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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庄人离别故园，现代农业组织入驻这片祖辈耕种的土地，王方晨的长篇小说《大地之上》这样拉开序幕。

在这部新作中，王方晨创新性地铺展了“山乡巨变”式的乡村振兴故事，不断开掘人性深处焕发的粲然光亮，唤醒了祖辈的精神根脉、大地传统以及生活日常：古老村庄消失了，村庄故事开始了。整部作品以乡村干部李墨喜缔造新城、人城、心城的历程为叙事动力，以寻找遗失的神石为精神线索，展现了乡村振兴中广大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大地上丰饶的乡村事物与生命图景。

毫无疑问，《大地之上》的写作，激活了王方晨在长篇小说叙事艺术和主题创作模式上的新意与活力。一者，小说的故事场景有别于传统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乡村土地的“在地性”特征。王方晨所依托的现代住宅小区“光善社区”，呈示乡村（香庄）新的组织形式，农民在居民小区“过上新生活，开启新时代，当上新农民”。二者，小说自始至终在大地意象及其文化表达中穿行，其中既有“美德山东”的文学书写，饱含沉重的忧患意识和齐鲁文化影响，又有对古代三大名著神石原型和民俗艺术等的征用。女娲补天神石，一度是大地上实在的神祇，又在故事结尾中出落为峥嵘岁月里患难与共的革命友谊等精神象征，构成小说的主体结构框架。再者，《大地之上》拓展了王方晨的“塔镇”文学地理空间。作家以一种全景式的俯瞰目光注视着这里，将这里的悲欢荣辱、岁月沧桑一一勾勒，同时以通俗小说中的说书腔调，进行艺术性的调和。多声部的小说叙事中，农村青年、乡村干部、有责任的企业家、退休领导等人物的自我修炼、生存智慧、敢想敢干，与“此刻”“当下”的火热现实相契。

小说热情颂扬蜜蜂一样的劳动者和新生活。“光善社区”的新农民，从古老的土地上和繁重的劳作方式中解放了出来，逐步探索搭建现代化农业和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路径，开辟了新时代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广阔前景。王方晨极为敏锐地捕捉到当代农民的新素质和精神成长，由此揭示当代农村的沧桑巨变。

“劳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中有其独特意味，它曾在充满乐观精神的解放叙事中担纲关键角色。劳动人民、劳动经历、劳动场景等，无疑是组成中国文学和心理记忆的重要内容。在乡土小说中，劳动一度作为不断克服利己性的、世俗的、物质化的乡土德行，“劳动光荣”一直是文学表达的意义维度。《大地之上》将有关劳动的伦理叙事，放置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革新的进程中，劳动不仅被作家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农人本色，还借助科技创新、国家政策等知识话语，使之成为一种把握历史主动的创造精神，在当代社会语境中重申劳动价值的同时，也使劳动具有了时代性、哲理性和审美性。

《大地之上》里，现代文明元素伴随现代化农业组织“全国丰茂生态农业”翩然而至，因而作家在故事的推进层面，并不局限于农村生活场域，同时又巧妙地在文本质地上葆有大地意象，不仅是那些充满乡野气息的事物描写。作家以“神石”传说为策略，兼以民间腔调、民谣俚曲，从历史深处到时代近处，从高空至泰山之巅，再到广袤的大平原，塑造了大地的品格和在大地上向上生长的革命传奇。

神石原型在中国古代作为集体记忆，包含创造、生育、冲破、志怪等意蕴。《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在主题、结构和人物设置上都与神石原型有关。古代作家通过神石原型，一方面增加了作品的历史感、厚重感，另一方面也唤起了读者的共情与共鸣。王方晨在《大地之上》中，借用神石原型寻求突破，再造具有新思想、新作为的新时代文学新人形象，连同女娲补天的原始记忆，将人类强烈的创造冲动，叠加以神话的寓言性和史诗特性。

民俗作为文化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化，无疑是一个民族固有的血脉，作为集体传承的生活文化，是最感性的文化显现，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因而《大地之上》中所穿插的“颠倒语”“大实话”和“说书体”，在人物塑造、情绪表达、情节叙事、文本形态、语言程式等方面贡献颇丰。对神话原型、民俗艺术的化用，既是王方晨有意将中国古典的叙事方法与形式转化为现代小说表达艺术的努力，也是一次凸显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韵味的长篇小说创作实践。

因此，《大地之上》在艺术表达上，尤为真实可感、朴实自然，同时又欢乐、轻逸、浪漫、纯正。这也源自王方晨“塔镇”文学地理的文化场域。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上，承续了儒家文化传统脉络中的忧患意识和重道守义、温柔敦厚品格，不仅使王方晨在《大地之上》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故事中，熔铸家乡山东美德和齐鲁文化影响，更使他在富有地域特质的乡村风物描写中，讲述人伦故事，关注人的成长、发展，表达对土地、对人民的神圣情感。《大地之上》之所以始于香庄消失、大河湾荒废，正是要从根本上思考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新关系的建立，而在典型地域文化色彩中奠定的，也不单是作品的文学基调，更是作品中“人”的根性——新时代农民已经拥有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素质和能力。

王方晨书写当代农村历史巨变中的农民生活，表达当代农民真实而深刻的生命体验，便是以大地和大地之上的人为中心，展现中国农村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和新事物。大河湾消失的神石，象征着对人的肯定。以此代表的文化的终极意义，不只是作家和文学的原则，也不仅是作品中饱含的对当代农村、农民的具体认识和深情理解，而是指向内在于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人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