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老谢，我还没有准备好……
接到鸿鹰的电话，说谢永旺走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及至明白“走了”的意思时，头脑竟是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会发生呢？我还没有当面再叫一声“老谢”啊！
谢永旺是1985年调来文艺报社当主编的，他来了之后，我们都叫他“老谢”，几十年来我就一直叫他“老谢”，他也一直叫我“小贺”，一声“老谢”，一声“小贺”，叫起来觉得很亲切。
在老谢来文艺报社之前，文艺报社的名称是《文艺报》编辑部，是一本月刊。当时的主编是冯牧和孔罗荪，副主编是唐因和唐达成。我和几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便分配到《文艺报》编辑部，不用多久，我们都喜欢上了这里活跃、民主的编辑环境。当时主要是唐因在主持日常的编辑工作，他毫无架子，又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的个性，我们特别喜欢听他无拘无束又充满机智的讲话，在讲话中他也就把工作布置妥当了。我们都为有这样的主编而庆幸，没想到才过了一年多，中国作协希望《文艺报》能适应中国社会的改革大潮，决定将《文艺报》由刊物改为报纸，我们便投入到了改版的紧张准备工作之中。因为改版，《文艺报》编辑部也改为了文艺报社，连领导班子也作了彻底的调整，老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中国作协派到文艺报社担任主编。有一天早晨，我上班推开了总编室大门，发现老谢站在屋中央和老陈说话，我一愣，口齿不清地叫了一声“老谢”，老谢带着笑意朝我点了点头。我尴尬地退出房间，走出房门后摸了摸后脑勺，看来自己的心绪还在留恋过去美好的编辑时光，对于老谢的到来，我还没有准备好呀！后来我逐渐发现，老谢比我们更看重活跃、民主的编辑环境，他也像唐因一样没有领导的架子，而且他比唐因更随和，更平易近人。比如他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来上班的，我也从来没有去想他作为主编是可以让报社的小车接送上下班的。他在编前会或评刊会上似乎也更倾向于听大家的发言，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总是鼓励别人把想法说得更充分一些。
自从改版为周报后，编辑工作的节奏加快了，我们似乎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常常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总编室，所有版面的排版、调整等问题都汇聚到这里，他们叫苦连天。有一天，老谢叫住我，说小贺，把你调到总编室吧。虽然我知道总编室缺人手，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去做总编室的工作，便脱口而出：“老谢，我可没有作好准备去总编室呀！”老谢笑了笑，说知道你没有这个准备，不过现在准备也来得及。然后他对我详细说了为什么会考虑要让我到总编室工作，他分析了我的优点，总编室的工作特点，说得是那么坦诚，我也就默默地点了头。第二天，我就将办公桌移到了总编室里，我正在桌前收拾东西时，老谢进来了，笑着对我说：“现在都准备好了吧！”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准备好了——这仿佛是老谢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式。他从来不会做出鲁莽、轻率的举动，在他的言行中就能看出深思熟虑的痕迹。但他从来不会因此就圆滑处事，推卸责任。相反，他是一个勇于担当责任的领导者，当然，一旦他要担当起责任，他一定是作好了充分准备的。这是就他本人的性格特点来说“准备好了”的。从处事方式来说，老谢则是以“准备好了”的姿态去为别人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老谢并不爱给人下指令，哪怕这是他作为主编应有的权力，他善于用商量的方式布置工作。他用一个信任的眼神看着你，就像是在对你说“准备好了吗”？总编室的工作往往要与老谢直接打交道，因此我常常会接收到老谢这种“准备好了吗？”的眼神，这给了我一种轻松感，也更激发起我的自主性。这恰好证明老谢具有一种建立在现代民主意识基础之上的领导艺术，他这样做，反而能把工作做得更加圆满，因为在商量和期待中其实也是老谢在给人提供工作的思路和办法。
又何止是领导艺术。长期与老谢接触，便越来越感觉到他内心的温柔。我想，这一定也是为什么人道主义精神在他的文学观里占有很大分量的重要原因吧，或者是因为他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才使得他有了一颗温柔的内心；关心和体贴别人，这对他来说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文艺报社的同仁们几乎都没把他当成领导毕恭毕敬。记得有一年文艺报社举行新春联欢会，老谢成为了联欢会上的舞蹈明星，大家都争着要与他跳一圈。让我最难忘的是有一年除夕在老谢家吃年夜饭。我刚接手总编室工作不久就到了春节边上，那时我的妻子还没调来北京，我打算春节期间留在北京兼顾一下总编室的工作，等春节过后再休探亲假。老谢听了我的计划后，沉吟了片刻，他似乎觉得不能让我在春节期间回家乡与亲人团聚于情不忍似的，但工作又必须有人来做，最终他才从口中吐出“好吧”这两个字，接着他马上说道，大年三十你就来我家吃年夜饭！我正要开口推辞，他一把拦住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就这样定了！
当我再一次默默地叫一声“老谢”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仍是他那倍感亲切的笑容，忍不住要诉说的仍是他那令人敬佩的品格。他低调、正直、宽容、豁达，在这样一个道德标杆一再拉低的浮躁年代里，老谢显得是那么的珍贵！我以曾与老谢有过一段共事的岁月而感到荣幸，也以老谢的品格为楷模暗暗鞭策自己。但仅仅这样说还不足以概括出老谢的全部！因为他是一位具有犀利眼光和职业操守的编辑家，也是一位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敏锐艺术感觉的文学评论家。我知道，《闪闪的红星》和《大刀记》的出版就凝聚着他的心血，在那个文化思想处在偏执状态的时期，这两部小说能够保持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公开出版，是与老谢在编辑上的努力和智慧分不开的。1972年，《大刀记》的作者郭澄清写出初稿后，邀请老谢去山东看稿，老谢看稿后，特别肯定了作者在语言上融入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韵味，以及对人情之美的表现。虽然该书的出版几经周折，但仍尽量保持了作者在这方面的追求。老谢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他看重每一个文字的分量，张光年曾以“正直、勤奋、好学深思”来评价他的文学评论写作。他不作惊人之语和偏激之辞，也不说套话空话漂亮话；他坚持从文本出发，从理解作家内心出发，因此他的评论文章总是服人心的。凌力就格外服膺于老谢对她作品的评论，她甚至认为只有老谢才真正认真读了她的全部小说。我想这应该是一位作家对评论家最高的赞赏了。
老谢不担任《文艺报》的主编后，我与老谢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偶尔有机会见面，我总愿意和老谢多聊聊，其实我是想请他多给我一些指点。我也曾有念头要认真对老谢作一次访谈，因为他一生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一定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思想积累，这一切连同他的著作，是一笔非常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可是我总是以还没有准备好为理由一再拖延着，如今这个念头竟成为了我对老谢永恒的愧疚。
老谢！要像你一样为人正直，为文真诚，我们都准备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