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艾伟一定是识得了掌控小说文本的秘密。至少在我阅读短篇小说集《演唱会》时，我能直观感受到，艾伟在对写作发力时具有某种清晰的方向感，以及某种可靠的稳定性。他几乎不用加法，而是用减法。如何理解作家在推进小说写作时以减法用力呢？打个比方——一个石雕艺术家，面对一块原石，剔除多余部分，最后露出一个形象，这就是做减法的过程。露出的形象，其实是艺术家心像的附体，看似客观，实则主观。而被剔除的部分，说是多余的，其实也不准确。它是原初世界的皮相，是未被艺术家处理过的客观存在。剔除的与留下的，构成了艺术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整体世界。有一类小说家，用力方法类同于石雕艺术家。他们面对的原初世界是生活，但他们从事的技艺，不是描摹生活，而是凿开生活。艾伟大体上属于这类小说家。他被称为人性勘探者。既是勘探，表明艾伟关注的，是人性的幽暗地带，未被人类理性照亮，也无法被概念界定，亦难以被逻辑推理。艾伟要如何勘探这部分人性呢？它采用了类似于石雕艺术家的手法，把生活的皮相一点点凿开，小心翼翼地靠近闪烁不定的人性微光。《演唱会》就是这样一个短篇。一个男子制作销售演唱会假票，刚好有一张票落入他的儿子手里。儿子手持假票，进不了演唱会现场，只好溜进隔壁游乐场，攀上摩天轮。不料摩天轮突然启动，儿子从空中摔下致死。多年后，又一个孩子买了一张假票，在演唱会场外碰到了那个制售假票的男子。男子带着男孩进入游乐场，引导他坐上摩天轮，然后走进操控室，按下启动键。当我以顺时序复述这个故事时，想必读者已推测出，男子将男孩引向摩天轮，必然与他此前遭遇失子之痛的主观因素有关。但艾伟不做这个推理。他直接从男子与男孩在演唱会场外的相遇写起，在微尺度的细节描述中推进两个人的行动，一直到他们被保安发现，最后被赶出游乐园。这个叙述过程占了整个作品的三分之二篇幅。读到这里，我们尚且不知其然，亦不知其所以然。正如我们旁观一位石雕艺术家慢慢将石料剔除，却无法预知，这种剔除动作将意味着一块石头的怎样的命运。然而，正是这种几乎不见任何倾诉色彩的叙述，将我们带到一个处在隐伏状态的高压强的情感世界中。在随后三分之一篇幅里，男子将男孩带回自己住处，我们隐约看见了男子的内心秘密。但也只能隐约看见而已。艾伟总是及时收手，不去刺破秘密，以免伤及人性世界的敏感神经。与其说这是小说家在恪守某种叙事伦理，不如说是在坚守某种专业精神。

二

于坚说，诗是一种动作，就是切，把世界切开。作为一种特殊品类的诗，短篇小说打开世界的方式不必追求切的速度，却能充分受益于刻的精微，以及由此产生的减法效应。艾伟的《演唱会》，连同小说集里的其他几个短篇，大体上向我们呈现了这种写作效果。他对人性世界的勘探，始于对肉眼可见的一系列行动的摹仿，呈现出一个缓慢而精细的物理过程。然而说是摹仿，似乎也不准确。准确一点说，是一种侵蚀——通过刻录人物行动的进展，一步步侵蚀生活表面的物质性外壳，从而无限靠近内在的主观真实。这就是减法效应。其结果不仅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构造方式，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修辞风格。艾伟在行文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启用形容词，也就意味着，他最大限度地过滤了人为修辞色彩。这让他的语言回到了极简状态，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受到了卡佛的行文风格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修辞风格与其写作策略是相匹配的。一旦作家意识到，只有准确无误地侵蚀生活的表面真实，才有可能小心谨慎地靠近人性深处的幽暗地带，这时他知道，他必须让度华丽，让度风骚。这是作家的一种专业自觉，也是认知深化的一种写作变现。我没有读过艾伟早期的作品，不敢对其创作的整体风貌妄下论断。仅凭个人阅读经验，我更愿意相信，艾伟在《演唱会》等短篇里表现出来的修辞风格，不是感性才华的释放，而是沉潜修行的落地。他变得内敛，直至把一切逞能的词藻放下。这是修辞的减法，背后实则有一种敬畏的世界观。他深知人性可畏，轻易碰不得，抓不得，说不得。唯有取径外部世界，在坚硬的生活外壳中小心试探，细心开凿，方能近得人性三分。这也就意味着，功夫虽在诗外，但是艾伟用力的方向，却不敢偏离诗的中心方位。诗言志。可是我们早已远离言志时代。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只有在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志是可以被准确言说的。我口说我心。然而文明日盛，人类在口是心非的路上越走越远。这是文明进程的大逻辑。但人类也从未放弃以诗的方式寻找初心的努力。所以于坚说，诗是切。切开世界，看见隐秘内心。艾伟的小说创作，从目的论角度看，也是属于诗的范畴。他试图抵达的认知目标，不是生活，而是被生活淹没的无法被诉说的种种意外。因此艾伟说，短篇小说是正常世界的一次意外事故。这个说法不错，但是用事故这个词，容易引发误解，让人仅仅在物质性层面理解小说的意外。倘若短篇小说没有诗的内在要求，很容易就退化为短故事，把意外等同于抖包袱。这是以现代小说为志业的作家不愿看到的。

三

现代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最精微的诗艺之一，也是当代最可靠的心灵解剖术，似乎没有之一。就此而言，《演唱会》或许还不够完美。它完成了一次高难度的生活勘探，却没有让人看见生活的深刻的意外。男子将男孩引向摩天轮，是自舔旧日创伤，还是非理性报复，或是对以往过错的自我救赎？这种来自潜意识的不可明状的多义性，通过艾伟的减法叙事隐约呈现出来了。但也仅此而已。其意义远不及勘探本身，正如矿产所得远小于开采支出。为了弥补内在意义的不满，作者启动了意义加工程序，将小说写作引向人性善恶之辩。男子最终没有发生恶意报复于一念之间，而是经过持续互动之后，产生了不易觉察的怜爱之心。这是善对恶的胜利，也是人性内在冲突的一次和解，从中可见作者朝向光明的世界观。我并不反对作家在小说中做这样一种价值预设。作家写到最后，必然只剩态度。但是在表达态度之前，作家是否真正洞见了生活之下的意外？这是一个关系到小说创作完成度的问题。同时我们会继续追问，这个意外究竟指什么呢？对此艾伟已有独到认知。他说，小说用具体的个人去刺穿庞大而坚固的观念堡垒，从而将活力和可能性归还给生活，将自由归还给人类。艾伟的这个说法，代表了一类小说家的创作理想。如果我们把这个理想进行解码，用大白话来说——小说就是寻找被生活真实埋没的个人。生活真实是表面的，物质性的，同时也被赋予强大的理性逻辑。而那些被埋没的个人，就成了这个世界的一种意外。飞机航行天上，遵循了航天科学的理性逻辑，但是正如最近发生的东航事故，飞机直线坠地，就是一种意外。不过这种意外只发生在物质性层面，还不能构成小说。小说不回避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故，但是小说真正关心的，或者说真正让小说得以成立的，则是发生在精神层面上的意外。按我们习见的俗话来讲，这种意外是一种不幸。小说家寻找那些被生活埋没的不幸的个人，也借此重建了个人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揭示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重新和解的可能与不可能。如果说《演唱会》还有不满的地方，必然要从这里说起。作者对意外的理解，建立在男子制售假票导致儿子死亡这样一个偶然事故之上，必然削弱了不幸个体与强大生活逻辑之间的紧密关联。这样，勘探技术虽高超，所得却未必丰盛。

四

艾伟的另一个短篇《小满》，主题与《演唱会》相近，都涉及失子之痛，而在写作效果上，却形成了比照关系。仅论叙事手法，《演唱会》或许技高一筹。无论是在人物关系上，还是在故事线索上，作家在这个小说中可以调动的叙事资源都非常有限，作品能写到这份上，全靠文本掌控的非凡能力。再看《小满》，就故事而言，已相对饱满。古董商人白先生，中年丧子，夫人已不再有生育能力，于是他们通过保姆喜妹牵线，找到一个叫小满的农村姑娘代孕。小满一家经过货币理性的计算，接下了这笔生意。怀孕之后，小满日渐生出非份之想，愈陷愈深地把肚子里的小孩当作自己儿子。孩子出生未满月，小满携子私奔，被白家找到后押送回乡下老家，最后成了个疯癫人儿，每天站在村口，逢人便说，她儿子将来是要当县官老爷的。以上复述的，仅仅是故事主线。还有两条支线，一条关于白家发家史，一条关于保姆喜妹的家事，它们与主线穿插交织，共同成全了一个完整度很高的故事。艾伟在写这个小说时，受益于故事的自足性供给，小说叙事的技术性用力反倒显得平常了。传统白描，再加合理的穿针引线，足矣。如果把《演唱会》和《小满》同时交给一个专业经验尚浅的阅读者，想必会是《小满》更受欢迎一些。因为《小满》的叙事手法更常见，描述的经验世界也是更直观的。但我们不可因此低估了《小满》的小说深度。至少它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小说层面上的意外。当小满不断强化认同自己拥有一个儿子时，原本说好的买卖关系已不作数，她开始了与世界为敌。这是一种真正发生在精神层面的意外，也是一种不幸。小满最后走向精神分裂，即便在现实生活中不曾见过，在小说里也是可信的。《小满》获得过汪曾祺文学奖，授奖词将其放到沈从文、柔石、曹禺、吴组缃等现代作家创作的文学传统里考察，理由是它们涉及代乳、夺子等相似题材。我倒觉得，《小满》和鲁迅的《祝福》在精神上的联系更紧密一些。《祝福》写到了失子之痛对祥林嫂的打击。对此，周作人说道，祥林嫂精神失常，缘于失去儿子的悲哀。但是我们把《祝福》和《小满》放在一起，就能清楚看到，失子之痛只是最后致命一击，深处根源却是个人与世界发生了对立。祥林嫂的对立面是封建礼教，一种来自旧时代的道德理性。而小满的对立面则是技术崇拜时代的工具理性——自从代孕技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展起来，人类愈发相信，生育是高度可控的，每个人的生育行为也是可以通过货币理性来调控的。小满的悲剧就在于，她在工具理性的世界里发生了非理性的意外，这是真正的精神上的不幸。

（曾念长，福建省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