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邓小南：父女间“书”的传承
“看着一箱一箱的书装起来运走，我心里一下空了。”邓小南上周接受书乡采访时感叹。如果知道这些书背后承载的故事，就可以理解此时最郑重的安慰都过于廉价。
3月16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馆举办了邓广铭藏书捐赠仪式暨邓广铭先生诞辰115周年纪念活动——72岁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小南和姐姐邓可蕴将父亲邓广铭留下的古籍捐给了北大图书馆。邓广铭晚年住在未名湖畔的朗润园，与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被称为“未名四老”。
据报道，此次赠书总计353种、6458册，其中善本55种、507册，保存完好，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极高的文献价值，版本类别涵盖明、清至民国的刻本、抄本、活字本和石印本等多种形式，内容主要是宋代史籍和宋人文集，部分赠书还有邓先生的批校，其中批校满纸的《涑水记闻》和《续资治通鉴长编》颇能反映先生的学术取向，善本中有明刻本《慈溪黄氏日钞分类》等稀见古籍文献。北大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这批赠书保存完好，数量众多，包含宋辽金元文献、明初、明中期刻本，还有明后期万历、崇祯两朝的刻本，清代刻本从康雍乾到清末基本都有涵盖，民国刻本也达50种之多，其中还有不少特殊文献，在个人收藏中实为罕见。
邓广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被誉为“宋史泰斗”。他的小女儿邓小南也致力于研究宋史。72岁的邓小南现在担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她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藏书，也继承了父亲的学术事业。邓广铭先生去世前曾说：“书是小南要用的，将来留给北大。”在捐出这批书时，邓小南感到宽慰又不舍。
图书馆工作人员将图书打包好准备运走，邓小南与它们合照
第一套藏书是百衲本《二十四史》
邓广铭生于1907年，正逢清末民初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批知识分子风起云涌的时代。邓小南回忆道：“我父亲与北大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上世纪30年代初，他还没考入北大，就跟随好友李广田到设在红楼二层的图书馆阅览室借书；上大一时，他就给校长蒋梦麟写信，要求改善图书馆的条件；毕业后，胡适先生将图书馆的专用阅览室借给我父亲用，他终日活动在图书馆中。他与‘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毛子水、金克木的毕生情谊，也是在北大图书馆结成。”邓小南告诉笔者，其实父亲最早的成套藏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也有一段故事。
邓广铭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辅仁大学沈兼士先生请周作人来讲中国新文学。周作人后来在书序中回忆道，自己讲课其实没有做太多准备，只写了一些提纲，但是最后一节课上，“邓恭三先生（邓广铭字恭三）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后来，周作人将这本笔记整理出版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出版社给了周作人一笔稿费，他把这笔稿费都给了邓广铭，叫他用这笔钱买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其实这笔钱买这部书还不太够，周作人亲自出面跟出版社讲了价。”邓小南告诉笔者，这部书对于当时初涉历史的青年学生来讲无比珍贵。抗战时北大迁到后方，1939年邓广铭也追随去了。“后来我母亲领着我的两个姐姐去找他，没有盘缠，我父亲来转托周作人把这套书卖了，拿这笔钱当作路费。”邓小南说，那时候首先是生路的问题，要从北平千里迢迢的去重庆，只能忍痛割爱。
不买房子只买书
抗战胜利后，邓广铭应傅斯年先生要求回到北大，再三斟酌后，放弃了买房安家的打算，全部积蓄除基本生活外，都用来购置图书。当时古旧书业不景气，书价贬值，邓广铭便尽量购置古籍，“在家中建立起自己的小小书库”。邓小南告诉笔者，父母本想凑钱买个小四合院，因为日本人撤走后，北平有一些空出来的房子，价钱也不算太贵，几百大洋左右：“他们看了好几套，最后决定还是不买房子了。因为如果把钱拿去买房子，就没有钱买书了。我父亲靠终生积蓄攒下这些书。”
邓广铭藏书丰富是著称的。“之前周一良先生在世时曾来借赵孟頫的《松雪斋集》，宿白先生也常来我家借书，他们在我父亲不在之后也会来找我借书。早年季羡林先生刚从国外回来时曾问我父亲，经费有限应该先买什么书。”邓小南回忆父亲的藏书往事，在她看来，父亲与老先生的很多深厚友谊都是因书开始的：“我小时候，好不容易父亲答应春节去厂甸，结果他打发我自己去玩，他泡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一整天，然后抱着两函套书回家；逛隆福寺，他也是一头扎到修绠堂去看书找书。经常有古旧书店的老先生，包袱皮裹着、细木板夹着，到家里来送书。家中像样的家具，相对讲究的柜子、木箱，都是用来存书的。”
这次捐给北大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写满邓广铭先生的批校。邓先生通常不忍心直接在书页上写“批注”，而是将想法记录在卡片或写在纸条上，夹进书里。“这些条子有的后来我也看过，我的感受是跟不上他的思路。我后来在标点本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里也夹了不少纸条。”邓小南有一次发现字条有些凌乱，想撤出来，父亲却对她说，不要，就在里边夹着！邓广铭告诉女儿，这些都是思考链条重要的一环，邓小南记住了。之后在北大讲课时，也给学生们看过她当年做的卡片。
这次捐赠，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选择保留这些“条子”，因为把手稿单独拿出来放在其他地方不但可能会让它们的价值大打折扣，还可能不利于研究者和读者们查找。北大图书馆负责整理这批古籍文献的饶益波告诉笔者，在编目时，他们会在目录系统里说明某本书中夹有某内容的手稿，确保目录数据和书的实物一一对应，这样也方便未来做专题研究，如果不编目，将来再找这批“条子”，就会像石沉大海，只能再一本本翻书了。
父亲的书不能卖
从东厂胡同1号，到中关园，到朗润园，再到如今的蓝旗营，这批书伴随着父女两代人一生。家里很多书在柜里都快堆到顶了，在书柜和房顶之间还要放书，邓小南经常担心一旦楼上漏水怎么办。
邓小南的复杂心情不难理解。这是父亲留下的珍宝，更何况自己也是研究历史的；但另一方面，图书馆有着更完善的保存条件，对这些如文物般脆弱的古籍来说可能是更好的出路，此外更重要的是，这批藏书可以供北大的师生们阅读研究，令后辈受益无穷。
“暑期中，看着几千册书装箱、搬运，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这些成箱的书，当年实际上是我父亲一本一本、一部一部，蚂蚁搬家式地买回来、凑起来的。”邓小南说，“这批书籍太多、太珍贵，去年夏天，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馆派了一支专业的团队来邓小南家整理，进行了专业化的清点、移交，其后进行了彻底地整理、编目、审核，装入函套，钤印保存。”钟迪、喻乒乒、李雄飞和饶益波等组成的整理团队光是清点装箱就花费了两天半，一共运回线装古籍37箱。
邓小南夫妇的无私奉献令他们感动——当时正值酷暑，邓小南家中的书房本没有空调，担心大家会汗流浃背，邓小南和爱人林宗成特意在客厅安装了一台空调让大家乘凉。邓小南也感动于图书馆研究人员的认真负责：“中午该吃饭了，他们一定要留两个人守着这些书，轮流去用餐。我说锁上门没有问题，他们还是要留人，专业精神特别强。”
饶益波告诉笔者，这批古籍中除了邓先生自己的大量圈点批校痕迹外，有些与名家交往的“纸条”更是颇具史料价值，如有书中夹有胡适的两条手稿，记录了对《齐白石年谱》成书过程的记录，还有齐白石、陈寅恪等诸多大家的题赠，有极高的文史价值，可谓“朱墨灿然”。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批北大图书馆近十年来最大的一笔古籍捐献，工作人员特意定制了八百个函套，此前古籍函套上的书名等字都是用宣纸打印粘贴上去，这次饶益波特意手工书写了全部函套上的书名，典藏号码和册数，加班加点，直到捐赠前才刚刚写完。
邓广铭去世后有不少人曾经找邓小南询问，打算购买这些书，邓小南记得中国书店有位老先生多次领着他的同事来说“办一办，卖个好价钱”。有的藏书家也来问过。但邓小南说：“我父亲去世后他的书我一本都没卖过。从朗润园往蓝旗营搬家时运书非常麻烦，新居空间也很有限，但是我们把这些书完好无损地全都搬过来了。后来有人跟我女儿开玩笑，说这些书可以给你换大豪宅，以后也不用再上班了，我女儿说：姥爷的书不能卖！”
过几日就是清明，在这个寄托对逝者哀思的日子里，这批书也有了自己的归宿。这批书中，有一个家庭、两代历史学人的生活痕迹和人生经历。就像邓小南在捐赠仪式上发言时说的那样：这不仅是一批古旧图书，这是父亲多年心血的累积，是他心中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全部价值，也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精神纽带。
专访邓小南
书乡：邓广铭先生曾提到过他一生遇到三位贵人——傅斯年、胡适和陈寅恪，他们是如何相识的？
邓小南：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是我父亲同班挚友傅乐焕的族叔。我爸爸上大一的时候办学生刊物就找过傅先生，也选过傅先生的课，受他影响很深，抗战期间曾一度跟随傅先生在史语所（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研究。解放初期江泽涵先生从海外途经台北回大陆，傅斯年先生托他回京转达，他留在北平的书，都赠送给邓广铭。事情虽然没有办成，但这份历久弥深的师生情谊，却一直珍藏在父亲心中。我父亲大四的时候选了胡适先生《传记文学写作》课程，他写的《陈亮传》胡先生很赏识，给了95分的成绩，鼓励了他学历史的信心。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帮钱穆先生做《国史大纲》的史料长编，胡先生把自己在图书馆的专用阅览室借给我父亲用。
后来我父亲做辛稼轩的研究，也是来自胡先生的建议。我父亲29岁发表了“《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辩正”一文，与梁启超和梁启勋二位先生商榷，这两位都是当时学术界如雷贯耳的大人物。陈寅恪先生看到文章，问胡适先生“谁叫邓广铭”。后来在昆明，我父亲跟陈先生住在靛花巷同一个楼里，他说陈先生的博学及每日的谈话让他“胜读十年书”。陈先生眼睛不好，他上课我父亲会陪着他去。陈先生住在楼上，如果有事，跺一跺地板，我爸爸就会上楼去看望。1943年，陈先生为我父亲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写了序言，予以很高评价，至今在整个学术界影响很大。
书乡：您父亲早年积攒的书，对他的学术道路有什么影响？
邓小南：抗战期间大东书局影印了《宋会要辑稿》，傅斯年先生希望我父亲能购置这套书。但是那时候我父亲经济上非常困难，我妈妈和姐姐还没到后方，我奶奶还在老家，他给两边都得寄钱，一部《宋会要辑稿》超过他一个月的全部收入。但傅先生很坚持，我父亲就下决心买了，从此他就下定了研究宋史的决心。他后来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中用了大量《宋会要辑稿》的内容，要是没有这套书，他是很难做出那些研究的。
书乡：这次捐赠的藏书，像《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宋史学习者必读。您也是宋史专家，父亲手边的书，您一定读过，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邓小南：我父亲非常看重《续资治通鉴长编》，要求研究生必读。这部书我从头到尾读过，重要处读了不止一遍。《宋会要辑稿》也看得比较多。另外有一些大套的书，比如《册府元龟》《文献通考》等，里面有的部分是我仔细读过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大部分是读线装本、影印本，家中的《四部丛刊》《四库珍本》是我读得比较多的，里面有很多文集，特别是宋人的文集。我父亲还购置了不少清代以来刊印的“丛书”，也是经常要翻阅查询的。标点本的《资治通鉴》《通典》两《唐书》《宋史》等等，当然用得很多。
书乡：这些书有许多古籍善本，保存起来需要十分费心，其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
邓小南：我父亲是个特别爱书的人。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那是我们家住在朗润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楼上暖气漏水，水流像瀑布似的，把我爸的书房给淹了。木质书柜里渗水了，郭沫若、茅盾给我父亲的亲笔题词都浸了水。我忙着遮盖、排水，我父亲坐在沙发上生闷气，一夜没睡。第二天北大一位副校长专程来我家慰问，因为当时到处都是水迹，他建议邓先生找个宾馆出去住几天，全部损失都估个价，意思是由学校照价赔偿。我爸爸一句话不说，只是一直摇头。我知道他是不愿意沾北大的“好处”，也不愿意给人家添任何一点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