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批评的味蕾

行超

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人，与很多同龄人一样，我常常面临着经验匮乏的困扰。出生、成长在大学校园，18岁出门远行之前，我的行动半径基本只有方圆几公里。终于离家，从本科到硕士，宿命般地，又在同一所大学读了7年书。惶惶然逃离象牙塔，又迅速投入一份“专业”得多少有些与世隔绝的工作中。在这种巨大的经验匮乏中，我却似乎没有产生与之匹配的巨大的空虚与焦虑，除了生性散淡之外，不得不说，是文学滋养了我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批评是一种职业，我绝不敢妄称“批评家”。走上批评的路，也不过是希望自己尽量做一个充分且合格的文学读者与旁观者而已。也正是因为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些年写下的所谓批评文字，基本都是凭着自己的好恶，或许甚至有些职业批评家所不齿的任性。对于我来说，面对文学的世界，批评，仿佛随时打开的味蕾，探测、寻找令我心仪的个人化的文字盛宴。

与大多数写作者一样，最初的书写凭借的是自己对文本的热情和直观感受，有倾诉的欲望，也有无畏的冲劲。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渐渐地对于一切确凿与冲动心怀警惕，文学的神秘感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日渐磨损。个体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越来越狭窄，文学之外的更丰富的天地反而被遮蔽了。某一刻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写作正在渐渐落入一个越来越狭小的缝隙，并且越陷越深。

文学，难道不是为了让人变得开阔、变得豁达，怎么今天却如此狭隘局促？

于是停下笔来，有意无意地对抗某种惯性。告诉自己，听从“味蕾”的召唤，回归审美的本质，而非任何已有经验或常识的告诫。我开始允许自己的批评在客观严肃的基础上，存有一丝个人的偏好甚至偏见。那些享有盛名却不能与我产生情感共鸣的作品，我选择敬而远之；那些不确定的或是不被人注意的角落，我却常常情有独钟——选择与取舍本身也是一种批评，这其中的风险与不确定让我着迷。当我渐渐放下“批评家”的自我约束，反而重新找回了批评的自在与愉悦。

“味蕾”开启了，新的世界随之而来。如同所有的审美享受一样，文学批评重要的是鉴赏力、敏锐度，是趣味与个性，更是热情与烟火气。既然批评本身亦是一种创作，那么它同样需要个性，需要体温。当巴赫金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本雅明面对波德莱尔或者当伍尔夫面对奥斯汀，他们笔下满溢的都是一个批评家对于发现一种文学秘密的兴奋与热情，若非如此，他们断然不会写出那样切肤的、迷人的、历久弥新的文字。批评固然是理性的创造，但同时，对批评对象的感性体察与抒发，将会赋予批评文字一种动人的烟火气。有了这烟火气，批评便不仅是智性的思辨，更是审美的创造；没了这烟火气，任何理论、任何主义都只是沉重的翅膀。

多年前读到《毕加索传》，里面有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生活和艺术其实同样严肃，不是说一本正经，而是说不要厚此薄彼。”我承认自己无法像很多前辈批评家那样问心无愧地说，文学是自己生活的全部。事实上，在生活中，我常常是个心有旁骛的人。文学之外，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时时刻刻吸引着我。并非是对批评不够敬畏，而是因为，与文学批评一样，它们同样是审美，它们与文学一起，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我，也让我逐渐成为更丰富的自己。

或许，文学的本质应该溢出文字，甚至超越文字所创造的世界，是一种诗性的、审美的生活与生命状态。批评也是一样，它的对象不应局限于文学或者一切显而易见的艺术创造，而应该面向我们时刻身处其中却常常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在生活中审美、在生活中发现，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是重要的补给和滋养，更重要的是，它将帮助塑造一个“批评家”的敏锐观察与精神品格。

在往后无数未知的日子里，我大抵依旧无法放弃对于文学，以及文学之外更广阔的生活的热爱。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做一个梦想中“与天地万物风雨同行”的人。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在文学的十字街头

——行超和她的批评

张 柠

标题中的“十字街头”，出自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十字街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名著，影片描写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上海滩混生活的故事，由著名演员赵丹和白杨主演，其中的插曲《春天里》，是我这一代人年轻时的流行歌曲。当我在电脑边坐下来，准备写行超的时候，“十字街头”四个字突如其来，不约而至，于是我就把它放到了标题中，我觉得很恰当。

行超的名字与“十字街头”这个短语之间，有许多隐秘的关联。她的姓氏“行” 字，本义为“道路”，读“杭”。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行”字都像是一幅“十字街头”的简笔画。它的引申义为行走的“行”，读“形”，意思是在堂屋客厅里悠闲地踱步（《尔雅·释宫第五》：“堂上谓之行”“门外谓之趋”“大路谓之奔”）。至于为什么用“行”字作姓氏，民间说法不一。有传说认为，“行氏” 一族，源自商汤时代著名贤相伊尹。伊尹官职“阿衡”，后代便以“衡”为姓， 后因故去掉了中间的“鱼”字作“行”，改姓“行”。伊尹后人中的“行”姓者， 聚居在古周原、商丘、并州一带。行超的祖籍古绛州，亦为行氏的重要聚集之地。“行”，古音读如“衡”（《唐韵》户庚切；《正韵》何庚切），又读“杭”（《集韵》寒冈切；《广韵》虎狼切）。今日粤语行走之行还是读“杭”。现代汉语普通话行列之行读“杭”，行走之行读“形”。此外，与氏族文化相关的，还有一层含义需要提及，那就是重商的晋人及其祖先，为殷商文化之遗胤。商代文明属于城市文明或者商业文明，有安阳、商丘、朝歌为代表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城市， 形成了一个发达的城市文化圈。更有以山西南部为中心的工商圈，以发达的矿业、冶金、铸造、贸易而著称于世。（张光直：《商文明》，第一章、第四章）“行氏”部族，正生活在这个商业贸易名称之由来的“商文化”区域。殷商这个发达的城市文明或商业文明，后来被西部游牧文明兼农耕文明的落后的周朝所灭， 朝歌为代表的发达城市文明便成了罪证。周孔之后，才形成重农抑商传统，殷商的工商财富欲望故事和叙事传统，才被周秦的歌唱抒情赞叹歌谣和抒情传统所取代。

上面这段有些缠绕的文字，原本是无谓的，但它的确引出了一些跟行超和当代文学有着隐秘关联的话题。比如“行”的本义为“道路”，其形状便是“十字街头”的简笔画。比如“行”字跟行走散步、休闲、游走的关系。比如氏族祖先与商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关系。

行超不一定知道上面所说的那些。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孩子，刚刚告别令人烦恼的“中二”阶段，却俨然一副大人的架势。她的大二下学期，每周一次，午后，我都会到铁狮子坟校园去上课。行超总是坐在第一排，跟一群学霸为伍，但她的表情却很笃定，眼神也很低调，仿佛没有坐在第一排似的。每次微笑点头打招呼，很熟悉的样子，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好像是2008年的下半年，有一天，我的博客上有一位学生求“互粉”，点进去一看，这不就是坐在第一排那个像“小大人”似的安静的女孩嘛！进到她的博客里一看，嚯！一点儿也不安静，动感十足，一会儿在国外旅行，一会儿在国内暴走，一会儿在边塞，一会儿在沙漠，到处晃悠，四处行走。照片也很出彩：跟废墟合影，扮演堕落天使；在铁轨上伸开双臂玩平衡木，仿佛要飞到远方去似的；双脚和鞋子，和沙滩和贝壳合影；坐在高高的阳台上，险些要掉下来的样子；坐在绿皮火车上读书……我在某一年的“北师大读书节”上，作过一次关于“小清新文化研究”的演讲，就是以行超为原型的。本科时，她喜欢行走旅行照相， 喜欢读西方文学名著，也喜欢白先勇、张大春、骆以军，还喜欢台湾的“眷村文学”，喜欢听摇滚和民谣，喜欢《三联生活周刊》和《读书》杂志，喜欢林兆华、牟森和孟京辉。本科毕业的那一年，当我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已经被捷足先登者占满的时候，她突然找到我，说要跟我读研究生，还说她心里一直就是这样想的，那样子，就像在塞班岛海滩边的小酒馆里，跟老板要一个想象中的桌位那样。我说已经晚了，早干什么去了？你心里想的事谁知道啊？她也没多说什么，讪讪地到另一张桌子上去了，直到一位同学放弃而空出了名额，她又从那边桌子移到这边桌子上来了。

行超在当代城市流行文化中游弋，自己也处在潮流文化一线，也是城市“青年亚文化”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之所以冠以“亚”字，因为它不是主流文化。我们的主流文化，还是以中老年为代表的农耕文化。读研究生期间，行超就经常给我带来许多新的文艺和文化资讯，比如“痛仰乐队”“新摇滚”“草莓音乐节”“校园民谣”，比如“宝莱坞”和“瑙莱坞”，比如黎紫书和骆以军的小说，比如南锣鼓巷小剧场最新剧目，等等。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她交给我的第一批评论习作，就是与当代“青年亚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评论，我印象较深的有《新摇滚路上的长征》《好莱坞攻占宝莱坞》《告别情怀年代》等。这些文章，显示出行超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化背景下的青年亚文化思潮，或者流行的文艺现象，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辨析能力。《新摇滚路上的长征》一文， 把中国当代“新摇滚”，置于“二战”以来国际青年文化背景中加以分析，从纽约的“伍斯托克”音乐节、凯鲁亚克、鲍勃·迪伦，到崔健、唐朝和魔岩三杰。她试图撕下中国当代“新摇滚”温情脉脉的面纱，还它以自由和粗犷的本来面目。《好莱坞攻占宝莱坞》一文，是谈亚洲电影的，她用“后殖民主义理论” 为武器，分析了印度和中国电影，在“好莱坞”的挤压下的生存策略和窘迫面相， 以及这些后发达国家“山寨版”好莱坞模式的生成机制。《告别情怀年代》一文，是讨论当代中国“校园民谣”的，如行超自己所言，它的确像一份理想主义者的告白。行超写道：“对校园民谣的怀念，是我们对自己青春时代的缅怀—— 那代表着热情、纯粹、简单、反功利主义，代表着一切在这个时代正在远去却弥足珍贵的美好品质。”我觉得，她的这些评论习作，已经达到了发表水平， 它们后来刊登在吴亮先生主编的《上海文化》和中国社科院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

行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她研究生二年级写的《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刊于著名的学术期刊《文艺研究》，而且是那一期的头条。我亲眼看见了她写这篇文章时所受的磨炼，回想起来有些不忍，但她必须经历这一磨砺的过程。首先是阅读大量的跟“边疆”相关的文学作品，仓央嘉措、王蒙、张贤亮、张承志、马原，然后是阿来、杨志军、范稳、姜戎、冉平、何马，等等。这还没完，接着还要重读大量的与此相关的西方小说和理论，梳理长篇叙事文学发展脉络及其问题，最后才确定当代中国小说“边疆叙事”研究的题旨： 从“弑父”到“寻父”。文章写完后，她说她快要崩溃了。其实，这些描写边疆生活题材的小说，并非她所爱，但她能坚持下来，的确不易。因为文学研究不是买衣服，可以专挑自己喜欢的。二年级的时候，她还去台湾大学交换学习， 接触到大量台湾文学，并以“孤儿意象”“流浪意识”“眷村主题”“精神原乡” 为主题词，完成了硕士论文，涉及钟理和、吴浊流、陈映真、白先勇、张大春、骆以军、朱天文等大量作家作品的分析。

毕业后，行超到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工作，在评论部任编辑。对于《文艺报》，行超并不陌生。在学校的时候，她就参与过由我和其他几位导师主持的大型文献编撰课题，《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史料收集工作。对“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的《文艺报》（试刊）质朴而寒碜的样子，对于《文艺报》这份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老报纸的招数和风格，也都是耳熟能详的。但面对这样一个大机关大楼，还有大嗓门儿大个儿大脸，她并不熟悉。但她能够迅速融入并得心应手，跟她身上具备的城市文明因子有关，不只是接纳“熟人社会”， 也接纳“陌生人社会”；不只是接纳村里的熟人，也接纳街道上的陌生人，就像一位在异地旅行的人能够迅速交上朋友那样。

毫无疑问，《文艺报》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字街头”。俗话说：“深山沟里读书，不如十字街头听话。”在我这个“深山沟里”读了几年书，现在到了中国作协那个“十字街头”听话。果不其然，她在那里工作了几年，眼界大开， 成长迅速。但也变得忙碌不堪，又是编版，又是出差，又是访谈，还得抽空读书写作。除了早期的文化观察之外，她转向了当代青年作家研究和评价。她给我发来了她的书稿电子版，这是她的第一本评论集，将收入“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其中涉及徐则臣、路内、崔曼莉、马小淘、祁媛、周嘉宁、林森等一大批一线的青年作家。行超的文学评论路子很正。首先是追踪性阅读，对当代的文学局势了然于心。然后是尊重文本的客观性，从文本细读入手，对文学文本进行耐心的“事实判断”，而不是急着做“价值判断”，加上她敏锐细腻的感受和流畅的文字，让她在青年文学评论队伍中脱颖而出。我为她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而高兴！我也希望她，能够由点到面，加强对面上的文学局势的综合判断力，并且逐步加大观察的“景深”，培养更深远的历史视野。

行超站在大都市的文学十字路口，打量着行色匆匆的陌生面孔和文学过客。有时候又像一位侦探那样，尾随着或踌躇满志，或热情洋溢，或忧心忡忡，或居心叵测的文学，进入文学幽深的胡同，去刺探这个时代的文学秘密和精神秘密。这是由爱·伦坡、雨果、狄更斯、果戈理等先行者开创的，跟农耕时代的文明迥然相异的，现代城市文学传统。行超和她的同龄人一起，正站在中国城市的或文学的“十字街头”，参与着一种全新的中国“城市文学”的伟大实践。我有理由期待，这一实践，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宏伟乐曲中的一个华彩乐章。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