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茅盾和沈霜的合影

1930年，沈霞、沈霜姐弟在一起

文学巨匠茅盾的家庭是个小家庭，尽管人口不多，却充满和谐与温馨。虽说茅盾是浙江乌镇人，但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在上海出生、长大——1921年4月，女儿沈霞出生；1923年2月，儿子沈霜出生。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前五年，是茅盾最为忙碌的一段岁月。1921年，茅盾开始主编《小说月报》，一个人又编又写，同时联络各界作者，业余还撰文抨击旧文化势力。而从192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后，茅盾一直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他说自己一开始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到后来变成“晚上搞政治，连白天也搞政治”。此时，茅盾的夫人孔德沚也被茅盾等人的革命热情感染，积极投身革命，一边补习文化知识，一边在上海从事地下女工工作，所以尚年幼的女儿和儿子，全都交给茅盾的母亲陈爱珠来照料。

在儿子沈霜幼时的记忆里，与父亲最亲近的时光，是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隐居在上海家中的阁楼上写《蚀》三部曲的那段日子。但当时茅盾对儿子的教育方式，用沈霜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放羊式”的，他鼓励儿子自由发展。后来沈霜上了小学，喜欢看“闲书”，例如《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榜》，现代小说方面则钟情于巴金的《灭亡》以及新近出版的武侠小说；茅盾写的《子夜》，沈霜还看不懂，勉强读到一半就放下了。茅盾书柜里的武侠小说不多，据说只有《江湖奇侠传》等有数的几本，沈霜看后不过瘾，便到租书摊租连环画来看。当时茅盾已经从日本归国，看到儿子喜欢武侠小说，他并不反对，只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看文笔好的书，二是看口碑好的书，三是看武侠小说不能太入迷。除了武侠小说，沈霜还看了不少通俗的社科类书籍，他晚年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看书经历时说：“记得有一本美国房龙著的《人类故事》，这是一本故事性趣味性都很强的世界史著作，我看得入了迷。父亲发现后就又悄悄地买了一本同一作者著的关于世界地理知识的书，《我们的世界》，我同样读得津津有味。”据说当时茅盾发现儿子在数学上很有天赋，这让他十分欣慰，他曾悄悄地对夫人说：“看来我爸爸的遗愿要在阿霜身上实现了。”

沈霜读小学六年级时，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参加了救国会组织的游行活动，这让茅盾夫妇既高兴，又担心。游行归来，沈霜兴高采烈地向父母讲起自己参加游行时的兴奋和激动，茅盾遂以儿子参加游行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儿子开会去了》，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父母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儿子向上的精神风貌。

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其乐融融小家庭的幸福生活，就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毁了——“八一三事件”后，茅盾夫妇安排母亲陈爱珠回到家乡乌镇，自己带着一双儿女开始长达八年的流离失所的生活。这期间，他们辗转长沙、香港、迪化（乌鲁木齐）等地，吃尽逃难之苦，还经历了生死离别的人间苦难——困在新疆度日如年之时，茅盾忽然接到二叔从上海沦陷区发来的电报：“大嫂已于4月17日在乌镇去世。”这让事母极孝的他悲痛得不能自已。借此机会，他护着妻子、儿女逃出虎口，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此时，沈霞十九岁、儿子沈霜十七岁。后来，茅盾奉周恩来之召离开延安，将一双儿女留在延安读书。

沈霞和沈霜在延安这片革命热土上迅速成长，沈霞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沈霜于1945年加入共产党，并在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劳动模范。传说沈霜和当时的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想走一条自力更生的人生路，他担心沈霜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父亲沈雁冰，便自作主张改名“韦韬”；他认为“韦”带有韧性，“韬”有内敛不外露的含义。正因如此，有时候连给父母写信也需要由沈霞来催促他。茅盾夫妇经常是通过女儿来探听儿子的行踪的。

正当抗战胜利之时，一个晴天霹雳打来——年仅二十四岁的沈霞因术后感染，于1945年8月20日去世，这让茅盾夫妇留下一辈子都无法平复的痛！不过解放战争期间，茅盾夫妇仍然将自己的儿子送进革命队伍，沈霜在《北平解放三日刊》《辽宁日报》《安东日报》《沈阳时报》《东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报刊任记者、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成毕业的沈霜被分配到南京军事学院任翻译、编辑，后来调到北京的军事院校任编辑。深受父亲影响的沈霜坚守信仰，为人低调，他从不以名人之后、革命有功者自居，始终保持朴素的本色。沈霜的夫人陈小曼老师告诉我，当年她和沈霜结婚后在南京工作、生活，他们和一般干部一同吃“大灶”（即普通食堂），后来有人告诉陈小曼，以沈霜的革命资历，按说是可以吃“中灶”的，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茅盾的回忆录写作节奏加快了，沈霜被父亲“借”到自己身边当助手——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父亲要“借”自己的儿子当助手。当时，茅盾正式向中央军委和中央统战部提出申请，经组织同意，沈霜才回到父亲身边，协助父亲查找资料，回忆往事。1980年7月，沈霜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提前从军事院校办理离休手续，专心致志帮助父亲。

1981年3月27日，茅盾在北京逝世，在此之后，有关茅盾的一切事务，都落在年近六十岁的沈霜的肩上。他不为名不为利，为父亲的事不停奔波。茅盾逝世后不久，中央书记处明确了三件大事：一是要成立“《茅盾全集》编委会”，出版《茅盾全集》；二是要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后更名为中国茅盾研究会）；三是确定北京交道口南三条13号的茅盾晚年居所和浙江乌镇观前街的茅盾出生地为茅盾故居。1983年3月，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召开，中国茅盾研究学会成立，不久，《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正式启动，茅盾故居的修葺工作也有序展开。当沈霜接到中央认定交道口南三条13号为茅盾故居后，立刻搬出与父亲朝夕相处多年的住所，迁至新街口外大街的公寓房，并将茅盾生前用过的物品都留在故居内，茅盾故居得以保存了茅盾生前的气息和模样。

记得当年我参加完首届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后，专门和桐乡来的有关同志到茅盾故居搬运沈霜捐献的几大箱茅盾遗物，送至乌镇的茅盾故居。如今乌镇茅盾故居展示的茅盾遗物，都是沈霜当年无偿捐献给乌镇茅盾故居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盾全集》陆续出版后，沈霜又做了大量搜集补遗的工作，于2006年整理、出版了两大册计七十多万字的《茅盾全集》补遗卷。再后来，他又将新发现的茅盾文稿、书信等重新编入黄山书社版《茅盾全集》，并具体指示插到何卷何页，交由我把关。当我看到他认真书写的几十页编辑意见后，深受震撼。沈霜不仅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父亲的文学遗产，还与夫人陈小曼合作出版了《父亲茅盾的晚年》《我的父亲茅盾》等著作，为读者和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史料。

八十多岁时，沈霜将家中所藏茅盾的手稿、照片、书籍等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将革命烈士、姐夫萧逸的书信无偿捐献给萧逸的家乡江苏南通，将最后一批上千件的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桐乡市档案馆。他曾对我说：“现在父亲留下来的东西处理妥当了，都有了合适的归宿，新版《茅盾全集》，出版社也落实了。”言下之意，他对自己几十年来的努力，颇感欣慰。

2011年的春天，米寿的沈霜回乌镇扫墓，他走到父母的墓前，恭恭敬敬地把花篮放在墓碑前面，凝视着父亲的铜像，深情地说道：“爸爸、妈妈，阿霜来看你们了。你们在地下还好吧？我想应该很好的。这里的环境很好，许多人都来看你们，可是儿子来得就少了，有三四年没来看你们了。你们在地下是不是和姐姐在一起啊？姐姐的骨灰还没有找到，不过我相信姐姐的灵魂一定和你们在一起，你们一家三口一定很高兴，有时候还可以到旁边看看娘娘（祖母）。儿子现在也老了，八十八岁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儿子也到你们那里去了，再一起把姐姐拉着，然后我们去看娘娘，恢复我们三十年代这样一个小的家庭生活，好不好啊？”

2013年7月14日，沈霜在北京逝世。这一年的冬至，遵照遗愿，沈霜的骨灰安放在茅盾夫妇的墓侧，而他生前托付的四十二卷的《茅盾全集》，已在2014年3月由黄山书社出版。清风满华夏，遗泽惠后人，沈霜对茅盾文学的贡献，必将惠及千千万万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