几位朋友的同仁刊物，让我给点诗稿。仿佛还提到，我们这些写诗的老朋友，应当多联系多交流。这个意思的背景，是海子突然离去后，我们这些人（至少包括臧棣、西渡、戈麦、麦芒、徐永、我）多少都有些难过、凄惶，甚至疑惧，似乎有抱团取暖的一点点需要。那时我对臧棣的了解仍有限，对他重友情这一点，并未感同身受，只是出于习惯答应了稿约。后来戈麦来我宿舍把稿子取走，再后来，《发现》第一期印出来（或校样出来，记不清了），我们几个去戈麦在故宫边上南池子一条胡同里租的一间平房聚会，时间大致是1990年底或1991年初，很冷的一天。西渡、戈麦、臧棣、我（或者还有别人，也记不清了）围着电炉吃一个锅子，戈麦歉意说这屋子没有暖气，大伙儿多担待。这次聚会印象最深的，是臧棣居然很健谈，不单熟悉诗坛掌故，对包括厨艺在内的生活种种也娓娓道来。我和西渡比较闷，主要是他俩掌握谈话的氛围，臧棣尤其是不冷场的保障。从第一期样刊或校样上，我现场读到《在埃德加·斯诺墓前》，当时感觉思绪混乱，对自己的写作一下感到沮丧起来。之后较长一段时间，我反复想，诗怎么去写？第一期上臧棣写的发刊词对我触动也大：“就诗歌所需要的因素而言，这个词高于发明，高于创造，也高于彻悟。发现：就是劳作本身在发现。”这段话实际上说出了二十年后我的诗歌世界观，但当时我理解寥寥。“发现是人类和语言唯一的汇合点。作为一个持续的精神动作，发现最终统一了人类和语言的分歧：使人成为语言的一部分，也使语言有可能传达人类的呼声。”今天再读，这段话仍旧十分准确，甚至更加准确，当时却仅仅使我受到触动而并无多少理解。这证明了我近年所想是对的——诗歌是无限的工作，写到一个阶段，就理解到这个阶段，更高阶段的秘密或诀窍可能激发你思绪，但完全了然，一定要等你写到那个阶段之后。《发现》第二期印出来不到两个月，戈麦出事了，我是朋友中最后得知消息的。他的离开让我十分难过，并且在我心里造成了一个悖谬的影子：为了抱团取暖的《发现》，带来了快速的冷却。我从未跟他们说起我的这个感受，但后来几次纪念戈麦的活动，我是真不想参加的。又几个月后，《发现》第三期出来，变成纪念戈麦的专辑，臧棣的《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西渡的《戈麦的里程》，严力的《脊背上的污点》，都发在这一期上。从这些文章，我感到了西渡巨大的悲惋和臧棣非凡的诗歌洞察力、解析力。这一期的诗歌，我记住的是臧棣的《咏荆轲》和西川的《远景和近景》，而《咏荆轲》尤其令我对臧棣又一次刮目相看。这哥们真的了不得，我心里说。在很大程度上，《发现》把另一个臧棣呈现在我面前，这个臧棣满身烟火气，却又牛出了我的旧印象。我在《发现》上没出什么力（组稿、印制等繁琐事务，都是臧棣、戈麦、西渡他们忙活），却获得了下一段写作的多方面能量，臧棣的两首诗、一篇文章、一段发刊词，是这能量的主要来源。

回想起来有点奇怪，臧棣和我同窗四年，他读研后我回北大找郁文、麦芒、恒平玩，和他见面也不少，时不时的诗歌交流也有，和别人我都容易熟，惟独和他不知怎么就是熟不起来，似乎总是拘谨的君子之交。一直到办《发现》之后，尤其戈麦遽离后，我们几个北大写诗的朋友交往明显多起来，我和臧棣也日见熟络，不那么拘谨了。大约1995年底，他又电话我（或来我单位），让我准备二十首诗，说要推荐我评一个诗歌奖。我直接说我不行，倒不是对自己作品自卑，而是我知道评奖第一需要的是知名度。等我问他，知道上一届获奖的几人都是当时诗坛顶尖角色，更加觉得自己没戏。臧棣特别认真地盯着我说：我觉得你有戏，你的诗写得那么好，比他们谁都不差。然后话风突变，开始吐槽（那时还没这词）：现在诗歌圈那些人，眼睛只盯着名气、背景，好像名气和背景跟诗写得好不好有多大关系似的……你的诗放那儿，评委不会看不见的；即便没评上奖，至少也让大家知道有一个清平诗写得很棒……他说得诚恳、矛盾而又天真，令我感动。我花挺大功夫整理出二十首诗交给他，心里其实还是没抱什么希望，主要回报他的知遇。半年多过去，我几乎忘了这事了，突然接到他电话：老王，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获奖了，而且是全票！评委们还是有眼光的！不过他们的确不怎么知道你这位诗人。我当时的意外和兴奋，现在无法还原了。但是这个奖——第二届刘丽安诗歌奖——对我写作的激励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在这之前，我知道自己写得还行，但比那些顶尖角色还是差不少。我想往上写，却缺乏动力，不愿花太多精力在琢磨写诗上。另外，我时而会沮丧，觉得自己的诗怎么那么烂？这个奖对我之后五六年写作前行，起到以后再没有别的事件可比的推进作用。从获这个奖开始，我认真对待起写诗这件事，似乎从一个业余诗人转变为了一个半职业诗人。我不能不感激臧棣的慧眼，对我的诗歌写作，他比我本人更有信心。另外，这个奖有一万元奖金，对新婚不久的我，生活上帮助也不小。

整个1990年代，臧棣的写作规模和成熟度都呈加速度态势。和后来的写作相比，他对自己那个时期的作品自我评价不高，但在我看来，他的第一本诗集《燕园纪事》（1998）里的大部分作品，即便现在看，也毫无疑问是当代诗歌杰出的成绩。换句话说，今天不少一流诗人写出的作品，与《燕园纪事》里的作品相比仍有差距。臧棣是个罕见的“痴于诗”的顶尖诗人——写到他那样的份上，仍旧“痴于诗”的，真的少有。给我的感觉，他每天都在想怎么把诗写得更广阔，更富于万物性。从这一点出发，他整体上不满意1990年代的作品，是能够理解的。然而从局外人的角度看，臧棣1990年代的写作规模，和在文体、结构、修辞、想象线性与诗意立体之间流畅转换等方面的局部成就，造就了一个牢靠的高台，在这个高台上，臧棣得以从容建立起他后来的“协会”“丛书”“入门”等系列诗歌宝塔。另一方面，他自己后来不满意的两首长诗《在埃德加·斯诺墓前》和《咏荆轲》，在现代诗有效元素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为他后来的纵横捭阖允诺了自由的技艺前提。1999年，他开始写“协会诗”，按他自己的说法，当时他并未意识到可以几十首、上百首地写成一个大的系列，直到2000年后，他才有了系列的想法，“协会诗”才多起来，并在几年后进一步带出了“丛书诗”。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自己的说法，但他的确说记不清第一首“协会诗”是哪首了，只记得是1999年开始写的。他这家伙，有时真的是难以想象的糊涂和天真，有时又莫名所以地较真。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臧棣、西渡合编了一本《北大诗选》，算是传统纪念文化的应有之义。他们俩非常认真地确定作者名单，选稿编稿。我虽也认真地准备了诗稿，心里并没有太当回事。但让我印象深、并且感动的是，臧棣和西渡鼓励我多入选作品，因为我的诗歌的重要性没有被更多人应有地认识。当时我想，他们说的是真的么？还是出于哥们义气？那时我已经相当信任臧棣的眼光。后来一次又一次，臧棣在多种场合与渠道推介我的诗，令我不得不对自己的诗也越来越重视。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我努力写好一首诗，是为了不让臧棣失望，不让他对我诗歌的赞许被行家笑话。我知道这有点可笑：我把臧棣看作我诗歌最重要的读者。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意识到：臧棣实际上是我诗歌的秘密法官，尽管他从不指出我诗歌的缺陷。我总是能从他对我诗歌的赞扬中，奇怪地发现自己诗歌的毛病。毫无疑问，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对自己诗歌的反省和改进，比从那些批评者那里得到的多得多。这一点我相信无人知晓——在读到这篇文章前，臧棣应该也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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