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2年2月27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胡适等电哈佛校长》，副题为“申谢罗氏对日本经济制裁之建议 并望各国采有效行动维世界和平”。消息内容为：“国闻社云：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氏（Lowell）对日本在华之暴行，曾向胡佛氏有经济制裁之建议，特于昨日致电申谢，说明中国为自卫而战之经过，并希望参加各条约签字之国家，采取有效行动，以维世界和平。”

这条新闻所报道的这封信，是如何商议写就的，又是如何发出的呢？

并未收录于《胡诗全集》

1932年2月27日《大公报》的这则消息后面，“兹将原电移译如左”：

美国哈佛大学罗威尔校长大鉴：

读先生等向贵国胡佛总统之建议，铭感曷已。谨藉申谢之便，将同人等对于贵国暨各文明国之希望一略陈之。同人希望无他，即以具体行动，保持世界和平是已。盖目前问题，已非中日两国争执之短长，而为日本所采之行动，是否危及世界之问题。夫日本占据中国领土，轰击中国国军，甚且炸毁中国民居及文化机关，中国方面生命财产之损失，为量极巨。如此而犹谓非战争，则战争一字，果作何解乎？苟任日本以维持权利为借口，无故与中国开战，则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开洛格公约俱成废纸矣。同人等不希望世界以助中国之故，与日本开战，自卫之责，中国当有任之。虽在内乱频仍之后，天灾肆虐之余，约条束缚之中，中国亦唯有努力奋斗。今幸举国上下，精诚团结，决定任何牺牲，均所不惜。唯中国为签订上述各项神圣条约之一员，故吾人亦极望各国能履行其所应尽之义务，立取有效行动，以维世界和平。时机紧迫，多一日延宕，则多一日危险。犹忆欧洲大战时，设令一九一四年八月格雷爵士将英国态度向德国作更明确之表示，则空前之流血惨祸，或可不致发生。殷鉴不远，言之惕然。

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梅贻琦、袁同礼、陶孟和、陈衡哲、任鸿隽

此信《胡适全集》无论哪个版都没有收录。从此消息导言中“特于昨日”这句话，可推知此信是1932年2月26日发出的。

1932年1月28日晚10时许，一·二八事变爆发。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发动了针对中国当时经济命脉所在地上海的侵略战争。

就在这两天，胡适患上了盲肠炎，而且溃烂，在丁文江的极力劝说下，2月15日住进协和医院割治。给他开刀的医生叫楼斯，手术倒也成功，但楼斯又犯了个错误，竟然将一条纱线落在伤口中，导致他伤口拆线后久不收口，每天都要抽脓。一位有经验的护士天天用热毛巾在上面烫敷才使伤口渐渐好转，并由此发现了那条落下的纱线。纱线抽出后，伤口彻底痊愈。这一折腾，胡适在医院里一下住了45天，直到4月初才出院。

既然如此，这封信是怎么商议出来发出的呢？住院期间，胡适没有记日记。其他人也没有相应记载。自然无从找出确切实际情形。但我们仍可以从胡适日记中找出端绪来。

试图对国民政府有所建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正值太平洋会议要在我国召开（10月21日至11月2日）。胡适立即和陶孟和、颜惠庆、丁文江、陈衡哲、徐淑希等人商讨应该抓住这个“极好的机会”，“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当国民政府国难会议即将召开时，胡适又和丁文江、翁文灏宴请“国难会议的北方熟人”周作民、王叔鲁、汤尔和、蒋廷黻、徐淑希、陈博生、傅斯年、周诒春、林宰平、李石曾、任叔永等人。建议此次会议，既要讨论中日问题，也要关注“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

这说明此段时间胡适和参与发电的这些人一直在关注着时局，并试图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有所建议。由此他们成立了独立社，并决定出版周报（即《独立评论》），定期确定主题聚餐讨论，以使这种讨论固定化、建议系统化、成效进一步得以彰显。

当太平洋会议即将召开时，胡适还和先期到达北平的美国代表商议会议如何开法，针对胡适等人之前的担心，“鉴于日本军阀占领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到共识，故建议会议延期”（9月23日日记）会议召开期间，“司徒雷登和斯莱德女士皆认为艾博特的态度很偏袒日本。他们要我注意，我就很留意他。但会中很忙，我不能时时和他细谈”，胡适后来记此事时，表示“深以为憾事（11月14日日记）”。

由此，胡适可能越加认识到通过公共外交或者说民间外交的方式，争取国际人士对中国时局的认识特别是中日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支持的重要。

病床上仍然关注着时局

在胡适住院期间，他还能参与讨论吗？胡适后来在文章中曾记有这样一件事：“当十九路军因浏河受胁迫从上海退兵的第三夜（廿一年三月四夜），我还在北平协和医院里，忽然有几个护士特别跑进我病室里来，手里拿着各种晚报，十分高兴地说：‘胡先生，十九路军又打回去了！日本人大败了！’我细细看了报纸，摇头对她们说：‘这个消息靠不住。恐怕没有这样好的事。’她们见我不相信，脸上都很失望；我很不愿意扫她们的兴，可是我知道她们到了明天失望还得更大。果然，到了第二天，每个护士都是很懊丧的样子；我回想她们昨晚狂喜的神气，我几乎忍不住要掉眼泪了。”（《全国震惊之后》）

这说明胡适即使躺在病床上，仍然在关注着时局并理性地分析着时局。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23日，还是胡适他们这几个人，又给时任国联秘书长德留蒙发电，声明伪满洲国成立的真相，中国人民对此的真正志愿:

吾人抗议日方不断的宣传，称所谓伪满洲国系代表满洲人民之自决。查满洲人民极大多数均为汉人，伪国名义上之领袖溥仪，以前从未至满，凡参加此项组织者均为性质可疑之以前官僚与军阀，受恫吓与贿赂之胁迫，成为日人之傀儡。伪行政院系受日人熊井操纵，每部均聘有日本顾问。自伪国成立以来，各地义勇军战事愈益增强。以日方之傀儡视作中国人民之代表，不仅为一种损害，且为侮辱。希望国联调查团能不受日人及其傀儡之干涉或操纵，使用独立方法，以证明中国人民之真正志愿。幸甚。

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陶履恭、任鸿隽、李济

此又为胡适住院期间关注时局且一直想在民间外交上为抗战助力的一大证明。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