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按照巴金先生的设想，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巴老还曾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1]

如今，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建成35年，馆藏量已达70万件。巴老的夙愿我们已经初步完成，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如何让世人了解文学馆，通过各种文学史料感受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认识中国人民的美好心灵。要完成好这项工作，首先是将这些“宝藏”进行细致的梳理、分门别类的筛选，以及对资料价值予以正确的定位。

1.文学档案筛选缘起

对所征集的文学档案进行深度解读，是保证文学“宝库”质量的重要工作，也是有难度且容易引起争议的工作。

文学馆从建馆之初，藏品均是在老一辈文学家们的积极倡议下，作家无偿捐赠的。为了丰富馆藏，馆方并未对入藏范围作具体限定，凡作家愿意送来的，文学馆照单全收，甚至会想方设法，多途径收集名作家文稿。

据文学馆原馆长舒乙讲，建馆之初，为丰富馆藏曾经劝说冰心先生将草稿保留下来交给文学馆，冰心虽然不反对但将草稿随手扔掉的习惯一时难改，舒馆长就请她的外孙从冰心的废纸篓里去拣，终于抢救出一批，重新粘贴修补后，成为珍贵的参考史料收藏至文学馆手稿库。

随着1985年开馆和2020年新馆落成后的两次捐赠高峰，文学馆的库房已经如巴老所愿，成了名符其实的“宝库”，但似乎依然无法满足各方的需求，究其原因，馆藏的优化和深度解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就70万馆藏量而言，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分类梳理的工作不仅关系到业务工作的未来，更关系到文学馆的价值定位，以及文学馆在未来的被认知程度。

在文学活动中，社会团体和个人形成了大量原始记录，唯有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那一部分才能被视为“文学档案”加以留存。因此，鉴定、整理在整个档案生命期中起着重要作用。“鉴定决定了什么是档案，什么不是档案”“档案工作者为社会决定了谁将在未来受到关注，谁又将在未来销声匿迹”。[2]

2.如何筛选梳理文学档案

从文学馆的建设初衷来看，文学档案与文学史料相融相通，武新军在《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讲，文学史料的建设需要“持之以恒、相互合作、积少成多，才能由量变到质变或多或少改变文学史叙述”。[3]因此，文学档案价值的标准形成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变化、争辩的过程。

笔者认为，文学档案的梳理首先要建立问题意识，洪子诚曾提出，“写文学史得承认一个前提，即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存在有联系”。[4]

在面对庞杂而琐碎的文学史料时，要构建联系性才能避免疏漏，有研究性的史料筛选才能拓宽文学档案入藏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当代文学档案的筛选和整理尤其存在认知和评价的困难，正如贺桂梅所言，“文学史写作永远是当下的、实践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文化政治的行为，每一次重要的历史变化都会使文学史写作发生变化。……而作为一种比现代文学更现代的当代文学史最难写，因为它总是在展开中，在不断地往前延伸，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学实践”。[5]对“开放性的文学实践”进行评价不但要承担“未来价值能否实现的风险”，还要承担选择留存的“档案长久保存的投入”。[6]

可见，档案工作者在筛选和整理中所付出的智力劳动，乃至承担的巨大责任绝不容轻视。那么，在现当代文学档案的梳理过程中，都会有哪些因素令档案工作者困惑而难以抉择呢？

3.文学档案整理中“人”的因素

3.1 为谁选择。在文学馆工作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我们所留存的文学档案不仅是为利用者所存，还为档案中涉及的人物所存，更为国家、民族所存。就文学专业型档案馆来说，能满足的需要是有限的，要入藏的档案也必定是在限定范围内的。

首先，分析文学档案的最大利用群体（主要是学术研究者）的需求，是选择的基本方向。然而学术研究者（一般指文学史研究者）所需要的档案资料并不那么容易预测。也恰恰因此，档案工作者的责任更加艰巨，如果因为我们对史料的爬梳，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稽考钩沉的论据，那就是我们最当欣慰之事。

其次，分析文学档案中涉及的人物（包括作家本人、亲友和后代子孙）的需求，是档案工作者应该尽到的责任。对于作者本人的需求不难理解，写作者对自己的作品都如自己的孩子一样视若珍宝。单纯的文学性史料对亲友和后代的价值更多地在于缅怀，或不愿被人遗忘，那么我们要满足这类需求除了判断文学档案的纪念价值外，只要满足了未来研究者的需求，不被后世遗忘是研究所产生的衍生结果。

3.2 由谁选择。原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曾说，“好的档案工作者，不仅要会整理档案、管理档案、提调档案、编研档案等，更重要的还要会鉴定档案，知道哪些档案有价值，哪些档案价值大”，[7]持同一观点的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认为，鉴定是档案工作者的主要职责，他们“凭借‘被当作历史学家进行教育’的资本，‘有能力判定公共文件的历史价值’，他并不要求档案人员通晓所有领域的研究需求，反而鼓励他们征求专业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意见”。[8]

在文学专业性档案馆中，根据现当代文学史料的特征，档案工作者向研究者学习，提升各方面的素养和能力是必要的也是能够企及的。武新军希望当代文学史研究者要有“文学史的眼光、问题意识与史料工作的经验”，[9]这也是文学档案工作者为之努力的目标。

当然，要求档案工作者全都具备“专家”级的预见、预测和评价档案价值的能力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还是有必要组织专门的档案鉴定小组来协助鉴选工作，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判断所带有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也可以使鉴选工作更加科学规范。

文学档案鉴定小组起到群策群力的作用，所以不一定要有固定的文学史专家、作家或文学研究者加入，只需要定期将档案鉴选中发现的问题、难以决断的案例由小组成员共同商讨决议，必要时请上述专家给予公正的鉴定意见。

文学史家可能相对接近文学史研究的需求，现当代文学评论家和跨学科研究者可能更接近当前或未来研究的需求，为了避免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失，档案工作者要有“通过鉴定，塑造历史，行使控制记忆的权力”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4.文学档案整理中“物”的因素

4.1 文学档案的鉴定辨析。2000年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档案行业标准《档案基本术语》中将档案鉴定定义为：“判定档案真伪和价值的过程。”[10]然而，就现当代文学档案而言，真实性判定是极具争议性的。

吴俊在史料研究“四义”中将求真作为“材料的第一义和基础价值”，强调“材料本身须为真，即真材料”，这是“对材料确凿身份的考实”，“次则是用真材料获求对象、事理的客观真相”。[11]这种要求笔者认为是研究的范畴，如果如此要求档案鉴定工作，不但堆积如山的档案得不到及时入藏保管，也容易使档案鉴定陷入各种复杂难以抉择的困境中，进退维谷。

对于文学档案的真实性，笔者认为档案工作者与档案捐赠者在交流中，询问档案的来源、形成的来龙去脉等内容是可行的。一般档案捐赠者对手中材料的了解会比较多，从他的表述可以大致断定此材料的真实性。而且，文学史料往往存在有意与无意的悖论关系。文学馆研究员王秀涛就曾在“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的区分”中表示：“主要依据史料制造者的目的、意图和动机。有某种企图和目的，记录历史难免有取舍，主观、刻意在所难免……”[12]对主体之“意”对史料留存的作用，傅斯年也有过一段论述：“记载时特别经意，固可使这记载信实，亦可使这记载格外不实，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不经意的记载，固有时因不经意而乱七八糟，轻重不衬，然也有时因此保存了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13]

鉴于此，文学档案的局限性使研究者在利用时会避免只用单一史料，而应有多种史料的互证和参照。那么档案工作者在真实性鉴定中只要注意档案形成过程的真实（原始性）和历史记录的真实（准确性）即可。

档案鉴选时另一个重要依据是档案的价值，档案价值是“档案对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有用性”。[14]然而，“每种史料都有其可能的价值和缺陷，不能依据一种标准进行划分”，尤其就当代文学档案来说，应该有“泛史料”的意识，“对那些还无法确认其价值的新史料保持宽容，因为这种史料今天觉得它意义不大，但有可能未来有很高的价值”。[15]

在《人民文学》杂志社移交的一批文学资料中我们就曾发现，资料中大量的名作家原稿固然被公认为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还有一些稿件虽然非名家之作，在刊发前经过编辑的细心修改，精心打磨，刊发时已经与原稿有很大的不同了，从编辑刊印角度也不失为研究的切入点。

还有一些读者来信，虽然杂志社会定期将读者的典型来信在杂志上刊发，但信件原件的客观性可能会更明显，未经删改，不经粉饰的语言表达更能反映当时的状态。由此可见，鉴选文学档案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是否能够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上，以此为依据尽量扩大采集的范围，增强文学档案鉴选的包容性，为文学研究提供更大的空间。

4.2 文学档案的分类解读

4.2.1 版本资料。文学馆收藏的70万件藏品中有50万件为正式出版的文学资料（包括书籍、报纸、期刊杂志），正式出版物作为现当代文学最基础的史料，占据馆藏量的半壁江山理所当然。文人大多嗜书如命，为此文学馆还设立了“某某文库”，以纪念捐赠量比较大的作家，一方面保留他的藏书特色，另一方面也可展现藏书风貌。一代学者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四处搜集购买的大量书籍，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较之于图书馆为读者提供服务的功能，文学馆的版本资料是作为文学档案收藏的，其用途更趋向于研究和版本留存。

版本学的各种研究方法要求我们在收集现代文学著作时，要尽量做到广而全。不但要重视初版本的原始性价值，也要关注到其他版次的修订，以及校订本中作者所做的修改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作家捐赠书籍中的签名本，是“研究文学档案的另一个视角”。文学馆副研究馆员徐莹曾对“‘巴金文库’的签名本进行研究，发现签名本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是“文学档案的独特存在，是一座可持续开发的宝藏”。[16]现代文学版本的史料价值是公认的，各种研究书目也已经辑选出版，我们在筛选时可以此为依据。

而当代文学方面，每年出版体量之大，想要做到广而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文学馆每年的采购预算也总让人捉襟见肘，因此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只能精益求精地进行选择，一方面依据文学评论，另一方面就要靠媒体的好书榜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

4.2.2 手稿。在文学馆，作家手稿被当作最重要的创作档案，受到认真对待。就真实性而言，“刊印本不如手稿”，这是毋庸置疑的。

陈子善将手稿定义为：“应该是除了文稿、诗稿外，还包括作家的日记、书信、读书笔记、写作素材的记录等。换言之，作家以传统书写方式书写而成的文字，就是手稿。”[17]由于书信在研究过程中所关注的信息点与其他手稿不尽相同，将在后文中另作说明。手稿的研究价值决定了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手稿。

第一，手稿的校勘价值要求我们在鉴选中不但要保留原件，而且如果是仅存的复写件也是有收藏价值的。复写件，系经过媒介复写纸而形成，是与原件同步同时同过程完成的，其原始实证性与原件无异。而复印件则不然，复印件是照原样重印，与原件在产生时间、过程和方式上不是同时同步同过程产生，容易伪造，故其真实性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第二，从“探索作者创作时的心路历程的角度”，作品的写作大纲和素材笔记当然有收藏的必要。

第三，“根据作家的手稿来揣摩他的写作技巧”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一个大作家，就算再有天才，他的作品也不是一挥而就，也需要一个推敲的过程。”[18]那么，对于作品在语言的揣摩修改中产生的草稿、校订稿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四，通过作家手稿欣赏作者的书法的角度，尤其是老一辈作家用毛笔书写的那些手稿是极具欣赏价值的。手稿的历史演变，从无到有，再到渐渐消失；从毛笔到钢笔，再到圆珠笔、铅笔，反映了中国传统书写方式的变化，也是我们将那些版式规范、赏心悦目的作家手稿视为珍品收藏的重要原因。

4.2.3 信函。“作家书信是作家写作中的独特文类，具有实用性、文学性和延异性等文类特质；具有历史和文学史价值，尤其是能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价值层级较高的史料。”[19]金宏宇对作家书信价值的肯定，一方面说明了书信收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书信选取的依据。

一般情况而言，作家书信都是“作家以传统书写形式书写而成的文字”，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有些作家有将信件复写一份的习惯。由于书信复写件是与原件同时同步完成的，笔者认为其价值仅次于原件，可等同于原件予以收藏。至于书信复印件，作家本人剪贴编辑自己信件的可能性不大，但其他人出于整理发表或出版等目的进行技术修改也是有可能的，需要严格考证。

近半个世纪以来，打字机、打印机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作家们邮寄打印信件的数量也随之增多。虽然较之于手写书信，恳切感和亲近感都有所缺失，但科技带来的交流改变也是研究的新视角。因此，无论打字稿、打印稿，抑或是电子邮件、微信简讯都应该纳入收藏范围，但后两者的收集和保管是档案研究的新课题。

4.2.4 照片。照片档案作为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生动性和直观性的特点。但是由于人们拍摄照片的随意性，照片质量难免良莠不齐，尤其是随着数码照相技术的成熟和推广，大量冗余信息占据着我们的存储空间。因此，照片档案的选取首先要树立“精品”意识和“实证”意识。

文学档案照片除人物、会议两大主体类别外，名人故居建筑、物品、著作书影也占据一定的数量。对于作家捐赠的照片，基本上都是作家家属或亲友随心所欲之作，清晰度和构图都不能跟专业摄像师相比，故而此类照片只具备实证价值，反映事物的面貌即可，选取时量不必多，择优收藏。如笔者在整理一批罗烽、白朗照片资料时，发现大量白朗老年卧病在床时友人去探望的照片，图片质量模糊、照片内容杂乱，而且相当多的重复镜头，这种情况就不必“有照必档”了。

照片作为研究历史、考证历史最原始的素材，其重要价值是文字档案无法替代的。文学档案照片，其利用价值主要在于陈列展示、研究考证和参与文学出版，艺术欣赏性和时效性并不成为关注的重点。

4.2.5 字画。在文学档案中，书画作品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却是最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的，来源以作家收藏的、本人书写的和友人互赠品为主。但是，据舒乙记载：“文学馆一开始并没有收藏作家拥有的字画的打算。”但冰心说：“文学馆就是作家的家，作家一切心爱的东西文学馆都应收藏。”而且她说到做到，“家中所藏字画，除了墙上常年挂着的吴作人先生的《熊猫图》和赵朴初先生的一幅字之外，全都送到文学馆，共57张！成为文学馆收藏的第一批字画”。[20]

自此，文学馆便设立了字画库，现入藏书画作品已近3000件。其中不乏作家本人在闲睱之时的泼墨之作。书法、绘画、文学之间的关系本就水乳交融，“诗书画印皆通晓，成为‘东方艺术家’的特色，老一辈的艺术家和学者，都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21]

民国时期的作家、学者主要的书写工具就是毛笔，书法造诣虽不能与书法家相媲美，但一笔好字，可是文人的书面。现代诗人郭沫若，报人邓拓，作家茅盾、端木蕻良、姚雪垠等，都有一笔好字，他们在本职写作中又喜爱书法，是多才多艺者的喜爱，而非专业，少些规矩，多些灵气。

当代作家们在吟诗作赋、笔走龙蛇、点染皴擦之间留下对自然、世界和人自身的独特感悟，也是他们多样精神追求的一种表现。因喜爱而生的文人字画，不求逼真，不守规矩，注重意境，别用美术标准衡量它，因为这种字画更接近文学——文学就是人学。“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作家管桦画竹，画的是竹子正直、有节、虚心，寓意人品。

因此，文人“墨宝”自当纳入文学馆的收藏范围，在手机、电脑普及，手写时代将逝之时，文人字画又凸显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功能。书画藏品乃是文人高雅之礼，一则表现为相互学习交流的行为，二则为表达情意，增近感情。这种礼尚往来的表达，更能被现代人所理解，也更容易引起大众在欣赏字画的同时，了解字画中蕴含的故事之兴趣。

4.2.6 实物。这里的实物档案应定义为，能够反映作家文学活动和历史真实面貌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特定有形物品，如作家生活用品（文房四宝、家具陈设）、证章类物品、纪念品、匾额、印章等。由于实物档案的种类过于繁杂且不易界定，在整理和选择中是最容易出现疏漏的。对于文学类专门档案馆，我们的选择主要围绕作家生活和文学创作时的相关物品，并有意识地选择建立“作家书房”的实物档案。

在展示作家创作成就时，开辟一个区域将他们的创作环境一并展出，既增加了可视性又平添了亲切感，使人如身临其境，沉浸于作家的个人写作环境之中，这是收集作家实物档案的初衷。慢慢地我们也发现了，某些作家的个人用品也是极具故事性和趣味性的。如张志民书房中的书柜就是张志民在文学研究创作之余，购买了一批老式收音机外壳，自己打磨制作的，给“作家书房”增加了很多看点，也真正让观众体会到“睹物追昔”，了解作家文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作家的人品和情趣。

4.2.7 特殊载体的文学档案。以音、像、电子文件为记录方式的文学档案正在逐年增长，但是由于数量还不是很大，我们暂且以介质归类，主要包括影视带、录音带、软盘、光盘、硬盘、数码产品等。

随着量级的持续增长，此类文学档案势必慢慢代替纸媒资源，成为文学档案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就目前文学类档案馆的保管能力而言，不足以支撑此类档案的构建和维护经费，故此我们的入藏应该以“为未来选择”“应收尽收”为原则，尽可能将各种介质中的文件提取出来统一存储，避免损失。在这一类文学档案中，口述历史资料是近年收集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口述历史是过去的声音’，但它又是在‘现在’被发现、采集和公布出来的，必然牵涉到不同关联人物在过去和现实中不同的社会处境与身份认同。可想而知，口述历史（料）不太可能是已逝过去的客观再现”。[22]张均的一段话提醒我们在选择收藏口述史料时不要只保留一种“兴趣”，而忽略了另一种“兴趣”。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网络资源。通过互联网，研究者似乎找到了一个“流动图书馆”，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大多数网络资源的基础数据还是来源于纸媒资源。文学史料影印版尚可存之，经过文字识别的版本错误率难以估量，不如弃之。当然，首推即出自网络中的网络文学作品或论坛日记则另当别论，但这类存于平台数据库中的电子文稿，尚没有建立相关的移交归档条例，相应的鉴选工作当然也未触及。

4.2.8 其他。在现当代文学资料中还有一部分档案资料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文学活动现实，能够从中提取更多的史料信息。剪报是作家尤其爱收集整理的素材资料，它一方面反映了作家对某一文类的偏好；另一方面也记录了作家所收集的研究课题，是探寻作家写作缘由和思想、艺术观念的绝好来源。但是，作家收集整理的剪报数量之大、品种之多确实超出了目前档案工作者的加工能力，如何有效地整理也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如，文学馆2019年征集到的倪墨炎文学资料中就有倪先生30年间收集整理的九十余本现当代文学方面的剪报资料，弥足珍贵。如果进行认真的收集、整理、专题分类，将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珍贵史料参考。这一类文学周边资料还有海报、文学活动签名册以及讣告和作家生平、履历等等。以上文学史料被金宏宇以副文本概念论之，并认为相较于正文本，“副文本总体而言是偏重于实用的，它们不仅呈现了更多的文学史细节，如作品的装帧、出版、传播等，作品的写作、修改、接受等，作家的身世、创作动机等，还有文坛现象、时局变化、历史语境等。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材料具有相对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科学性”。[23]

随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我们所收集的档案资料也会不断丰富和扩充，对保存历史和丰富馆藏皆有正面的意义。当然，对藏品整理、选择和解读工作就会有更高的要求，以免造成鱼龙混杂，遮蔽视野的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1] 巴金.随想录[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265页.

[2] [7]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J].中国档案,2017(10):20.

[3] [9]武新军.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文艺争鸣,2020(06):21,24.

[4] 洪子诚,钱文亮.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J].文艺争鸣,2003(01).

[5] 宋喆等.专访贺桂梅:在当代,如何阅读与写作当代文学史?澎湃新闻[EB/OL].

[2021.04.10]https://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9926468.

[6] 王岚.为未来选择历史[J].档案学通讯,2003(05).

[8] Reto Tschan著.蔡娜,吴开平编译.詹金逊和谢伦伯格鉴定观之比较[M].档案与建设,2005(01).

[10] [14]DAT1-2000档案工作基本术语[S].国家档案局,2000.

[11] 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J].小说评论,2019(04):15.

[12] [15]王秀涛.当代文学史料的等级问题[J].文艺争鸣,2020(01).

[13] 傅斯年.史学方法论:傅斯年史学文辑[M].雷颐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8.

[16] 徐莹.签名本:作家档案的另一视角[J].中国作家,2018(06):38.

[17] [18]陈子善.手稿的定义和价值[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04):171.

[19] 金宏宇.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的文史价值[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09):13.

[20] 舒乙.现代文坛瑰宝[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33.

[21] 钱君匋.谈绘画、书法、文学的关系[J].江苏教育,2018(13):33.

[22]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问题[J].文艺争鸣,2013(06):8.

[23] 金宏宇.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史料价值[J].北京社会科学,2014(0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