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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文会友”的一种特殊交流形式，文人雅集为群体或个体创作营造特定情境，有力促进了诗文、书画等作品生产，成就了中国文化历史上诸多名垂千古的佳作。

“兰亭”甚于“金谷”？

君王权贵对文士贤才的招揽，促成了早期文人雅集的形成。《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描绘了先秦诸侯王宴请门客贤士把酒言欢、谈古论今的情景，也赋予了文人雅集的基本形态：鼓瑟音乐、美酒佳肴以及品德高尚的贤才。

在雅集中，文人贤士借由诗文、书画切磋激发灵感与创意，不仅与所处的时代同频共振，成为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而且影响一时一地的创作风向，推动文化普及与发展。

西汉梁孝王刘武广交文人名士，在今天河南商丘东建东苑（又称“菟园”，后人称之为“梁园”），以招延四方豪杰。史书记载，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文人名士枚乘、司马相如、庄忌等人也相继来梁，成为座上宾，最终形成以刘武为核心、贾谊为先导、邹阳等人为中坚的梁园文学群体。李白《书情题蔡舍人雄》中的“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说的便是这个典故。

一日，刘武宴集游于梁园忘忧馆，命门客各作辞赋一篇，便有了枚乘的《柳赋》、路乔如的《鹤赋》、邹阳的《酒赋》、公孙诡的《文鹿赋》、羊胜的《屏风赋》、公孙乘的《月赋》等，成就了一段佳话。

梁园文学群体有力推动了西汉文学发展。其中，西汉辞赋大家枚乘的《七发》《梁王菟园赋》等作品，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

三国时期，曹操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邺北城），喜交名流学士，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逐渐形成了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在集宴云游、诗酒酬唱中，一举开创了慷慨任气的东汉文学气派。

他们的作品主要反映艰难时世、民生疾苦，抒发忧国忧民之情，表现出建立功业的积极抱负。在“建安七子”中，王粲善作诗赋，成就可以说高于另外六人，被刘勰称为“七子之冠冕”。他的《登楼赋》《七哀诗》是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性作品，抒写生逢乱世异居他乡、心寄故土之情，哀伤而不消沉。

如果说梁园雅集、邺下雅集是由权贵或统治者召集主持，带有某种政治因素，那么西晋金谷园雅集可被视为由文人自发组织的雅集。

西晋文学家石崇常在洛阳的别院金谷园召集刘琨、陆机、陆云、左思、潘岳等聚会、结社，史称“金谷二十四友”。最值得书写的一次雅集，是元康六年征西大将军王翊从洛阳还长安，石崇召集众文豪在金谷园为其设宴饯行，“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

事后，石崇把众人诗作收录为《金谷集》，亲撰《金谷诗序》。这场极大声势的文人雅集，对后世的相关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50多年后举行的兰亭之会，便是依照金谷园雅集模式组织的。

史书记载，当王羲之得知人们把《兰亭集序》和《金谷诗序》相比时，感到很高兴。由此可见，金谷园雅集在当时恐怕比兰亭雅集更有影响。但后世知“兰亭”甚于“金谷”，又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深得唐太宗和后世书家推崇；另一方面，二者境界不同，《金谷诗序》“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兰亭集序》“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故后者更容易为人传诵。

苏轼更是认为，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石崇）之于逸少（王羲之），如鸱鸢之于鸿鹄”。

文采风流，映照一世

文人雅集在唐代盛极一时，形式与活动内容丰富多样，不乏留下千古传唱的名篇。这和唐朝盛世风华、文星昌耀不无关系。

唐高宗上元二年，洪州牧阎伯屿于重阳节在滕王阁大宴宾客，安排其婿吴子章作序以彰其名。在场众多文人假意谦让，年轻气盛的王勃却毫不谦让，一度令阎伯屿怒而离席。

珍词绣句层见叠出的《滕王阁序》，既是六朝骈文之新变，也是唐朝骈文通俗化、格律化之先声。其骈俪藻饰、对仗工整、辞采华美，采用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可谓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达到了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堪称“神俊无前”。

甘露之变后，白居易远离朝堂，居于洛阳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唐武宗会昌五年暮春三月，73岁的他邀约胡杲、吉旼、刘真、郑据、卢贞、张浑等几位比他年长的长者畅游山林、把酒高歌，写下《七老会诗》。

是年夏天，白居易又组织了一次雅集，增加李元爽、释如满两位更为年长的人。白居易在“九老雅集”中写下《香山九老会诗序》，还请人绘制《九老图》，以纪念这场长者集会。

宋代的“洛阳耆英会”，便是文彦博与富弼、司马光等仿香山九老会的形式，聚集洛阳高年者共13人置酒赋诗相乐的雅会。司马光以楷书所作《洛阳耆英会序》和《会约》，堪称文化瑰宝。

由昆山名士顾瑛召集的玉山雅集，是元代规模最大、举行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的雅集。大小雅集凡50多次，“岂无歌钟乐，乃尔文字娱。逍遥以终夕，聊复遂吾初”，体现了超然物外、超脱功利的价值追求。

当时，科举制废止，文人仕途受阻。远离政治后，文人得以回归本心，更加追求理想的精神生活与自身的独立价值，文人雅集焕发新的生机。

元顺帝至正八年早春的玉山雅集，被时人称为“诸集之最盛”。杨维桢所作的题跋《玉山雅集图记》，再现了雅集人物和场景。杨公还将此次雅集与兰亭雅集、西园雅集相比较，称玉山雅集“清而不隘，华而不靡”。

顾瑛将众人所作诗文编为《草堂雅集》，这是存诗数量最多、由元人编选的元诗总集。他又将各家为玉山佳处二十八处景点所题的记、序、诗、词、赋以及在各景点燕集时所作的诗词汇为《玉山名胜集》，并将各家饯别寄赠之作汇为外编。由此，许多元末知名文人的作品得以传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主修纪晓岚评《玉山名胜集》：“其宾客之佳，文辞之富，则未有过于是集者……文采风流，映照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

征歌演剧，卜夜烧灯

明代文人结社雅集、文酒觞咏依旧盛行。伴随这一时期的戏曲发展，演剧活动及由此展开的征歌、品剧在文人雅集中流传开来。

文人雅集与演剧活动的融合，为文人提供了观剧场所，重塑了文人士子间的社交关系，又以文人的品评来引导戏曲创作，促进了戏曲传播与创作。

活跃于南京的诗人、戏曲评论家潘之恒，是明代万历年间文人赏剧的重要组织者、参与者。他先入复古派诗社“白榆社”，其后与“公安派”“竟陵派”等结社酬唱。

万历十三年，潘之恒参与“白榆社”在雨花台的雅集活动。昆班演员杨美表演的《窃符记》，被众多观剧者记入诗文。其中，潘之恒对杨美扮演的如姬评价甚高，指“其行若翔”。

万历三十七年，潘之恒参加“公安派”的冶城大社，促成北曲《凌云记》从案头走向演出。这场演出适逢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改革，北曲日趋式微。工于北曲的昆旦名优傅灵修及其兄傅卯，被潘之恒邀选出演此剧。由此，傅氏兄妹的北曲传统唱法得到了重视。

万历四十七年，潘之恒参加秦淮大社。此后，参与或主持多场征歌度曲的“竟陵派”雅集活动。他从“度、思、步、呼、叹”五个角度评析相关表演，可谓晚明戏曲表演理论颇具代表性的论说。

明末清初，家班演出、堂会演出、临水拍曲、以曲会友等，成为江南文人雅集的常见节目。“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入清后归隐如皋，在其栖隐之处“水绘园”频频举办雅集，家乐表演为重要内容。

乾嘉时期，扬州文人雅集促进了当地剧坛的繁盛。袁枚、赵翼等文人每至扬州必看戏。《扬州府志》记载：“若士庶寻常聚会，亦必征歌演剧，卜夜烧灯。”

与袁枚、赵翼合称“江右三大家”，有“国朝曲家第一”之誉的蒋士铨，在大盐商江春组织的一场文人雅集宴饮中，谈及白居易《琵琶行》，慨叹院本《青衫记》“命意敷词，庸劣可鄙”，用五天时间创作出四出杂剧《四弦秋》，立意深远，文辞优美，成为清代南杂剧中的翘楚。出自该剧的折子戏《送客》《女弹词》成为昆曲保留剧目，至今上演不衰。

总之，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道别致的文化图景，文人雅集为我们留下无数文化瑰宝与千古绝唱。其文化魅力穿越时空，不应被时光的尘埃所湮没。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