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读孙郁先生的文字，读者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里拟画他的面貌：什么样的作者，才能写得如此汪洋恣肆，激越飞扬。及至见了他本人，便欣然于契合：面貌和言谈，与他的文字一样热情，激昂，温润。在当代文学批评家和学者中，孙郁是文与人契合度很高的一位。

孙郁的文章通篇看起来如滔滔江水，奔腾向前，读者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气势，是一派壮丽景象。阅读过程中，读者要像撑船的艄公，时刻抓住作者激荡的思维线索，顺势前进，达到港湾；其中自不能忽略语句中珠玉落盘的熠熠闪光和声声悦耳。因此，总能听到同行和读者朋友感叹其才力之雄，气魄之大。

孙郁的文字，热情澎湃中有温情，有理解，有商量，不高蹈，他切入论题的方式总是理解和对话。他的随笔体的诗性的文章，与他的社会理念和文化心态有关，由他的人生阅历涵养而成。他谈鲁迅的文字，会从民间文化角度去理解其精神文化的渊源。他不但阅读鲁迅，也阅读木心、余秀华、李娟乃至籍籍无名的作者，民间的态度一以贯之。他读的最多的还是鲁迅，他笔下的鲁迅是民间的更是人间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令人敬仰的，更是让人感到亲切的。

孙郁曾在鲁迅博物馆担任馆长、研究馆员，但他的学术道路的起点并不是鲁迅研究。到鲁迅博物馆工作之前，他在文学批评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有所成就，再加上在基层文化馆的文学创作训练，为后来从事鲁迅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郁的文学批评、学术研究有独特的面貌。他的独具风格的鲁迅研究论著与学院派的论文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可以称为文学批评的学术化，或者学术文章的文学化。他清楚批评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异同，看到了问题所在，并一直努力弥合二者之间的差别，探索两种状态的融合。

想做到文章的学术化和文学性兼具其实很难，先贤如鲁迅也望而生畏，纠结不已。鲁迅在厦门大学当教授，对此深有体会。学术界的人觉得他是作家和批评家，凭印象说话，随情绪抑扬，言而无据，多有偏颇，甚至因此讥讽他名士风度。鲁迅却也看不上教授学者，说他们没有创见，眼界太窄，拘泥于琐碎的考证，反不如他这样的“学匪派”讲出一些独到的观点。所以做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是很实际的问题，是艰难的选择，鲁迅确实为此纠结过，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分明指出“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时，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2012年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做访问学者，从博物馆到大学的体验让我不禁想到鲁迅在南方大学的处境，同时也想到不久前离开博物馆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职的孙郁，颇有些感慨，便在给大学做学术报告时，选了这样一个题目：《文人，还是学者？——鲁迅的职业选择和身份认定》。那时候，孙郁除了忙于文学院的行政事务，学术上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在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之间做着弥合和融合的工作。朋友们自然有疑惑和担忧，因为孙郁毕竟在博物馆工作多年，因为博物馆日常工作的繁杂特征，常常要关照各种受众群体，学术研究必然会注重现实性乃至实用性，呈现出不同于学院的面貌。如今看来，孙郁早已顺利走过了转型期，在纷繁复杂的行政工作、文艺批评和学术研究之间取得平衡，成绩斐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他勤奋、灵敏，主要还是因为他有充沛的热情、开阔的视野和高度的亲和力。无论用什么样的文字写鲁迅或写别的研究对象，是印象批评还是史料考证，都需要用心灵去感悟和体察，需要灵魂的相遇和相亲。孙郁的鲁迅研究、文学批评文章给人启发，让人感动，就是因为他对阅读对象总怀着崇仰、敬畏。他以诗心融合理论思辨和感情思绪，用丰沛的词语汇成巨大的洪流，带着读者驶向文艺的海洋。

二

孙郁大学毕业到基层工作几年后读了研究生，走出校园后，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此后便沐浴在鲁迅的文脉和词风里，将鲁迅研究确定为他的学问文章的主体构架。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涉及面广，首先必须有广度和宽度。所以，他在鲁迅博物馆的那些年，编杂志，看资料，写了《鲁迅书影录》《鲁迅藏画录》等，是鲁迅学问中所谓的“杂学”部分，也可以说是边缘，但这些边缘性的工作却都通向中心。我们那时候日常做一些解读鲁迅作品的普及工作，如撰写《鲁迅诗歌鉴赏》《鲁迅作品解读》（五卷）等。前一种，孙郁、高远东和我都是撰稿人，成书后，孙郁写了一篇序言，题为《作为诗人的鲁迅》；后一种，孙郁、高远东和我各承担了一卷。除此以外，我们两个人的合作也不少，尤其是世纪之交编辑的《回望鲁迅》（22卷）和《回望周作人》（8卷）丛书。当时我们用力很猛，计划逐个对新文学几位大家的相关资料做系统梳理。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持续出版，但在这个过程中熟悉并积累了一些资料，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做了铺垫。

孙郁是写作的高手和快手，善于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抽出时间读书写作，出了很多成果。当时他在有一个方面的工作特别引人瞩目，就是除了在《鲁迅研究月刊》突出“同时代人研究”栏目外，他本人撰写了《鲁迅与周作人》《周作人与他的苦雨斋》《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几部力作，开拓了鲁迅研究的领域。这也激发了我对“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兴趣，写了《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等专著。我们那时候常有讨论，遇到问题互相帮助，寻求解决，如鲁迅、周作人在为三弟找工作期间的信件解读、陈独秀与鲁迅是否见面的考证等，虽是细枝末节，也很需要考证功夫，而且也很有价值。我们都意识到，只专在鲁迅一个人的文本上做文章是狭隘和单一的，必须把他放在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场运动、一个传统乃至整个世界中。

孙郁调到大学工作后，我承乏分管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基本上是沿着他确定的三个中心一个园地（学术研究中心、文物资料中心、展示教育中心和作家活动园地）的工作宗旨继续延展。但因为学问浅薄，不成系统，成绩微薄。可是，最近五六年来，我突然感到，我们这些继任者受了他的很大的恩惠。鲁迅博物馆与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并后，要求两个馆区业务的融合，而实际上这早就是我们在做的工作，即《新青年》同人、新文化英杰的研究、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特别是将鲁迅放在新文化运动中研究，同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贤放在一场运动和一个历史时期中的共时性考察。不仅是单个的研究，也是互相的比较研究，而且还要做家族、地域、文学地理等文化研究等。不但是文学的研究，而且是文史综合的研究。因此，可以说十几年前孙郁带领我们做的一些播种工作，在新文学诞生纪念、新文化运动纪念以及五四运动发生100周年纪念等节点上，开花结果。

孙郁始终关心博物馆的工作，常给博物馆业务的发展以建议和指导，更有很多倾力帮助。例如，当年，他任馆长时曾四处奔走，为八道湾十一号的保护和利用呼喊，为最终留下这个《阿Q正传》创作地做出了贡献。保护下来以后，如何规划利用，他也十分关心。2015年，我的《八道湾十一号》出版，孙郁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名义，将京内外二十多位专家学者邀请到八道湾十一号周氏兄弟旧居，召开图书出版及名人旧居保护理念和实践研讨会，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最近几年，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新文化运动的几个“百周年”纪念活动上，策划展览，组织学术研讨会，还参与了鲁迅手稿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所写大多是展览图录、策划案、纪念文章之类文字，系统的论著、模样周正的论文很少，这当然不能以工作繁忙为托词，主要是用功不够，进取心不强。要说，孙郁在博物馆时承担的工作比我的工作繁重得多，他的学术成绩却很突出。但孙郁对我的状态总是同情理解，给以鼓励：博物馆的工作有价值，多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是功德，将来也都是有用的。的确如此，我们现在所做的馆藏文物资料整理研究，以及《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鲁迅手稿全集》《鲁迅藏拓片全集》等的出版工作，都是在为鲁迅研究提供基础资料，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积累，留给后来者当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正像孙郁在博物馆任职时所做的之于现在的我们一样。

孙郁在博物馆期间，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与学术界、文艺界、文博界都保持着亲密联系。不但举办有关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的学术研讨会，还召开过汪曾祺、王小波、莫言、阎连科等当代作家作品的研讨会，举办专题展览。现在回顾，是很珍贵的，是将鲁迅与当代社会、当代文学联通，是在延续新文学的文脉。纪念研究和当下文学实践的结合、对话，应该是像鲁迅博物馆这样的文学博物馆的主业。

三

令人欣慰的是，孙郁虽然调出鲁迅博物馆，却没有离开鲁迅研究。不仅是博物馆现有的工作开展中留有他的印记，还因为他现在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一直都与鲁迅和新文化运动有关，他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到博物馆现场教学，而且，就在五四运动百年纪念的时候，他主持编纂的煌煌6卷9册、400多万字的《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出版！无论在博物馆内，还是博物馆外，他都没有离开鲁迅研究和新文化运动研究。

我本来以为他到了大学，会把研究范围扩展得更宽，特别会在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有更大的建树。他也的确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比如他聘请了好几位住校作家，创办了文学创作的研究生班。但除此之外，他更集中精力于鲁迅研究，不但开设鲁迅研究必修选修课，还完成了多个社科基金项目。不但自己勤奋耕耘，还招纳知名学者和青年新锐，组成一个群体。而且还设法把我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努力将文学院办成鲁迅研究的重镇。这说明鲁迅有很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时也说明孙郁对鲁迅文化、鲁迅研究的情感之深厚。

孙郁到大学任教，学问更系统化，更邃密深沉，更具理论性总结和阐释。他的专著和论文在鲁迅与俄国社会、文学，在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建构等领域多有开拓，启人深思；尤其是他将鲁迅的翻译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系统介绍，精详论述。他对晚年鲁迅研究聚焦在左翼研究和苏俄研究方面，史论结合，形成了明晰的脉络。鲁迅学术的魅力，鲁迅思想的感染力和塑造力，也促成了他的沉潜和成熟。鲁迅的思想和品格影响了他，鲁迅的思想和文风熏陶着他。因为几十年不断追踪鲁迅的思想和人格，孙郁的鲁迅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度，以生命体验为根基，以心灵感应、灵魂融和为标志，以诗性乃至佛性为指归，有风骨也有诗意，有温厚也有坚刚。

随着阅历增长、社会角色的转变和研究领域的扩展，孙郁的鲁迅研究进展迅捷，新的成果已显出端倪。

201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也为庆贺鲁迅书店正式运营，我们筹划了一个系列讲座，起名鲁迅论坛（接续了孙郁在鲁迅博物馆时创办的“在鲁迅身边听讲座”），商量谁来首开讲坛的时候，不需要我提议，书店的承办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孙郁。他那天有些感冒，但为了不影响原定计划，仍勉力完成了演讲。题目是《周氏兄弟与大乘佛教》，探讨的是不大为普通读者了解的论题，专业性很强。题目发过来，我看了为之一震，这是孙郁在向鲁迅思想的根本所在、隐秘之处探索。鲁迅曾经读了那么多佛经，却很少谈论，决不能以回避、逃离或超脱简单带过，其“佛性”已经在思想和文字里扎根。这之后，孙郁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渐渐勾勒出他的鲁迅研究新领域的轮廓，从《鲁迅晚年文本的“墨学”之影》《鲁迅体味魏晋文脉的方式》到《鲁迅的佛性与诗性》形成一条向传统文化延伸的路线，指向更大的目标，通往更广阔的领域，生发出更具高度的论题。前不久，他在福建一所大学做了一次题为《鲁迅与整理国故的难题》的讲座，让我们更明了这个新的学术计划的内容和理路。演讲中，他告诉听众，2022年将出版有关“鲁迅与国学”的学术著作。确如这次演讲题目所示，这是一个难题，是一个大题，但其实也是一个旧题，做出新意难度较大，需要一个更系统、更密致、更凝练的对鲁迅的总体论述。完整理解鲁迅，必须过国学这一关。国学和翻译是鲁迅学术的两翼，而鲁迅的国学修养，起点更早，如影随形陪伴鲁迅一生，有喜悦，有痛苦，很纠结，很可能也最是新生长点之所在。孙郁进入这个论题，显示了学者的敢于探索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敢于行履险要之地的勇气，是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有佛家勇猛精进的愿力。

写到这儿，我想起那天《周氏兄弟与大乘佛教》演讲结束后，主办方邀请几位学界同仁聚谈。聚谈结束，我和承办方几位小伙伴一路走回博物馆，快到大门口时，大家兴高采烈，建议我领衔做一件与鲁迅研究有关的事，我不经意间说了一句“余苦鲁久矣”，当下几位青年人便不做声了。我说这句话，大约是有感于关于鲁迅已经说得多，但感觉还应该说，却不好说，恐怕也很难说通说透，于是就不想说了。含义复杂，有一种跳不出去、说不出来的苦闷，当然也有些畏难情绪。我时常感到言说对象的庞大和驳杂，曾多次向孙郁请教，他虽有同感，但基本态度仍是坚持做下去，不退缩，向前进。那天，如果孙郁在场，恐怕不能同意我这么说，一定会加以纠正，给以鼓励。或者，完全可以这样假设：他会以一贯的热情和宏阔的气度接受青年朋友们的建议，不让他们失望。

最近，我读孙郁的文章《鲁迅的佛性和诗性》到篇末，很受感动：“在‘大夜弥天’的时刻，这个不倦的行走者，抵挡了无数虚妄、伪善、奴性里的血腥，不熄的是心头的火，以燃烧的爱，显示了精神的澄明。这是鲁迅留给世间弥足珍贵的遗产，于先生的带有温度的词语里，我们体悟到了中国文化新生的热流。”我想起很多次我们谈论新文学大师，深慕他们的学问文章。即如鲁迅，我们学了很多年，总觉得学不好，有间隔。鲁迅是“热烈情绪、冷酷文章”，在现今温和时代，后一个词不妨改作“冷淡文章”。热烈情绪我们也许能模拟一二，但冷酷或冷淡文章的境界实在很难达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都在努力。

我还想起更早的三十多年前，孙郁、高远东和我初到博物馆工作的时光，谈天说地，编刊作文，有时意气风发，有时愁苦忧虑。九十年代初孙郁和远东陆续离开博物馆到报社、杂志社任职。他们离开后若干年——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我把我们三个的精神状貌分别用三个字概括：儒、道、释。孙郁积极有为，济世致用，自是当儒不让；远东修身养性，少述不作，得了个“道”字；另外一个字，只好我来承担。这当然是很不准确的，即如远东，“不作”就应该改为“少作”，因为他虽然著述不多，但言必有中，率多高论。我这“三字经”可能就是受了他那篇《<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的启发，但看题目就感觉颇为犀利。因为刚才写了“苦鲁久矣”几个字，就想起多年前这个意思，本不该提起，因为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因为自己捡了个“释”字，就来叫苦，而且时过境迁，今日情势也迥异往昔了。但考虑想到最近在几个场合听到有朋友议论这几个字而不确切知道其来历，遂略说几句，更想借此说明，用一种教派来概括一个人的志业和品格，贴标签，不足取，只能当作朋友间的闲谈，就像同学朋友曾称呼鲁迅“富士山”“方老五”一样，虽有趣，但不能拿来作为论证鲁迅去留辫子的主张、生活中是否采取“差不多”态度的依据。关于儒道释，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无不可，但孙郁、远东和我们大家的鲁迅研究乃至人生道路，总以朝着儒、道、释融合的方向前行为宜。

2022年1月14日于北京阜成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