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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1715—1763）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也是借助于文学形象传达了深刻见解的思想家。关于他的生平记载，可靠的文献依据并不多，民间笔记的记述则多有矛盾之处。但是，“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有一本百科全书般的《红楼梦》存在，我们则可以“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心雕龙·知音》），实现与作者的心灵对话，体悟作者对百年兴变的哲思寄托。

当下，“红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对象、学科方法以及学术话语，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独有的智慧、气度、理念、神韵。《红楼梦》已当之无愧地成为民族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曹雪芹亦如一颗明星，在文学艺术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曹家兴衰

1715年初夏，曹雪芹诞生。他的诞生地是“昌明隆盛之邦”的南京。

南京江宁织造府峥嵘轩峻，在红烛高照、金碧辉煌的大堂中，一家老少满怀期待，期盼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幸的是，三个月前，孩子的父亲曹颙就已去世。此刻，在全家充满惊喜的目光中，迎来了一个男孩的诞生。此时，大堂外后花园子里的树木山石，弥漫着蓊蔚茵润之气，天上下起了小雨，夹带着微风，雨丝缠绵，随风成片。

曹雪芹满月后数日，六月初三，被皇帝钦点继任江宁织造的叔父曹頫上奏：“连日时雨叠沛，四野霑足。”此即曹雪芹名霑的机缘。天时可否带来地利与人和，带来一个家族命运的转变，成为人们心中的悬念。曹霑的“霑”字取《诗经·小雅·信南山》中“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一句，有“世霑皇恩”之意。

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等，都是皇上康熙钦点的江宁织造。这个家庭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诗礼、文士、戏曲等社会状况有着复杂关系。

曹家原本是明朝驻守辽东的下级军官家庭，被清军俘虏后，自辽东“从龙入关”，实际上是由明入清，从此由汉人社会进入旗人社会。到北京后，曹家入内务府，曹玺供职侍卫，曹家定居北京。这是曹家入清后兴盛的起点。从康熙二年（1663）曹玺出任江宁织造到雍正六年（1728）曹頫获罪抄家，再到这次回京，已过去65年。其间，曹寅曾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二十九年(1690)回京居住6年。

回首历史，中国不会再有第二个这样特殊的家族了。曹家既是包衣奴才，又是钦点大臣；既靠武功立家，又是诗礼簪缨之族。曹家高祖曹玺被皇上重用，领江宁织造。去世后，其子曹寅接任江宁织造。江宁织造在康熙帝的垂顾之下，居然成了曹家世袭的职务。而此时的曹寅，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六品织造了。他作为因多次接驾有功得到升迁的三品官阶的大臣，可以和康熙皇帝说任何话：官场观察、世风民俗、文人士子、演剧印书、遗民隐士等，超出了皇帝和当地最高地方官员的关系。两人之间的通信、往来应答，无不默契，达到了无话不谈、心领神会的地步。话题时而私密，时而闲淡轻松，阅读完或当即销毁，或转交要署议处保存。

可是这个大家族，如今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要说家族中人丁不旺，需要过继至亲晚辈才能延续世职；就是和皇上的亲密关系，也随着祖父曹寅去世、新皇雍正即位，慢慢失去了：曹頫不能汇报皇帝想知道的事，皇帝也看不上这个织造的办事能力。这意味着曹家难以再担此重任，江宁织造的世袭制即将终结。果不其然，在一片惊恐之中，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先是雍正帝亲自催促曹家还清前任织造任上的亏空；再是进一步清查账目又发现新的巨额欠款；再是接到曹頫在山东骚扰驿站、勒索财物的报告。于是，老账新账一起算，煊赫六十余年的江南曹家被雍正皇帝抄家问罪。忽兴忽灭，荣枯无定，万般世事，转瞬即逝，这个犹如闪电的家族仿佛只是人们面前耀眼的幻影。

雍正六年（1728），曹家迁至北京。迁京之前所经历的抄家，可谓惊天巨变，全家人有的被枷号，有的被变卖驱散，江南金陵百来口人家的大家族，星散各处。这对13岁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来的曹雪芹而言，将是怎样一种星河倒悬、刻骨铭心的记忆！

到京城之后，全家在蒜市口局促的十七间半平房中落脚，惊恐之余，只能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岂知家遭消索，数年来更比瓦砾犹贱”。至乾隆八年（1743），曹家彻底落败。关于这一点，曹寅的朋友在回忆、追念故交的诗文中已有所透露。诗人屈复写了一首怀念曹寅的诗：“直赠千金赵秋谷，相逢几度杜茶村。诗书家计俱冰雪，何处飘零有子孙？”（《曹荔轩织造》）赵秋谷即赵执信。赵执信与曹寅、洪昇等人皆为好友。康熙年间，赵执信受洪昇《长生殿》文字狱的影响被罢官，后被曹寅邀请至金陵游玩。曹寅了解到赵执信家计艰难，便慷慨恭送其一千两银子。屈复在这里怀念曹寅，就是对他礼贤下士关怀落魄文人高尚情操的一种推崇。一个如此诗书传家、积善积德的家族，现在却是“子孙飘零”，怎不令人感慨系之，扼腕长叹。曹氏偌大一个家族，即使回到北京，家族中有其他位高、身尊、权重的至亲，但曹家安富尊荣的故事也难以再续。

此后，曹雪芹曾到右翼宗学任职。乾隆十三年（1748）前后，他开始与敦敏、敦诚兄弟结交，成为契友。敦敏有“昔年同虎门，联吟共结社”（《吊宅三卜孝廉》），敦诚有“宴集思畴昔，联吟忆晦明”（《闻迪集》）的诗句，见出其趣味相投。曹雪芹在诗句中被描绘为：“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䍠倒著数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带着无数的疑问，带着对于家族命运的思考，带着对昔日江南繁华生活的回忆，曹雪芹于乾隆九年（1744）开始了《红楼梦》的创作。一边写，一边改；一边自我否定，一边不断深入，愈改愈奇，有如神助，欲罢不能，渐渐有了鸿篇巨制的模样。乾隆十九年（1754），《红楼梦》抄本开始在京城流传，并开始被评阅评批，评阅评批者的署名有脂砚斋、畸笏叟等。

乾隆二十七年（1762），寒冷的冬季里，曹雪芹因爱子夭亡，不胜悲痛，于暗夜沉沉的除夕凄然病逝。葬后，其续娶的“新妇”孑然飘零，不知所终。

百年望族，在曹寅一支，至曹雪芹一辈，身后却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犹如《红楼梦》中的贾府，“贾政还欲前走，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 。

创作《红楼梦》

乾隆九年（1744），曹雪芹年近30岁，开始了《红楼梦》的创作。此时正是“无可奈何时”：“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

在小说的开始，曹雪芹夫子自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又据脂批，到甲戌年（1754），其关系亲密者、创作见证者脂砚斋，已经第二次评批《红楼梦》（此时称《石头记》）手稿了。

可以说，自乾隆九年（1744） 到乾隆十九年（1754）的十年间，是曹雪芹对《红楼梦》进行十年创作兼修改的时期。“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修改，那么作者在改什么？

根据手抄过录本的版本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作者将女娲炼石补天遗落的顽石、点拨后的通灵宝玉和三生石畔灵河岸的神瑛侍者合成一人。石（玉）与人成为“二而一”的关系。

第二，作者将风月小说修改成了世情小说，删汰掉了那些污人妻女的笔墨，包括秦可卿的故事、贾瑞和王熙凤的故事、尤三姐的故事。最初，作者想写一个《风月宝鉴》的故事，想借风月故事来劝诫人们，延续家业辉煌，必须戒除“滥淫”。最终作者对这些人物进行了“洁化”处理。

第三，作者将贾宝玉由一个纨绔子弟改造成了一个情痴情种、至情至性的“情僧”形象。

然而，这些变化，并不是曹雪芹期待的最终稿。后四十回，曹雪芹未来得及仔细披阅、修改。

曹雪芹大概没有意识到他移居北京西郊的近十年，就是自己的晚年。这十年，曹雪芹的精神上无比自由轻松。“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然而自然环境、朋友交游却能让作者心意舒畅、健笔凌云。敦敏（1729—1796）号懋斋，敦诚（1734—1791）号松堂，兄弟俩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作为《红楼梦》完成的见证者，他们非常关心曹雪芹的创作。因为曹雪芹立意要彻底完成对《红楼梦》书稿的修改，所以他周边的朋友也一直期待着他完成全璧。乾隆二十二年（1757），与曹雪芹曾经朝夕相处、交谊颇深的敦诚，写下了一首《寄怀曹雪芹》的诗。其中“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二句，意在鼓励曹雪芹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将《红楼梦》写下去。因此，从乾隆十九年（1754）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除夕逝世，其间曹雪芹的朋友时时关心着曹雪芹的“著书”事业，对其“书未成”而遽然逝世，感到无比遗憾。在曹雪芹死后，敦诚到曹雪芹家，看到《红楼梦》的一部分遗稿，这应该就是敦诚所说的“开箧犹存冰雪文”（《挽曹雪芹》）。

“家世之隐”

《红楼梦》展现出来的是“真事隐”之后的“假语存焉”。“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曹家明明是四代世世为官，作者却偏偏要写脂粉闺阁；明明是家族事变如骨鲠在喉，作者却偏偏要写风月情浓的世情人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小说的文本中探察到曹雪芹家世与身世的蛛丝马迹。

小说中贾府最主要的“大客厅”荣禧堂，其堂上对联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御赐“荣禧堂”，再次彰显贾府与当今皇上的关系，而“黼黻”表面上写的是千针万线、鲜艳华丽的官服，实际上却透露着曹家任职江宁织造的家世背景。

小说第二十六回有一段小红与佳蕙的对话。小红受气后赌气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佳蕙回道：“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怎么样做衣裳，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

宝玉居然以“做衣裳”为主业，实际上也是暴露了曹家的身世背景。

《红楼梦》庚辰本第二十七回留存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眉批：“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丁亥夏。畸笏。”

实际上，即便不看后四十回，《红楼梦》也是写了抄家的，只不过是江南的甄府被抄家。这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曹家。

《红楼梦》第七十五回，贾珍从朝廷官报中掌握了甄家被抄没家私的案情。回到家中，他同夫人尤氏谈起这件事。第二天，尤氏又将这一信息告诉身边的几位老嬷嬷：“昨日听见你爷说，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怎么又有人来？”尤氏离开李纨处，赶往贾母住所。刚进门，她看见王夫人正在向贾母汇报甄家被查抄的情况。“尤氏等遂辞了李纨，往贾母这边来。贾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说甄家因何获罪，如今抄没了家产，回京治罪等语。贾母听了正不自在，……点头叹道：‘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日赏月是正经。’”可见，贾母听此抄家之事，是极不耐烦的，还劝王夫人不要管别人家的事情。

甄家被抄家后，有几位女人急匆匆来到荣国府，她们个个心事重重，慌里慌张，面如土色。老嬷嬷对尤氏说：“正是呢。才来了几个女人，气色不成气色，慌慌张张的，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情。”

而这个家族不仅有被抄家的耻辱，还有接驾的荣光，这在《红楼梦》中也是隐写的。对此，甲戌本第十六回有“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庚辰本有“真有是事，经过见过”等批语，将此前元妃省亲实写南巡的论说坐实。而“红学”考证大家胡适也曾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对此作过阐述：此处说的甄家与贾家都是曹家。曹家几代在江南做官，故《红楼梦》里的贾家虽在“长安”，而甄家始终在江南。上文曾考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皇帝就住在他的衙门里。《红楼梦》差不多全不提起历史上的事实，但此处却郑重地说起“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大概是因为曹家四次接驾乃是很不常见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觉地——或是有意地——把他家这桩最阔的大典说了出来。这也是敦敏送他的诗里说的“秦淮旧梦忆繁华”了。但我们却在这里得着一条很重要的证据。因为一家接驾四五次，不是人人可以随便有的机会。大官如督抚，不能久任一处，便不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只有曹寅做了二十年江宁织造，恰巧当了四次接驾的差。这不是很可靠的证据吗？

除元妃省亲外，《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还有一处隐写：探春掷签后，众人哄笑“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这两王妃的玩笑话，显然是以曹家史事入小说。萧猛《永宪录》载曹寅“二女皆为王妃”，综合档案记载，一女嫁平郡王纳尔苏，一女嫁康熙帝侍卫（一说是嫁给了某蒙古族王爷）。

毋庸置疑，《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不管在细节上，还是在大关节上，都具有自传性。

主题转换

百年兴变，无疑是曹雪芹构思小说的聚焦点。他对家族悲剧、兴亡之变的思考，一直在不断延伸。“雪芹旧有《风月宝鉴》”，《红楼梦》是从《风月宝鉴》修改而来。风月宝鉴的故事，包含现在小说中我们所能见到的贾瑞的故事、秦钟的故事、薛蟠的故事、贾琏的故事、二尤的故事、妙玉的故事等。那时小说的主题仿佛偏重于劝诫主题，仅从道德上总结家族衰败的原因，但这显然是不够的。从写一家事到写百家事，从纪一世家到纪百世家，这个转变是小说日后成为经典的重大改变。

写一个家族故事，以自身家世为原型，曹雪芹未必没有过这样的考虑，因为这种切身体验，在艺术描写上会产生亦真亦幻的效果。但是记录自我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能否对更多的读者产生感染力，则是曹雪芹必须考虑的。上述几个场景、情节，说明了《红楼梦》与作者的身世体验是密切相关的，但作家显然不是在忠实地记录家族历史，或者为家族洗白、辩诬，或者辱骂皇帝以泄私愤。作者曾明确地说，他写小说并不是为了伤时骂世、毁谤他人。作者更是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说，这个大家族悲剧是“自杀自灭”的悲剧，包括家族内部兄弟不和、嫡庶矛盾、内部斗争等。对家族命运的思考，没有使曹雪芹的心胸更偏狭、极端、偏执，而是使他的眼界更开阔了。

关于小说的书名，从《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到《情僧录》《石头记》，最后定名为《红楼梦》，仅从五易其稿的题名变化，就足见曹雪芹对于主题变换思考的审慎。

《红楼梦》的《嘲顽石幻相》这首诗中有“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一句，被曹雪芹晚年的朋友张宜泉在《四时闲兴》中赞为：“百代兴亡成戏剧，一家哀乐尽荒唐。”这里的荒唐言，不是自暴家丑，而是为了写透世情。

就小说主线而言，似乎宝黛爱情是《红楼梦》的最主要内容，至少是小说中最能打动人心的艺术描写。《红楼梦》最早的昆曲改编和子弟书传唱，都是以宝黛钗的感情纠葛为主要内容的，因此也获得了大众的喜爱。红学家认为，家族兴亡或者理家治家是小说的故事背景。然而，小说之妙在于写事不如写人、写实不如写虚、写理不如写情。事实上，《红楼梦》既是爱情小说，又是家族兴亡小说，二者妙合无垠，也是小说具有神思品格的体现。刘勰说艺术家的创作“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诚哉斯言！《红楼梦》的作者的感兴，始终贯通南北、此岸与彼岸、真与假、情与幻、正与邪、实与虚、清与浊、隐与显，这是艺术构思文本细节与情节的基本路径，也是借离合之情写家国兴废的宏大哲思的感性寄托。

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

后四十回是不是续书？

《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不是续书，是每一位读者都关心的问题。

人们不相信后四十回是曹雪芹的原笔，是因为每读到第八十一回，自此开始，就会对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文笔的不同所震惊。“文拙思俗”是人们对后四十回艺术和思想的概括。“文拙”体现在叙述呆滞、笔法不活；“思俗”体现在缺乏思想境界，与功名利禄的陈腐思想划不开界限。20世纪“新红学”诞生后，胡适更是通过考证，否定了程伟元和高鹗的说法——来自于民间搜求和集腋成裘的汇集，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撰写的。于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后四十回的著作权不属于曹雪芹。

高鹗对《红楼梦》钟爱有加，对于曾经参与补订、摆印《红楼梦》津津乐道，并以“红楼外史”自我标榜，所以很容易让人们怀疑到他就是后四十回的作者，为了兜售私货，反而隐瞒自己提笔撰写的事实，蒙蔽了不少读者。假如高鹗作了后四十回，那么后四十回则肯定是续书。

换个角度来想：如果高鹗果真是后四十回的作者，那么高鹗该是多么高超的文学家啊。程伟元给高鹗的时间不到10个月，去掉印书所花5个月的时间，高鹗可以从容写作的时间不到5个月。在5个月的时间里，又要模仿语气，又要梳理文脉，又要接续情节，又要让人物性格发展，又要挽结全书，共完成将近24万字，这恐怕是文学超人才能办到的。

当今的大多数红学家认为，高鹗、程伟元所说的补写不是续写，而是截长补短之“补”，是查漏补缺之“补”，是前后接榫、使书成全璧之“补”，后四十回是高鹗之外的另一个人所撰。那么，后四十回还是续书。

曹雪芹确实是遽然而逝，这种意外的发生很可能是“书未成”的原因。但他从近30岁开始创作，到近50岁逝世，他的写作时间还是充裕的。一个作者拿着半部书反复修改，就是不完成全书，这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其实，更多的信息对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

乾隆时期的周春（1729—1815）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之前，就见过八十回和一百二十回不同的《红楼梦》，说明高鹗之前已经有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阅红楼梦随笔》）。高鹗、程伟元说，他们也看到有的抄本有前八十回的文字和后四十回的回目，只是缺少后四十回的内容而已。

高鹗、程伟元搜集来的内容需要和已掌握的回目目录相匹配、照应，是程、高二人首先要关注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他们具有比我们更多的条件来判断后四十回内容是否能与前八十回合成全璧。所以，当代学者启功先生曾以诗赞曰：“三曹之后数芹侯，妙笔高程绩并优。神智益从开卷处，石狮两个一红楼。”

后四十回保留了小说线索的延续和发展（将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矛盾进行到底），人物形象没有越出性格逻辑（宝玉作为第一主人公依然是悬崖撒手、归彼大荒），小说结局形成了悲剧结局（爱情婚姻悲剧与大家族败落的悲剧），等等。所以高鹗、程伟元整理编订《红楼梦》，对于《红楼梦》成为经典和成功传播，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指责后四十回的观点往往说，后四十回的“家道复出、兰桂齐芳”的结局是团圆的结局，不同于原来“大散局”的悲剧预设。其实，《红楼梦》的笔法向来是悲中含喜、悲喜交集的，一味地要求“死光光”不仅不符合生活真实，而且也达不到悲剧艺术的效果。鲁迅曾说：“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基本肯定了后四十回的悲剧性，这是颇具眼光、令人信服的论断。

其实，我们更愿意相信，后四十回中有曹雪芹的构思（回目）和遗墨遗稿（照应），也有高鹗的修补功夫（原后四十回的稿子曹雪芹只是草草而就，缺乏如前八十回一样的润饰提升）。如果说起著作权，后四十回理应属于曹雪芹。只是，前八十回曹雪芹修改得充分一些，后四十回未来得及充分修改而已。

“非传世小说”

曹雪芹逝世不久，爱新觉罗·永忠（1735—1793，其祖父是康熙第十四子允禵）就从敦诚叔叔墨香处看到《红楼梦》，乾隆三十三年（1768）写诗咏叹之“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永忠的叔叔瑶华道人（名弘旿，乾隆皇帝堂兄弟）读后赞赏永忠是曹雪芹的知音，并评道：“《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非传世小说”决定了它最早的流通方式。今天我们看到的《红楼梦》手抄本，达十二三种之多，面貌各异。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红楼梦》才有印本，这距离曹雪芹逝世已经近三十年了。

可以说，《红楼梦》前三十年的流传，是基于作者朋友圈中的誊抄和评点。瑶华道人所说的“非传世小说”，即作者撰成的文稿是为志趣相投的朋友之间的文学切磋而呈现的，目的不在于广泛传播。这也是由小说文本的性质决定的，它不善于讲一个短小完整、引人入胜的故事，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之下众声吆喝着推进识读，而是需要在静静地品味、揣摩、比较中把握、领会稍纵即逝的文气和文脉。

程伟元、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各种抄本仔细对照、比勘的基础上，将《红楼梦》细加厘剔、截长补短，使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接榫，变成一百二十回出版，从此《红楼梦》才有了定本，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非传世小说变成了每家必置一部于案头的“畅销书”。于是，“开卷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辞开始在京城流传，一时间，《红楼梦》风靡全国。

那么，《红楼梦》中的“碍语”是什么呢？

乾隆时期，是封建王朝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因文祸而被杀头、株连九族的事例不胜枚举。所以，曹雪芹故意抹去了时代、民族、政治等印记，让这个小说虽为写实但却无法指实。小说中借空空道人之口，说道：“据我看来：……无朝代年纪可考……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这个小说里，没有大奸大恶，没有时时跳将出来的小丑，没有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也没有善政明君和丰功伟业，有的是小才微善的女子。另类的题材，靠什么才能吸引人？曹雪芹要写事体情理，而不是琐碎的家族往事；作者要写从来少入历史记载的女性人物，而对男性人物敬而远之。越是难以索解的历史原型，越是虚无缥缈。但是，在批书人脂砚斋那里，书中所潜藏的许许多多往事，被半遮半掩地透露、指点出来。

比如曹寅书房的西堂故事，比如曹寅也经常说“树倒猢狲散”，比如“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甲戌本第二回侧批：“先为宁荣诸人当头一喝，却是为余一喝。”接着在后面正文“雨村看了，因想到：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处，有侧批曰：“一部书之总批。”

曹寅逝世，曹雪芹尚未出生。曹寅的话，曹雪芹的叔父曹頫知道，而曹雪芹只能通过曹頫的转述听闻到。把它转化为小说中的人物言辞，则似乎只有曹頫能够指点出来。

清人裕瑞（1771—1838，清朝宗室。字思元，豫亲王多铎五世孙）在《枣窗闲笔》中记载：“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叙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又“余闻所称宝玉系雪芹叔辈，而后书以雪芹为贾政之友，为宝玉前辈世交……”

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叔，贾宝玉是以曹雪芹的叔辈人物为原型的，也被裕瑞点明。

当然，我们需要的更多信息，脂砚斋没有说明，并且滴水不漏。这正说明，脂砚斋与作者关系密切，与作者是利害关系人。

其实，曹雪芹的家族，与清朝早期皇室有着密切关系，这在当时的京城并不是一个秘密。这也直接关系到了曹雪芹的命运。曹雪芹居住北京，监护人叔父被枷号，而祖父、父亲则成为上层社会与官场上下讳莫如深的名字。为什么如此？因为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与康熙皇帝关系密切，一直承担着非常特殊的任务，即作为皇上的江南耳目，需要为其提供关于官场气象、世风民情的特殊信息，因此曹寅得罪了不少比自己地位高、权势大的官员和家族。要言之，当时康熙和曹寅的关系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君臣关系，两个人之间的交流达到了公私不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程度。江南的许多官吏被曹寅奏报，许多年景民情被曹寅反映。曹寅不仅要汇报自己通过广泛交往所了解到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还要监督当地总督、巡抚和其他钦差的为官之道包括言行和作为。因此，康熙一边将曹寅的密折尽可能地销毁，同时也提醒曹寅毋向朝中其他人包括继位太子透露这种交往关系。尽管如此，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曾经风光无限的家族，回迁北京，一旦失势，那么无以名状的猜测、落井下石的报复将会如期上演。曹家人在北京，包括曹雪芹不能不躲躲闪闪，隐名埋姓。

曹雪芹曾叫曹天佑，后来他放弃了这个名字，他的北京朋友也帮他隐匿这个名号。新的名号，比如梦阮、芹溪、芹圃等，和前一个名号之间已经看不出有多少关系，也没有出现在曹家家谱中。从脂砚斋的批语看，动感情的描写不得不吐出真实感受，而要从现实中发现家族中任何隐秘的真实联系，则语焉不详，令人费解。我们无法根据我们今天的需要来要求当年的批书人，而批书人的心中“碍语”才是阻挡我们跨时空交流的真正障碍。

情空与情本哲学

清代诗人黄遵宪在日本时向彼邦人士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

《红楼梦》是爱情故事、家族故事，写了纯真爱情与世俗婚姻的矛盾，写了代表新与旧的、父与子的矛盾和冲突，但它同时又具有形而上的哲学内容。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探讨过《红楼梦》的哲学内涵，赞誉她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比之于同样是文学经典的《桃花扇》来说，后者是“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

《红楼梦》的故事也是从宇宙开辟来讲的。“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从鸿蒙开始，来到人世，宝玉历情幻的故事，被空空道人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绝无伤时诲淫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闻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红楼梦》的主旨不是色空或色空观，而是情空观。因为作者在色与空之间加上了“情”，没有“情”，则“色”与“空”无所依傍，“情”是色空说教的桥梁。所以在空空道人眼中，《红楼梦》的主旨是“大旨谈情”。故事不在往生与来生，就在此生。

《红楼梦》描写了不同人生的各样情态。在人际关系中对于情的表现，蔚为大观。其中最为显眼的莫过于贾宝玉的“情不情”，即贾宝玉是千古情痴第一人。这个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阐释了李渔“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的情本哲学。贾宝玉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境界是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物我两忘、唯美唯情。

早有人说过，贾宝玉具有传奇性，他不是衔玉而诞、缔造者是女娲、被神仙带入凡世吗？那么这些传奇性只是为了增加可读性吗？是一种吸引读者趣味盎然地读下去的叙述策略吗？有这种含义，但不是全部。

文学经典《红楼梦》不是一部“写平凡”的小说。贾宝玉、林黛玉都是西方灵河畔的“世外之人”，他们是神瑛侍者、绛珠仙草临世，他们没有世俗人的世俗烦恼，为衣食住行而挣扎；他们是情痴情种，一个要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人间阅尽春色、深尝大恸之后归彼大荒；一个则要用一生的眼泪来还清孽缘，为情生、为情死，仅此而已。这真是一种千古不尽之情！

发泄儿女真情，即大旨谈情，这就是作者的意图，借真情儿女写出曹雪芹征服人的本领是将一种不平凡的人生写得真实亲切、写得有根有据、写得令人信服、写得令人感动。因此可以说《红楼梦》的价值首先在于情真——能够让人通过文字沉潜下去，去体会愿望和激动。这不是说庸常的人生不真实，而是庸常的人生常常显不出更深的人性——人性的深度。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不用说了，即便是薛宝钗、王熙凤、贾母等都是“深不可测”的。

否认贾宝玉、林黛玉之间有一种生死之恋真情存在的人，否认他们的生存在遵循另外一种逻辑，根本不理解宝黛的行为逻辑的人，是不必与之争论的。因为这些人不懂贾宝玉、林黛玉的情天恨海，不懂他们天情般的爱的体验，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不能完全懂得作者赋予妙玉、晴雯、尤三姐、龄官、五儿、司棋等形象的寓意，不能理解这些不能甘受他人驱遣之人的人格独立价值与刚烈精神。曹雪芹笔下这些人物至少拒绝了世界一半的人，是作者深深迷恋的一群人。他着迷于他们的人性，估算着他们的精神高度。说他们“直烈遭危”也好，说他们“人不人鬼不鬼”也好，曹雪芹借文字显示了他们最容易被忽视的存在、最容易被误解的存在、最容易被遗忘的存在。曹雪芹借助于无知无识无贪无忌的“赤子文化”，反对的是腐败虚伪的儒家文化——变形的儒家文化，曹雪芹张扬诗性文化、反对礼教文化，用大观园中青春美反对园外禄蠹文化、权谋文化。曹雪芹不是反对进入社会，而是反对异化社会——与本真人性敌对的社会，曹雪芹沉醉的大观园，也许这正是作者心目中的社会理想的范型。这个园中女尊男卑、女清男浊，“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是因为“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阮籍语）。在这个大观园不大不小的道场中，万物负阴而抱阳，曹雪芹所钟情的女性美、纯情美已成为开辟鸿蒙的新起点。

“红学”是显学

曹雪芹曾自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一本书成为一门学问，“红学”业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对象、学科方法、学术话语，这绝对是曹雪芹所没有想到的。自《红楼梦》诞生以来，由朋友圈到士大夫阶层，再到市井细民，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稳步上升，在20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更是成为不可置疑的文学经典。为了成为“解味人”，不辜负曹雪芹的痴心与匠心，全国成立了越来越多的“红学”组织，越来越多的读者成为“红迷”。据2015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调查，当时全国“红迷”达4200万之多。

“红学”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的存在，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它超出了文学，其曹学、脂学、版本学等涉及文献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包括考据学、校雠学、文本分析法、美学批评法等。实践证明，多学科协同，多层次开拓，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才能挖掘其本身的丰富价值和内涵。自20世纪以来，历次文化思潮或运动，《红楼梦》都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红学”，在新时期之初独领风骚，成为我国学术发展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经过新时期以来近四十多年的壮大发展，依然被海内外学术界誉为永葆活力的常青树。

“红学”在我国的发展，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文化奇迹。每年都有近百部学术著作出版，每年有近800篇学术论文发表，仅就《红楼梦学刊》发表的研究成果而言，自1979年创刊，到今天出刊两百多期，发表研究论文超过5000万字，《红楼梦》“百科全书”的价值和“千门万户”的风景次第展开，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独有的智慧、气度、理念、神韵，《红楼梦》当之无愧地成为民族文化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曹雪芹泉下有知，当心有欣慰，可以放心安眠了。因为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正成为“解味人”，跨越时空在和他进行着默默的心灵对话。

是的，“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