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文学批评向内转

曾攀

文学许是有内外之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向内转”便引起过激烈讨论。反观文学批评，若也要辩出个内外，多少令人心生疑窦。

然而，当下的文学批评，其程序化、平庸化、人情化、商业化日久，批评的个性被掩埋，批评的锋芒被磨损，批评的诚意被质疑，批评的质量被诟病，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所在。细细考量，这都是文学批评过分的向外扩张以及向内开掘的不充分引起的，故不得不呼唤文学批评的“向内转”：回到文学现场与文本内部，树立批评思想与问题意识，恢复批评的独立和自由，彰显批评家的才学和个性。

谁都知道，批评不能缺席，批评要在场。但在场还不够，因为在场也会失心走神，也会游移扯淡。这就需要一种介入式的批评，以求真正地切入文学之“场”。批评的介入意味着，批评是及物的，而不是如杜夫海纳所言的用“既有的概念”去涵盖作品，如此根本无法抵达文学的“深度”。批评的关键在于将自身掷入文学现场，渗透文本肌理；否则，游离于外，失却庖丁解牛式的精准且不说，浮于浅表而不见耐心的文学批评，就像没有充分向内收束的拳头，打出去自然是绵软无力的。

不知自何时起，文学批评已经不再“批评”了，成了文学鉴赏、文学夸饰。归根结底，文学批评外在的索求和追慕太多，隐没了个人思想与主体意识。文学批评没有思想，就发现不了问题，也难以建立自身的说服力，反过来说，文学批评中真正的问题意识，往往都来自思想的作用力。杜勃罗留波夫去世时年仅二十五岁，然而他已经写下了《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析解庸常懒惰、碌碌无为的“多余人”，揭露那个生产“多余人”的时代症候与社会问题，影响了俄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史。不得不说，真知灼见来自有思想的批评，而真正的思想则在发掘和处理问题时得以施展。在我看来，没有内在的问题，没有内心的困惑，文学批评再多的喧哗也只是一种浮华，再多的言说也终究是失语。发现问题，命名问题，周旋于问题，这是文学批评的内在动力。

文学批评当然不能放弃外部，沦为井底之蛙。但批评的向外延伸和“扩张”，必定以夯实文学内部与蕴蓄批评能势为旨归，如韦勒克所言：“我明白批评需要不断地从相邻学科中汲取营养，需要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和神学的洞察力。但是我也赞成那些反对无限度地扩张批评边界以致失去了中心任务——文学艺术的观点。”文学批评固然需要从跨文化、跨学科的实践中获致广度，但其“中心”必然是内在而本色的“文学艺术”。

翻开批评史，我们看鲁迅是鲁迅，看周作人是周作人，看茅盾是茅盾，看李健吾是李健吾。现在，我们读的批评文章更多了，但分不清楚谁是谁。面目模糊的背后是程式与同化，是知识的趋同与思想的平庸。好的文学批评一定是有辨识度的文章，这需要批评家的才学思想与自我之兴味相互激荡，构设内在的意趣与襟怀。无论是印象式批评，还是学理型阐释，都忌讳毫无个性与了无生趣的行文。庄子谓闻声者，可以耳作闻，也可“闻之以气”及“闻之以心”。文学批评追求真的声音，但发聩者，固不可源自靡俗之音，也忌故作哗众取宠的振聋之声，发声之器，须源自本意与性灵，发之“以气”，且发之“以心”。

当下的批评时常显露出游离文学太远之危殆，所以亟待一次真正的“向内转”，以扭转文学批评之风气。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瘰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我们的文学批评需要破除“瘰暗”，远离“诈伪”，倾听文学与批评内部的声音，如是，我们才得以点燃内心的光源，将暗影一寸寸地照亮。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曾攀：于批评中见学问

傅光明

我不懂文学批评，不会写这类文字，平时很少读。

或因我生性软弱，对谁也不敢拿起批评的剑戟，更没胆量对心怀不良刺来的矛枪以商榷之名反戈一击。同时，我的洁癖症越来越严重，对批评场域里的耀武扬威避之不及。实不相瞒，那种叫批评生态的东西时常令我心生恐惧，觉得紧闭门窗弄点儿学问心里踏实。

因而，当曾攀第一次提出希望我写写他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婉拒了。不想，他对打定主意的事儿不肯放弃，瞅准机会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且说得那么平心静气：“您看，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主席，您写我最为合适。”我依然没松口儿。

2018年10月，应《南方文坛》和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之邀，前往贺州黄姚，参加由其联袂主办的“桂林抗战文化城”之学术研讨，再次见到已在《南方文坛》供职的曾攀时，他又当面向我提及。我说，我全身心在新译莎士比亚戏剧，实在无暇他顾。他说他实在恳望于此。我稍一迟疑，说容我考虑，他随即预支出一连串感谢。我心想不妙。

11月末，我俩在上海的一个会上再次谋面。曾攀不紧不慢地说：“季进老师答应写我一篇，您就别推辞了。”现在回想，我实在记不起当时说了“好吧”这两个字。

说穿了，我心中的批评家形象得是傲骨铮铮的学者，而非只写溜光水滑文字的高学历聪明人。出手批评，当劲道十足，直击命门。花拳绣腿，不痛不痒，甚至一味捧颂，批评便丢了节操，成为玩物。

我没把曾攀当青年批评家，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年轻学者。对此，我读他的博士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时便深信不疑。

若非把他当批评家看待，那我得欣赏他，便在于比起批评，我更看重学问。换言之，我喜欢读于批评中见学问的文字。

由此，我想说，曾攀是近几年崭露头角的有学问的年轻批评家中的一位。

学者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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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之路漫长、艰辛，一般来说，本科教育乃叩开问学路径的初阶。无师自通者例外。单看学历的攀爬，曾攀已具备年轻学人的标配，他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后，一路走来，顺顺当当。

曾攀的本科论文是《再活一次——论余华文本世界的记忆机制》。在我看来，这个题目蛮大，切入点虽好，却不好做。但曾攀靠了一个不错的理论支点，于敏锐的感悟中伸展学理触角，将余华小说文本世界中存在的“记忆机制”爬梳出三种记忆：“原我”“述我”和“他我”。

细读文本中，曾攀注意到，余华是一个追求真实的作者，忠于记忆、又超离记忆，在真实与虚构的两界，架起条条宽敞的桥梁，用生命的本我记忆使文学情景一次次复活，透过着意塑造再现内心感觉，为人物的心灵倾注鲜活的血液。

曾攀注意到，余华常在作品里表现暴力和死亡，这无疑是作者的历史记忆使然。一种怎样的历史记忆会给余华投下如此真切、突出的影像？那原是不可理喻的时代的暴力和苦难，余华把那些荒诞和混乱以记忆的话语集中喊出来。有了这份对文明和秩序的深切怀疑，便能理解那个叙述者面对死亡时的情态是那么冷漠、沉静。

的确，余华以叙述见长，他有本事在文本里不断转换叙述视角和述说方式，常使所要展示的记忆状态进入一种狂欢，仿若活水从四面八方涌来，瞬间汇流成一条记忆中的生命长河。

曾攀的硕士论文写的是郁达夫，题为《梦的隐喻与现代文学生产——郁达夫小说论》。

刚在心里犯嘀咕，从当代之余华到现代之郁达夫跨度有点儿大。但一联想自己，本科论文写宋代李清照词的意境美，博士论文一下跨到现代的老舍之死，现在又跨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戏剧，对此便释然了。学术上跨度大，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写郁达夫的论文已有好多，求新、出新有难度。

曾攀读书很用心。令我颇感欣喜的是，他论文里透出一股学术的思考力和逻辑力，我向来以为，这两点对一个人能否成为学者至为重要。

曾攀从现代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及与其相关的社会思想史和文化史角度，重读了郁达夫的前期小说，及一些现代文学中包孕着“梦”的意象和隐喻的小说，力图揭示出与此相关的现代文学符码生成机制和话语生产实践。难点在于，他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将中国传统的“占梦”和它所体现的文化思维中的精神向度，以及近现代以来在内乱外侮刺激下对国民内部的精神诉求相联系，探讨中国传统文艺心理中的“占梦”思维和它体现出来的认知模式、思维向度、艺术视野、精神意识和文化内涵，以及进入晚近之后，在多重历史语境下，“梦”又如何衍变为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强大隐喻，进而参与到现代文学的文本生产、符码创造和精神审视中来。同时，以“梦”的意象和主题为切入点，将其作为现代文学创作中的“精神分析工程”和它所遭遇的“反分析”的重要媒介，揭示出近现代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智识者”在探索国族精神深处的“创伤性”体验中，体现出来的精神追寻、思维向度、创作理想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审视其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符码生成过程中体现的形式纹理和生产机制。这真不容易！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最早的“觉醒者”之一，亲眼看见历史的荒芜与浑浊，深切体悟到内心的彷徨、无助、苦闷、压抑，他把这些写在小说中的病态人物身上，于是，便有了《沉沦》中的“他”、《空虚》中的于质夫，《采石矶》中“神经过敏的黄仲则”，等等。郁达夫笔下的“他们”只求探寻自我心灵，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在感伤和忧郁里“沉沦”。“他们”是一群时代的病患。

可贵的是，曾攀还把学术视角对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争情势下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之际，郁达夫的“文人传统”如何在诗学与政治的双重焦虑下，寻求自身合理的落脚点和立足点，并由此在历史和文本的参差对照中，透过探究郁达夫在古典诗词、小说写作及文艺思想的渐变，揭示他在文学、思想史中的复杂性及其意义。另外，曾攀从郁达夫刻意选择“自叙传”这一文体，深入探究郁达夫小说的抒情形式与美学自觉。

在曾攀眼里，“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中，不仅人物的‘梦’及其中蕴含的国民集体无意识和现实历史的无意识被‘组合’了起来，而且从中透露出来的社会、时代、国族的精神病症也得以结构，而这些‘原素’的聚合都不可避免地归入到写作者的‘美学理想’中，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体现为一种现代修辞的运用。这种在现代文学作者笔下生成的新的形式和修辞又往往与其创造的‘梦’的隐喻相勾连，而且以特定的文学形式（如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为美学旨归的文本实践，将那些社会的、国民的以及知识者本身的‘梦’和其中的精神病疾结构了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之相关的精神解析实践则又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权力话语和文学符码，而依托于此的精神法则也得以制定和运行”。

有一说一，我对这个时候的曾攀一无所知。及至曾攀的博士生指导老师栾梅健教授希望我去复旦担任答辩主席，主持曾攀的博士论文答辩，我才得与曾攀的文字结缘。更需实话说的是，我对他的博士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所写内容并不十分熟悉。因此，审读曾攀的博士论文，对我也是学习。面对浩瀚无穷的知识，谁能说自己是有知的呢？在集中看过曾攀的许多文字之后，我觉得他最用心、用力写的，还是他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他像许多学人一样，只在读博期间做到了心无旁骛。这点甚至让我觉得，做上学问的人就不要再搞批评了。在此，我无意把学问与批评对立起来。

曾攀整篇论文讨论晚清小说叙事，主要是以上海为背景，呈现都市上海状貌，或在上海报刊中连载、刊行的五部分作品：谴责小说、烟粉/狭邪小说、历史小说、世情小说、理想小说。简单说，曾攀以跨文化的理论视角，结合晚清在都市上海中形成和呈现出来的世界性因素，不仅将晚清的都市语境与彼时彼景的小说文本进行对接且加以辨析，并同时指出，在中外文化交汇中形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影响和促进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握“跨文化”的意涵和指向在小说文本里的呈现样态，一方面，需从跨文化视角探究晚清小说中的上海叙事，另一方面，需更深层挖掘小说文本。曾攀注意到，晚清小说文本反映的历史层面和社会范围极为广泛，其所触及的话题和内容难以简单归类概括。这也是论文的难点。为此，曾攀确定了前以绪论、后以结语（第六章）、中间五个专章的整体架构，六部分各具功能，也使我对晚清小说中的上海叙事有了肤浅认识。

绪论是引子，主要以跨文化视角切入晚清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形式类型，指出小说在晚清的新变，即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在这一时段的上海发生动摇，原来牢不可破的纵向等级意识在政治和文学/艺术层面都动荡了起来，小说的出现可算等级制松动的表征。换言之，晚清小说之所以发生大的新变，根本源于异域文化植入下生发的“跨文化”现象。

由此，论文进入正章，展开铺陈，每章一个中心。

第一章，以讨论谴责题材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为中心，通过聚焦晚清小说中对权力政治和社会症结的审视，指出小说如何通过叙事语言和形式结构，叫那林林总总的“怪现状”“现形”。

第二章把重心移到“烟粉”或“狭邪”题材的小说上，同时兼及一些其他类型的小说。论述中不乏精彩，比如，曾攀敏锐感觉到，由《海上繁华梦》和《海上华列传》等小说中的上海叙事建构起来的“上海梦”，其“所指示的新的结构形态，其实质就是一种空洞而巨型的容器，能够涵纳欲望、想象甚至是幻觉，甚至可以融汇基于这种种因素的沉思、言说和批判。两种结构形态存在着内在的叠合，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这种重合标示着近代时间段中上海梦的两个主要面向；另一方面，都成为上海历史与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而所谓‘繁华梦’中的‘列传’其实表达的便是晚清小说的形式美学问题”。

第三章的关注重点在历史题材小说的叙事形态，主要以历史小说，或涉及晚清“史”的小说为文本依托，不仅涉及关乎社会政治的正史，也包括日常生活史及精神世界的情感史。曾攀论析了“主体的抒情以及借主体营造抒情的形式”使晚清小说在虚实中游离，并穿行于主客体之间，通过自我与他者、国族与个体、历史与当下、边缘与中心的话语转换，令叙事触角极限延伸，历史叙述变得饱满、丰腴，在人物主体之上形塑所“记”之“史”。

第四章以世情小说为中心，提出“都市上海社会各阶层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程式进入小说的叙事轨道，”一来，这与此时小说肩负的历史使命有关，二来，也由此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晚清上海的社会现状和文化生态。

第五章主要涉及作为晚清小说中重要题材之一的科幻理想小说，这类小说一方面立足于由“过去与现在之中国”憧憬和构建“未来世界/中国”，另一方面，则抹除时限，从现实与日常中抽离开来，形成一个时间之外的乌托邦图景，由此对时间之内的晚清现实做出反观与再思。

结语部分探讨晚清小说中的时间意识和进化观念，揭示晚清小说的叙事语态及修辞形式，在此基础上总结被晚清历史裹胁着的中外文化的世界性因素，指出其往往蕴藉在小说叙事的语言结构、符码特征和文体修辞的运用中，“不仅撇除简单的主题评价与艺术得失，而且揭示出小说叙事背后所收束、折叠或者展开的言说逻辑、话语策略、叙事伦理以及时代无意识的欲望旨向与形式结构特性”。

本心讲，这是一篇较厚重的博士学位论文，但我总觉得，写来太守规矩。论文自有规矩，这不在话下，我言外之意是，希望它在文气上哪怕能张扬、恣肆那么一点儿。我想这跟曾攀是个规矩的好孩子密切相关。除此，我还觉得，它似乎缺了一个高屋建瓴、统领全篇的纵论。当然，这有点儿像河边的风凉话，说起来容易。

套用一句老话，曾攀是位求学上进的好青年。拿到博士学位，他对自己的学术志业并不满足，而是又跟做海外汉学研究的名家季进教授继续深造。不急不慢的，他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海外汉学的跨文化视阈——以英语世界对中国近现代小说的译介和研究为中心》出笼了。我为他感到欣喜。

海外学术界对中国文学的探索，天然存在着异质文化的碰撞、融合，其中的“跨文化”因素自不待言。曾攀颇具挑战性地要打破“这种不言自明的先在之名”，以英语世界对中国近现代小说的译介和研究为轴心，重新思考英语世界中的“跨文化”因素，聚焦海外汉学背景下“跨文化”之“为何与何为”。他的确有想法，试图指出在跨文化视域下海外汉学的观照视野与研究理论，返归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本身，昭示其中的“跨文化”所从何来、又如何成是，且具备怎样的内涵、层次，以揭示英语世界在对焦中国近现代小说时折射出来的跨文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层探索在跨文化语境中海外汉学的理论视野、知识系统和话语形态，同时对其中的洞察与偏见进行考究、辨析。

尤其可贵的，曾攀还在深入、挖掘文献资料，全面梳理英语世界对中国小说的译介基础上，稽考了海外汉学界对近现代中国小说形成的探索和讨论，以跨文化视阈切入海外汉学对近现代中国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形式类型的研究，指出近现代中国小说在汉学视野下经由跨文化考究而形成的新变化。

无疑，曾攀具有较强的逻辑思辨力，一方面，他从英语世界的译介和研究路径探视出“海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选文偏好和评价体系，同时，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尤其现代小说的创作实绩，也透过这一“选文偏好和评价体系”凸显出来。

曾攀成为一个学者的路径清晰摆在眼前。

批评的面孔

姑且把曾攀看成“今日批评家”，他有着多副面孔。

他是传记作者。十万字的《面对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呈现出一个那么富有学术前瞻力的“面对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曾攀在文中写到，1980年代初，游学欧美赋予乐黛云“崭新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她深深感到搞现代文学必须视野开阔，应从世界文学背景入手，突破传统的方法。既要看到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更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予以审视。”

时至今日，三十多年已成流水，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胸襟怎样呢？我愈来愈感到，学术并非绝对随光阴前行而前行。

曾攀还写到，“乐黛云教授一再强调，我们应该摆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既定思维模式，从全球化的新角度看问题，无论某一理论出自何方，只要它合理、适用，能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采纳利用。那种排斥西方影响，执迷于重返本土的‘文化部落主义’，不仅在理论上不可取，而且在实践上还可能成为‘文化战争’的根源，威胁人类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后殖民状况下，多元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民族文化的新的繁荣。这就使非西方民族有可能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加以新的阐释，使之为其他民族所理解，并对人类发展作出贡献。……乐黛云早就意识到，只有采取新的文化态度，在多元文化视野下面对新的问题，处理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不仅是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

我喜欢读这样的批评文字。

他是“今日批评家”。一篇有分量的论文《文学·历史·阐释者——论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已使他的批评家面孔显得靓丽起来。他对顾彬这部引来争议的文学史做了三百六十度扫描，提出自己的观点：“顾彬在他的文学史中，设定了一个比较文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框架，在讨论鲁迅时，将其作品与《圣经》、尼采、艾略特、罗素等对照进行阐述；在讨论郁达夫时，一般的国内文学史只是将其与日本的私小说相对应而谈，而顾彬则更是将郁达夫对现代人心理的书写，与列夫·托尔斯泰、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歌德等人的作品做比对……不管怎样，顾彬在叙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时，经常采用世界—中国的叙述模式，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尤其是德国文学相映照，恰恰是国内文学史叙述所缺乏的视角。其中也许会有不科学、不严谨的地方，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叙述模式更多地起到了一种相互映照的效应，打开了思维的空间，也赋予这本文学史与众不同的光彩。”“顾彬从一种辩证的角度出发，不避讳历史时间的正常演变、政治政权的更替以及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直接影响，将真实的历史与丰富复杂的文学形态揭示出来，论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从发生到逐渐形成自身特征的内部动力。”“现在这本充满个性的文学史，虽然有粗漏，有误读，有局限，但毕竟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其价值和贡献是不容否认的。”

这样的批评姿态不正是“面对世界”的对话吗？

他是年轻学者兼学术活动家。近年来，他不懈地以青春的精力和学术的活力孜孜于广西作家与批评家研究的大力推动：主持桂学研究院“桂籍作家研究”项目，担任首席专家，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主持“文学桂军点将台”栏目，专门发表项目相关成果；在《贺州学院学报》主持“桂派批评英雄谱”栏目，率先提出“桂派批评”的概念，并进行深入论析和阐释；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短篇小说卷》（上、下）与《中篇小说卷》（上、中、下），并撰写这两卷的导言。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广西文学与广西作家的研究文章：《自成姿态的痛与爱——读陈建功小说》《人间至性——读陈建功散文集〈默默且当歌〉》《那些迷失归途的灵魂，兀自发出光亮——从白先勇离散文学中的广西书写说起》《现实感与现代性——光盘小说叙事伦理探究》《自我的破碎、补缀与重塑——非亚诗论》《一带一路视阈下广西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以广西文坛三剑客为中心》。

我不禁疑惑，这么多事情，他怎么做到的？

除此之外，他还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系列当代作家批评与文学现象评论：《作家偏见与文学辨识力》《缥缈孤鸿影——读肖彭小说〈北京户口〉》《凋敝的想象——评王昕朋小说〈方向〉》《网络文学需要推陈以出新》《坚硬的沉重》，等等。

到这儿没完，他还有其他诸种当代文学与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比如：《百年萨满的精神图谱——评刘庆的长篇小说〈唇典〉》《无明中的引渡——论洛夫的诗歌〈边界望乡〉》《何以人间——论王昕朋长篇小说〈文工团员〉》《名与实：裂变的铁路官场与中国社会》《隐微与忠厚——论小说〈旁门〉》，等等。

他是青年作家。这帅小伙儿真了不起，在让我觉得惊异的同时，更看到了精彩。读过他发表在上海《生活月刊》的大量文化随笔之后，我想说，下次见到他，我要跟作家曾攀握个手。这些随笔的篇名都起得那么有诗意，如《连云往事》《侠骨柔魂张竹君》《李霖灿：不负平生》《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与圣彼得堡》《苹果禅：乔布斯与印度》《顾拜旦：〈体育颂〉与现代奥运》《韩熙载夜宴图》《发现世界：从甘英到杜环》《发现中国：马可·波罗与李希霍芬》《博尔赫斯：宛若梦中》《马尔克斯：孤独与狂欢》《仓央嘉措：卿本如来》等。

我尤其喜欢读《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与圣彼得堡》和《博尔赫斯：宛若梦中》两篇，前者最后一段文字：“柴可夫斯基的船歌在轻轻摇曳，他还在歌唱，不是布谷不是夜莺，不是随地而栖的野鹄，时间流逝，他只愿是一只蟋蟀，抱风而眠的夜晚，音符与曲调，终将耸立成生命的雕像。”就是灵动“如歌”的诗啊。

他是年轻翻译家吗？至今，我尚未读过他翻译的《骑马出走的女人——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集》。但我想，或许，一个年轻的翻译家有期可待了。

到此该收笔了——说得那么文绉绉，其实就是快敲完键盘了。

我自觉是个做学问还算踏实的傻人，难免在说了一大堆好话之后，不留几句忠言。

曾攀一路走来，甭管“学者的路径”，还是“批评的面孔”，都像他的相貌一样好看。但我禁不住要说，搞文学批评，要有学者的风骨，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要力求真知灼见，言人之所未发；要掷地有声，使批评的声音逆耳而不刺耳；批评断不能有偿，万不能一味捧颂，更不能拿批评赌人格。因为在我眼里，批评界有时成了交换文学利益的集散地，成了文学大官人的娱乐城、名利场、试验田和开发区。由此，我也时常感到，风清气正的批评生态难不成真在乌托邦的理想国里？！

最后，以曾攀在他随笔散文《博尔赫斯：宛若幻梦》中写得十分精彩的一段话结束本文：

博尔赫斯一生寄情图书馆，在他那里，图书馆是一座宏伟雄壮的宫殿，那里筑起了知识的石柱，也矗立着思想的围墙，能抵御黑暗的侵略，也能摆脱风波的袭扰，点亮和捍卫黎明的光熹。

而他本人，毕生坚守在知识和思想的殿堂——图书馆之中，并且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为宫殿筑墙添壁，守护着精神之殿的纯粹和神圣。

愿与曾攀共勉！

2019年元月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傅光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