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摘 要

现实主义文学在21世纪迎来了它的机遇与挑战，处于变化之中的丰富社会现实为其打开了广阔道路，但与此同时，通过建构超越性“应然世界”来影响“实然世界”的理想却遭遇了困境。作为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石一枫仍旧试图在《漂洋过海来送你》中召唤“应然世界”，但“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之间的巨大张力却撕裂了文本，或许被撕裂的还有将“写实”和“超越现实”熔于一炉的现实主义文学理想本身。

● 关键词

现实主义；石一枫；应然世界；实然世界

一 现实书写：“实然”与“应然”

现实主义文学在21世纪的中国真正走上了“广阔的道路”，“它甚至于可以用看起来是荒诞不经的人物和故事去表现深刻的现实内容。它甚至可以真实到近于虚幻的地步。”——半个多世纪前，秦兆阳为解放趋于僵化的现实主义所作的辩护，在当时似乎显得“矫枉过正”，如今已接近客观陈述：一方面，21世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是“真实到近于虚幻”的；另一方面，20世纪末“先锋文学”更新手法，“新写实小说”解构“典型”，早已从文学内部解除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武装”，令21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和网络时代的社会新闻可以强有力地进一步从内外两侧冲击文学自身的界限。文学由此走向了“无边的现实主义”，但传统现实主义的道路却“越走越窄”。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己任，然而，当下无边广阔的“现实”似乎已超出了它的表达范畴。

在“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再不言自明的时代，石一枫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时下流行的“新写实”已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转向日常化、碎片化和去中心化，而石一枫则接续起批判现实主义（乃至于部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这不仅表现为他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更重要的是，他总是不会忘记，在自己生活细节丰沛的故事背后设置一个具有现实穿透力和整体统摄性的价值观念，比如《地球之眼》中的“道德”和《心灵外史》中的“信仰”。而以一种强有力的价值来统摄现实（而非仅仅模仿现实），恰恰是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特征。在石一枫看来，“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并且他坚持认为，正是在这个文学式微的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而作家对价值观的探讨与表达最后需要重新落地，需要或者应该对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影响。正是在此意义上，他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从“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走向了“以影响现实为目的”。石一枫恰恰试图以那些价值观重新组织起碎片化的现实，在20世纪末社会整体“拆除深度模式”以后，再次寻找生活背后的超越性意义。但这一过程却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之间的矛盾张力。“现实主义除了要看清实然的世界，更重要的也许是应该看清应然的世界。”石一枫的这一认知充分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建构“应然世界”，才是现实主义文学进行自我界定的本质，也是区别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主要特征。然而，这恰恰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今时代遭遇内在困境的关键所在。在思想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应然”的价值观不仅时刻处于自我反思与自我解构的尴尬境地，还经常遭到坚硬的“实然世界”的无情嘲弄乃至于消解。在石一枫的作品中同样如此，“道德”“信仰”“战斗”“艺术”等词汇总是出现在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中，负载这些价值观的人物一边深深陷入庸常人生的泥沼，一边却可笑又近乎孤勇地坚持着这些价值。

《漂洋过海来送你》是石一枫发表于2021年的长篇新作，也是他小说中时空跨度最大的一部。除中国（主要是北京）和美国（主要是芝加哥）以外，埃及、阿尔巴尼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出现在故事当中；时间线则从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延伸至今，横跨半个多世纪，几乎覆盖全部中国当代史。为支撑这样庞杂的现实，作家在找寻骨灰的叙事主线之外，又设置了两条故事线，一条涉及初到美国的年轻移民，另一条则指向在世界各地建造桥梁的外派劳工。然而，正是在这三条支撑文本的故事线之中，埋下了文本内在分裂的伏笔。

关于石一枫小说“分裂”或称“撕裂”的问题，李壮在《如此完好的撕裂》中曾经以肯定性的态度指出：“石一枫能够出色地塑造出内与外、个体与公共、具体与抽象的双重世界”，正是双重世界之间出现的巨大“撕裂”，以一种充满文学性的方式隐秘地呼应着这个“内在瓦解却依然坚固的时代”中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在《漂洋过海来送你》中，撕裂并非发生在李壮所说的“双重世界”之间，而是出现在文本内部，确切来说，是出现在“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之间：石一枫所着意寻找的、穿透并统摄庸常现实的超越性意义能否真正再次落地？进而言之，在当下写作中，建构一个逻辑自洽的“应然世界”是否可能？这不仅仅是石一枫个人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小说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现实主义”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问题。

二 历史传承：接续与断裂

《漂洋过海来送你》中有明确的历史轴线。20世纪末以来，以历史轴线讲述家族故事，并以此反映宏大时代的长篇小说屡见不鲜，几乎令人审美疲劳。但是，不同于“新历史小说”以消解主流历史话语体系、将“边缘”中心化为己任，这部小说反其道而行之，虽也以血缘家庭为叙事主线，却不再强调个人和血缘家庭对于宏大历史的消解作用，而是试图以此重建整体化的历史叙事，激活现代性历史观。就此而言，《漂洋过海来送你》甚至与《红旗谱》有几分相似，当然，经过了“新历史小说”洗礼的石一枫，已不可能、大概也不愿意重新讲述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的家族传奇。小说涉及19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着墨较多的两条故事线（北京胡同青年线、美国芝加哥移民线）最初发生交汇的历史节点，也是黏合个人生活和宏大历史的标志性事件：死后被弄混骨灰的工人那年枝（胡同青年那豆的爷爷）和军医沈桦（美国移民青年黄耶鲁的奶奶），身处荒诞剧情之中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实则生前便被抗美援朝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换回亲人骨灰而不得不见面的那豆和黄耶鲁也并非毫无交集，他们虽已远离抗美援朝那段历史，却曾在同一时间祭扫过同一个埋葬着志愿军战士的无名烈士墓；小说结尾，黄耶鲁托那豆将奶奶沈桦的骨灰带回中国，葬入烈士陵园，自己则把折磨了她大半生的弹片扔进密歇根湖，“中国的回中国，美国的还给美国”，完成了这段遥相呼应的历史叙事。小说并没有像《红旗谱》这类革命历史经典那样正面书写历史，而是将宏大的战争历史埋藏在和平时代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具象化为留在军医沈桦身体中的弹片，在三份混淆的骨灰之中标示出战士的身份；它同样留在了酱油厂搬缸工人那年枝的精神世界中，促使他“把自己交了出去，汇入了一股宏大的、浩荡的力量”，“替别人做点儿事”的想法从此主导了他人生中几乎所有重大抉择。历史没有消失，日常生活也没有消解历史反而汇入了历史，“小我”/“大我”之间艰难的辨认和龃龉都被强劲的历史力量所穿透。

在现代性历史观之下，历史应该是无限进步的，这意味着历史承担者群体（或称“历史的主体”）内部也应该存在接续性，换言之，就是个体生命之间的“传承”关系。然而，恰恰是在“传承”这个关键问题上，小说遭遇了内部的断裂。

小说的三条故事线饶有意味地指向“传承”的两种主要方式，即血缘的延续和集体（或共同体）的感召，前者又与“成长小说”有关。小说主人公那豆是一位典型的成长型人物，他起初同石一枫小说中常见的叙述者（如《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地球之眼》中的庄博益）一样，是深陷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且不自觉地保留了几分对超越性价值的隐秘期待。但那豆其实是石一枫的新创造，他区别于上述这些人物的最明显特征之一，就在于他生活在明确的血缘传承序列之中——他是作为一个“孙子”出现的，这也是他得以从“叙述者”走向“成长型主人公”的关键。他原本并不具备主体性自觉，作为“主体”的那豆实际上是由“爷爷”询唤出来的。“对于那个‘追求’本身，他也缺乏‘追求’的兴趣。但一转眼到了如今，爷爷的话却又在耳边响了起来。”爷爷去世之后，他的声音内化成了那豆生命中的感召性力量，“我得让自己不枉做了回孙子”是那豆得以“成长”的最大动力。他在精神层面对爷爷的理解与亲近，无论是对“劳模”称号的无条件信任（殡仪馆司炉工李固元的“劳模”身份是他取得那豆信任的主要原因），还是对为了“别人”/“大我”而自我奉献的人生观念的认同，显然是因血缘亲情而获得的，必须要依附于“祖孙”关系才得以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依靠血缘实现“传承”的序列中，那豆并非处于单方面接收影响的被动位置。他对爷爷骨灰积极而主动的寻找构成了小说在叙事层面的重要推动力；而且，恰是在这一过程中，那年枝的形象才真正得以实现从“爷爷”到“劳模”的过渡。换言之，那豆在物理（寻找骨灰）和精神（“召唤”劳模）双重意义上向爷爷的靠近，不仅意味着那豆本人的成长，更意味着那年枝这个人物形象的彻底完成。在这段双向关系中，被继承者对继承者的需要或许更加迫切，因为只有继承者主动回应被继承者的询唤，“传承”才能继续下去，历史才能在新的“主体”身上完成自己的“无限进步”。“搁几十年前，也许你就是我奶奶那样的人”——这是黄耶鲁最后一次见那豆时对他作出的评价，也正是这一番评价将那豆从“血缘”拉进了“历史”中。他不再仅仅作为一个合格的“孙子”受到肯定，他所传承的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具象化的“爷爷”，而是一种抽象的精神，与沈桦、那年枝类似的那种精神。在小说最后，那豆跨越生死与时空的阻隔回应了爷爷的呼唤，“长身而立，举手抱拳，对那天地拜了一拜”，这同时意味着他从此进入了“历史主体”的序列，与爷爷同处一片“天地”之间。

小说中第二种“传承”方式，即集体（或共同体）的感召性力量，主要通过第三条故事线即“外派劳工线”呈现出来。这是三条故事线中相对独立的一条，却也是更接近“应然世界”的一条。这条故事线涉及被殡仪馆弄混了骨灰的第三个人——外派劳工田谷多。与那豆不同，田谷多并非一个成长型人物，他在小说中主要以成熟的主体形象出现。在那豆眼中，他与自己的爷爷那年枝、司炉工李固元两位“劳模”是同一类人，都是“对得起手里的活儿”的劳动者。田谷多是一个孤儿，从小由乡里养大，接受了免费教育，长大后又在工地上学会了桥梁焊接技术，从此辗转于世界各地参与桥梁架设工程。田谷多的成长完全依赖于“劳动”和“集体”（最初是家乡的地缘性集体，长大后是共同劳动的工人群体），他几乎从未拥有过血缘家庭，唯一称得上“亲属”的只有为他保管骨灰的何大梁，而他们的关系实际上是“工友”。田谷多留下遗言，将自己的积蓄和抚恤金全部捐赠出去，用于架设家乡河流上供孩子们上学往返的桥梁。那些孩子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是田谷多身处的“共同体”中的“下一代”。对他而言，“家”与“集体”之间并不存在裂隙，“小我”完全依赖于“大我”而存在。对田谷多而言，“历史主体”自觉以及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并非通过“血缘”来传承，这个由“集体”所抚育的孩子从“集体”中直接继承了这些。如果一定要为田谷多寻找“父辈”，大概可以上溯到1950—1970年代的经典“劳动者”形象——他们同样脱离了血缘家庭，生活在通过“劳动”形成的“共同体”之中（如失去亲生父亲的梁生宝），不仅在精神层面充分认同“集体”/“大我”，并且积极地付诸实践。

然而，上述两种传承方式看似浑然一体，其实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内部断裂。小说中的血缘传承从“祖”直接跳到“孙”，应该在血缘关系中承上启下的“子”/“父”反而从传承中脱序而出——“祖孙三代”中的“第二代”出现了问题。或许可以说，“劳模”那年枝的儿子那三刀只是因为生活的压力才变得庸俗懦弱，尽管他几乎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精神追求，但偶尔还能默认甚至促成儿子那豆的行动。但无论如何，军医沈桦的儿子可谓是自觉而彻底地站在了母亲的对立面。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沈桦的儿子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黑心资本家”，靠钻国企改制的空子大发横财，包括那年枝在内的大批老工人深受其害。后来他甚至改名换姓、移民美国，彻底背弃了自己的母亲和国家。

对“下一代”应该如何生活的忧虑，1960年代初便已存在，彼时《千万不要忘记》《年轻的一代》等剧作接连上映并大受欢迎——警惕“和平演变”，警惕工人和烈士的后代（有趣的是，那年枝和沈桦的职业身份也是工人和战士）滑向“个人主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的“深渊”，是新生的共和国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焦虑。类似的焦虑再次出现在20世纪末，这同样是一个历史动荡后的和平发展时期。此时，改革开放政策全面激发了社会活力，现代化建设急速推进，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然而，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打破了人们对生活的传统认知，“震惊感”和“不确定性”成为了人们的日常体验。“中国向何处去”是社会发展的整体性问题，而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就是“活法”的问题。当曾经稳定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遭遇冲击，当个体不再被要求对集体负责，当所有的选择都面向大众开放，个人将会走向何方？转型时期的历史又留下了多少可以利用的缝隙？小说将这个疑问推向了极端：在血缘和成长环境的双重保障下，如果最“根正苗红”的战士后代都可能走上歧途，那又如何保证普通人能够选择“正确”的“活法”？“谁的活法对了？如果不知对错，又该怎么活着？”从2015年《地球之眼》的“道德”、2017年《心灵外史》的“信仰”到2021年的《漂洋过海来送你》，石一枫始终在创作实践中寻找超越性价值，试图对现实生活产生指导作用和约束意义，但他总是难以完全信任某一个价值概念。这不是石一枫个人面临的创作困境，而是所有现实主义作家共同遭遇的问题，即如何令人信服地在文学中创造“应然世界”。

如果说，血缘传承中的断裂主要体现在生活道路的选择上，那么，超越个人血缘、直接赓续历史的“集体感召”，则直接暴露了历史自身抑或对历史的正统认知的裂隙。这一传承方式的主体田谷多是生于贵州山村的“80后”工人，他正式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是在21世纪初，当时大部分国有、集体企业都完成了改制，工人的就业主要依赖于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固定的“单位”或“体制”已不再是组织工人劳动和生活的主要方式。因此，不同于那年枝、李固元等“劳模”所代表的传统工人，田谷多是“新工人”的典型。而错位恰恰出现在这里。在形象塑造方面，田谷多虽然吸收了不少1950—1970年代典型人物的特征，并成功在新世纪复现了经典工人形象，但他其实并非1950年代以来历史的继承者。对那年枝、李固元等老工人而言，国有企业改制（这是小说着墨甚多的历史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变迁是刻骨铭心的，然而，在田谷多的思想、感情和记忆中却很难看到这些历史留下的痕迹。他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新人”/“历史主体”。

历经半个多世纪历史变迁的“老工人”与新世纪的“新工人”代表之间出现了“脱节”，同样暗示着“实然世界”（真实存在的历史）与“应然世界”（小说塑造的“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小说在细节中不断透露那年枝（也包括沈桦）与田谷多同为历史主体，分享着同样的历史地位（如混淆的骨灰、那豆的评价），但他们其实并非身处同一历史语境中——“新工人”不是“老工人”的“下一代”，“老工人”也不是“新工人”的“革命先辈”。可以引为旁证的是，田谷多的工友何大梁坚称司炉工李固元是骗子，他的“劳模”身份也难以为其争取“新工人”的信任。作为不同时期的“历史主体”，那年枝/李固元和田谷多之间的错位或龃龉，也暗示着历史叙事内部的裂隙与分歧。如何以一种整体化视野观照1950—197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以及21世纪，是重构现代性历史观亟需解决的问题；唯有在不断变革的时间长河中真正抓住“变动”中的“不变”，才能重构足以整合现实生活的超越性价值。

历史传承的断裂既源于个体的不同“活法”，也来自历史本身（包括对于历史的正统理解）的多元化。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试图在文学中建构一个具有创造性和超越性意义的“应然世界”时，尽管现实的碎片化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但至少应该实现“应然世界”中叙事逻辑的完整与连贯。然而，断裂不仅横亘在“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之间，更出现在“应然世界”内部，这种断裂从根本上阻碍了现代性历史观的回归以及现实的创造性重构。

三 空间想象：消解与重建

除历史外，“空间”也是《漂洋过海来送你》用于组织叙事的重要元素。如果说“历史”只是深埋在小说的倒叙（回忆）与插叙之下的暗线，那么空间的重要性则直接体现在小说的标题“漂洋过海”里。随着情节推进，小说的确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许多不同空间，它们不仅为故事的展开提供平台，而且时间也被叠加在空间之上。物质性的空间中是流徙或定居的人，在他们的“活法”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未来想象。

石一枫一直被公认为“京味作家”，而且是王朔在新世纪的“传人”（例如有研究者用“后顽主”形容石一枫笔下的赵小提、安小男等人物）。在他的绝大部分小说中，“北京”这个空间都占据着最关键的位置。石一枫笔下的北京鲜活而生动，他乐于从中窥探生活的真相，更善于发掘作为物质性空间的“北京城”的另一面，即作为精神坐标的北京。1980年代以来，北京在大众视野里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从“我爱北京天安门”式具有极强精神凝聚力的政治中心，逐渐成为汇聚了现代生活模板的“理想之城”。北京曾是力图“活得有点儿人样”的“陈金芳”们的“精神家园”，此处的“人样”虽然有经济层面的意义，但主要体现为自我价值认同，以及对一种现代化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想象性认同。“陈金芳”们像19世纪初狂热的淘金者那样，执著而热情地在北京“淘”着改变人生的机遇。

在《漂洋过海来送你》中，“北京梦”遭遇了“美国梦”的挑战。小说中有一个比较边缘的人物“郑老师”，作家对她着墨不多，但她身上却非常典型地表现出这两种想象性力量的“战斗”。郑老师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定居北京的上海人，日复一日在北京做着“上海梦”。但她清楚地知道，她的“上海梦”本质上是“美国梦”：“‘上海’究竟又好在哪儿……还不是因为那个‘上海’更接近于美国。”其实，郑老师们想象美国，正如陈金芳们想象北京。换言之，小说里的“北京梦”与“美国梦”有着相似的内在逻辑，其竞争的焦点无非是什么地方更接近现代生活的理想模板、更能让人活出“人样”。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翻版，也因此它是第二位的。至少在郑老师看来，它或许是理解过去中国的重要切入点，却难以为中国的未来、为“应然世界”提供灵感。

所谓“美国梦”，一般认为是一种生活信念，即相信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勤奋、智慧和机遇获得财富与成功。《独立宣言》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警句：“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美国梦”可以看作这一警句的世俗化与具象化，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资本主义初期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帮助草创之初的美国快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随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势力的扩张，“美国梦”也从单一国家某个历史阶段的激励性观念扩大为所谓“普世价值”，并对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美国梦”因与现代化概念相耦合而进一步得到认同。在理论层面上，现代化概念与“进步”紧密相关，然而，对于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被具象为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进步”的方向也由此确定。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代表人物杰姆逊曾尖锐地指出，这种现代化概念是一个陷阱：“那种现代性的话语要人们相信的却是一种幻象，好像只有西方才拥有某种别人没有的东西，但所有人都应该有得到这种东西的欲望。”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美国梦”不仅是一种“发家致富”的物质诱惑，更为“冷战”后期的中国社会展现了新的世界图景，激发了人们对于现代性的想象。在这个历史语境中，“美国”已经从空间概念转变成了时间概念：“开放”意味着“进步”，而“进步”却被暗中偷换成了“美国”。

然而，随着“现代化”在中国真正落地，大量社会现实冲击甚至消解着曾经令人痴迷的“美国梦”。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飞速提高，现代化都市遍布全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与成都、杭州等十五个“新一线城市”早已进入发达城市行列。如今，《漂洋过海来送你》讲述了一个“北京人在芝加哥”的故事，但它并非“北京人在纽约”的新世纪续篇，而是一种反讽或解构。小说至少从三个角度消解了“美国梦”：在胡同青年那豆眼中，“美国”从未获得理想的“光晕”，它仅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视觉元素而存在，“从小到大，他早已跟着电视、电影乃至于电子游戏造访了无数遍‘美国’”，美国也因此变得熟悉而普通；“富二代”黄耶鲁不满意美国的物质生活条件，他怀念在北京得到的物质享受——“美国梦”在一个非常肤浅的层面上无缝转换成了“北京梦”；郑老师的女儿阴晴为了摆脱扭曲的原生家庭而赴美读书，希望找到一个能“活得无拘无束、理直气壮一点儿”的地方，结果却发现美国绝非“理想国”，再高的现代化水平也掩盖不了社会的不公——她是小说中唯一一个与1980年代的“美国梦”有关的青年，她所解构的不仅是“美国梦”，更是整个现代化世界的正义性本身。

然而，在“消解”完成后，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便需要面对艰难的“重建”问题：当“美国梦”被充分消解，当以美国/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世界本身受到质疑，人们应该如何理解和想象“现代”？“现代”向何处去？“应然”的“现实”又呈现为何种样态？

在21世纪，“中国崛起”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对“现代”和“进步”的认知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梦”恰在此时应运而生。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并阐述“中国梦”，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由此可见，“中国梦”既与全体人民的自我实现息息相关，又涉及中国对当今世界的整体想象与主体性自觉。它绝非“美国梦”的简单置换，也不可能肤浅地表现为黄耶鲁等年轻移民对北京物质生活水平的称赞与向往，而是有着新的、具备更清晰自我认知的内容。

对石一枫来说，“中国梦”显然绝不遥远。在审视与反省自己的写作道路时，他对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讲出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而非空洞、没有意义的‘普世的故事’。”“这个时代”与“中国人”为他的写作对象进行了最关键的界定，也可以看作石一枫对“中国梦”的回应。这种回应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他对《漂洋过海来送你》中“外派劳工”这条故事线的设置。它至少从两个方面体现出作家对“中国梦”的设想：一方面，埃及、阿尔巴尼亚等“一带一路”国家出现在小说中，展现了美国/西方之外的全球化图景；另一方面，以田谷多为代表的劳动者群体正是“中国梦”的重要缔造者。然而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条故事线对“中国梦”的回应并不深入，也没有真正建构起足以代表“中国梦”的典型形象。这一遗憾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关系到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处境。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并在次年6月举行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首次正式使用“一带一路”的提法。除美国外，小说重点提到了两个海外国家，即埃及和阿尔巴尼亚，它们是外派劳工们工作的地方，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小说中，对这两个国家叙述穿插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旨在打破单一的全球化想象，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现代化可能。

就小说的叙述来看，外派劳工们的建设工作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他们是一群修桥工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里建起一座座桥梁。而“一带一路”同样要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架设“桥梁”，在讲求个人奋斗的“美国梦”和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之外，建构各国通力合作、和平发展的世界新格局。不同于小说中无力改变世界（如阴晴）或刚萌生集体意识（如那豆）的青年，田谷多们是一群实践者，在用实际行动改变世界，他们的实践和思想之间几乎不存在缝隙或龃龉。他们在海外修桥的工作是对“一带一路”的直接落实；同时，他们通过共同劳动和生活所建构的集体，几乎是缩小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田谷多更是“社会主义新人”的代表。由此可见，外派劳工们在象征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建设着“中国梦”这个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应然世界”。

然而，这条承载了最多“中国梦”想象的故事线，却是整部小说中最具象征意义但最少现实血肉的部分。埃及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描述，它们仅仅被视为普通的劳动场所。如果把这两个国名替换成其他“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并不会对故事产生影响。它们因代表了一个整体而具有意义，但这个整体本身，这个猛烈冲击美国/西方主导下世界格局的全球化视野，却未能完成它在文学叙事中的具象化。小说的确有力地消解了“美国梦”及其代表的现代化想象，但新的世界想象仍停留在概念化层面，难免让人感到意犹未尽。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田谷多的形象塑造方面。田谷多这个人物只存在于工友何大梁的叙述之中，而他的叙述又较为简略，很少涉及具体事例，这就导致田谷多的形象显得有些单薄和概念化。他承载了太多象征意义，无论是修桥、捐款还是骨灰中留下的螺丝钉，都可以使人毫不费力地联想到太多价值观念（如奉献精神、敬业精神，等等），但它们却并未在叙事中真正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另外，作为一个象征性人物，田谷多也并不完美。他不是壮烈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如同其他英雄人物那样，而是在桥梁维护过程中意外坠亡。事故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当时的天气状况判断失误；而另一方面，事故之所以带来了最坏的后果，也是因为他过于自信，未带任何保护器材便直接爬上钢架进行作业，遗漏了最后一重生命的保障。在所有关于田谷多的转述之中，唯有这里出现了写实手法，反而暴露出这个象征性人物形象本身的脆弱以及作者的犹疑：他是否真的可以代表新世纪“典型人物”/“历史主体”？

小说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回应“中国梦”，打开新的全球化视野，塑造新世纪的劳动者形象——他们也是新历史的建设者。然而，就《漂洋过海来送你》这部小说来看，删去外派劳工这条故事线其实并不影响其完整性与文学水平——小说充分挖掘了那年枝们所见证的历史，也全面展示了那豆们所跨越的空间，已然证明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所具有的深刻性和现实意义。但或许是石一枫的责任心实在太重，在“实然世界”中创造“应然世界”的愿望也实在太强烈，他不能满足于在碎片化的日常与复杂的人性中发掘“应然世界”的微弱闪光，而将笔触伸向了属于“未来”的“新人”。当下，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受到冲击并暴露出内在缺陷是既成事实，而代替这一认知模式的新范式正在波澜壮阔的伟大探索进程中。在这个变化和重建的历史时刻，要求“写实”或许原本就是困难的，但这里正孕育着无限丰富的“应然世界”，它重新呼唤现实主义的归来。石一枫的这次尝试或许留有遗憾，但它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深刻意义。

相比于石一枫的其他作品，《漂洋过海来送你》格外深情地召唤着“应然世界”，这同样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想与责任所在，即在充分反映现实的基础上，通过文学手段建构超越既存现实的“应然世界”，从而对现实起到引导和改造作用——承担社会责任一向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一个现实世界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理解能力的时代，文学想象“应然世界”所遭遇的阻碍正是变动中的现实本身，这个“现实”从“历史”中发展而来，却又身处断裂和重建之中。《漂洋过海来送你》已经游刃有余地组织起了历史和现实，却难以处理正在发生的新的“未来”。不是石一枫，而是“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之间的巨大张力撕裂着这个叙述精熟的文本。很显然，遭到撕扯的还有将“写实”和“超越”熔于一炉的现实主义文学理想本身，石一枫以及他的同道是否能够在这样强大的张力之中重新缝合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或许还要期待下一次，乃至一次又一次的叙事冒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