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路遥小说接受史中复杂的冷热现象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目前学界的两类研究，一类从“现代主义的冲击”的角度阐释20世纪80年代后期路遥遇冷及评论界关注点转移的问题；另一类从“现实主义重评”的角度解释路遥小说的读者热及21世纪以后评论热的回归。两类研究在分别为路遥接受史的冷热两端作出有效解读的同时，亦有所缺失。前者不能解释当时另一类现实主义书写“新写实小说”的评论热，后者亦无法说明当下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书写为何未能产生路遥式的阅读热。两种缺失均是未能在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的整体脉络中把握路遥式现实主义的特性。本文将在文学史的整体观视域中解读该现象的各个方面，全面揭示路遥小说之“公共文本”性质，以及它的退潮之于当代文学史的拐点性意义。

路遥的小说曾在评论界长期遭受冷遇，却在读者群中一直保持相当热度。这两者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是当代文学领域一个十分有意味的现象。研究者均不难注意到该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学史问题，即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与评价问题。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冲击的角度，回应或批评了评论界关注点转移或路遥遇冷的问题[1]；另一类则从重评现实主义的艺术魅力角度，通过对小说主人公身上的善良品质“与读者之间有着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的契合”[2]、小说“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3]、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4]等方面的阐释，以回答路遥小说的读者热度问题。这两类研究分别为路遥接受史的冷热两端作出了有效解读，但也均有所遮蔽和忽视。譬如，前者忽略了80年代中后期评论界对另一类现实主义书写“新写实小说”的青睐；后者则不能有效解释现今诸多诸如“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中出现的同样良好地展现了现实主义艺术魅力的作品为何未能获得路遥式的阅读热度的问题。

这两种疏忽的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即路遥式现实主义在整个当代文学现实主义脉络中的特性问题。本文拟将该问题置于文学史的整体观视域，结合路遥小说及周边材料进行深入探讨，试图为其提供一种能够同时给路遥接受史冷热现象之两端均作出有效回应的解读，并以此揭示其背后隐藏着的当代文学现实主义脉络的裂变及转型。

一 作为“公共文本”的路遥小说及其接受史

何谓“公共文本”？为规范探讨，本文先对此作出界定，是指回应一个时代的公共问题，承载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并致力于具有社会共同体性质的表达的文本。那么，“公共文本”何以成其为路遥小说的特性，以及它与路遥接受史中的冷热现象有何关联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须先对路遥小说接受史中的冷热现象做细致清理。

路遥小说接受史中的冷热现象因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可笼统而论，其中《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两个文本值得特别比照。前者在发表当时即获得了读者圈与评论圈的双赢，而后者遭遇了“读者热”和“评论冷”。《人生》自1982年5月在《收获》第3期发表后，当年11月就迅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单行本，首印13万册，1985年的二印加至26.5万册[5]。除小说大量印行外，《人生》还迅速衍生出了绘画本、广播和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且均反响热烈。譬如，1983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同名绘画本，首印17.6万册[6]；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同名连环画，首印22.57万册[7]；198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由孙道临解说的同名广播剧、上海话剧团公演了同名话剧、吴天明导演的同名电影则获得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等。《人生》以其多样的艺术形式广泛而全方位吸引了不同类型的普通受众，同时在文学圈也收获了不凡反响。1983年，小说获得了1981—1982年度的“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名列第四”[8]。小说主人公高加林更是成为1982至1985年间评论界当之无愧的热议焦点，曹锦清、雷达、蔡翔、陈骏涛、王愚、李星等数十位评论家纷纷在各大报刊为其撰文[9]。可以说，《人生》在当年的效应是轰动性、跨界性，且全民性的。

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的情况要复杂曲折许多。在读者热度上，一方面，《平凡的世界》自1986年第一部发表之后，一直保持着相当热度，迄今未衰[10]；另一方面，《平凡的世界》的读者热度是温热式的、长销式的，从未有过《人生》般炽热式的爆发期。它自首发以来的热度始终未超越高峰时期的《人生》。以小说印数为例，《人生》首版二印即达26.5万册，《平凡的世界》至今未有一个时期能与之媲美[11]。在评论界，《平凡的世界》的境遇可谓一波三折。它首先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低谷，发表时遭遇了“《当代》和人文社”退稿，第一部发表在文学圈比较“边缘化”的《花城》，第二部未能在杂志上发表，第三部则发在了“比《花城》还要边缘”的《黄河》[12]。单行本则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3]。发表受挫背后是当时评论界的普遍不看好，尽管它获得了“90年评、91年3月9号颁发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那被认为是“评价最低的一届”，是“有关方面都很小心谨慎”的结果[14]。之后，路遥的小说遭遇了评论界长时间的“集体忽视”，但评论热度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又逐渐升温，在21世纪的文学史写作中出现重评潮[15]，评价论调也普遍上扬，近年已成为评论界热门。

综上所述可见，路遥小说接受史中的冷热现象十分复杂且包含着丰富的问题。如《人生》何以产生全民性、跨界性、轰动性的热度？《平凡的世界》从发表初期到现在为何会出现评价冷热、抑扬的曲线变化？《平凡的世界》何以在读者群中保持长期的温热式的热度，却又未能超过高峰期的《人生》？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无论是当年的“现实主义过时论”，还是现在流行起来的“现实主义重评”，在有效地抓住“现实主义”是所有问题症结之所在的同时，尚未能给这些问题的种种方面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整合性解答。“过时论”无法解释路遥小说的读者热以及另一类现实主义书写“新写实小说”在当时的评论热，“现实主义重评”又无法说明当下许多优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为何难以企及路遥小说的热度。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对路遥式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现实主义脉络中的特性未有整体把握，以及对该特性的消失之于当代文学史的转型意义未进行深入考察。

《人生》的热度自然与其意义正相关。学界对此已做了丰富的探讨，主要是从高加林作为“城乡交叉地带”[16]或“城乡二元对立”[17]中的“农村青年”的角度，对其政治经济情况[18]、身份焦虑[19]、在农村生活中的难以“妥协与解放”[20]等诸方面进行了细致挖掘。这些研究在正确展示出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作为“农村青年”的“特性”的同时，也削弱了他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青年”的“共性”意义。

离开农村进入或回到城市，应该说不单是农村青年的愿望，更是那一代青年的公共诉求与公共记忆。自从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小规模启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21]，至1962年国务院农林办负责的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并开展工作[22]，再至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运动推向高潮[23]，最后至1978年召开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后上山下乡终结[24]，“进城”或“返城”在这20多年间一直是一个未曾断绝的公共话题。而国务院在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下于1962年、1963年连续召开的两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均是压缩城市规模[25]，这使得“进城”或“返城”活动更加求而不得，从而大大地强化了这一公共记忆。虽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地区已经不再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26]，但是包括进城、就业等方面在内的“青年的出路问题”依旧十分严峻。“80年代初，全国回城知青累计达到2000万，成为当时政府面临的最大就业难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根本无法解决这批人的就业问题。”[27]在这种局面下，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28]。

可以说，在《人生》出品前夕，“青年的出路问题”已成为一个热度极高的公共问题。一摞讲述“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的群众来信曾经启发《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的选题灵感，并引发了1980至1981年间声势浩大的“潘晓讨论”[29]。潘晓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质询的是人生的意义，而隐藏在意义之问下的是一个时代的青年所共同面临的人生出路焦虑[30]。1977年恢复高考政策出台[31]，为青年的出路打开了一个“鲤鱼跳龙门”式的狭窄口子。当时的录取比例极低且有报考年龄等限制[32]。对于当时绝大多数青年来说，这个希望仍是渺茫的。高加林便是一位落榜生。

因此，如果将高加林放回他产生年代的历史现场，“农村青年”是一个过于放大的标签，而寻找出路的“青年”更能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身在农村的青年希望突破政策限制进城找门路，已在城市的青年亦希望突破政策限制城里能广开门路。也正因为如此，《人生》才能引发全国上下跨界性的强烈共鸣。它的社会效应归根结底在于它既回应了一个时代的公共问题，又承载了一代人生命年华的公共记忆，同时还表达了一种呼吁改变政策限制、广开门路的社会共同体理想。周新民曾将《人生》的主题解读为“呼唤现代化”[33]，亦是对这一共同体理想的一种诠释。《人生》的这种公共文本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读者热度。

《平凡的世界》同样具有公共文本性质。而在“公共文本”之“公共问题”、“公共记忆”和“社会共同体性质”三要素中，它最突出的是“公共记忆”。《平凡的世界》有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它展示了“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以及“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34]，人物有“近百人左右。”[35]对于这一巨制性创作，路遥力求的是“艺术的准确”，“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36]他用“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方式查阅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计本”以达到这种准确度[37]。并且，对于生活路遥采取了深入体验的方式，“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38]。

路遥的这一创作原则成功地奠定了《平凡的世界》承载公共记忆的基础。这也是它多年以来一直能保持读者热度的重要原因。然而跟《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的公共问题属性已经淡化了许多。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在1988年5月25日[39]。相较于《人生》的出品时机，短短数年之后的《平凡的世界》遭遇的历史语境已经复杂了许多。《人生》所契合的为青年人广开门路的社会共同体愿望，很大程度上在几年间已经随着各种政策的落地而生根发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40]，到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41],再到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42]，以及到1988年左右“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43]，这些政策和局面都是在《人生》出品时未出台或未落地的，但在《平凡的世界》面世前的几年间已经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带来的一大显著效应是，跟具有“青年”共性的高加林相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孙少安、孙少平已不再处于时代的最中心，或者说当时的时代已经没有了一个集众目于一身的最中心，而是裂变成了无数个板块以及板块中的各种人物，如王朔笔下的城市青年、池莉笔下的小市民，等等。

在这种意义上，尽管《平凡的世界》力图做一种社会共同体性质的表达，但由于时代的转型，使得这一表达从诞生伊始就具有了“历史性”。所以，《平凡的世界》“社会反响平平”[44]，当时评论界盛行的“过时论”也不无一定合理性。不过，学界的这一“过时论”主要是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横向比较中得出的，具有一定武断性，路遥本人也相当不服气[45]。但如果从“现实主义”脉络内部做考察，就不得不承认，它内部此时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裂变和转型。

二 路遥的“传统现实主义”之“传统”

在对现实主义脉络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裂变做进一步分析之前，应该先探讨另一个胶着在路遥身上的标签——“传统现实主义”，其目的是弄清路遥式现实主义的特质从何而来。虽然路遥小说之“传统现实主义”的标签，似乎已经被当作一种论述路遥的公理前提，不仅广为学界、也为路遥本人所接受，而至今未有人对其做过细致清理，但是，如果跳离文学史当代时段的局限而将其置于整个文学史视域中，这一“传统现实主义”的内涵其实并非如此不证自明。路遥之“传统现实主义”显然并非古代章回小说传统中的现实主义；也非五四文学传统中如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小说式的现实主义；更非欧美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现实主义。

路遥的现实主义之“传统”来自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已成学界共识。而50—70年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以整个文学史长河的现实主义脉络视域来看，其实也是一种特殊形态。50—7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界一般将其来源追溯至1933年周扬对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46]理论的介绍。1942年，又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无产阶级现实主义”[47]的术语确认——在1949年之后印刷的《讲话》版本中改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48]，被确立为“创作方法的最高准绳”[49]。

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便是理论界探讨的热门问题。但比起历史现场的前辈们在处理该问题时，所无法摆脱地对当时文学创作之“应如何写”的指导预设，今天的探讨之预设问题已经发生改变，变成了50至7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是怎么写的”的问题，具有了明显的总结意味。所以，尽管柳青的《创业史》在50至70年代曾就其现实主义特质问题引起争鸣不断，但在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中，已经被普遍视之为该创作方法实践的典范。

柳青作为路遥的文学教父，可以说是路遥文学创作之“传统”最直接的来源。目前学界对路遥与柳青的文学关联主要从作者性格及文学经验[50]、文本对照[51]、风格比较[52]等方面有了一些阐释。这些研究普遍对两者之“现实主义”标签持预设及默认的态度。但是，当年“严家炎等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成规’（客观描绘，性格刻画，形象的丰满、完整）等质疑柳青的创作”[53]，表明至少在历史现场的前辈们看来这一时段的“现实主义”的标签是有待清理的。对于这个问题，路遥的另一文学教父秦兆阳实质上作出了理论解答。1956 年 9 月，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探讨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提出了“当前的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时段性见解[54]。这是一种极具文学史整体观的表述。秦文发表后，相关观点得到了周勃、丛维熙和刘绍棠等人的应和[55]。这说明在历史现场的前辈们已经意识到了50—7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之于整个文学史长河的现实主义脉络是一种时段性的形态。而它的时段性特质，也正是路遥的现实主义之“传统”的来源。

如果说“现实性”是不管哪个时段的“现实主义文学”都应具备的基础共性，那么20世纪50至7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怎样的时段特性，构成了它有别于其他时段现实主义的特殊形态呢？除了已经经过洪子诚充分阐释的“一体化”特质外，另一个应该说就是构成路遥小说情怀最动人部分的“公共文本”特质了。这一特质在《创业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柳青创作《创业史》的初衷是要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56]这一问题。但他切入该问题的路径并不是描写农村的革命战争，而是描写当时农村最为重大的公共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这是建国初期国家层面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三个决定性文件画出了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轨迹。1951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上形成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奠定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及方向[57]；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更将发展农业合作社视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三大改造的组成部分[58]；195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将运动推向了全面高潮[59]。在这一过程中，全国所有农民都被纳入到了这一体系中。截至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完成，96.3%的全国农户加入了合作社[60]。可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过程，建构了当时5亿农民的基本生活面貌，是那个时代最为深刻的公共记记。

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建构了柳青当时的基本生活面貌。1952年5月，柳青主动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工作条件返回陕西。12月，他看到长安县王曲区皇甫乡的“互助合作运动还处在互助组的最初阶段，便于从头参加整个运动的全过程，遂决心把这里作为自己的生活根据地。”[61]1953年3月，“长安县委指示，王曲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柳青具体指导”[62]。1954年春，柳青开始《创业史》写作。柳青把他在王曲区互助合作运动中的见闻与摸索，既融入到了对运动的实践指导中，又融入到小说创作中。

因此，《创业史》并不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过后的总结性作品。它不是置身事外地对他者的描述，而是运动当时探索与实践的产物，其本身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众多的果实之一。《创业史》之本身就是一个公共问题探索与实践的产物，使得它的公共文本特质升华，令它具备了难能可贵的社会史意义。

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一种公共记忆，其覆盖面是巨大而影响是深刻的。全国所有农民，不管是先入社、后入社，还是最终也未入社的，其生活的基本面貌无疑均被它深刻地影响了。以柳青在所在的长安县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为例，1954年，参加了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44.1%；初级社从1953年始推广，至1955年参与农户占全县总农户85.1%；高级社从1956年始推广，到1957年全县有99.3%的农户入社[63]。这些数据阶梯性变动的背后，隐藏的是运动进程中的各类人事的发展，以及一个时代的心灵史。这些是社会史统计数据所不能提供的。而《创业史》作为一个公共文本，它所塑造的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徐改霞、赵素芳、姚士杰等一众农村人物，他们加入互助组和成立合作社而产生的各种戏剧冲突，恰能够提供该种史料补充，并使得一种公共记忆的历史追溯具有了鲜明可感的画面。

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社会共同体理想色彩已不需要过多强调。早在1948年经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过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文就曾提出“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64]。小农经济无法建立社会主义，所以“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65]，把所有农户均纳入到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体之中。而《创业史》中重点刻画的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殚精竭虑的所有努力，均是为这一理想而奋斗。

《创业史》的这种公共文本特质，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整体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别于其他类型的现实主义的鲜明特色。路遥的现实主义之“传统”来自柳青，来自50至70年代，但更确切的说，是来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公共文本”特质。

到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渐被“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下称“两结合”）所取代[66]。两结合是1958年由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中提出[67]，经周扬做了正式的理论概括[68]，被郭沫若大力应和的理论[69]。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被称之为“文艺八条”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正式将两结合确立为“最好的创作方法”[70]。尽管两结合理论在发起初时并未打算全然抛弃“现实主义”成份，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很难做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者兼顾而不有所偏废。之后的文学的英雄主角的塑造朝着越来越浪漫化的方向发展，而或呈现趋于神化的境地。两结合的创作由于现实主义之基础共性“现实性”受到了极大的空间挤压，因此也很难再称之为现实性的“现实主义”了。现实主义文学书写在70年代末才再度被强调，但伴随而来的是其脉络内部的裂变与转型。

三 公共文本的退潮与现实主义的转型

1981年夏，路遥开始创作《人生》[71]。在此前不久，他刚取得全国性文名。他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72]获得了《文艺报》举办的1977—1980年度的首届全国中篇小说奖二等奖，以及1979—1981年度的《当代》文学奖荣誉奖。路遥自此由一个地方性作家跃升为全国知名作家。尽管受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哺育弥深，但这时路遥的创作已与当时有了明显不同。

这一不同主要源于当代文学“一体化”时代的结束。1980年1月，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73]所以，路遥在进行《人生》等小说创作时，其环境已经与其前辈柳青不尽相同。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中，构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段特征的“公共文本”特质还依然存在。这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均具有公共文本性质。伤痕、反思文学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如《班主任》中的愚昧无知的宋宝琦和僵化刻板的谢惠敏[74]、《伤痕》里负疚不堪的王晓华[75]、《我是谁》中的因深受折磨而神经错乱的知识分子韦弥[76]等所展示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伤之公共问题，触动的是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表达的是一种“拨乱反正”的社会共同体理想。而改革文学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77]、《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78]、《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79]等则展现的是在百废待兴背景下对公众期待的改革开拓者形象的探索，与当时刚刚揭开序幕的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共同体诉求竞相呼应。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书写中“公共文本”特质还存在，是因为维持“公共文本”特质的时代大环境依然存在。当时由于各种政策还处在酝酿期，社会还没有形成显著的板块分化与人员分流，具有社会共同体性质的“公共问题”还普遍存在。在1981年，高加林还具有“青年”共性性质，但到了1988年《平凡的世界》完成时，孙少平、孙少安身上之时代青年共性已经不再显著，而变成了某一特定板块的具有某一类型特征的“青年”。

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一个一元化的公共时代正在向一个多元化、板块化、分子化、个体化的时代转型。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都发生了深刻的经济转向与板块分化。农村是中国改革率先突破的地方[80]，“从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到1983年底全国97.8%的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包干到户[81]，农村自此从集体时代进入到分子化时代。城市方面，1979年4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增加外汇、盘活经济的动机下提出了“试办出口特区”[82]，深圳、珠海等城市随后成为首批经济特区，城市与城市间、居民与居民间均进入到各类指标的加速分化期。

在《人生》出品时还不是特别明显的社会分化效应，到了《平凡的世界》出品时已相当显著。之前那种具有社会共同体性质的公共问题，在此时已经逐渐转变成一个个板块的不同问题。如在经济发展和人口自由流动的可能性问题解决以后，外出打工的解决方案已经消解掉了“高加林难题”，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承载着时代公共记忆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高加林难题”已经被分化成了“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和“小镇做题家问题”[83]，等等。

这是受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传统影响过深的路遥所未意识到的。他在1991年的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中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84]然而，1991年时呈现出的社会分化已经相当明显，“广大人民大众”这样一个整饬的共同体已经明显分化成了利益、品趣、阶层、贫富等各不相同的各个板块，并且这一分化至今还在深化中。各个板块的利益诉求与主体问题并不相同，越来越难以整合表达，那个曾经光彩夺目的社会共同体理想也不得不随之褪色。在此背景下，公共文本所试图表达的整体性和同一性，变得越来越疲软无力。文学的表达也不得不随之转型。

公共文本之不可避免的退潮所带来的，除了文学表达上的转型，还有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1988年，王蒙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评论《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敏锐而详细地描绘了这一现象。20世纪50—60年代的《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创业史》等作品“都掀起过热浪”。1977年的《班主任》、1978年的《神圣的使命》、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都引起过社会各界“争相传诵”。但到1984年的“《百年孤独》热”、1985年的寻根热和新方法论热、1986年的文化热，就沦为文学内部的“圈子热”了。而到1987年，就连圈子热也不大出现了。现在“作家们写什么，怎么写，似乎已经很难出现那种‘轰动’效应”[85]。

从艺术水准来看成就并不都高的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因其公共文本性质而均产生过社会轰动效应；但现代主义却沦为了“圈子热”，后来甚至连“圈子热”也没有了。公共文本具有全民性特质，这是它热度的重要来源。但是社会板块分化后，不同群体在利益诉求、审美意识、身份认同、理想目标等诸多层面均有了各不相同的定位与区分。公共文本所具有的全民性特质，在新的文学书写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消失了。

现代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文学书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等都可纳入广义的现代主义的范畴。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都是具有精英性质的类型文学，是对各自的文学审美取向所做的板块化、个性化的表达，不再具备公共文本之同一性、均质性和全民性特质。先锋文学带有强烈学西色彩，注重文学形式和技巧探寻，标榜对抗主流、拒绝大众，已毫无公共文本色彩。而寻根文学属于对西学、西化热潮进行抵制与反思的另一精英板块，尽管是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素材，但本质上仍是一种“先锋”式的技巧探寻写作，也仍属于广义的现代主义文学范畴。

公共文本退潮之后，文学的书写发生转型。现代主义的兴起是当时文学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它并不能涵盖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文学书写。它并未能取代现实主义。正如路遥所言，现实主义“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86]当时与现代主义兴起并存的，并不是现实主义的“过时”，而是“转型”。与现代主义取得了名噪一时的“圈子热”一样，另一种现实主义也成为了当时的大热门。近年“环绕一个派别、一种文学现象展开如此规模的讨论，仅见于‘新写实’。”[87]

20世纪8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文学已由路遥式的“传统现实主义”转变成了“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起源于1988年10月《文学评论》和《钟山》共同筹划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它作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而发起，其命名经过四十余名与会人员探讨后[88]，最终在《钟山》1989年第3期起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中敲定[89]。“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90]，在当时便是学界共识。这种现实主义明显不同于路遥式的“传统现实主义”。但是，《钟山》的术语界定之“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91]，似乎也难以成为其独特性征。因为，以路遥的书写为例，他会为追求“艺术的准确”而查阅跨时十年的报纸，不论是《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都不能说它们不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或者没有“真诚直面现实和人生”。应该说，新写实小说与路遥式的“传统现实主义”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外在的文学技巧，也不在于内容上的“现实性”，而在于是否具备“公共文本”性质。

新写实小说关注最为琐碎的日常，致力于“个人化”经验的叙述，公共性叙事消失，“从这样的文学作品中，很难感受时代的主旋律，很难触摸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宏伟的历史脉搏”[92]。陈晓明认为这意味着“文学写作不再依循社会化的想象关系的推论实践，写作者不再有充当历史主体的欲望。”[93]这一“历史主体”正是公共文本的表达。公共文本的退潮是时代变迁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拐点。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去世。虽然他生前一直坚持全民性的公共文本写作，但《平凡的世界》已与诸多跻身于经典之列的文本一样具备了历史性。而颇具历史意味的是，此时的“新写实小说”也基本走到了尾声。新写实小说遭遇了在处理“文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审美性的关系”[94]问题上的困境，它的终结亦是一种历史必然。不过，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脉络并不会终结，它将持续地走入下一轮的转型轨道。

注释：

[1]如杨金才：《廿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命运》，《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赵学勇：《“路遥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坛》，《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2]阎真：《路遥的影响力是从哪里来的？——从〈平凡的世界〉看写与读的关系》，《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3]贺仲明：《“〈平凡的世界〉现象”透析》，《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4]武菲菲：《乍暖还寒——“平凡的世界”现象与“重写文学史”》，《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期。

[5]路遥：《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6]颜宝臻绘：《人生》，路遥著，张钟龄改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7]高廷智、张省莉绘：《人生》（连环画），路遥著，马慧改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71]王刚：《路遥年谱》，第174页，第146页，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9]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文汇报》1982年10月7日；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蔡翔：《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上海文学》1983年第1期；陈骏涛：《对变革现实的深情呼唤——读中篇小说〈人生〉》，《人民日报》1983年3月22日，第5版；王愚：《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李星：《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论路遥的审美追求》，《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10]相关调查数据参见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11]以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为依据统计，除去均含有《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两个文本的路遥文集、全集等合集本，《平凡的世界》的版本主要有 1986—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本（其中印数最多的第一部截至1995年累计印105645册）、1996年华夏出版社全三卷本（截至1997年3印累计达2.2万册）、1999年陕西旅游出版社与经济日报出版社全三卷本（首印1万册）、2000年宁夏人民出版社本（首印5000册）、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卷本（首印 1万册）等。2000年以后，路遥小说的版本变得十分混乱，且图书版权页出现不再写印数的趋向，故难以统计发行数量。但就出版市场的基本状况估计，长销书每次印刷几千册已成常态，再不复20世纪80年代初期图书印数动辄数十万册的盛况。

[12][14]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

[13]中国文联版为《平凡的世界》的第一个单行本，第一至三部首版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6 年 12 月、1988 年 4 月、1989 年 10月出版。

[15]参见王仁宝：《“当代文学史”版本变迁视野中的路遥叙述》，《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16]安本实：《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刘静译，《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

[17]崔莉莉：《“城乡二元对立”下的〈人生〉写作》，《小说评论》2010年第2期。

[18]姜岗：《路遥小说人生图景解析》，《小说评论》2010年第2期。

[19]陈林：《〈人生〉的现代想象与身份焦虑》，《小说评论》2016年第4期。

[20]杨庆祥：《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21]《人民日报》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3年12月3日）被认为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九六六——一九八○）》，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2]参见张曙：《周恩来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 2012年》（上册），第326—3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3]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上山下乡运动被推向高潮。

[24] 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和《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两个文件，传达关于缩小上山下乡范围、开辟城市安置新行业新门路等政策，之后知青全国性大规模返城。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实质上标志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25]1962年，全国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后产生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十月六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5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指出要“减少过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1963年，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产生的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2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又指出“安置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

[26]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第93页，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27]吴鹏森：《发展与就业：当代中国就业问题研究》，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2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9]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第11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0]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31]《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一九七七年十月六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1977—200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工作文件选编》（上册），第3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2]1977年、1978年高考录取率分别为4.7%、6.6%。参见刘海峰：《高考改革论》，第33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33]周新民：《〈人生〉与“80年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34][35][36][37][38][39][45][86]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3—24页，第12页，第25页，第25页，第27页，第110页，第16—18页，第1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40]《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第1版。

[41][42][43]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第167页，第167页，第157—16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4]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第13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46]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现代》1933年第4卷第1期。

[47]参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风文献》（增订本），第235页，胶东新华书店1948年版。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册），第3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49]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5月26日，第3版。

[50]如宗元：《继承与超越——论路遥与柳青的创作关系》《济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李建军：《论路遥与柳青》，《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

[51]参见唐瑶瑶：《直写与侧写——从心理描写看路遥对柳青的超越》，《南方文坛》2014年第4期；廖晓军：《红色经典中的时代英雄与平凡世界的普通人——〈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比较分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肖庆国：《〈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的互文性解读》，《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2]参见张立群：《从柳青到路遥：现实主义的当代流变及思考》，《小说评论》2013年第1期。

[5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4]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55]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从维熙：《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北京文艺》1957年第4期；刘绍棠：《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北京文艺》1957年第4期。

[56]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57]《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于1951年12月经修订后发布（参见《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953年2月15日，该草案被定为正式决议。（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所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作为正式决议的通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下同）。

[5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69页。

[59]《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2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6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45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

[61][62]刑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第38页，第38—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63] 参见长安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长安县志》，第158—159页，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4]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新华社信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5册），第3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65]《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53页。

[66]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在当时并未被立刻抛弃。它与“两结合”在各类报刊属于共存状态，如《文艺报》在1958年第9期组织诗人贺敬之、臧克家、冯至、郭小川、袁水拍撰写了“诗人们笔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专辑。而茅盾的《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也在《文艺报》1958年第1、2、8、9、10期不定期连载。这表明“两结合”提出的初衷并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取代，而是一种发展。

[67]毛泽东并未严格使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字样，而是说“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

[68]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创刊号。

[69]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70] 《中共中共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310页。

[72]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当代》1980年第3期。

[73]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4]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75]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76]宗璞：《我是谁》，《长春》1979年第12期。

[77]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78]张洁：《沉重的翅膀》，《十月》1981年第4、5期。

[79]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十月》1983年第4期。

[80]王郁昭：《中国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突破》, 《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编：《经济学家的时代：〈中国经济时报〉理论文选（1994—2009）》，第341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

[8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集体所有制下的产权重构》，第101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

[82]《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编：《经济体制改革文件汇编（1978—1983）》，第48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

[83]“小镇做题家”是2020年网络上出现的术语，指出身小城镇，靠刷题应试考上了985、211类高校，但依旧缺乏视野和社会资源，对前途较为迷茫的年轻人群体。

[84]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路遥文集》（第二卷），第37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5]阳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文艺报》1988年1月30日。

[87]张韧：《关于“新写实”小说讨论的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学年鉴（1991—1992）》，第2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8]参见李兆忠：《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89]《钟山》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从1989年第3期至1991年第3期共刊了8期，为“新写实”小说从理论到创作的生成都定下了基调和框架。

[90][91] 《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3期。

[9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写实”小说座谈辑录》，《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93] 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94]刘艳：《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文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审美性》，《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