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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寻人》失落之文

徐志摩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二十世纪新诗人，他的集外佚诗佚文佚简的发掘整理工作一直没停止过。有趣的是，他的佚作的蒐集往往不能一步到位。此话何讲？徐志摩有一通致赵景深函，手迹原刊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万象图书馆初版《作家书简》（真迹影印本），因无落款时间，四川龚明德兄和我都撰文考证过。直至一年多前才得知，此信虽确系“真迹影印”，却不全，落款署名志摩之后，还有一句附言手迹：“《新月》见过否？嘱送奉一册，收到否？”却在“真迹影印”时被删去了，以至收入《徐志摩全集》的此信，长期以来一直是通残简，若不是原信完整真迹在台湾被发现，这通佚简会一直“残”下去。

而今这种情形再一次发生，而且又与我有关。早在三十二年前，我在香港《明报月刊》（1989年8月号）发表《徐志摩佚诗与佚简重光》一文，文中第二部分评述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时事新报·青光》上发现的一通徐志摩佚简。这通佚简题为《徐志摩寻人》（徐志摩在信中要求“人字需倒写”），是写给《青光》主编“秋郎先生”，也即徐志摩好友梁实秋的。

正如题目所揭示的，这封信是寻人信，寻的是刚到上海的后来成为大哲学家的金岳霖。徐志摩虽知金岳霖和他的外国女友丽琳已到沪，却不知他们住在何处，急于打听他们的下落，才写了这封庄谐并重、妙趣横生的寻人信，登在《青光》上。我当时在上海辞书出版社资料室查阅《时事新报·青光》上的梁实秋佚文时，见到徐志摩这封佚简，喜出望外，匆匆录下撰文介绍。这封佚简也已收入二〇一九年十月商务印书馆最新版的《徐志摩全集》第八卷（书信二）。

谁知日前友人见告，我当年发现的这通佚简不全。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时事新报·青光》右下角还刊有此信的最后两段，我没有迻录。这个失误真不小。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因为此信排版东转西弯，造成粗看上去原信已完的错觉，另一方面也是我的粗心大意所致。“解铃还须系铃人”，现把这通佚简的最后两段照录如下，一则以弥补我三十二年前的过失，二则让读者再次欣赏一下徐志摩幽默风趣的文笔：

这行到也就不简单不是。就是这样他们俩招摇过市，从前门车站出发，经由骡马市大街到丞相胡同晨报馆旧址去找徐志摩去！晨报早搬了家，他们又折回头绕到顺治门外晨报社问明了我的寓所，再招摇进城。顺着城墙在烂泥堆里一跌一撞的走，还亏他们的，居然找着了我的地方！看来还是两年前聪明些。这样下来他们足足走了三个钟头去了原来只消十分钟的路。

这回可更不成样了，分明他们到了已经三天，谁的住处都没有找着，我太太也急了。她逼着我去找他们，从大华饭店起一直到洋泾浜的花烟间，都得去找，因为上帝知道谁都不能推测哲学先生离奇的行踪！这我当然敬谢不敏，没办法的结果只得来请教你，借光《青光》的地位做做善事，替我们寻寻这一对荒谬绝伦的傻小子吧！他们自己能看到《青光》，当然是广东人说的“至好了”，否则我也恳求仁人君子万一见到，或是听到这样一对怪东西，务请设法把他们扣住了，同时知照法界华龙路新月书店，拜托拜托！

《徐志摩寻人》失落的最后两段，载于1927年7月27日《时事新报·青光》

梁遇春译吉辛

被郁达夫誉为“中国的爱利亚”（英国散文家兰姆笔名）的梁遇春，生前只出版了散文集《春醪集》，而散文集《泪与笑》是他殁后由友人废名代为编定的。这两本薄薄的散文集奠定了梁遇春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故友吴福辉兄当年编集《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0月初版），就感叹搜集梁遇春散文之不易。日前有幸见到梁遇春译注的《诗人的手提包》，英国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著，卷首引言即为《梁遇春散文全编》所失收，照录如下：

他的父亲是一个药剂师，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拿希腊诗歌做消愁解闷的东西。十九岁时候，他被一个普通的女人迷了，把她娶来，还偷一位朋友的皮夹子给她，因此下狱。二十岁时候，流落到美国去，当照相师，装置煤气灯的人，报馆访员糊口。后来从德国回英国来，专靠写稿子谋生，但是常有得不到东西吃的时候，英国博物院的盥洗所是他唯一洗澡的地方。他的妻子变成醉鬼，后来甚至于随便当人姘头。她死了，他又不能忍受寂寞的独身生活，就向随便遇到的女人求婚，把她娶来。起先他的朋友再三劝阻他，但是他天真地答道：“他们同样地可以叫他不吃通常的食物，因为过几年后他能够买到精美的食品；然而他每天不能不有些滋养料；现在他到了一个时期，当他非有一个妻子伴着就不能过日子。”他还说：“天下只有可怜的女子才肯嫁给我这么一个可怜的男子。”他们婚后的生活史不幸极了，终于离散。晚年他娶一个法国女人，他小说的销路也渐渐好起来了，生活也比较舒适些，然而夕阳无限好，不久就死了。

他写有许多长篇小说，The Unclassed (1884)，Demos (1886)，Thyrza (1887)，The Nether World (1889)，New Grub Street (1891)，Denzil Quarrier (1892)，Born in Exile (1892)，The Odd Women (1893)，多半是描状伦敦贫民窟同工厂的灰色生活。他终身住在伦敦小屋的顶楼上，和下流的人们一起过活，深尝过贫穷的苦痛，所以对于下等社会特别有同情。他又是个悲观主义者，觉得世上无处不是凄凉的境地，太阳光终不会射到屋里。他极能道出失败人的心理，并且他的失望始终含有惆怅的诗意，所以他的书对于沦落的人们有极大的魔力。他晚年写有一本散文，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充满了恬静幽怨的情调，是散文里一部杰作。他还有几本短篇小说集，Human Odds and Ends，Victim of Circumstances，The House of Cobwebs。上面这篇《诗人的手提包》是收在《人生的零碎》（Human Odds and Ends）里面。

他说：“当今的艺术应当传达出‘困苦’的意义，因为‘困苦’是近代生活的基本音调（Keynote）。”这句话可说是他的艺术论。

短篇小说《诗人的手提包》一九三一年三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列为“英文小丛书”之一。这是一套英汉对照的文学翻译小丛书，精选英美名作家的短篇小说、散文或诗，译注者除了梁遇春，还有傅东华、石民、贺玉波、张友松等位。梁遇春这篇引言其实可视为吉辛的小传，在短短七百余字篇幅内勾勒了吉辛坎坷的一生，并对其小说和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作了简明扼要的点评，读来颇感亲切。

吉辛小说《诗人的手提包》，梁遇春 译，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版

梁遇春大概是最早把吉辛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译者之一。不过，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应是吉辛的《四季随笔》（李霁野译，台湾省编译馆1947年1月初版）。如果梁遇春不英年早逝，他很可能也会翻译此书。

《鬼恋》第三版

《鬼恋》是徐訏的成名作。手头有一册香港印行的《徐訏先生著作目录》（印行时间和机构不详，估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印），其中这样介绍《鬼恋》：

本书为作者成名之作，出版以来，已销至五十余版，迄今仍未稍衰，盖其想像之微妙，构思之奇谲，写人物之生动，写情感之真挚，始终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为千万读者所赞许，所激赏。

徐訏小说《鬼恋》（第三版）， 上海夜窗书屋1941年版

虽有点广告之嫌，这段对《鬼恋》的评价还是比较实事求是。不过，尽管一鸣惊人，持续畅销沪港等地，《鬼恋》何时初版？却是一个谜。《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初版）作“成都东方书社1943年2月初版”，《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作“成都东方书社1943年1月初版”，显然都与事实不符。成都“初版本”只是《鬼恋》在成都由东方书社所出的“初版本”而已，《鬼恋》真正的也即最初的初版是在上海，而且时间也应早于成都版。但《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初版）作“《鬼恋》（短篇小说）1938，夜窗书屋”，仍与事实不符。这是徐訏作品版本史上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笔者近日得到一册《鬼恋》第三版，终于可以大致解答这个难题了。

《鬼恋》第三版一九四一年六月由上海夜窗书屋出版，列为“三思楼月书之一”。有必要先略作解释，“夜窗书屋”是徐訏自办的出版社，专出自己的作品，“总经售”委托上海西风社；“三思楼”是徐訏的书斋名；所谓“月书”则是每个月印行一种徐訏自己的新著或重印旧作之意。令人欣喜的是，《鬼恋》第三版之末有《再版后记》和《三版后记》，先照录《再版后记》：

本书初版本有几个错字，现在发现的都改正了，还有一处未能改正，特更正在这里，那是第八十四页第十行“我们要努力享受一段的快乐。”应作“我们要努力享受这一段快乐。”

《鬼恋》于二十九年四月出版，不到一月，即已销罄，总经售处时催再版，但我因只能购少数纸料以充新书之用，所以想索兴将来与其他月书一同再版，因而搁下；现在还是无法可允我同时再版几本书，所以我暂时决定每月再版一种，第一种就先再版本书。歉仄的是已经让许多朋友们久候了。

再照录《三版后记》：

在再版后记中，我说到“三思楼月书”要每月再版一种，但在实行的时候，一本新书外加一本再版，实在感到烦忙。而现在又有些书需要三版，所以这计划不得不有所改动，碰巧最近身心欠佳，新书拟暂停一下，因此在这个时间中，拟尽可能的将应当再版的东西同时赶一点出来，省得许多想有“三思楼月书”全书的朋友常常感到残缺，也可免我对于这方面种种询问时时感到抱歉。

一九四一，五，二七。

把这两则“后记”结合起来分析，不难看到如下三点：一、虽还未见初版本原书，但据徐訏本人所说，《鬼恋》一九四〇年四月由上海夜窗书屋初版；二、在一年多时间里，《鬼恋》已经三版，若不是受到主客观条件限制，《鬼恋》还可以更多版；三、当年想购读“三思楼月书”全书的读者“很多”。沧海桑田，而今还有人珍藏全套“三思楼月书”吗？

常任侠编新诗选

常任侠以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研究家而闻名海内外，但他早期创作新诗，还编过《现代中国诗选》，就鲜为人知了。

《现代中国诗选》，孙望、常任侠 选辑，重庆南方印书馆1942年版

《现代中国诗选》署“孙望、常任侠选辑”，重庆南方印书馆一九四二年七月初版，土纸本。虽然署两人合编，但此书《前记》署名常任侠，所附录的长文《抗战四年来的诗创作》也出自常任侠之手。因此，有理由认定这部新诗选的编选工作主要是常任侠做的，他在南京“土星笔会”时的诗友孙望只是领衔而已。常任侠在《前记》中也说得很清楚：

这里我选取了三十六个人的诗，有如三十六枝芬芳的花朵，虽然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姿态，但都是美好的，可爱的。因为用着争取自由平等而流的血，去灌溉培养的产品，所以显得那么灿烂，那么壮健鲜明。

也就是说，此书所选的三十六位作者的新诗都创作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们中既有艾青、李广田、徐迟、汪铭竹、常任侠、孙望、覃子豪、邹荻帆等抗战前已有诗名的诗人，也有袁水拍、力扬、陈迩冬、彭燕郊、冀汸、李满红、杜谷等抗战后崭露头角的诗坛新秀。书中所选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这几年间发表的新诗，发表刊物既有《中国诗艺》《诗创作》《抗战文艺》《现代文艺》《诗垦地》《七月》《新蜀报·蜀道》等名刊，也有较为偏僻的贵阳《力行报·骆驼》、《柳州日报·新诗潮》、耒阳《国民日报·文地》等地方性文学副刊。若不是被此书选入，这些新诗作品，尤其是发表在地方性文学副刊上的，恐怕有相当部分都难以保存至今。

此书所选以长诗居多，郭尼迪的《向法兰西召唤》竟有一百五十多行，胡明树的由“二十二首短诗连成的长诗”《原上草》就更长了。可见当时新诗人大都诗情澎湃，难以自已，抗日救亡自然是这些长长短短的诗作的主旋律，但限于篇幅，只能选录一二以见一斑。较短小的是艾青的《树》：

一棵树 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

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根伸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

稍长的是厂民的《大熊星》：

在开阔黯黑的夜空里/大熊星射出银亮的清光//极北的寒冷不能使它抖落/长夜的寂寞也并不感到厌倦//它以不变的坚贞守住岗位/向黑暗作顽强的嘲讽和反抗//艰辛地在夜里跋涉的人/你们认不清道路迷失了方向吗//请抬起颓丧得下垂的头/大熊星正举着发光的手在向你指示

有必要指出的是，自从新文学兴起以后，为新诗编辑选集一直不断。《新诗集》（第一编）一九二〇年一月由上海新诗社出版部初版，比胡适大名鼎鼎的《尝试集》还早了两个月。后来又有许德邻编《分类白话诗选》、新诗编辑社编《新诗三百首》和北社编《新诗年选》（1919年）等。社团新诗选则以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为代表，而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当然更具权威性。常任侠编的这部《现代中国诗选》是全面抗战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选，自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之后，孙望又编辑出版了《战前中国新诗选》，闻一多也编选了更具涵盖性的《现代诗抄》（闻一多遇刺后才编入他的文集），都是研究中国新诗史必不可少的选本。

新见傅雷致刘英伦函

虽然《傅雷著译全书》（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4月初版）早已问世，傅雷文字仍有遗珠之憾。二〇二一年西泠印社秋拍会上出现一通傅雷致刘英伦函，不能不使人意外惊喜。

《傅雷著译全书》（全二十六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

刘英伦是著名画家刘海粟长女。傅雷与刘海粟本是知交，刘一九二九年到法国，结识在法留学的傅雷，傅雷教刘法语口语，并常替刘当口译。傅雷结束留学，又与刘同船回国。到沪后即在刘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执教，曾为刘之画集撰序。但一九三六年画家张弦亡故，傅雷认定张弦“受美专剥削，抑郁而死”，故“与刘海粟决裂，以此绝交二十年”。（《傅雷自述》）现存傅雷书信中并无致刘海粟信，也就可想而知。

然而，这通傅雷致刘英伦函写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九日，证明一九五六年时傅刘两家已恢复了友谊。此信写得亲切具体，作为长辈，傅对刘长女身体和成长的关心充溢字里行间，也不失风趣幽默，照录如下：

亲爱的孩子：

一个多星期以来，老想给你写封信，不料忙得头昏脑胀，毫无办法。我说头昏脑胀，并不是形容过甚，而是确有其事。在外面连日开会，回家还有客人；客人走了，还得准备发言稿，弄到十二点，接着几天不睡午觉，便头痛起来。因此更佩服那些忙人，有那末好的体力与精神，应付四面八方，甚至应付八面十六方！我一向躲在家里，这一次连去开四天会，就把正常工作完全丢了，人的精神也不济了，头脑也不能集中了，真是未老先衰之象！

前接来信，又在会场碰到你爹爹，知道你体温纪录始终保持，太高兴了。但愿从此一帆风顺，一天比一天壮健。可是自己还得小心，不要略微好了些，便在饮食寒暖方面大意。

心里真想和你谈谈这次开会的感想，可惜没时间。爹爹过了年要去江西。我也可能去，正在打听交通工具的情况。我的腰痠是无论如何不能在火车上坐一夜的。就是这一点把我“将”军“将”住，不容易到处跑。换句话，倘使上海到□□要在车上“坐”通宵，我□□去的。

□□□，我还是会抽空来□你的，只是想和你单独谈□□怕不大有机会。

候候

伯伯 二月九日

妈咪！问胡六安好！

会场上颇有些小新闻，好玩的事，但只能和你当面谈。而那些好玩的事，爹爹不一定会发觉，所以不一定会告诉你们的。

此信钢笔书于对折信笺，对折处已断裂漫漶，故最后两段中有缺字和残字无法辨认，只能以□代之。（我的辨识与拍卖图录略有不同，信中第一次出现的“爹爹”，图录误作“爸爸”，沪语“爹爹”即爸爸。）但破损程度并不严重，不至于影响对全信的理解。

傅雷在信中对刘英伦说“在会场碰到你爹爹”（即刘海粟）交谈，可见他与刘的关系已经改善。而信中说“这一次连去开四天会”，还“准备发言稿”，当指傅雷一九五六年二月初参加上海市政协第一届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而且在会上两次发言。一九五六年大年初一是公历二月十二日，信中说：“爹爹（仍指刘海粟）过了年要去江西”，落款“二月九日”，时间上完全吻合。信中又说“我也可能去”，后傅雷果然于二月十七日“随政协代表团赴江西景德镇一带慰问参观访问”。（均引自傅敏、罗新璋编《傅雷年谱》）由此又可证实傅雷当时的行止，也很难得。

二〇二一年冬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