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口气爬上界岭，一排旧房子前一杆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叭叭响，旧房子里传来一阵读书声……”30年前，伴随这个诗意的场景，小说《凤凰琴》将一个关于乡村教师的故事娓娓道来，生动呈现了那个年代乡村生活和乡村教育的图景。30年来，乡村民办教师切身问题的解决、“凤凰琴村”的诞生、界岭小学原型父子岭小学的发展变化，无不印证着小说《凤凰琴》一直在以文学的方式助力着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振兴。湖北省文联近日以“一曲弦歌动四方”为题举办系列文艺活动，纪念《凤凰琴》发表30周年。本报记者专访小说作者、湖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刘醒龙，听他谈谈《凤凰琴》的创作、文学的乡愁以及文艺作品如何真正地惠民、利民。

记者：30年前，是什么契机使您关注到乡村小学民办教师这个群体？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部小说？

刘醒龙：动手写一部小说，往往是没来由的。比如《凤凰琴》，当初自己铺开稿纸，是想写另外一部小说。然而动笔的那一瞬，自己跟着意念跑偏了。那几年，乡村教师在我心里是一种疼痛，有好几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一直挥之不去。这种选择肯定不是抓阄，不是抛硬币，是冥冥之中的那只手在点拨。让人在对的时间里，写了一部对了的中篇小说。

记者：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凤凰琴似乎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乐器。它有哪些特殊的寓意？为什么选取凤凰琴作为小说的重要意象？

刘醒龙：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特有标志，这一点在当下是如此，传统意味突出的乡村社会更是如此。有时候是群体的选择，有时候是个人在作选择。凤凰琴作为一种结构简单容易上手的乐器，结合了键盘乐器的洋气，弹拨乐器的古朴，十分简明地与乡村里的吹笛子、拉二胡的那些人作了区隔，因而受到乡村教师的欢迎。那个年代，在乡村里凤凰琴一响，就晓得哪户人家里有教小学的老师。在乡村教师手里，凤凰琴是一种对生活的浪漫。

记者：小说中，一群小学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和着两支笛子吹奏的国歌，看着缓缓升起国旗的场景，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关于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的经典场景。您是怎样构思出这个场景的？

刘醒龙：是的，自从《凤凰琴》问世以来，有太多表现乡村教育甚至是乡村文化的场景，都在情不自禁地采用这样的镜头。这个构思源于当初第一次到荒凉贫瘠的父子岭，我看见一所破败的小学，操场边的旗杆上挂着一面严重褪色的国旗，在晚风中猎猎飘扬，是茫茫大山中唯一焦点。此后很多年，这个场面一直记在心头，久久不忘，必有回响，等到后来写作《凤凰琴》时，这个场景就自动从笔下流出来了。

记者：《凤凰琴》的发表及影视改编，让整个民办教师群体受到广泛关注，对全国民办教师所面临的各种切身问题的解决，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多年来，您一直关注社会民生问题，坚持现实题材文学创作，您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如何更好地介入现实？您为何一直把现实题材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战场？

刘醒龙：在称职的作家面前，那些意味深长的社会生活似乎会主动找上门来。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同样的环境，出现在不同的作家面前，有的人毫无感觉，有的人灵感层出不穷。这其实不是问题，文学作品最大的忌讳是相互雷同。说真的，能抄袭的文学极少，貌似能抄袭的都是类型化的作品。好的作家必须具备人所未有的独特目光，能看到别人无法看到，或者看到了却无动于衷的东西。这一点，相比其他形式，坚持面对现实的写作难度无疑是最大的。而在最大的难度面前，想要有所建树，除了怀抱最大的真诚，没有任何捷径。另外一定要注意，真实不等于真诚，通常所言的真实，只是局部的，所涉层面较小。真诚是建立在历史与现实，人性与人心，利害与利益之上，经得起智慧与良知的双重考验。我喜欢挑战自我，在我看来现实主义文学难度最大，所以，我很愿意一试再试。

记者：2021年，您的第一故乡，湖北黄冈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寨村与邻近的螺蛳港村行政合并，新诞生乡村命名为“凤凰琴村”。《凤凰琴》作为民俗和文学符号，赋予了乡村文化新的内涵。您认为文艺作品应该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刘醒龙：一个作家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故乡，这样的荣幸，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做到的，我喜欢这句话，热爱这样的文字，更赞美这种境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以故乡作为开篇，无论后来的起承转合是辉煌还是寂寞，都将以故乡作为终结的作品。由于职业的不同，每个人呈现给故乡的作品也有所不同。有人驾驶火车、轮船向着故乡汽笛长鸣，有人将自己在外面创办的实业轰轰烈烈迁回故乡，更多的人在外久了，带回故乡的是一身好手艺，或者是出门时孤单一人，再回来已是拖家带口，如此种种，都可以称之为献给故乡的作品。唯独文学与众不同，比如有一种情形，在那些足以等身的作品中，居然不晓得哪一部可以带回故乡！甚至于披着彩虹般的外表，进得家门后，才发现不过是两手空空。所以，文学对乡村的助力，是能让乡亲们爱上文学，通过文学精神的细水长流，使得乡村的精神风貌得以显出生存、生活与生命的真正诗意。

记者：《凤凰琴》发表30年来，我国的农村面貌、农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教育的发展，如果今天再度书写乡村教育、乡村教师主题，您认为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今天的乡土题材小说创作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刘醒龙：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讲究细水长流。从《凤凰琴》小说到凤凰琴村，经历了差不多三十年，乡村在变，文学也在变，这中间最大的问题是，乡村越变越“出圈”，文学越变越“内卷”。一些写作者宁可相信朋友圈中的道听途说，也不去亲自看一看那些具有指标性的乡村变化。他们没有深入研究城乡时空关系的变化，宁可大言不惭地指责乡村的空心化，不去研究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乡村小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城市小说同样被日新月异的新生活弄得神经兮兮，像是患了忧郁症，将臆念当成了理想，用小呻吟作为大爆发。深入生活显然不错，更重要的是真诚地对待文学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