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公认的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上的经典。[1]周扬说：“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专家、教授们合作写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2]作为首部国家级“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系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自1979至1980年陆续出版以来，截至2002年的印量分别是“第1卷87万册，第2卷84.5万册，第3卷77.9万册”[3]。然而，在学科建设发展史上占有突出位置的唐弢版文学史，除去若干亲历者的数篇回忆文章外，能够回到它的生成语境中去探究各种不同力量参与文学史构造的有历史深度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4]。现有的讨论及学科评述又往往依据其正式的出版时间、将其置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重评”思潮中把握，但唐弢版文学史的主体内容特别是其前两卷主要编写于1961年至1964年。它的编写与出版之间存在一个有学术史意味的时间差，分列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学术语境。如何理解两者的断裂与连续、修改与继承、抗拒与化用等多重张力结构的纠缠是相当复杂且棘手的重要问题。

按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前言，“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开始编写本书”。[5]这里言明的是作为高教部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时间，但早在1959年，唐弢负责《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动议已开启，只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一科研院所系统。1960年前后深入参与科学院序列文学史编写的樊骏表示：唐弢负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课题，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更高的规格”，“是文学所一项既定的、酝酿很久的研究项目”[6]。学界目前对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前史部分的探讨少之又少，现存的稀有的研究又主要是依靠亲历者的回忆来钩沉史事。[7]可是亲历者的回忆由于各种可想见的原因尚无法直接作为可信的史料来立论。深描唐弢编史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揭开此前始终淹没在学科史叙述下的科学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机缘与顿挫，需撮缀诸篇，纵观通览，并广泛参证官方文件、档案材料、多位亲历者的回忆等，庶几可得其眉目。本文拟借鉴洪子诚“作为‘当代事件’的文学史书写”的视野与方法，追溯唐弢最初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社会政治背景与各种因缘际会，“以加深对当代中国知识生产与权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政治、人事脉络的了解”[8]。

一、科学院的文学史编纂谱系

1959年9月，筹划经年[9]，终于在何其芳的多方协调下，唐弢由上海作协调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唐弢自称“五十年代末自沪调京，起意于郑西谛，而促成之者实何其芳”[10]。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红皮本《中国文学史》作为“第一部红色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1]引发的学生编史热潮也引来了周扬、邵荃麟、何其芳等文坛高层的冷思考。

据《文学研究所所志》，1959年3月，何其芳在所内传达周扬对文学研究所的指示“研究机关不能只抓普及，主要是提高”；4月中旬，周扬亲自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编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提高学术水平必须要有学术讨论”；几乎同时，上级机关指定中国作协和文学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文学史问题”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北大1955级红皮本文学史及师大中文系师生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文学讲稿》。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陆陆续续开了四次讨论会，会议由文学研究所实际负责人何其芳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轮流主持。有意味的是，6月5日，何其芳在所内传达周扬“反简单化的精神”，指出开国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中学术批判的缺点是“简单化”，宣称“不要把批判说得压倒一切”。[12]12天后，何其芳在“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发言，笼统赞扬红皮本文学史后，长篇累牍、尖锐且全面地批评了其“简单化”的弊端，“不仅指向具体的论述，也涉及所依据的理论和论述方式”[13]。

虽然何其芳的发言一上来就谦称“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我国的文学史”，但自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之初，就设有与“古典文学组”“文学理论组”等并立的“中国文学史组”，该组组长即由副所长何其芳兼任。发言的末尾，何其芳有感而发：“文学研究所也曾有过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计划。我们非常惭愧，由于计划的多次变动和其他许多工作上的缺点，至今尚未着手编写。但社会上迫切需要用新的观点写的中国文学史，我们是很知道的。”[14]他表态称，“热忱地盼望和预祝”高等学校编写的各种文学史通过认真的修改成为“较好的文学史”，这里暗含的话语逻辑是红皮本文学史在未经认真修改之前尚算不得“较好的文学史”。而何其芳发言的另一种弦外之音是“文学研究所也在编写文学史，他强调‘我们要搞学术性的’”[15]。

1959年春夏，当时尚未调入文学研究所的唐弢也在“文学史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发言。[16]他在上海作协工作时，就想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像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那样，把许多作家合在一起谈，“按社团、流派来谈”，“有分析，有比较”；唐弢说：“刚到文学研究所时，何其芳同志正领导写中国文学史。那时曾经研究过文学史的写法。何其芳同志要我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与那部讲古代的中国文学史衔接。”[17]所谓“衔接”，既是时段的接续，也是理念的承传。

理解唐弢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初心”，需要由科学院文学史编纂谱系对“学术性”的强调并以此与高校教材相区隔的定位入手。樊骏曾提供从文学研究所的视野观照唐弢编写文学史的简要情况。据他回忆，“1959年秋，唐弢调文学所任现代组组长”，做了“随即成立的‘文学史编委会’成员”，“表明‘现代’部分已经列入整个文学史的编撰规划”；1960年1月，高层部门召开“加强理论批评工作会议”，“专门作出由文学所负责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决定”。[18]何其芳和唐弢一道出席会议。会后，上级机关将全国各地高校师生大跃进中编写的十多部现代文学史（以内部教材为主，正式出版者少）交给文学研究所现代组写情况述评。现代组人员在唐弢的指导下分头阅读，集体讨论，1960年9月，由樊骏整理、执笔成文，终经唐弢改定后上报中央有关单位。樊骏后将报告改写成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19]虽署名为“樊骏”，但实际代表的是唐弢及其所领导的现代组。

对照来看，这篇《关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几点看法》堪称何其芳“1959年6月1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的翻版。何其芳开宗明义概括说：“我们对于文学史著作的内容不外乎有这样几个要求：一、叙述历史事实准确；二、能够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三、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恰当。”[20]樊骏执笔的评述在指出“一九五八年以后的新教材”的不足与问题时亦分为三节：“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分析评价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的问题”。[21]“从实际出发的问题”谈的是如何“严格地从实际出发，保证每个结论都能建立在分析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应的是何其芳的“叙述历史事实准确”。“分析评价的问题”与“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的问题”，与何其芳的后两点“要求”在字面上都是近似的。这绝非一种历史的巧合，甚至可以断言何其芳的发言是文学研究所现代组研判高校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摹本。

就在上级机关决定由文学研究所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同时，何其芳已经开始着手组织《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他向编写组提出三点要求：“一、材料翔实；二、论点妥当；三、文字精炼。此外，就是要有一定的见解。”1960年6月22日，何其芳就文学史编写问题传达周扬指示：“要比北大精炼些，科学些。篇幅少，写法要科学一些。”何其芳解释说：“我所理解的首先是资料上少些错误，当然也不能无错误。其次评论作家不要忽而左，忽而右。”[22]何其芳追求的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并给古代作家和作品以较为恰当的评价”；参考“近人的有关论著，从其中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23]。

巧的是，1960年7月进入文学研究所随唐弢进修并参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郝怀明恰好回忆了“何其芳对编写文学史的要求”：

何其芳对我们说，从古典文学史到现代文学史，在体制上大同小异，要求比北京大学编写的文学史科学些、精炼些。

所谓科学些，包括这样几个基本要求：一、史实叙述准确；二、文艺论争、文艺思想斗争、文艺运动、文学现象论断正确，作家作品评价恰当，体例章节安排适当；三、总结经验，找出规律，这一条对现代文学史特别重要，可直接指导今天的创作。

所谓精炼些，即是：一、内容选择问题：什么样的作家作品入选，要有个标准。如民歌民谣入选，就应选内容好，有艺术价值，确实发生过影响的。要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在文学史上发生过作用的才选。文学史不是文学大全。二、文字表达问题。

总之，要求叙述准确，论断正确，总结经验，找出规律，内容充实，文字精炼。

为此，一、关键问题是充分占有材料；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反对从概念出发。多花功夫，反复思考，多研究，才能认识事物。也就是毛主席主张的，了解情况，理论指导，得出事物固有的结论。二、反复修改。要看现有的文学史、研究文章、争论文章，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要多花劳动。这样，质量就会高些。

他一再强调要占有材料多思考。他说，要看完作家所有的作品，看前人的评论，摸清哪些问题引起过争论，哪些问题尚未解决，才能有所创见，写出有创见的学术著作。他还说，占有材料后还要多思考，要有充足的时间才能想清楚。当然也要发挥集体的力量。每次修改达到什么目的，达到什么要求，怎么做，要明确。每改一次，才能提高一步。[24]

细致分析，1960年6月22日，郝怀明尚未入文学研究所报到，肯定没有听到何其芳对周扬“要比北大精炼些，科学些”这一指导意见的传达。从郝怀明的回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何其芳对“所谓科学些”的阐述正是其1959年“文学史问题讨论会”发言的核心，亦是樊骏批评大跃进中现代文学史教材生产问题的着力点，只是表述略作调整；何其芳对“所谓精炼些”的意见及对“充分占有材料”“反复思考”“反复修改”的强调，又本自1960年初他向《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提出的“材料翔实”“论点妥当”“文字精炼”这三点要求。综合可见，何其芳对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介入之深，他将自己领导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工作经验整体移入到指示唐弢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另可对照的是1962年唐弢在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的授课记录“现代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他开篇即说：“58年以来，教材、资料共200多种，周扬最近向中央报告，指出其中缺点是简单化。这缺点是存在。”从周扬到何其芳，再到唐弢，对大跃进时期文学史编写的“简单化”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随后，唐弢讲了四点：一、“观点与材料结合问题”；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问题”；三、“文化面的问题”；四、“历史评价问题”。[25]除“文化面的问题”涉及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中的特殊性，其余三点主张皆可视为对何其芳文学史编纂法的呼应。人大“文研班”由周扬指示文学研究所筹办，最终选择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办学；1959年秋季开学，何其芳亲任班主任，唐弢调入文学研究所的同时还兼任第一届人大文研班的专职教师，安家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所在的铁狮子胡同一号的教师宿舍里。唐弢在《悼何其芳两首》的前记中写“共事十余年，相切相磋”，亦可证二人关联之深。

二、“学院式”的“集体编写”

何其芳通盘规划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在指导思想上与唐弢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前后一贯，在具体的编写原则、展开工作的方式方法上，二者也相近似。何其芳治学“最强调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所提倡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之风”，主张“大量地掌握资料”，“非常看重第一手的材料”，“为了收集资料，经常亲自进城到各书铺去访书”。[26]早在1953年文学研究所刚成立时，编写文学史的任务就已列入计划，何其芳带领几位中青年同志从《诗经》《楚辞》研究起，从汉宋明清及近人的历代注本的细读入手，“对《诗经》逐首诗的篇义和诗中的训诂进行仔细的讨论”[27]，虽进展缓慢，却毫无疑问是学问的正途。只可惜“这种‘学院式’的研究计划和研究方法”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后搁浅。在1958年大跃进的态势下，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主张短期内完成15卷乃至20卷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但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制定了“十年完成十卷本文学史的计划”。[28]在学术冒进的整体氛围中，何其芳主持的科学院文学史编纂计划难能可贵地保持着有条不紊的节奏。

然而，“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出版”使这个刚刚好不容易确定下来的“十年十卷”的文学史计划被放弃，先变为“三年三卷”，后由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组的青年同志改为“三年计划，一年完成”。于是，紧锣密鼓，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迅速展开，先确定书的体例特点，将文学史编写组按时段细分为三，确定三个小组各自的责任人；随后进入初稿写作阶段，每个人按分配到的章节进行撰写，写一批，小组内甚至大组里讨论一批，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初稿成型后，全体编写人员住到高级党校招待所，集中讨论三个月，同时在全国近200位同行专家中征求意见，再集中修改六个月。“从务虚到务实，从计划的制定到任务的落实，从拟定提纲到写样品，从修改到定稿”，何其芳“都亲自参与、过问”，“全书的编成，同他花费了很大精力是分不开的”[29]。初稿写作虽在一年内完成，但反复修改和打磨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还长。从1959年动议到1962年出版，还是耗时三年。何其芳的持重稳健由此可见一斑，他在特殊的年代里将“学院式”的编史方式尽可能地保留了精髓。

1960年春，唐弢受命编科学院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初，同样“没有立即上马”。他深感文学研究所“现代组人手严重短缺”，既凑不出余冠英、钱钟书、范宁这样堪称“金字招牌”的分段负责人，也缺乏胡念贻、曹道衡、王水照、刘世德、邓绍基一类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人，无法像实力强劲的古代组似的直接承担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只能依靠中央有关部门“从北京、辽宁、吉林、江苏、云南的高校和作协借调多位同志参加这项工作”。[30]一方面，唐弢要求现代组的同志：“用两年时间，查阅现代文学的原始杂志和报纸副刊，包括有关的作品集；强调一定要看第一手材料，并且做出编年史式的卡片。为此，还作为一条纪律规定：两年内不要写文章。”[31]另一方面，严格要求借调人员读书，开列详尽的理论、作品、期刊等各类书目，嘱咐“要多读，多思，要占有第一手材料”。[32]

团队聚合后，唐弢先组织大家“围绕着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目的和任务、思想斗争的教训和问题、文学运动的经验和规律、作家思想的发展道路、创作的艺术成就、现代文学的分期等问题，以及当前高校现代文学教材中存在的问题等”[33]积极讨论，确定著史体例，拿出章节方案；再根据成员情况按时段分为若干小组，从版本学、目录学等传统学问的正路入手做资料索引，“先从所里的图书馆查起，后又跑了北大、北图、北师大、作协等处的图书馆，从晚清到解放以前的作家作品都查，重要作家解放以后的作品也要查”[34]，在摸清中国现代文学的存藏“家底”后，编写组集中精力阅读报刊杂志、作家作品。

与浩如烟海的古籍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更依托于新型媒介的报刊和新式印刷的出版机制。唐弢对地毯式的搜寻资料、阅读原始报刊的推重，看似是现代文学专业特有的学术训练，但归根到底是何其芳反复申说的从充足而广泛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做起；从传统来看，是乾嘉学问的治学方法，就政治言之，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尽管是在学术跃进的语境下，唐弢依旧非常沉得住气，取法何其芳在文学研究所创建之初所用的“学院式”的研究计划和研究方法来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求速成。

在组织方式上，唐弢也借鉴了何其芳的集体编写模式。今人论及文学史的集体编写模式容易将北大1955级红皮本文学史与科学院版《中国文学史》混为一谈，误以为同。实际上，文学研究所自建所以来筹划的文学史编写就是集体研究，分工合作，但追求的是稳扎稳打，既不好高骛远，也不急于求成。关于集体编写，何其芳在1959年“文学史问题讨论会”的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1955级的年轻同志们用集体的力量突击写成文学史的编写方法“是有它的限制和缺点的”，“为了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不得不把整个集体分为许多小单位，这几个人去编写这一章，那几个人去编写那一章，然后把它们拼合起来。这样这个集体就不能进行通盘的贯串的研究，就没有充分的时间去钻研一些困难的重大的问题，就不可能期望找到中国文学史的一些具体的特殊的规律。……如果在十分短促的时间内，用那样的编写方法，就能够把中国文学史的规律弄得很清楚，倒反而是奇怪的事情了，那就成了真正是宗教上的奇迹了”[35]。因此，何其芳组织《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时，尽管也是多人合作，但更重视集思广益、互阅稿子、层层讨论、反复修改的流程，老专家指路与把关并重，同时广泛征求同行专家的反馈意见，多方面提高编史质量。相较来看，文学研究所现代组此刻尚不似古代组那样“人才济济，阵营鼎盛”[36]，也没有建所之初已经陆续展开的编史基础，一切仍在草创阶段，唐弢没有给编史工作规定完成日期，放眼长远，不搞突击。尽管唐弢初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尚未完全打开局面和全线铺开，但就集体编写模式而言，已在靠向何其芳的理念。不想，计划没有变化快，何其芳与唐弢联手规划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正式开启仅一年就被迫终止了。

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唐弢心心念念、兢兢业业在文学研究所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流产了，却意外主编了作为首部国家级规划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界惯于谈其从编写到出版、历时十八年甚至染有传奇色彩的艰难困苦、曲折坎坷，却对1961年唐弢内心的纠结和取舍语焉不详。尽管严家炎、樊骏和郝怀明等人的回忆里有所提及，但若干说法彼此矛盾，相关背景和史事细节仍有诸多有待厘清之处。

三、时势的转向与唐弢的选择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一周后，教育部召开了为期十天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着重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全会的八字方针。2月10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教材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总结了1958年以来高等学校教学改革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越改越乱，学生不读书，也没有书读’的现象。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限期在半年内解决教材问题。”[37]2月21日，林枫代表中央文教小组，传达中央书记处关于教材问题的决定：“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下学期都要有教科书或讲义，而且要在上课前发给学生。……今后编书，应以教师为主，要有领导地编。”中央书记处责成周扬抓文科教材建设。[38]

很快，周扬在京组织各地文科专家会聚。据严家炎《教学与科研活动纪事》，“1961年3月，被教育部调到周扬主持下的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同时被调入编写组的有：北京大学王瑶，武汉大学刘绶松，山东大学刘泮溪，北京师范大学李文葆等十余人。[39]实际上，1961年3月初，只是“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之预备会”[40]，初步确定了文科教材的内容及计划安排；4月12日至25日才正式召开文科教材编写会议。据《王瑶年谱》，4月会议后，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编委会，王瑶分担一部分编写工作，并担任抗日战争时期分组的责任人；5月，“按教材编委会的要求集中住到中央党校编写教材”。[41]

唐弢回忆，作为全国文科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原本预定“由北京师范大学主编”，但“北京师大原来一些老师如丁易、穆木天、彭慧、钟敬文、黄药眠等，去世的去世，被错划的错划”，所以“除中文系副主任李文葆外，又邀请北京大学王瑶，武汉大学刘绶松，以及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院等校的一些教师参加”。[42]樊骏回忆，北师大为主的文学史编写“进行一段时间后遇到一些困难，周扬指定由唐弢出任该书主编”。[43]按郝怀明的说法，1961年5月初，“高教部想让文学所和北师大合作编写现代文学史”[44]。然而，据文学研究所的资料显示，4月29日，何其芳和蔡仪在全所大会上传达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精神，“决定由理论组、现代文学组承担《文学概论》《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45]。此次传达距离闭会仅过4天，可见“文学所和北师大”合编的计划正是在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上做出的。或许，樊骏全凭记忆谈其大概，而郝怀明有自己的日记可供翻查，只是忽略了一个“时间差”：从何其芳在所内传达到唐弢向进修人员传达，还是隔了几日。

关于上面下达的新任务，唐弢说：“周扬提出两部现代文学史合并，开始我不愿去，何其芳也没同意让我去。”[46]对此，郝怀明补充了具体的细节：

周扬同唐弢等人的谈话，希望很快编出一部文学史应付下学期对教材的急需，对这部文学史要求不高，只要求以现有文学史中公认较好的一本为底子，吸收其它本的长处，并根据各本所提供的材料范围，作一次审查订正推敲，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强革命性和科学性。……商量的结果是唐弢负责写鲁迅部分，其他由北师大负责编写，唐弢只去做三次指导。[47]

这份回忆得到了亲历者张恩和的认可，亦称“当时对这部文学史要求不高……但对完成时间要求较急，即要求8月底完成，供新学年开学使用”[48]。而这些信息又可与官方文件的记述相合。1961年2月，彭真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正是“限期在半年内解决教材问题”，也就是8月份完成，不耽误9月新学期开学使用。周扬1961年4月12日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里明确表态：“我们现在来开会，就是要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在现有的基础上把教材编出来，不能让学生没有课本。”[49]1961年5月19日，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的文件里也称：“建设文科教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而目前又迫切需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解决主要的教材，因此对教材质量的要求不能太高。只要材料比较充实，观点大体妥当，尽可能做到观点和材料统一；叙述简明、扼要，比较适合学生的程度和教学的要求；就可以了。”[50]这一口吻与郝怀明记述的周扬对唐弢的劝说十分一致。

郝怀明的说法也补充了严家炎的回忆。严家炎称：“那时中央有关部门正组织力量统一编写文科教材,王瑶、刘绶松、刘泮溪先生等十多人都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工作。我们从指导思想到编写体例、章节安排先后讨论了几个月,唐弢先生有时以顾问的身份来参加编写组会议,却不是编写组成员。由于群龙无首，编写工作进展比较缓慢。”[51]所谓“以顾问的身份”参会大概就是唐弢去做的“三次指导”。

对唐弢坚辞主编的选择，郝怀明释为“觉得这样一来等于借兵给别人用，到头来所里拟编写的现代文学史还得重新再搞”[52]；樊骏推测：“可能考虑到由文学所自己编撰的文学史任务要单纯得多，也更便于贯彻自己的意图，何其芳和唐弢最初都不愿接受这新的任命。”[53]然而，有一点依然说不通。《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编委会1961年5月方才集结于中央党校，8月底之前交付，满打满算只需应付四个月，何况周扬一再放松要求，可据现成教材“审查订正推敲”，根本不需原创。唐弢完全可以一口答应，敷衍成书，交差了事，9月份仍可继续编文学研究所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此这般，既不开罪于周扬，也不存在征用所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问题。按樊骏的说法，文学研究所编写组当时尚未“形成具体明确的计划和详细的体例章节”[54]。郝怀明则说，1961年5月，“组里同志已写完论点提纲，有的已写出部分初稿”。[55]可是即便这样，周扬口中的“现成教材”也绝不是要让文学研究所奉献出完全不成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妨断言，从外在的事功层面的猜想可能会造成误读。

就内在性格而言，唐弢自言“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农民的性格”，“有时候自己在心里叮嘱：洒脱一点吧！变通一点吧！然而没有用。固执，拘谨，环境改变了我的外貌，却没有移动内在的秉赋”[56]。在相濡以沫45年的妻子眼中，唐弢“诚挚忠厚，不伪不滑，诚以待人。当面说得好听，背后给人一刀或背信弃义，说违心话这类事是绝不做的”[57]。在交往半生、过从甚密的晚辈朋友看来，“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很高，又一点不肯马虎”[58]。从性格判断，让凡事认真、以“锲而不舍”的慢精神自勉立身的唐弢在编写文学史的事情上学会变通、顺应机宜，几乎不可能。

从性格入手的解读，固然更进一步，但仍显迂远。将唐弢坚辞主编之事置于北大1955级红皮本文学史事件的后续辐射中观照，当可近真。何其芳或公开或私下反复拿红皮本文学史为例来谈编写文学史当引以为戒的注意事项。唐弢在何其芳领导下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何其芳编写文学史观念的了解颇深。4个月的时长在强调集体的年代对个人来说不算什么。但要求4个月编出一部通行全国的教科书，在严肃的学者看来，简直是儿戏，是急于求成，是急功近利，与红皮本文学史短时间内的左倾冒进有何差异，更会造成国家资源的严重浪费。

1961年春夏间，唐弢既以旁观者身份与高校文科教材序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同时又加紧了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节奏。５月下旬，他先后两次在所内召集全组开会讨论，详细谈论了“文学史编写中的点面线结合问题”；6月初，安排郝怀明“去西安查阅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出版的刊物和书籍”；7月6日，召集全组开会讨论“高教部组织的北师大现代文学编写组拟写的结构提纲，并结合我们拟的方案，看人家有何长处，然后取长补短，制定出一个能够更好地体现周扬意见的章节安排”[59]

其间，颇有意味的是，５月31日唐弢结合周扬对高教部教材编写小组所拟现代文学史结构的意见与所内编写组的谈话。他不断地将高教部与科学院两边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原则做对比，主张学习周扬讲话之外，也表明了自己的对话意识。唐弢认为，周扬“他比我们更进了一步，要求对当时的全貌有更全面的了解，有更高的概括能力，强调历史的贯穿性，历史地位的评价”，更多强调了文学史的“面”，即现代作家“反帝反封、鼓吹反抗、个性解放、民主精神”等“共同的特点”，但“点”的问题讲得较少。在唐弢看来，“点就是风格，包括思想风格，艺术风格”，“文学史既要写出共同点来，也要写出不同风格来”，“只有面，没有点，笼笼统统，就不成其为史”。[60]唐弢虽不愿过度参与高教部教材编写小组的文学史编写，但却常常以之为参照，从中揣摩、把握周扬的意见，又希望能编出科学院自己的特色。编出可与“教学型文学史”角力的“学术型文学史”的念头已在唐弢心中闪现。

四、“学术型”与“教学型”的纠葛

正当唐弢努力地维持着在高教部与科学院现代文学史编写组中“顾问”与“主编”两类身份的某种平衡时，变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唐弢自述：“后来经不住周扬一再催促，我带了所里路坎、樊骏、吴子敏、徐迺翔、许志英等人一同去。”[61]“一再催促”四字听起来紧迫、细品却有点轻描淡写，没有细节。樊骏说，当时“周扬对文学所负责的另一部教材的提纲很不满意，相当严厉地批评了该书主编；唐弢担心自己‘抗命’不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不敢坚持己见”[62]。钱中文称，蔡仪写成的《文学概论》提纲，“据说在天津会议上给领导否定了，于是这位领导自己拿出提纲，要别人按他的提纲写作。蔡仪先生只好照办，组织力量，勉力写成初稿”[63]。两相对照，被周扬严厉批评的教材主编就是负责《文学概论》的蔡仪，而“要别人按他的提纲写作”的“这位领导”正是周扬。

蔡仪《文学概论》大纲讨论会在天津连开数日。《周扬文集》第3卷收录了周扬参加以群、蔡仪各自领衔的《文学概论》编写讨论会时的5次发言记录，其中有三次是天津会议时的讲话。读樊骏和钱中文的回忆，倘只在字面上理解，会误将本次天津会议当作批判会。实际上，细读3次讲话，便能发现周扬不仅不算面目可憎，甚至可以说是讲得相当入情入理。兹举数例如下：

教科书不一定每一章都要批判修正主义。……我过去也有机械论的东西，譬如世界现和创作方法的关系，过去我就有简单的理解。这几年，教条主义、机械论在某些同志中又有发展，对别人的不同意见动辄扣帽子，吓得别人都不敢讲话。……目前的提纲，整个说来，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文艺思想，方向是对的，但在叙述上应当采用历史的方法，不要只用概念的方法。（8月9日）

“文学反映各方面的生活”，以此来区别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不行。首先，“各方面的生活”的提法不严密。……其次，宪法、六法全书等等，也反映“各方面的生活”，是不是文学呢？（8月12日）

提纲中有些东西说得很机械，要多些辩证的与历史的东西。……个别的表述方法，修改时还可以推敲、斟酌。例如说到接受遗产只讲唯物主义的东西，难道唯心主义遗产就一点好的东西也没有？……关于毛主席，在提纲中不要提“高峰”，固然他的确是高峰。只把他的贡献具体指出也就可以说明了。……写法，史料应该多些，文章写得活泼些。（8月15日）[64]

平心而论，周扬的这三次发言，态度温和，语辞恳切，表达不同意见常从自我批评开始，细致具体，有理有据。

1961年8月，正是周扬踌躇满志的高光时刻。两个月前，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在新侨饭店成功举行，敢于提出“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等问题的“文艺十条”得到热烈讨论。周扬在天津参加文科教材会议的同时，正在主持继续修改“十条”。黎之回忆说，定稿时，周扬很高兴并得意地说：“这是文艺上第一个纠‘左’的文件。”[65]因此，从周扬在讲话中建议蔡仪将“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贯彻到书本中去”，也可推知天津《文学概论》大纲讨论会是在“纠左”的氛围中进行的。

可以印证的是，时任蔡仪《文学概论》编委会学术秘书并负责记录周扬讲话的张炯在访谈中表示：蔡仪《文学概论》最初的提纲“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纲”，“第一章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然后是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生活等章节”；“周扬对《提纲》最主要的指导意见是，不要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框架搞提纲。他认为，文学概论应该按文艺本身的各种规律来写，如本质规律、创作的规律、内容与形式构成的规律、文艺的欣赏与批评的规律、文艺历史发展的规律等”[66]。

几方材料对照阅读，倘若认定张炯的回忆是可信的，那么蔡仪偏于保守的提纲被周扬否定也并不算过分的事，唐弢对“自己‘抗命’不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的担心也就无从谈起。拨开亲历者叙述的迷雾后，原本清晰的唐弢同意周扬嘱托的叙事链条又断开了。

1961年8月，在天津举行的《文学概论》大纲讨论会规模较大。以群带领的《文学概论》（出版时更名《文学的基本原理》）团队由上海赴津参会。何其芳与唐弢也在场。身在会上，唐弢竟仍惦念所内编写组的情况。他从天津写信给所内的编写组，要求组内传阅北师大拟定的现代文学史大纲，“先在小组内征求意见，准备将来大组讨论时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届时邀请北师大编写组前来参加讨论。[67]从语气口吻来看，此时尚是两个现代文学史编写组的互相交流，并未显示兵合一处的迹象。

目前，唐弢应允出任高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之事，缺乏充足的可证资料。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至迟到9月中旬，唐弢已经决定担起国家级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这一时间点，在文学研究所编写组成员郝怀明和北师大编写组成员张恩和的各自回忆里相一致。

至于唐弢转变心意的原因，不妨根据现有资料略加推测。首先，天津会议开到8月中旬，只是完成了大纲讨论，连周扬亲自重点抓的《文学概论》教材都无法完成9月新学期交付使用的预定计划。已然拖过了8月交差的中央半年限期，唐弢不需要再去配合着完成自己所厌恶的因陋就简、一味求快的突击式的文学史写作。张恩和回忆说：“9月中旬，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决定停止原拟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临时应急计划，正式成立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任命唐弢为主编，由北师大陈灿负责党的工作。”[68]这一巧合，是否可以认为：唐弢出任主编的条件或许正是要求周扬停止作为临时应急计划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抑或周扬自己放弃了突击完成现代文学史教材的计划。

其次，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具体操盘中，改变了很多旧有的想法，也总结出不少新的经验。龚育之的评价是“周扬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69]。这些可以从1962年5月《周扬同志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看得很清楚。该报告是周扬对一年间高校文科教材编写情况的及时回顾。据周扬的报告，预定编写教科书130种，截至1962年3月底仅出版十五种，“预计八月前可以完稿的十八种”，“年底可以完稿的二十二种”，“三项合计共五十五种，占计划编选的教科书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其余的将在今后两三年内陆续完成”。周扬还反思说：“去年工作开始时，我们曾提出文科的教材建设既是一个限期完成的任务，又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从这一阶段工作看来，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的确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要建设一整套既符合教学实际需要又具有较高水平的文科教材，不是短短几年之内所能完全解决的，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周扬重点介绍了先进经验“集体编书必须实行主编负责制度”，“人选最好由主编挑选”。他批评了过去几年集体编书经验的缺点在于过分强调集体，“强调短期突击，忽视个人作用”；推崇“精神劳动必须以个人独立钻研为基础，必须重视个人研究和个人写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必要的集体协作，才能获得成效”；“凡集体编选的书，都要有主编。全书的编选和争论的问题，主编有最后决定之权”。[70]

上述科学的认识和周到的考虑当然不只是为唐弢量身定做的，但能得出这些认识的周扬却可以是唐弢改弦更张的“定心丸”。关于领导高校文科教材建设，龚育之说：“周扬准备以他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影响，来庇佑这项交付给国内这一大批第一流学者的宏大工程。他对主编们说过：政治上我负责，学术上你们负责。当时有人半带敬意、半开玩笑地说：周扬要当一代文宗！”[71]倘若说在天津的《文学概论》大纲讨论会促动了唐弢内心转变的话，也绝非是震慑的作用。唐弢的动心未必全是屈从，或许他真切感受到了周扬身上发生的巨大改变。

樊骏提供过一个唐弢下定决心前的细节，即“何其芳的折衷方案”，建议“组成文学所和高教部两个写作组，由唐弢同时担任主编，分头编写两部各有侧重的文学史”，但“被唐弢认为根本没有实际的可行性而作罢”[72]。何其芳所谓“两部各有侧重的文学史”即是指为文学研究所编专家型的文学史，为高等教育部编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其实，“折衷方案”并非不可行，只是1961年秋季不似四个月前，已经错过了一手托两家的最好时机。周扬这边已不求速成，放宽至两三年后完成；特别还强调“以个人独立钻研为基础”，重视“个人研究和个人写作”基础上的集体协作，且主编全权负责，可一锤定音。作为主编，唐弢不仅获得了高度集中的执行权，还可守住“以个人独立钻研为基础”的学术底线。在周扬的认知里，“教材的水平正反映着整个学术界的水平，同时通过教材的编选和讨论，又有助于活跃学术空气，推动学术研究、人材培养，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73]。倘若果真能实现，它将是“学术型”与“教材型”兼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作为主编，唐弢先对原有编写组做了较大的人事调整。精简已有人员，补入自己团队，形成了文学研究所与北京师范大学各占6名的对等格局。唐弢带去党校的基本是现代组的人，而安排“来进修的同志全部留在所里读书，搞论争资料，各自研究一个专题”。郝怀明说：“此后，唐弢坐镇党校，忙于编写教材，我们就不大容易见到他了。”[74]樊骏直接表明：“说是集中力量，将两个编写组合并，其实文学所的编写组不复存在，文学所计划编写的文学史也就此勾销了。”[75]唐弢没有给自己准备随时撤下的后路，只能背水一战。

至此，向来极少为人注意的一段消逝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的历史场景渐次清晰。然而，事与愿违，政治形势一波三折。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出版时，“学术型”与“教材型”兼顾的期望仍是落空的。尽管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几代学界同人眼中的文学史经典，但唐弢本人对这套教材始终颇有微词[76]。他费心费力数年甚至累到突发心肌梗塞险些“献出了生命”[77]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终究还是辜负了他的初心。

注释：

[1]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史学史、研究史将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列为专章或专节。

[2]语出《周扬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见于商金林讨论该讲话记录两个版本的论文的附录，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2期。

[3]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4]杨庆祥专著的第一章以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个案，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前史”。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1页。

[5]《前言》，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6]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7]宫立对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前史做过梳理。宫立：《“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第三章第一节，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8]洪子诚：《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红色文学史”的编写》，《文艺研究》2020年第11期；《作为“当代事件”的文学史书写》，《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

[9]1957年11月，郑振铎写给唐弢的信中已然说：“关于你参加文学研究所工作事，其芳同志和我说起了好几次。”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16卷·书信，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10]唐弢：《悼何其芳两首》，《唐弢文集》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11]《第一部红色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关于“中国文学史”座谈会的综合报导》，《文学遗产》1959年第242期。

[12]《文学研究所所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内部印行），第124-125页。

[13]洪子诚：《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红色文学史”的编写》，《文艺研究》2020第11期。

[14]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59年总第271期。

[15]《文学研究所所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内部印行），第125页。

[16]《文学研究所所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内部印行），第125页。

[17]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唐弢文集》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

[18]《文学研究所所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内部印行），第128-129页。

[19]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20]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59年总第271期。

[21]樊骏：《关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几点看法》，《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22]《文学研究所所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内部印行），第129-130页。

[23]《编写说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2页。

[24]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25]杨伟：《周扬与人大“文研班”及“文科教材”编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感谢杨伟博士的资料分享。

[26]曹道衡：《回忆何其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岁月熔金（一编）：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3-45页。

[27]曹道衡：《回忆何其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岁月熔金（一编）：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28]邓绍基：《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岁月熔金（一编）：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9页。

[29]邓绍基：《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岁月熔金（一编）：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9-242页。

[30]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31]徐迺翔：《唐弢同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32]范林清：《岁月悠悠情悠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金训敏：《不熄的明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33]《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34]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35]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36]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59年总第271期。

[37]徐公持：《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岁月熔金（一编）：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38]刘光主编：《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1949-1987）》，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39]《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页。

[40]严家炎：《人生的驿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41]傅同钦、克晟：《记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兼忆翦老与郑老》，《翦伯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42]《王瑶年谱》，《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379页。

[43]《浮生自述——唐弢谈他的生平经历和文学生涯》，傅小北、杨幼生编：《唐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44]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45]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46]《文学研究所所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内部印行），第134页。

[47]《浮生自述——唐弢谈他的生平经历和文学生涯》，傅小北、杨幼生编：《唐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48]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49]张恩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一些情况》，《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1期。

[50]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页。

[51]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7页。

[52]严家炎：《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53]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54]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55]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56]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57]唐弢：《“锲而不舍”》，《唐弢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90页。

[58]沈絜云：《四十五度春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

[59]张恩和：《悼弢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60]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61]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62]《浮生自述——唐弢谈他的生平经历和文学生涯》，傅小北、杨幼生编：《唐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63]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64]钱中文：《深切的怀念——回忆蔡仪先生》，杨汉池、王善忠等著：《蔡仪纪念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65]周扬：《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周扬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272页。

[66]黎之：《回忆与思考——“文艺十条”—“文艺八条”》(下)，《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期。

[67]张炯：《周扬与中国当代文艺界——答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吴敏教授提问》，《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

[68]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69]张恩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一些情况》，《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1期。

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百年潮》1997年第3期。

[70]《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61-863页。

[71]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百年潮》1997年第3期。

[72]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73]《周扬同志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62页。

[74]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75]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76]樊骏：《死者和生者共有的遗憾——记唐弢同志几项未了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185页。

[77]严家炎：《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项目编号：20&ZD280）阶段性成果]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海内外中文文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