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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约稿·创作·发表·冷遇——《狂人日记》四重奏

《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四卷五号，首次署名鲁迅。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短篇小说。这个现代体式，其实是文言加白话，而并不完全是白话。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也就是内容与形式上的双重现代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

那么，划时代的《狂人日记》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鲁迅的日记当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催生者钱玄同一九一八年四月至年底的日记也缺失了，所以，后世的史家、学者、传记作者不得不依靠想象和虚构来逼近当年鲁迅写作时的情境。我们看到，《觉醒年代》便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惊异。

但是，鲁迅不可能像《觉醒年代》中所表现的那样趴在地上去写作。首先，这不是执管而书的姿势，也不是创作的气场；其次，写小说对于鲁迅来说还是相当轻松的。《狂人日记》发表十五年之后，在一篇应邀而写的创作经验谈里，鲁迅曾经提到，自己的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已经三十六岁了，他的文学积累是难以估量的深厚，留学日本时期曾经海量阅读世界文学作品，归国又有十年浸淫于传统文学当中，真正的厚积薄发，一出手便使中国新文学在其手中开端，在其手中成熟，至今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制高点。

鲁迅其实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是非常爱整洁的，那些各种回忆录里为了突出他的俭朴而大肆渲染不修边幅的描写，我认为是过于夸张了，或者说过于抢镜，以至于他高洁的一面仅仅成了精神的象征。实际上，无论是青少年时期，还是留学日本的七年，鲁迅都是非常爱整洁的。他的藏书至今已经一百年了，仍然非常干净，内里也很少当年留下的阅读痕迹；他的创作手稿改动的也不多，难以让人从中揣摩构思过程；他抄校的古籍手稿更是如同印刷的一般，令人惊叹。写作的时候，鲁迅喜欢端坐在北窗下的书桌旁，边抽烟边思考，因为北窗既明亮又没有阳光直射，因而不损害目力。尤其是，鲁迅不会在写完文章的时候，把还蘸着墨水的毛笔投在地上。当然，影视剧为了在极短的时空场景内将人物的性格塑造得淋漓尽致，只好调动能够调动的一切美学元素来集中表现，这是不容易的。鲁迅崇尚魏晋风骨，外表冷漠，内心却烧着一团火，如何在影视剧中非常抓人地展现这样一位现代“狂狷之士”，是有相当难度的。演员选择用一种有别于正襟危坐的姿态来表现《狂人日记》的写作过程，作为观众的我们也不必较真儿，获得精神上的沟通就好了。

虽然鲁迅的日记中没有明确记载，即便记载了也肯定是某日开始写，某日写毕。对于作家内心深处的创作机制，灵感的秘密泉涌，只能靠后来者推想。我们现在明确知道的五个要素是：写于深夜里；创作迅速；钱玄同与刘半农结伴到绍兴县馆来取稿件；四卷五号《新青年》的出版拖期了一个月；《狂人日记》发表后至少五年面临的是落寞的遭际。

一、如何约稿

那么，这篇划时代的作品是如何约稿的？或者说，鲁迅是如何“听将令”的呢？

钱玄同首次到绍兴县馆拜访周氏兄弟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呐喊〉自序》当中提到的著名的“铁屋子”的对话，就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据周作人回忆，指的就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份的两次拜访时所说的。钱玄同一般下午四点的时候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次年发表在《新青年》，它的创作时期当在一九一八年初春了。

一九一七年除夕之夜，也就是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这一天，周氏兄弟是怎么度过的呢？刘半农来到了绍兴县馆，也第一次出现在了鲁迅的日记里，之前当然已经多次出现在周作人的日记中，因为他们是北大同事。胡适这一天的白天也到北京大学法科去找过刘半农。在随后出版的四卷三号《新青年》上刊登的系列《除夕》新诗里面有刘半农的一首：

[一]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不当他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二]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三] 夜已深，辞别进城。/满街车马纷扰；/远远近近，多爆竹声。/此时谁最闲适？——/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

“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同样说明文学作品的约定是在一九一八年春天。那么，这个除夕之夜，三人在谈论什么内容呢？鲁迅建议文白之争发展到目下有必要上演一出“双簧戏”，也就是，由钱玄同以拟古体“王敬轩君来信”罗列旧派观点，《新青年》记者半农逐一批驳，这两部分内容后来组成《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很快在四卷三号发表，落款时间为“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九日”。也就是说，一九一八年的大年初九，钱玄同、刘半农便已经备好精彩的台词，“双簧戏”成功上演了。除了“双簧戏”，鲁迅当时还建议在《新青年》上设立《蒲鞭》栏，这是日本杂志中常设的一种栏目，相当于“介绍新刊”，以书评形式开展文明批评。“蒲鞭”就是用蒲草做成的鞭子，这个栏目是督促编译界进步人士，鞭策国人警醒的意思。

不过除夕，显示了一种告别旧世界的姿态。春节过后，也就是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五月，钱玄同频频造访绍兴县馆，可统计的就有11次之多，有时候是和刘半农结伴而来。“双簧戏”已落幕，该招“缪撒”了，也就是掌文学美术的女神，这里指的当然是文艺作品。因为《新青年》是一个议论性的刊物，除了零星的几首新诗发表之外，叙事文学主要刊登的是外国的翻译作品，国人自己创作的小说还付诸阙如。

我们看一九一八年三月二日这一天的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钱玄同日记，全都记载了三人在绍兴县馆聚谈的情形。周作人记得最详细，“玄同来谈，十二时去”，这个时候应该开始约写《新青年》四卷五号的文章了。因为《新青年》固定的发排日期是每月的十五日，并且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收集好下一期的文章。而钱玄同、刘半农编完了四卷三号，就要收集四卷五号的稿子。四卷四号是李大钊责编。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狂人日记》前面约200字的文言识语，末尾署的是“七年四月二日识”。假如一九一八年四月二日是现实中《狂人日记》写完的日子，那么其后三天，也就是四月五日，钱玄同、刘半农二人同来绍兴县馆，应该就是来取《狂人日记》的稿子的。“缪撒”果然招来，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诞生了。

胡适曾经记下《新青年》第四卷成为同人刊物后固定的轮值记者的顺序，五号记者是刘半农。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当期值班编辑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安排，比如四卷三号本来是沈尹默当值责编，但由于他眼睛不好，就交给钱玄同、刘半农二人代编。那么，四卷五号的编刊在实际操作中，也很可能仍然是钱玄同、刘半农搭档。这可以从鲁迅、胡适、钱玄同的日记中得到互证。而《觉醒年代》当中，我们看到，只有钱玄同一人前来鲁迅寓所，并且非常人设地说：“成了？”“这么说，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就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的手稿，而我将成为第一个读者。”这就有点把文学史教材的评价性语言直接搬到人物台词当中了。

二、如何创作

虽说是约到了作者，会不会辜负期待呢？事实证明，鲁迅不仅没有辜负，还给了整个中国新文学以永恒的惊喜。

《狂人日记》全篇4777个字，共分13节，加上文言识语实际上是14个部分，虽然采用了日记体，呈现出意识的随意流动，却是精心结撰，充分发挥简洁凝练的技巧，也就是同期所刊登的胡适《论短篇小说》里所提到的“经济”二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于谋篇布局，讲究效率，适合纸媒时代的阅读节奏。而《狂人日记》甚至显示了音乐结构的光彩和数学的比例美，高度提炼出礼教“吃人”的审美核心，达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振聋发聩。

“狂人”的创意可谓独具只眼，对于鲁迅来说确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有人说，“狂人”的原型是他的姨表弟。这位姨表弟叫阮久荪，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后来到山西一带游幕，置身于封建官场中，看惯了骗人、卖友、吮血，痛感自己的抱负得不到施展。长期抑郁寡欢，得了迫害狂，他在幻想中感到山西繁峙县的绅商各界到处撒下了罗网，欲置他于死地。一九一六年十月，他逃到北京，仍然觉得时刻有人追踪，经常流露出恐怖的眼神，发出凄惨的喊叫。鲁迅把他送到池田医院治疗，住院一周，不见好转，后来就送回了绍兴老家。还有人说，当时北京《晨钟报》报道了精神病医院“吃人肉”相关事件，引起了鲁迅的关注，激发了其创作灵感。也有人说，鲁迅最崇敬的“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是他的老师章太炎，好发议论，毫无顾忌地褒贬人物，经常被称为“章疯子”。“狂人”正是这样的革命先驱者的化身；更有人说，“狂人”就是鲁迅理想中的新文学作家、摩罗诗人的象征。以上种种推想都有各自的视角和道理，但我还觉得“狂人”这个词甚至可以说是大总统袁世凯赐予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鲁迅在留日时期就深思国民性问题，探究什么才是最理想的人性。这其实并不只是彼时启蒙知识分子朝思暮想的心问，袁世凯政府为熔铸国民人心，也在苦苦追寻。他们选择的是忠孝节义，肯定此四点精髓应当为普世通天的价值观。北洋政府颁布了“提倡忠孝节义施行方法”令，勒令在学校讲堂上悬挂，刊登在课本的简端，家喻户晓，激发天良，并直接施以邪恶或正义价值判断的名分压力——“由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忠臣孝子节义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乱臣贼子，狂悖之徒，邪正之分，皆由自取”。周树人作为教育部部员，被耳提面命，不知在听此训令签名的时候，是否已在心中暗暗为自己的名字打上了“狂悖之徒”的圈点？鲁迅曾经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部中风气日趋日下，略有人状者已寥寥不多见。”所做“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这就是彼时创作主体的现实体验。《狂人日记》可谓是“浸润于暗夜而来”。在某种程度上， “狂人”难道不是“蒙大总统之赐”吗？

除了“狂人”形象，“吃人”这个审美核心的提炼无疑是非常抓人的，那么，鲁迅是怎样高妙地提炼出了这一现代审美元素？众所周知，在S会馆沉潜的时期，鲁迅在大量抄校古籍，整理拓片，抄古碑，浸淫在精华与糟粕共存的传统文化当中。某一天，“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然而，写作《狂人日记》前后，周树人还有一个身份是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审核干事，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前还担任过主任，负责拟定小说的分类标准等。当时全国所有创作的新制小说，乃至发表小说的杂志都要送到周树人这里来评审，写得好的要褒奖，格调低下的要查禁。周树人平均每年要审二百多种新制小说。这事说起来也是蛮有意味的，就是从理论上讲，小说作者鲁迅是要接受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审核干事周树人的审查的。而在周树人的直接上司教育总长的训词中，什么是好的小说呢？“寓忠孝节义之意，又必文词情节，在在能引人入胜”。也就是说，“吃人”还要吃相优雅。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说：“仆审现在所出书，无不大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这个时候恰恰是其开始酝酿构思《狂人日记》的时候。是否可以这样说，鲁迅在以他的“创作的短篇小说”抗议北洋政府之“忠孝节义寓于动人的文辞之中”的小说表彰标准，用真诚的文学性虚构向虚假的道德文字发起挑战？

除了迫害狂主人公、礼教吃人的审美核心，文体采用日记体也是《狂人日记》的创新之处。鲁迅曾经说，这是受了俄国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这是确实的。鲁迅留日归国曾经带回两本剪报册，也就是自己将喜欢的文章从原发表报刊上拆解下来，自订书目，精心编选装订的一本新书，其中一本《小说译丛》是由十篇日译俄国小说组成的，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而且，这也是在钱玄同遗物当中发现的。《小说译丛》的首篇就是日本翻译家二叶亭四迷翻译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从精神谱系上来讲，《狂人日记》中的鲁迅在与果戈理持续对话，后来他自己评价说，比之要更加的忧愤而深广。

二叶亭四迷不仅翻译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还翻译过高尔基的《二狂人》，这些全部构成周树人置身其中的明治日本狂人文学的氛围。看惯了传统中国章回体小说的鲁迅，在留日时期有一段海量阅读斯拉夫民族文学作品的岁月，他最喜欢读的神秘幽深的安特莱夫，就曾经以精神病患者为原型写过小说，鲁迅还翻译过他写的《谩》和《默》。所以，鲁迅对于小说文体的自觉意识自留日时候便已经萌生。只待回到中国的土地上，在历史的契机下激发而成。而《新青年》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也可谓是风云际会，历史的车轮必然前行至此。

三、如何发表

约稿约对了人，稿子也很快写成，它又是如何发表的？这里也是有一番风景的。在《觉醒年代》当中，我们看到钱玄同飞快地跑到红楼文科学长室，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李大钊、胡适群集于此，共读《狂人日记》，心潮澎湃。

《新青年》自四卷一号宣布为同人杂志，编辑策略发生了巨大变化。记者独立策划选题、引发争论。同人之间更是频繁交流，经常面对面聚谈。四卷五号同样是精心策划的。它的意图非常鲜明，就是引导国人去关注什么样的小说才是那个时代应该有的短篇小说。其意在从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来培养新文化读者。这几位同人除了是《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者，另外都有一个与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相关联的微妙身份。比如说，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都是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的指导教师，而周树人则为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审核干事。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小说应该以什么样的现代面貌呈现给国人，这一批同道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也是有实力通过传媒去引导这个文学潮流的，无论是从理论水平、史学背景，还是翻译实战，他们都有着良好的训练和扎实的功底，而且拥有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野。现在看来，《新青年》队伍真是黄金组合，难怪后来《新青年》解体，鲁迅也万分留恋地说，成了散兵游勇，布不成阵了。言外之意，之前的《新青年》队伍的确是“同一战阵中的伙伴”。

四卷五号《新青年》的作者成员几乎都是实名的北大教授，只有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用了笔名，这在《新青年》同人中是非常特别的。周树人最初是以启明兄弟的身份介入这一群体的，那时他还不是北大聘任的讲师，而周作人则是北大教授。刊出《狂人日记》的同时，还刊出了“唐俟”所作的新诗《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唐俟”也是周树人。

四卷五号《新青年》没有如期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付印，而是拖到了六月。因为，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之后的《新青年》排版工作烦琐，鲁迅的文章需要钱玄同帮助标点，编辑环节出现了延宕。鲁迅在五月二十九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到“《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少许拙作”，这里的“拙作”指的就是《狂人日记》和新诗三首。

以上可以看出，“鲁迅”诞生于新文化生态中思想投契的同人杂志，《狂人日记》正是以同人方式编辑产出的现代短篇小说创作的硕果。

四、发表之后

《狂人日记》是不是一发表就引起轰动了呢？

这么说吧，四卷五号《新青年》销路不佳。从一九一八年发表，到一九二三年《呐喊》出版，五年间评论鲁迅的文章只有11篇。平均一年只有2篇，而这11篇里，只有3篇论述有些篇幅，其余只是简单提及，并且还不只是针对《狂人日记》。没招来什么谩骂，根本没有激起国粹派的怒斥，仍然是无可措手的悲哀，小说争鸣那是后来的事。什么原因呢？一个字，怪。这篇小说模样的东西，无论是题目、体裁、风格，乃至内蕴的思想，对于彼时的知识群体来讲都是极新奇可怪的。我们看，它其实是有着落寞的遭际的，历经五年之后才开始受到关注，也就是一九二三年《呐喊》出版，鲁迅的沉寂期才宣告结束。所以，“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那是在新文化阵营的内部。

傅斯年写的评论发表于自己编的《新潮》，吴虞的《吃人与礼教》发表在《新青年》。编者之一刘半农倒是戏呼鲁迅为“狂人”。那是一九二〇年的一天晚上，他领了北大学生常惠去拜望鲁迅，一进屋，就对鲁迅说：“这是北大的常君，来看‘狂人’来了。”鲁迅也很风趣地说：“哦！丢了人了，到这里来找人吧？”——刘半农原名“半侬”，《新青年》二卷和三卷均署名刘半侬，自四卷一号起把“侬”的立人旁去了，改名“半农”，所以鲁迅这样来同他开玩笑。这说明《狂人日记》在新文化阵营内部还是独领风骚，颇多知己的。但是即便如此，也不会出现《觉醒年代》里同人聚拢红楼文科学长室共读《狂人日记》的情景。红楼作为北大文科教学楼是一九一八年九月的秋季学期才开始投入使用的。

那么，《狂人日记》发表的一九一八年，哪篇小说入了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法眼，被评为上等，乃至褒奖呢？殊为可笑的是，鸳蝴派畅销作家李定夷著的《同命鸟》与《伉俪福》（国华书局1916年8月三版，后者也是采用第一人称日记体）一起名列其中。作者以肯定的口吻写到主人公的女儿刲骨疗亲，使母亲病情好转，并认为此种精神绝非愚孝，而是和殉夫、殉国一样是值得褒扬的节操。实际上，在一九一七年李定夷之苦情小说《湘娥泪》（1914年8月国华书局版）即获上等并褒奖，另有其节烈小说《双缢记》（1916年9月）被评为上等。看来，彼时北洋政府高度首肯的还是晚清以来宣扬忠孝节义的叙事主流，却是被新文化阵营称为逆流的小说。从《狂人日记》当中你可以清晰地辨听鲁迅的抗议之声。

《狂人日记》遭受的冷遇令人遗憾吗？不。这恰恰说明了鲁迅小说的先锋性、实验性、经典性，远远超越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能力与审美预期，而中国新文学所需要的恰恰是这样的超前力作。中国小说的现代发端有赖于现代读者的养成，对此，历史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