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天台上的父亲》是作家邵丽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包括《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北去的河》《黄河故事》等共十篇。小说集中多个篇名，关乎父辈，以河命名，明显标示出一种精神血脉。这也是邵丽写作的故事背景和灵感发生的触媒。“黄河”背景下“父亲”“母亲”等形象在她的艺术和精神谱系中被综合、被重写。

小说中的“父亲”对我们来说隔膜且熟悉。很多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不太容易让人亲近，是“天台上”的父亲，既真实存在，又极具象征意义。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依然处于男权社会，父亲是权威、权力的象征，既喜欢权力，也被权力伤害过。《天台上的父亲》中，父亲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被权力绑架，又十分依附权力。失去权力，于他而言就是失去了生命的支撑。这时候的父亲，与其说是权力的象征，不如说更是权力的奴役。从脱离开权力的那一天，父亲成为一具活尸游魂，除了死，似乎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办法可以化解开他心中的忧郁。父亲自杀了，“我”和哥哥妹妹才逐渐接近父亲，了解父亲，在母亲的讲述里，在父亲的记录里。

而在《黄河故事》里的父亲，从来没有走到过他想去的地方，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好厨子。但在那种逼仄的环境里，他的梦想看起来既可笑又可怜。父亲一生唯一的一次绽放，就是当三轮车夫给人送菜的时候，在路边一个小饭店死乞白赖地当了一次大厨。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饭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的死更令人伤悲。

两个父亲都死了，死于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父亲的死亡不是偶然的，它有着质的规定性和执着的方向，除了环境之外，关乎取舍，关乎“性格决定命运”，是情感所至、是故事走向的必然。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父辈，怎么处理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进入现代社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错位已远远无法以“代沟”所能涵盖。邵丽尝试以文学的角度切入父辈的生活，因此，她的笔下不是“父亲”本身，而是凝视父辈之后的心灵印记。她关心父辈个体的存在方式，以饱满的情感和思想反映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浮沉。

“当你懂得了一条大河，你就懂得了世事和人生”。父女关系对于邵丽来说更是一个庞大的话题。由此，邵丽重新回到了家族之中，情感之中，命运之中，历史之中。在故事的讲述中，她重新活过，而且活得特别清醒，纯粹，逐渐走向内心，走向与父亲的和解。她发现，越开放，对内心的张望越热切，因为参照系更博大，更深邃。开始是找故事，后来是那些故事找自己。“它们拥挤在你周围窃窃私语，拼命挤进你的生活里，直到你跟它们融为一体。”几十年来，邵丽始终没有停止对家族的思考，因为那是一个特殊年代所能产生的特殊人物。2020年疫情的爆发，再次点燃了她写作的激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她谈到：”我在想，对于上一代人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还有耐心窥看。等我们老了的时候，下一代人对我们还有兴趣吗？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我们经历的这个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的时代还能留下什么？所以这也是我着急进入家族叙事的原因。”

从走上文坛初期，邵丽就显示出“爆发型选手”的特点，曾一度成为文学刊物的“宠儿”，作品常常被《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全国大型刊物刊载。中短篇小说连续数年被中国作协收入年度小说精品年鉴，并多次获全国奖项。前几年似乎相对沉寂，疫情期间又连续推出《黄河故事》《金枝》《天台上的父亲》等作品。这大概与邵丽的工作状态有关。和多数担任领导职务的同行一样，她的写作时间是挤出来的，每一次创作都是厚积薄发，都是不得不写、不吐不快的必然。她的语言风格简洁内敛，不动声色，平实真切。在几万字的篇幅里反映那段复杂的历史，可以想见邵丽面对的挑战。但是我们看到，她从容起笔，淡定叙事，以宏阔再现现实生活的能力，以干净质朴的文风，回望那段前仆后继的生活洪流，那些故事在她的笔下变得意蕴悠长。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回望父辈，将他们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塑造出个性鲜明而又不同以往的“父亲”和“母亲”形象，并以此为坐标勾连起家庭往事，映照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中国家庭的情感结构，展示个人和家庭在时代洪流、历史环境下不断变迁、令人唏嘘的命运。她在讲述一个困窘的时代。不管经历怎样的黑暗和磨难，最终总会走向“应许之地”。这不是麻木之后的自我陶醉，而是心灵解脱后的一种精神生长，是一次精神的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