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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同的作家主体达成精神的对话 ——访谈评论家洪治纲
来源:《南方文坛》 | 舒晋瑜  2022年08月09日07:47

洪治纲

 

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已有三十多年了,一路走来,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中,洪治纲始终在不断发现问题、追踪问题和探究问题。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挑战和审美乐趣的过程。因为评论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领域,也是一个具有无限活力和魅力的领域。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艺术感知力和审美经验,与不同的作家主体达成精神上的对话关系,才能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态势进行判断。

“只要你对一个问题深入进去,进行了一番系统性研究之后,你就会立即发现,更有意思的、新的问题已开始浮出水面。”洪治纲说。

从读硕士开始,洪治纲就一直在跟踪余华的创作研究。通过余华的个案研究,他扩展到当时整个先锋文学的作家主体精神研究,大约持续了十年,洪治纲完成了《审美的哗变》《守望先锋》《余华评传》等专著。

在研究先锋文学的作家主体精神时,他逐渐发现,学界主要都在关注作家的个性研究,对作家的共性探讨明显不足。而作家的共性特质,有时是推动文学思潮乃至文学史发展的关系因素。由此,他转向作家主体精神的共性研究,先后完成了《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等专著。其间,他系统研读了有关代沟文化等人类学、集体记忆等心理学、文化学以及作家艺术家精神建构等方面的理论,当然也进行了大量的作家个案研究。

从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中,洪治纲又发现,越是年轻的作家,越是迷恋于个人化、微观化、琐碎化的日常生活书写,于是便倾心于日常生活诗学的研究,完成了《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一书。该书虽然是立足于创作实践的共性研究,但背后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作家主体精神研究。南开大学乔以钢教授认为:“《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一书密切联系当代文学创作实践,在综合性视野中系统论述了21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即当代作家对重构人类生活完整性、重建人与物之间统一性的自觉追求;与此同时,该书还对日常生活诗学的审美价值及其特征做出了精到、深入的阐发,具有理论化建构的意义和价值。”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郜元宝则评价道:“洪治纲的先锋文学研究、中国作家代际更迭研究,包括这部新著《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一再显明他是一个心思缜密而又境界阔达的学者。新世纪文学勃兴以来,除了最初通过对比由各种宏大叙事所驱动的新时期文学而得出的有关新世纪文学同样宏大的一系列判断、论断之后,对所谓一地鸡毛、一堆碎片的新世纪文学的研究,更多是被动的、局部的、同样一地鸡毛一堆碎片式的研究。随着众多观察角度、观察方法的引入,文学研究对象的碎片化、廉价化直至沦为其他批判话语的零星材料,似乎已成定局,就连一些资深的对文学情有独钟的批评家也早已经听之任之,熟视无睹,徒唤奈何。对专注于日常生活的新世纪文学书写加以重新整理,几乎被视为不可能,也多此一举。日常生活书写果真彻底碎片化、平面化、彼此不可通约、完全满足于自嗨?或者随波逐流,低人一等,成为‘文学死了’之后死活不肯退场的没出息的恋栈者?或者片面地坚信道在屎溺、大有玄机、妖娆多姿却又拒绝一切深度阐释?我以为洪治纲此书未必能够一锤定音,一揽子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它至少可以为上述成见祛魅,或反过来为祛魅之后赤露敞开的日常生活书写重新赋予别样的解释,从而有助于警醒限于昏睡状态的老于世故不思作为的暮气深重的中国文学批评界,为了已死或未死的文学,鼓起我们剩余的理智、激情和想象,再次一搏。”

洪治纲自己也坦言:“因为我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日常生活诗学在新世纪文学中获得了明确的彰显?有哪些因素构成了作家群体的精神共性?为此我倾尽而为,并且也觉得自己进行了一些富有开拓性的努力。”在围绕这一诗学研究的过程中,洪治纲又逐渐发现了新的问题,尤其是非虚构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作家主体精神动向。目前,他正在沿着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也发表了不少评论及论文。因为非虚构写作中的“求真行动”,承载了当代作家主体精神中别有意味的审美诉求。他说,自己的下一步研究计划,将针对21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进行系统性研究。

从20世纪开始,众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日常生活,并对之进行系统性的探讨。而洪治纲,也是在阅读21世纪以来大量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才慎重地提出了有关日常生活诗学的研究命题。

舒晋瑜:《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的写作是教程式的严谨和精辟。你在创作中设置的目标是什么?

洪治纲:作为研究新世纪文学的一部专著,我试图在本书中实现三个小小的目标:

首先,确认日常生活诗学的建构,是中国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质。通过大量文本的实证性分析,本书希望能够揭示新世纪文学在日常生活诗学建构中的发生肌理及其具体的审美特征,并进而从个体的日常生存出发,在多元繁复的日常生活境域中,探讨文学对于人本主义的现代思考。应该说,这一诗学追求既有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客观性,又有作家价值观念与美学趣味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它既是“文学即人学”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书写“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审美策略。

其次,探讨日常生活诗学的建构,体现了中国新世纪作家对人的“完整生活”的理性追求。完整的人类生活,应该既包括集体性的“宏大生活”,也包括个人化、碎片化甚至是非理性的“私人生活”。通过日常生活诗学的追求,中国当代作家体现出对变动不居而又丰富驳杂的现代生活的深入关注,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全面理解和尊重,包括对必要的物质性诉求的正当维护,这也折射了某种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

再次,阐明日常生活诗学的建构,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健康发展,应该是既有理性启蒙和宏阔史诗的美学追求,又有日常生活的诗学建构。深入探究日常生活书写中理性价值的缺失、俗世主义的膨胀、感官欲求的突显、个人经验的迷恋等潜在局限,使“小生活”真正地体现出作家艺术上的“大手笔”,对于中国文学重建本土经验的独特魅力,并与世界文学进行平等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术研究与发现必然是关联的、延续的。洪治纲在梳理文学传统中发现,从《诗经》的“风”开始,一路看下来,有关日常生活的书写,虽非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重要脉络,但也不曾长时间地中断。

舒晋瑜:《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是从代际文化入手,以创作主体的精神建构与创作实践作为考察依据,对中国新时期以来为活跃的50后、60后、70后、80后四个代际作家群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日常生活诗学”的研究对象似乎也以代际为依据?“代际”在你的批评与研究中有何意义?

洪治纲:从我的研究思路上看,《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并不是以“代际”作为依据,但确实与作家主体的“代际”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因为两者是属于文学上的共性研究,而且日常生活诗学所涉及的新世纪文学,其主要作家都是70后、80后等年轻的代际群体,所以在论述中,也会使用一些代际作家群的通用称号。

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代际研究是立足于作家主体的精神结构,探讨代沟在作家主体精神结构中的表征,以及对他们创作的直接影响。而日常生活诗学是立足于整体性的创作实践,从不同的题材创作中,归纳并总结出各种日常生活诗学的特质,作家主体研究只设了一章,即第二章,系统考察和阐述他们的日常生活观。

舒晋瑜:你曾和蒋述卓合著《文学批评教程》。很想知道对于文学批评,你们的教程是如何设置的?有何新的突破?

洪治纲:这本教材是2010年编撰出版的。当时我在暨南大学从事文学批评课程的教学,一直觉得缺少一种可以让学生进行具体批评操作实践的教材。国内这方面的材料大多是理论讲解比较多,如何认识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史,并对之进行内部和外部问题的有效研究,则比较少。所以,在蒋述卓老师的建议和参与下,我们联合了贺仲明、贺绍俊、王侃等不少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线批评家,完成了这本教材的编撰。从十余年的使用情况来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学生通过讲解和学习,对如何进行文学批评,有了更清晰的实践方法和路径。

舒晋瑜:能否概括一下通过梳理日常生活诗学概念的主要内涵及传统流变,分析新世纪文学在日常生活诗学追求上的表达策略和文本形态,你的发现和结论是什么?比如是否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趋势?

洪治纲:日常生活诗学的真正内涵,不是刻意排斥或回避一切宏大话语,而是在尊重它们的同时,更加自觉地立足于普通个体的生存经验和存在境遇,注重物质性、身体性和体验性的审美表达,突出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意义。其目的是发掘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展示日常生活中极为丰盈的生命质感和人生意绪,以便重构人类在身与心、人与物上的统一性,即杜威所强调的“一个经验”。

舒晋瑜:我注意到,白烨先生曾这样评价该书:“洪治纲的《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与前一个时期在文艺学领域开展的‘日常生活美学’讨论不同,是联系实际、接驳作品、立足创作、求真务实的一个重要理论批评实践成果。该成果立足于21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实践,通过大量文本的系统考察和实证分析,尤其是对‘70后’‘80后’等新的作家群体日常生活的书写的细切观察,寻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审美形态的深切变化,提出建构日常生活诗学理论的现实必要性与理论可能性,并就‘日常生活诗学’所追求的身与心、人与物的统一,所表达的‘文学是人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内涵,以及创作主体对人本主义的现代诉求等内在意涵等,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论析和宏观而系统的梳理。”同时,他还说道:“这一理论的直接意义,在于它立足现实,从创作出发,从大量具体现象和重要倾向中提炼出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又把这些问题进而上升到美学和诗学的层面,形成逻辑自洽和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然后再用以观察当下现状,推动文学创作。它来自创作又高于创作,出自文学又引导文学。可以说,这是一个产生于新时代又作用于新时代的重要批评理论,又是一个体现了对西方美学有益因素的有机‘化合’和对中国传统审美要素重新‘激活’的重要理论成果。从这些方面看,这部著作实为新时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努力践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一个代表性的重要成果。”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洪治纲:非常感谢白烨老师的溢美之词。在我看来,日常生活诗学确实并非中国当代文学中才出现的一种文学特质,而是自古就有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实践,只不过人们并没有将之提升到现代诗学层面进行系统性的探析和理论归纳。早在《诗经》之中,大量的“国风”就是立足于日常的社会现实,不仅呈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里的男欢女爱、生存忧乐,而且展示了不同地域的风俗民情、社会风貌。这一文学传统,尽管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态,但一直延续至今,几乎从未中断。譬如,传统的“言志”理论,就带有日常生活的“即兴”特点,表明了文学对人类心志与性情的皈依。日常生活诗学,从精神内核上也承袭了“言志”的某些理论精髓。这包括对不同个体情感价值的认同、推崇人性内在的繁复性、强调表达形式的自由开放等。可以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从古代的“言志”文学,到现代启蒙主义思潮和集体意志下的日常生活书写,再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写实”和“个人化写作”,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创作主体对于日常生活诗学的某些思考。

譬如,在日常消费活动中,传统的消费活动主要立足于衣食住行和节庆仪式等,或坚持明确的实用主义原则,或突出日常娱乐的狂欢效果,本质上都体现了人对物的主观性选择,其消费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人的日常生存需求。但如今的消费活动,已大大超出了单纯的实用主义原则或狂欢效果,像衣食住行方面的日常消费,就催生了巨大的市场产业和商业巨头,时装、美食或特色小吃、风格化的商品房,以及各种现代交通工具,可谓琳琅满目。各行业的商业巨头们不再被动地等待消费者的自主选择,而是利用广告宣传、符号化的商品增值等手段,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巧妙地剥夺了普通大众对商品消费的选择权。

更重要的是,除衣食住行或节庆仪式之外,艺术品、书籍、影视产品以及各种具有风格化特征的非实用性商品,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颇受追捧的消费对象,甚至人的身体本身(如各种模特、广告代言人以及网红主播)也都成了消费符号。这些消费对象,都是当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也使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急速扩容的特征。如果我们再看看日常交往活动、日常观念活动,同样存在着飞速扩容的巨大空间。急速扩容的日常生活,无疑为作家建构日常生活诗学提供了巨大的精神空间和艺术空间。

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日常生活诗学之所以会成为未来文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主要是基于21世纪以来的日常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舒晋瑜:你认为中国新世纪文学中日常生活诗学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洪治纲:从我个人的研究和思考来说,中国新世纪文学中日常生活诗学的主要特征,有四个方面非常突出。

一是宏大理想的微观化呈现。日常生活诗学并不拒斥宏大理想,也不排斥重大的社会历史书写,因为日常生活内部就隐含了各种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的基因。很多重要文学作品,或通过个体的日常生存叩问历史,或借助普通人的日常冲突聚焦社会,或对世俗生存进行形而上思考,巧妙凸现了宏大理想或重大社会历史的变迁。

二是个体生存的自由体验。日常生活总是以不同个体的生存方式呈现出来的,只有通过不同个体的人的倾力书写,我们才能打开日常生活内部的生存镜像和文化内涵,呈现日常生活诗学的某些特质。新世纪文学在边缘个体关注、内心镜像书写、日常交往中的自我意识等方面,有效展示了个体日常生存的独特内涵。

三是物质时代的世俗情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物质生活已成为人们关注的日常生活目标,并使得人们的世俗情怀日趋彰显,这一方面体现了现代人对日常生活内在需要的急剧扩容,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功利主义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准则。这种世俗情怀对文学创作的显著影响,便是作家们在日常生活书写中,自觉突出物质化生活的重要意义。

四是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文化。在全球化的生存境域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流动性已变得空前频繁,个体的日常生活空间也变得愈来愈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尤为复杂,人们所面临的各种伦理冲突也愈加尖锐。无论是性别伦理、代际伦理,还是职场伦理、族群伦理,都在新世纪文学中获得了极富深度的审美表达。

从洪治纲的学术经历来说,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追踪问题和探究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挑战和艺术乐趣的过程。

舒晋瑜:在多元繁复的日常生活境域中,中国当代作家如何书写中国故事,你有怎样的建议?

洪治纲:根据有关学者的辨析,日常生活世界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基本活动类型:“(1)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宗旨的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这是日常生活世界最基本的层面,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日常生活世界称之为消费世界。(2)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财富匮乏问题的缓解,交往的地位将日渐突出,占据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3)伴随着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其他各种日常活动的日常观念活动,这是一种非创造性的、前科学的、前逻辑的、以重复性为本质特征的思维活动,它与原始思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据这种分类依据,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日常消费活动、交往活动还是观念活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都必须依赖于日常社会的相关群体才能实现。没有社会群体的参与,个体的人既无法完成相关活动,也无法维持自我的生存和再生产。这也意味着,任何个体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承载了日常社会里各种复杂的本土经验,展示了中国人极为丰饶的生存故事。从另一方面看,日常生活不仅聚合了不同个体独特而丰富的内在生活,还承载了人类社会演进和历史变迁的丰富信息。

舒晋瑜:所以白烨认为:“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领域里,理论与批评的相互分离,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凌空虚蹈,文学批评的缺少理论内骨,都是切实存在并为人们所诟病的严重问题。因此。这一理论批评成果的出现,对于人们寻思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和切实寻求新的突破,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论范例和可资参酌的重要经验。”

洪治纲:白烨老师所说的,确实也是我想努力的一个目标,因为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必须立足于具体的当代文学实践,必须从文学批评的经验中不断提炼和总结。

舒晋瑜:回顾自己的批评研究,有怎样的特点?你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有所规划?

洪治纲:这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话题。我也时常和青年教师、学生回顾自己的批评研究路径,毕竟自己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已有30多年了,一路走过来,虽然做得不是特别理想,但非常充实,也很热爱这个专业。

从自己的研究思路来看,我主要侧重于中国当代作家主体的精神结构研究。因为在我看来,所谓的“文学是人学”,并不只是指作家如何书写人,同时还包括作家自己如何在精神上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因为所有的文学创作及文学史现象,最终都取决于作家主体的精神结构。这种主体精神结构的构成,包含了文化积淀、思想积淀、情感向度、审美视野、个性气质、艺术感知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尤其是对人的生存及其可能性状态的洞察能力和思考能力。即使是从事某些具体的作品评论,我最终也会落实到作家主体精神结构的考察之中。如果说这是一种批评和研究的特点,可能就是我自己认为的一种特点吧。

从读硕士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踪余华的创作研究。当时的余华以先锋闻名于世,且以暴力和血腥的叙事引人注目。这使我不得不探究余华是怎样理解个人与现实的关系?怎样理解人性及其可能性的状况?怎样通过文学艺术在隐喻层面上传达作家的思想、情感、个性、想象力、创造力等?通过余华的个案研究,我又扩展到当时整个先锋文学的作家主体精神研究。这个阶段持续了十年左右,完成了《审美的哗变》《守望先锋》《余华评传》等专著。

在研究先锋文学的作家主体精神时,我逐渐发现,学界主要都在关注作家的个性研究,对作家的共性探讨明显不足。而作家的共性特质,有时是推动文学思潮乃至文学史发展的关系因素。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思潮中,马原、洪峰、残雪、陈村等人,与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等人,有着明显的区别。由此,我转向作家主体精神的共性研究,并申报了相关的课题项目,先后完成了《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等专著。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多年,其间,我相对系统地研读了有关代沟文化等人类学、集体记忆等心理学及文化学,以及作家艺术家精神建构等方面的理论,当然也进行了大量的作家个案研究。

最近这些年,就是像前面所说的,从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中,我发现越是年轻的作家,越是迷恋于个人化、微观化、琐碎化的日常生活书写,于是便倾心于日常生活诗学的研究,完成了《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一书。该书虽然是立足于创作实践的共性研究,但背后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作家主体精神研究。因为我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日常生活诗学在新世纪文学中获得了明确的彰显?有哪些因素构成了作家群体的精神共性?为此我倾尽而为,并且也觉得自己进行了一些富有开拓性的努力。同时,在围绕这一诗学研究的过程中,我又逐渐发现了新的问题,尤其是非虚构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作家主体精神动向。目前,我正在沿着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也发表了不少评论及论文。因为非虚构写作中的“求真行动”,承载了当代作家主体精神中别有意味的审美诉求。我的下一步研究计划,将针对21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进行系统性研究。

就我个人的学术经历来说,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追踪问题和探究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挑战和艺术乐趣的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领域,也是一个具有无限活力和魅力的领域。你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艺术感知力和审美经验,与不同的作家主体达成精神上的对话关系,才能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态势进行判断。它完全不像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是在既定的文学格局中进行再解读和再阐释。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永远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只要你对一个问题深入进去,进行了一番系统性研究之后,你就会立即发现,更有意思的、新的问题已开始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