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修新羽，1993年生于山东青岛，清华大学哲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十月》《大家》《天涯》《花城》《芙蓉》等刊。曾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等。

张 菁：你今年4月从文学期刊进入了互联网行业，目前感觉怎么样？

修新羽：编辑部像大家庭，总共只有五六个人，彼此都是朋友。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流动性很大，在开放式办公区里，满眼全是陌生人。很容易会觉得自己不过是巨型机器中一枚螺丝钉，随时会被替换掉，从而产生强烈的焦虑感。我周围很多年轻同事就在与这种焦虑感搏斗，想从工作中提炼出生活的意义，或者至少，想要找到更合适的心态去面对工作。 正因为流动性大、陌生人多，我也得以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比如，有位同事擅长玩悠悠球，收藏了一百多只性能、颜色、材质各异的球。有位同事喜欢做手工，在家捣鼓出一台太阳能浇花装置，还准备给婴儿推车加装远程遥控系统。公司里年轻人多，互相还总是以“同学”相称，有点儿像校园。 互联网公司还有一套“黑话”，相信您之前也听过，比如，“闭环”“赋能”“用户心智”“底层逻辑”。年中总结会上，同事之间要填写“激励性反馈”和“建设性反馈”。无论“激励”还是“建设”，都是很积极的词语，都是帮人前进的。但实际操作中，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变成“甜枣”和“大棒”，大家互相喂、互相打。在效率的挤压下，语言发生了扭曲，这也值得我们观察、思索。

张 菁：最近你在《十月》发表了《她要去阆中》《它不是红色》两篇小说。《她要去阆中》有一定的女性主义色彩，关乎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但我觉得它更主要的是在讨论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孟远无法理解林琳，尝试去理解的时候也没找准方向，最后所有努力都很徒然。你觉得这样的结局是孟远的悲哀，还是林琳的悲哀？人们应该如何理解彼此呢？

修新羽：在我看来，这不是他们之间的悲哀，而是人与人之间永恒的困境——理解是非常稀有、非常艰难的。

张 菁：所以这是一篇关于理解与误解的小说。

修新羽：对，可以说是理解与误解，也可以说是虚构与真实。孟远小时候总是被孤立，长大后就渴望从亲密关系中得到承诺与认可。当女友要离开他时，他宁可相信这个人真的去阆中生活了，也不相信这个人不爱自己了，他会用各种方式来否认这件事。当真相在他面前被揭露出来，他会崩溃吗？也不会。他特别畏惧失败，以至于他永远不会失败，他会自我调整。他会觉得，虽然我失去了女朋友，但我得到了答案，我知道了人生真的是无常的。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正是对“无常”的讨论。年轻人的生活往往受到社会规则、社会时钟的约束，多大年纪要谈恋爱，谈多久恋爱要结婚，怎么结婚才算门当户对。孟远和林琳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想从这种约束中逃脱出来。可他们逃到最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逃无可逃。当然，从孟远的角度和从林琳的角度看，故事也是不一样的。

张 菁：孟远与林琳似乎完全是两种人，他们为什么会走到一起？

修新羽：孟远是很懦弱的人，只在那一瞬间鼓起了勇气。哪怕再懦弱的人也可以拥有一瞬间的勇气，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生活。问题在于，他没办法一直这么勇敢下去，所以他的生活可能又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上。我觉得，他们俩的相爱就是“一瞬间的勇气”达成的结果。

张 菁：是的，结尾孟远那句“我知道”特别扎心。相识之前的生活路径，无法改写，却又影响着认知；在交往过程中，人们最终交流的是精神，是价值观——而这些，不仅仅是标签化的生活方式所成就的。人和人之间精神交流的困滞，让我们无力且无奈，这样的困境非常值得书写。

修新羽：在我的想象中，那两句“我知道了”，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可能是很震惊，结结巴巴的。可能是释然的，顿悟的。不一定是对林琳说的，也可能是在对一种冥冥之中的天命说，对某种操控着一切的力量说：“是你让我经历了这一切，好的，我知道了，我认了。”那种顿悟之后的感慨。

张 菁：为什么会想到阆中这个地方？

修新羽：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决定让女主去一座小城。百度过中国小众地名后，选择了阆中：它建县已有2300多年了，一度是川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有历史文化底蕴。我真的像孟远那样问过周围朋友，有人从没听说过，有人隐约记得在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里见过这个名字，有人觉得它是比肩丽江的热门旅游景点。不同认知带来不同理解，让小说更有趣了。

张 菁：这两篇小说的调性不太一样。《她要去阆中》更偏智性，它的情节和寓意仿佛是被精心设计过的，是很巧妙的故事。《它不是红色》里，生活的细节喷薄而出，讲述了三代女性的自处与相处，她们在真实和想象中界定自我，掂量自己和最亲近人之间的付出与亏欠、不甘与安然。她们彼此相处的技巧已如此熟稔，却又时不时地像文中那枚突然出现的订书钉，不经意间拔出带血。创作这篇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考虑吗？

修新羽：作为独生子女，我们这代人往往会得到父母的全部注意力。而母亲们则往往表现得非常传统，把对孩子、对家庭的奉献当作人生的全部价值。此时，大家很容易忽视掉这些母亲心里的另一种爱——对她们自己母亲的爱。而这种爱，据我观察，极少能得到直接回应：老一代人本就严厉，多数情况下家里还会有好几个子女，时有偏心。所以，这一代母亲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没有被笃定地爱过，却尝试着笃定地付出爱，她们似乎被亏欠了。确实如您所说，这是篇关于“付出与亏欠”的小说，我希望构建出合适的情境，更清晰地展现出这些“爱”与“亏欠”。

张 菁：你怎么看这两篇的区别，你更喜欢其中哪篇？

修新羽：刚写完《它不是红色》的时候，我笃信它比《她要去阆中》更好。当时基本还沉浸在情绪中，一边备婚，一边怀念我姥姥。去年4月，我第一次直面非常亲近的亲人的死亡，这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甚至很荒诞的，荒诞到我没办法去接受它，只能把它写下来。小说里有很多旁逸斜出的、冗余的细节，有些是虚构的，有些则属于我个人私心，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把它们写下来作为纪念。写完这篇后，我觉得它是我能表达的全部，蕴含了我所有强烈的情感。再看同一系列的《她要去阆中》，总认为不够完善、不够好，只能反复修改，努力增加后者的丰富度。改来改去还是觉得，后者的质量难以和它匹配。但在一年后，回过头来看，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她要去阆中》。如果说《它不是红色》想要描述“现实”，那么《她要去阆中》则是在描述“真实”，蕴含了形而上的思索。

张 菁：许多“90后”已经开始构思创作长篇小说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写长篇？这几年你发表的作品似乎不多，也想了解一下你最近的创作计划。

修新羽：近些年，我业余时间一直在写小说，遗憾的是作品们都没有百分百完成。我检讨一下，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工作方面遇到了压力，让我总觉得自己很浮躁，写出来的东西也发虚，迟迟不愿定稿。就好像画了很多很多张龙，每张都缺了点睛的一笔。其次，我犯了修改强迫症。拿去年发表的《陌生的女孩》来说，初稿5月就完成了，定稿在11月。发表之后，还是觉得写得仓促了。后来有机会把它翻译到国外刊物发表，我跟译者说请先等等，用一个月时间又改出了“翻译版定稿”。但小说是改不完的，有时候改着改着会发现故事变味了，重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只能停下来，很苦恼地做出抉择。反复写同一篇小说，怎么写也写不完，这对大多数作家来说都是噩梦吧？也没办法，只能接受了。有次和朋友开玩笑，说以后要写一本《百衲书》，把某篇小说反复修改一百遍，再把这一百遍汇成书，展现作品更迭的动态过程。最后，我还喜欢同时创作很多篇小说，使得每篇的进展都颇为缓慢。好处是，会觉得自己的思维像一棵树，所有作品中的枝枝蔓蔓都在和我共同生长。关于长篇。有部作品，是我大三那年失心疯一般想要写完的。那时候老师但凡布置了什么论文作业，我都会在五六天内抓紧搞完，然后心无旁骛地继续写作，甚至还会梦到小说人物和情节，情绪也非常受影响。就这样坚持了一学期，遇到了期末考试，不得不放下，然后再也没勇气捡起来。前一阵拿出来看了看，本以为会惨不忍睹，毕竟是8年前的作品了。但删删改改，还是留下五六万字能用的。希望自己近两年能够把它写完吧。

张 菁：你也发表了很多科幻小说。在创作传统文学小说和科幻小说的时候，你的心态会有区别吗？

修新羽：传统文学和科幻小说本质上是相似的。在科幻创作领域，大家经常会提到“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概念。这是1947年罗伯特•海因莱因首次使用的，按照他的描述，“推想小说”关注的不是科学或技术，而是人类对科学或技术造成的新情况的反应，强调的是人类而不是技术问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则认为，“推想小说”是涉及社会中尚未出现但具有潜在可能的事件的作品。从这种角度来看，无论传统文学作品还是科幻小说，其实都是推想小说，都是虚构文学，都是在某些设定好的背景下进行推演。

张 菁：你是对个人发展很有规划的写作者，对写作有着炽热的爱，甚至于感觉你所有的规划也都是围绕写作推进的。你在大学里是有机会选择中文系的，选择哲学系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修新羽：本科时我们是人文实验班，文史哲课程一起学，在大二下学期自己选专业。我们班二十多人选了中文，十多个历史，七八个哲学。那时候有种执拗心性，觉得要逼迫自己、为难自己，必须学一些最不好懂的东西，学哲学。身边有前辈劝我，说还是学中文吧，你早晚还是要学中文的，没必要走弯路。这话当时我没听，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是这样，我没有成为哲学家，又回到了文学领域。另一方面，也幸好是读了哲学：直接读中文的话，我怕是没热情也没耐性去自己啃哲学典籍的。哲学很理论化，为了让自己离社会更近，我读了新闻学双学位，选修过人类学相关课程，现在还来到互联网企业做访谈。说是围绕写作，其实也都是围绕着个人兴趣来，而写作是我所有兴趣的核心。

张 菁：你觉得哲学对你的写作有哪些切身的影响和观照？

修新羽：哲学分为很多门类，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等。它们各有各的视角，不同视角甚至可能是不兼容的。本科阶段的哲学通识课，让我很早接触到了多元的价值体系，开始从各种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比如，哪些事情是符合道德的，是否每个人都可以发明自己的道德？什么是真理，真理是流动的还是不变的？这些可以放在哲学领域来讨论，也可以放在文学作品中讨论和解答。此外，在哲学通识课上，我们读的很多东西是深奥而枯燥的，非常非常有难度。比如读康德，我买了邓晓芒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一句一句看释义，才勉强读懂。这样的训练没有白费，它让我能够静下心来阅读偏学术类的人文社科书籍，也让我养成了“遇事不决查文献”的习惯。最近我在读《语言与沉默》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表述都很精妙，也想在这里分享几句给大家：“我们参与在场，我们参与书中的声音。我们允许书中的声音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尽管不是完全不设防，它们攻击、占有我们意识的稳固高地。它们对我们的想象和欲望产生作用，对我们的抱负和最秘密的梦想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