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王彬的散文里有“三变”：一是古今观念之变；二是现代/当代自身小传统之变；三是写作手法之变。作者对现代性的切身体验、对传统文化养分的充分汲取，共同催发了此“三变”。这种变化带动了汉语散文文体的转型，或也预示了下一个阶段的散文走势。

杨碧薇

散文是什么？

凡有野心的散文写作者，都会被这一困惑所缠绕。自文学革命以来，小说的地位日益显赫，还有越来越多的小说开始跨界，在银幕上获得新的生命。而新诗，始终站在每次浪潮的最前列。尽管针对新诗的争论从未休止，但这恰好佐证了这一文体的活力。相较之下，散文呢？和小说、诗歌等文体一样，散文早已完成了向现代汉语的语言转型。如今，散文似乎人人可写，但能称之为精品的，恐怕寥寥。或许，在当下的历史进程和文学格局中，散文之难，难在如何直击现代性（Modernity）的核心，难在既容留个体经验，又扩展汉语的意义边界，难在贡献出具有价值公约性的崭新创造力。

因此，读到王彬先生的散文集《袒露在金陵》时，我喜出望外，爱不释手。这本书正好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散文范型：它散发着熟悉的当代气息，又恰如其分地保留了传统的韵味。而王彬先生，就是这股混合气息的香氛师，他用精到的手艺操控文字，萃取出一缕诱人的木香。

这缕混合木香的基调是“当代”。依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之灼见，现代性与传统的根本区别，在于“制度性的转变”。也就是说，此二者之间有本质的断裂；而现代性，是在断裂之后建立的有别于传统的秩序。在汉语语境中，当代性亦常被提及。一般意义上的当代性，也是以这一根本性、制度性的转变为大前提。很遗憾，与经历了现代主义（Modernism）洗礼的新诗、搭上了叙事学（Narratology）快车的小说相比，散文中的当代性也好，现代性也罢，总显得不够彻底，缺了点什么味。这一“味”，由王彬先生补上了：他非常重视现代社会的经验，尤其是尚在发展中的经验；对于变化着的事物，他给予深刻的观照。

例如，古人今人，对待女性的态度有何分歧？《翠屏山》写的正是这个。王彬先生提到，在《水浒传》的时代，美丽的女性得不到尊重，一旦犯了错，更是命运可悲。而他早年在汽车修理厂时，却有一名工人原谅了犯错的妻子。同样的事情，不同的结果。汽修厂的工人能原谅妻子，固然与个体抉择有关，但和砍女人小脚取乐的张献忠相比，未尝没受到时代观念的影响。要知道，事件发生的一九七零年代，女性的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提升，“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性别观经国家层面主导，正在潜移默化地教化着民众。

对女性命运的关怀，还散落在《红粉》《顾太清》《沈园香碎》等篇章中。作者写到了关盼盼、顾太清、唐婉等人，字里行间满是深切的同情，还有无可奈何的叹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依旧浸润一种淡淡的愁恻的情绪”（《顾太清》）。好一个“愁恻”，蕴藉的正是人的慈悲心，但它并非人人皆有。王彬先生注意到，《红粉》中的白居易就比较“分裂”，他一边赞美爱伎“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一边却指责关盼盼不以身殉亡夫。可见，从今人的角度来看旧时女性，观念已大不相同。其实，五四新文学以降，“女性”便成为中国文学避不开的议题。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的女性主义（Feminism）思潮，更是带动了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王彬先生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但他的立场一定受到现代思想的影响，他一定是关爱女性、支持女性的。正因如此，他的文字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充满了仁良的理解。

以上，是王彬先生散文中的古今之变。还有第二个“变”，即现代/当代自身之变。鲍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所谓当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流动性。“从现在开始，时空关系就变得是流程性的（processual）、不定的和动态的，而不再是预先注定的和静态性的。” 如今的中国也是飞速变化的，太多的新事物来不及建立法度，成为新的“传统”，便被无情地淘汰。王彬先生是北京人，北京既是古都，又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地，生活在这里，他体验到的“变”，或所谓“流动”，自然更加直接。

他非常关注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传统。与古典文学相比，现代文学的存在时间并不长，但毫无疑问，它已建立起某种“小传统”。这个“小传统”，集中展现在鲁迅先生身上。《袒露在金陵》便有若干关于鲁迅的篇章——这也是全书中我最感兴趣的部分。这些文章以鲁迅的北京生活为背景，聚焦于鲁迅与朱安、周作人、许羡苏等人的关系，探讨现代文学“小传统”之构成与流变。在《故园的女人与花朵》一文里，王彬先生提到，有一年，鲁迅居住过的砖塔胡同84号将被拆除，他为此致信西城区负责人。努力没有白费，他得到了暂不拆除的官方回应。而周氏兄弟居住过的八道湾11号，他也曾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请求保护。王彬先生所为，体现出他身为现代公民兼文人的责任心；而其行为背后的逻辑，则是基于对现代文学自身传统的认可。如今，这一新兴的“小传统”与城市改造照面，二者都处于当代的“流动”中。王彬先生能客观地看待这种“流动”，并作出表率：城市是现代文学的土壤，城市化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顺应历史之大变局的同时，尽可能地去保护各种有价值的“小传统”。

王彬先生散文的第三个“变”，是写作手法之变。不同于传统散文集中于对具象的描摹，《袒露在金陵》常使用散点透视，还铺设了诸多“虚景”。请看《旧句什刹海》：

况且，况且在元时，这里的烟波较今天要浩渺许多。其时称海，依北京人的习惯叫海子，是大运河的终点。南来运米的漕船在这里锚泊，自有一种锦帆蔽日的盛况。

这篇文章是写赵孟頫的。在赵孟頫生活的元代，什刹海长什么样，今人已无法说清了，王彬先生也顶多是在书里读到过。那么，怎么去描写什刹海，从而还原赵孟頫的生活空间，使文章的成色更饱满呢？作者的做法，是请视觉想象来帮忙。他想象当年的盛景，“烟波较今天要浩渺许多”、“自有一种锦帆蔽日的盛况”。这种手法，让我想到施叔青的《行过洛津》：这部小说有一个精彩的开头，同样是用视觉经验还原了清代的鹿港，读起来就像在看一幕电影。

再来看另一篇。在《瓦当，或涂满蜜和蜡的蜂房》一文中，作者回忆当年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特意提到了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

在263号西部什刹海的银锭桥之南，有一条叫“北官房”的胡同。在那里也有一座四合院，曾经作为学员宿舍。那个地方我也去过，插秧似的挤满了各式各样丑陋的小棚子。当然，这是现状，而在当时自然不会是这样。住在那儿的学员每天至少两次穿过银锭桥，所谓“眼波流转在眉心处”的地方，晤对朝青暮紫的西山岚影，怎么想都是赏心之事。现在呢？

这段话的时间线很有意思。“曾经”、“去过”、“这是现状，而在当时”、“现在呢”等提醒我们：作者的讲述已不是传统的固定镜头；他用的，是电影的分镜头，时而讲现在，时而又跳回当年，其中不乏个人想象。他的跳跃速度很快，但切换非常自然流畅。短短几句，便将旧日北京胡同的人文和风致，简俏地勾勒在纸上，兼含当下的主体情思。这种时空腾挪术，正是写作手法上的革新，显然受到叙事学的滋养，较之传统散文已有很大差别。

最后，我再简单地谈一谈《袒露在金陵》的语言，这也是全书紧紧抓住我的地方之一。王彬先生的语言自成一味，从容，古雅，散发着淡淡木香；既见真情流露，又有含蓄克制，在表现当代性时不失古典文学的神采风致。醇熟的语言，是作者多年淬炼的结果，颇见写作的控制力。正如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所说，控制力就是“始终在风格上和情感上掌控你的材料” ，《袒露在金陵》的语言、风格和情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作者对散文文体的自信心可见一斑。总之，围绕着散文之“变”，王彬先生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调配出一道独特的香型，用一篇篇漫溢着迷人馨香的华章，展示出散文文体所能达到的成熟度。他的开拓，或许正预示了下一个阶段的散文走向。

杨碧薇，云南昭通人。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学术研究涉及文学、摇滚、民谣、电影、摄影、装置等领域。出版作品：诗集《坐在对面的爱情》《下南洋》《去火星旅行》（待出），散文集《华服》，学术批评集《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现任教于鲁迅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