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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1921年，郁达夫小说集《沉沦》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开篇性质的小说集，有其不可忽略的文学史意义。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更是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沉沦》作为郁达夫的代表性作品，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格，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值此《沉沦》小说集出版一百周年之际，暨南大学文学院联合《香港文学》杂志社近日举办暨南•思想文综青年论坛，回顾现代文学经典之作，纪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的出版。本次论坛以线上形式召开，由暨南大学讲师唐诗人主持，来自同济大学、四川大学、海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与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郁达夫《沉沦》小说展开讨论。

来自同济大学的隋少杰教授认为，重估郁达夫及《沉沦》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隋少杰结合史实史料，客观分析了郁达夫长期以来被“污名化”的原因，反驳了部分学者对郁达夫小说注重情欲描写而缺少历史维度的不公评价。隋少杰谈到，“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所体现出的高尚审美趣味、大胆的文学实验弥补了五四精神的缺憾，鞭挞了封建保守思想对人性的钳制，对身体、欲望、知识和劳力的贬低与轻视，重新诠释了在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环境下中国现代文人的卓越风骨和华夏民族宝贵的‘尚武气节’”，认为郁达夫文艺创作策略对于全球化的当下语境仍有重要意义。

海南大学副教授、唐弢现代文学研究奖获得者李音以《沉沦》评价史梳理为基础，剖析了“达夫式文学”如何书写现代性的自我想象。李音表示，关于“忧郁”“青年”的书写古已有之，而郁达夫的贡献在于将“现代性装置”引入中国文学，通过自叙体的方式，将自我当成客体进行剖析，开创了主体如何认识自我、剖析自我的现代性书写。李音说，现代文学面临的不仅是一系列知识话语描述的转变，更要通过知识话语与审美标尺改变传统的心理感受与精神构造，生产出现代人的自我想象。

同济大学研究生陈嫣婧从更细微的叙事策略深入，探讨《沉沦》中现代性主体的自我认识问题。文本中“观看”风景构成的“认识装置”、对日本“私小说”表现内在的内容上的借鉴、以及人称与视角的选择，暗示了人的自我认识将慢慢演变为一种脱离客观世界的纯粹内在化行为，并最终将个体困于自身内部。这种情况最终表现为主人公“性的挣扎”与“灵肉冲突”，这关乎现代人的自我认识，是普遍的现代性“自我”的伦理难题。陈嫣婧认为，这种自我认知的困境并没有过去，正如现代性的自我到底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承认一样，《沉沦》作为这种困境的实验性书写，有着深远的再阐释意义。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王永祥将《沉沦》看作“现代自我想象的起点”。比起陈独秀主导的“高度理性与自律的青年形象”，比起鲁迅笔下“对启蒙抱有怀疑的自我质疑形象”，《沉沦》中“感伤的、身体失范的、为下半身冲动所苦恼的青年”，显得更为边缘化，但正是这种叙事开启了现代小说边缘颠覆中心的模式。失范的身体与越轨的情节显然更彰显了解放的快感，也更有吸引力。小说主人公欲望的纠结和精神的抑郁，恰恰是青年否认了传统才子形象的自我体认之后，对新的现代性自我的需求。这样的心理转变的完成，是现代文化发展中文化断裂在个体心理的真实反映。王永祥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郁达夫五四小说无可替代。

1922年3月周作人在批评郁达夫小说集《沉沦》时，提出了“受戒者的文学”一说。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乐乐借此讨论《沉沦》道德批评的转向，重新梳理了这一术语的生成路径与话语来源。李乐乐说：“通过重新发现‘礼/受戒’，反对陈陈相因之‘礼教’，由此生成周作人1920年代后期作为道德家登场的思想骨骼。”而这一结构，较早就出现在周作人评定《沉沦》为“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的批评时期。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宋伟伟从郁达夫“兄弟失和”事件切入，发现被“灵肉冲突”遮盖的隐秘创作心理，即郁达夫在虚构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的内心挣扎。《沉沦》中的“兄弟失和”书写是对家族传统伦理观念的解构，是与“小共同体”的疏离，而主人公最后对祖国的那几声呼唤隐含着郁达夫的另一种期冀——在民族国家“大共同体”的概念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暨南大学文学院赵婷同学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重新组织了小说文本，梳理主人公忧郁症的发展历程以及主人公“沉沦”之前的自救方法。赵婷认为，小说主人公有四种自救方法，求诸于自我、释放于自然和文学、希冀于国家、求助于他人。而这四条路，对于当时的青年而言都走不通。最终，人生失败的悲伤、弱国子民的无奈与受伤、孤独却得不到共情的绝望，这些复杂的心态相互交织，一同绞杀了这位忧郁症患者的希望。赵婷总结说，一百年前的《沉沦》已充分说明，个体的希望与国家遭遇、民族前途息息相关。

四川师范大学讲师李俊杰进入历史语境，考察了清末民初“沉沦”的词源发展。李俊杰谈到，“沉沦”一词在晚清多出现于对通俗叙事中的苦难叙事，常用于“贫穷”“堕落”等语境，而郁达夫将“沉沦”的能指转化为对现代青年的描述，从而将个人欲望与个体解放的多元指向和民族国家的一元化阐释有效统筹在一起。《沉沦》此种叙述逻辑，也为当代文学如何处理“大我”与“小我”之间，一元与多元的关系提供了范式。

暨南大学博士后林培源从文本创作的角度观照《沉沦》的叙事手段。林培源认为，郁达夫兼采了中西文学创作的不同手法。一方面，主人公借用西方浪漫主义话语言说自我，文中穿插着不少外文、浪漫主义诗歌。另一方面，郁达夫仅仅挪用了西方文学的抒情形式，并未真正走近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意境中。《沉沦》中对个人的剖析，对个人境遇与家国情怀的联系，仍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子。《沉沦》作为现代文学生成时期的代表作，其中不同文体的引入、中西创作手法的并置、现代主体的诞生与形式的糅合，都导致故事被极大程度拆解。现代小说文体的形成之初已经看见了终结的影子。如何延续某种文体？如何突破某种文体？这是时代留给作家的考验。

暨南大学研究生李思明以《沉沦》小说集中的“天使型女性”为切入点，由此阐述主人公的“孤独”。李思明认为：“《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篇小说，并非不约而同地将孤独的产生者指向祖国，而是将孤独的产生指向了与人群的疏离，尤其是与女性的疏离。”《沉沦》中的男性本位思想乃至极强的男性自恋、自尊心理，在“天使”形象的身上得到了集中展现，影响着孤独的生成。小说中孤独的呓语乃至迷狂，不但呈现出个体在社会中确立自我主体的方式，更呈现出“天使”型女性在作品中的角色定位。

参与论坛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沉沦》的“现代性”问题，这是郁达夫研究中比较流行的视角。对此，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徐阿兵认为指出，研究现代文学时要对现代的复杂性要有更多警惕和意识。任何作家都是历史的中间物，不论是现代，还是传统，亦或是两者之间，都无法概括郁达夫文本的深刻内涵。对此，徐阿兵提出以“感伤美学的重新表达”概括郁达夫的创作特色，由此窥探其小说中含混的、多义的、富有魅力的内在质素。

论坛最后，暨南大学副教授孙伟对与会者的发言进行了总结，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沉沦》中的情欲放纵、精神洁净与国家富强构成了矛盾和张力。在孙伟看来，郁达夫笔下的情欲耽溺和放纵，是对晚明士人以“人欲”反驳“灭人欲”的现代改造。郁达夫用国家的强大代替原来的“理”统合“欲”，“欲”由此获得了正当性，精神洁净也有了着落。此外，郁达夫还采用一种更传统的路径——回归自然。在后期的小说中，郁达夫通过虚构桃花源一般的所在，消解与现实的紧张，最后人与自然达成了一种和谐，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