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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茅盾那样关心文艺创作
来源:文学报 | 涂石  2021年12月17日08:35
关键词:茅盾

茅盾

茅盾先生既是一位在创作上取得出色成就的文学家,又毕生关心着文艺及批评的发展,对于今天的文艺评论工作而言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在纪念茅盾先生逝世40周年之际,让我们像茅盾先生那样关心文艺创作。

茅盾先生是我国现代作家,在长达65个春秋的文学生涯中,他除了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间以创作为主外,理论批评也是他贯彻始终的中心任务。早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时,便借助鲁迅的支持,和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冰心等作家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尔后,在漫长的文学事业中,他更以恳切的批评,培育了几代作家的成长。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不少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影响或帮助。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茅盾已先后写出了独具匠心的《读〈呐喊〉》《鲁迅论》《论鲁迅的小说》《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庐隐论》《冰心论》《落花生论》《女作家丁玲》《读〈倪焕之〉》《〈地泉〉读后感》等文艺评论文章,新中国成立后更有《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等。其中,以《鲁迅论》《论鲁迅的小说》《〈地泉〉读后感》和《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写得最好。

茅盾是在从不曾见过鲁迅的情况下写《鲁迅论》的。他先从见过鲁迅外表的人们描写他们对鲁迅的印象,接着从鲁迅著作里找读者对鲁迅的印象。茅盾说,单读了鲁迅的创作小说,未必能够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必须也读了他的杂感集。“鲁迅的小说《呐喊》所收15篇,《彷徨》所收11篇,大都是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读了鲁迅的小说,接触了那些思想生活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物,而有极亲切的同情;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记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而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着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总之,这一切人物的思想生活所激起于我们的情绪上的反映,是憎是爱是怜,都混为一片,分不明白。我们只觉得这是中国的,这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正是围绕在我们的‘小世界’外的大中国的人生!而我们之所以深切地感到一种寂寞的悲哀,其原因亦即在此。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我以为《呐喊》和《彷徨》所以值得并且逼迫我们一遍一遍地翻读而不厌倦,根本原因便在这一点。”而谈《阿Q正传》时他认为:“这篇内的冷静宛妙的讽刺,或者会使人忘记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而认为只有‘滑稽’,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Q么?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不要以为《阿Q正传》只有‘滑稽’,而忘记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精神上的胜利法’,忘记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开出反省的道路。”(《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1927年11月)《鲁迅论》揭示了阿Q典型形象的核心与精义,是《阿Q正传》诞生以来的第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

1948年10月发表在香港《小说月刊》第1卷第4期上的《论鲁迅的小说》,则是茅盾研究鲁迅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文章说:“《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距今刚时30个年头。这篇划时代的作品,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新纪元,也宣告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这篇作品又提示了鲁迅前期的基本思想及其写作态度。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1927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鲁迅小说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前期完成的,而《狂人日记》有点像是他的小说作品的总序言:一、猛烈反对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互吃,可是心思很不一样;三、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从这一点看来, 《狂人日记》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又说,“从《狂人日记》到《离婚》(从1918年到1925年),不但表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也表示了他的艺术成熟的阶段。《祝福》《伤逝》《离婚》等篇所达到的艺术的高峰,是超过了《阿Q正传》的。在《呐喊》集中,幽默情调较居主要的作品似乎更胜于沉痛的作品,《孔乙己》给读者的印象更深于《明天》。至于《阿Q正传》,它的逼人的光辉宁在于思想的深度,固当别论。在《彷徨》集中,却是沉痛的作品在艺术上比《呐喊》集中的同类作品达到了更高的阶段,《祝福》和《伤逝》所引起的情绪远比《药》和《明天》为痛切。若就艺术的成熟一般而论,鲁迅的小说后期者尤胜于前期者。”文章通过对鲁迅不同时期发表的文学作品的分析,揭示了鲁迅思想发展过程及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对文艺创作的巨大影响,指出鲁迅小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茅盾的文艺批评总是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的。他阅读蒋光慈《地泉》后说:“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地根据了他所获得的对于现社会的认识,而用艺术的手腕表现出来?要用形象的言语、艺术的手腕来表现社会现象的各方面,从这些现象中指示出未来的途径。蒋光慈《地泉》作为一种风气或文学现象来看,其缺点不是单独的,个人的,而实是1928年到1930年顷大多数此类作品的一般的倾向。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作品,现在差不多公认是失败。其所以失败的根因:一、缺乏社会现象全面的非片面的认识,二、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蒋君的作品,我曾称它为‘脸谱主义’。缺乏了对于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而只是‘脸谱主义’地去描写人物,而只是‘方程式’地去布置故事,则虽有相当的艺术手腕,而作品的艺术的功效还是会大受削弱。所以本书在失败方面,就其成为当时文坛的倾向一例而言,不但对于本书作者是一个可宝贵的教训,对于文坛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教训。”

1950年后,茅盾担任文化部长职务和《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繁忙工作之余,他依然关心着新中国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先后发表了许多促进文艺创作的文章。

1958年6月茅盾发表了《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对1958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做了宏观的鸟瞰。他说:一、现在各刊物发表的短篇小说大都不短,往往在万字以上;二、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极大部分用的是“第一人称”的方式。为什么不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表现生活呢?因为,如果那样,就需要更高度的艺术概括的努力;三、大多数短篇小说的环境描写还不能和人物的行动(包括内心活动)作密切的配合,成为小说的有机部分,而人物的描写也还不能繁简适当、浓淡合度。文章重点分析《百合花》。他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浓。故事很简单: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人物两个:19岁的团部通讯员,刚结婚的农村少妇。但是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作者尽量让读者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和巧妙,例如写团部的19岁的通讯员带引“我”到前沿包扎所的路上,从“我”的眼中看这小伙子的外形时,看到他“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的插了几根树枝”,后来又发现通讯员背的枪筒里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这闲闲两笔,写出了青年通讯员天真、纯洁、面临战斗而不紧张、爱和自然等品性。作者善于用前后呼应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通讯员枪筒插以树枝和野菊花,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通讯员衣服上撕破的大洞,新媳妇的枣红底白花的新被子。在前沿包扎所,“我”和通讯员分头到老百姓家借被子,一家的一个少妇不借,“我”帮他解决困难后,通讯员接了被子转身就走,匆忙中他的衣服被门钩撕破了,那少妇忙找针线要给他缝,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走了。当重伤的通讯员被抬到包扎所(他是为了救护一大群担架员而牺牲了自己的),“我”去找了医生来时,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通讯员旁边。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这里,前后呼应的两笔,有声有色地而且有层次地写出了一个普通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接着又写这位可敬的新媳妇把自己的那床新被子(这是她的结婚被子,先前正因为这个原因而迟疑地不肯马上借给包扎所)给通讯员填进棺材;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气汹汹的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作者在这里结束了故事,同时也在作品的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的形象上加添了最后一笔,完成了她的性格的发展。茅盾以为这是他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他满意、也最使他感动的一篇。如此深入仔细地从小说结构、故事情节到人物描写的分析和评论,其用心和投入,可见一斑。

1958年8月,《夜读偶记》出版。1961年5月11日茅盾又在广泛阅读了发表在中央刊物和地方刊物的60篇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后,发表了《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为了扶植文学青年投身文艺创作,茅盾还先后发表了《致文学青年》《创作的准备》《杂谈文学修养》《谈“人物描写”》《怎样阅读文艺作品》等10余篇文章。1974年至1975年,茅盾在年逾八旬,体弱多病、冬寒夏热的境况下,坚持阅读长篇小说《李自成》几十万字的书稿,详尽提出修改意见,先后给姚雪垠写了16封信(不亚于16篇文章)。

茅盾既是一位在创作上取得出色成就的文学家,又毕生扶植着文艺及批评的发展,对于今天的文艺评论工作而言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在纪念茅盾先生逝世40周年之际,让我们像茅盾先生那样关心文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